李炘博客

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呈現出一個繽紛活潑的新氣象。躲避日本侵華戰火的北方文人紛紛南下，集聚香港，掀起香港新文學的一場盛宴。 有一位香港本土的文學青年，與北方南下文人融成一片，在北方文人主導的香港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積極組織及響應新文學活動，親身參與這場文學盛宴的製作，幷取得不菲的成果。他就是劉火子，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却完全融入時代洪流的激情滿溢的文學青年。 本書經過編者十餘年的辛勤尋覓和考證，從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四地多家圖書館查閱整理而成的劉火子文學創作資料，相當扎實和豐富細緻。通過對劉火子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幾十首詩歌作品的分析欣賞，和對他一生文學生涯活動的深入瞭解，以點帶面，可以窺見香港本地文學青年的成長的踪迹，也可以從這個點，鏈接到北方南下文人的頻繁活動的軌迹。 能够從容而又緊密結合著北方南下文人和香港本地文學青年兩個方面的人，劉火子是罕見的例子，也是香港文學青年在文學新浪潮中成長幷逐漸顯露出個性的絕佳例子。更難能可貴的是，劉火子在戰火紛飛的日子，身兼戰地記者，對親眼所見的前綫感人事迹所創作的詩歌，情緒飽滿，生動流暢，頗有個人風格。 《紋身的墻——劉火子詩歌賞評》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32開本 302頁 中文繁體 出版公司：天地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29日 定價港幣70元 各大書局有售 《豆瓣》，豆瓣讀書，2011年1月6日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908844/

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被捕，轟動一時。 廉政公署無疑是香港的標誌之一，它的廣告詞：「香港勝在有ICAC」，可謂膾炙人口，深入人心。根據國際反貪污組織「透明國際」的評估，2010年香港的清廉指數為8.4分，排名全球13位，是全球最清廉的政府之一。 肩負着香港反貪污任務的廉政公署，只有1200個職員，相對於香港15.6萬公務員和3.2萬警察來說，是一個很低的比例。這個機構的英文名稱ICAC（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直譯為「反貪污獨立委員會」，其職員差不多都以合約形式受聘，和傳統意義「鐵飯碗」的公務員也不相同。在公務員事務局的網站上面，更特別註明：法官、司法人員和廉政公署的人員，不計算在公務員的編制之內。 廉政公署成立的背景 廉政公署的成立，和三個人的名字分不開，一個是首任的廉政專員姬達（Jack Cater），另外一個是全力支持廉政公署的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最後一個則是成就廉政公署威信的反面角色——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 先有行賄還是先有貪污，或許永遠無法說清楚。在20世紀6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了供應和需求的不平衡，不少市民為了擠進廉價公屋或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往往會使用賄賂的途徑。這是因為，當時大部分市民的文化程度不高，政府文件又一律使用英文，看不懂，不會填，給一點錢行賄換取利益，已經成為社會普遍風氣。 到了70年代，香港已經變得無官不貪。一些老警員回憶，當時警員收取黑道白道的賄賂是公開的秘密，每個警員上班時，都可能在抽屜裡發現放有來歷不明的錢，當差的都心知肚明，不便過問——收了錢，自己人；不收錢，同袍反而認為你是異己，提防你，排擠你，在警隊也就呆不下去了，不少警員被迫妥協，同流合污。香港的警察在當時也被譏笑為「有牌爛仔」，即合法的黑社會，無人乾淨。 英雄的成名需要壞蛋的襯托，廉政公署的威信，也由打擊貪污巨犯而來。1973年，當時的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被警察的反貪污部發現擁有財產437萬元，而他1952年加入警隊到1973年的正常工資僅為89萬港元，如此巨款，完全無法解釋，無疑是非法所得。 當然，作為反面人物的葛柏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曾經獲得過殖民地警察服務獎章及英女皇警察服務勳章，一度是警...

2010年11月19日，香港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件，一隊警察商業罪案調查科人員，到廉署總部拘捕三名廉署行動組人員。之所以說不尋常，因為向來只有廉署抓警察，從來沒有警察抓廉署。此事旋即成為了香港​​傳媒的第二天的頭條，媒體多用「警廉衝突」來形容此事，有廉署人員對記者事先收到通知進行採訪表示不滿，認為警察高調的執法，刻意令廉署「面目無光」。 這案子可由2008年的廉署的一次執法說起，當年的里昂證券交易員，有「窩輪大王」之稱的吳鎮濤，被控聯同妻子行賄，和4家窩輪發行商的交易員串通「造市」，在短短三年間獲利過億元港幣。負責調查逮捕的「行動組」出動了150人，拘捕了29名嫌犯，最後成功令吳鎮濤夫婦分別判處4年和3年，另有兩名吳的下屬也被判囚，事件曝光後震驚全港。當時出現了一個不為人留意的小插曲，吳鎮濤的原下屬張青浩一度答應廉署成為污點證人，上法庭時卻忽然拒絕作供。廉署隨即取消他的污點證人身份，追加他4條詐騙罪，指張青浩也涉嫌使用行賄的方式，製造交投活躍的假象。到了今年6月，張青浩案件開審，辯方律師向法庭提交​​了長達6小時的錄音文件。這些錄音文件包括兩次張青浩和廉署人員的談話，涉案的3名廉署人員均涉嫌誘導張青浩作供。 這個案子交給了警察的商業罪案調查科處理，在確認錄音沒有做手腳後，警方認為廉署人員涉嫌誘導證人作供，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嫌疑。於是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往北角的廉署總部抓人。在當天上午10點，警察由廉署內部調查單位「L組」成員陪同進行拘捕行動。消息傳開後，吸引大批媒體採訪，於是警察再加派40名軍裝警員維持秩序，到了下午4點多，也就是將近7小時後，警察才帶同涉案3人和大批文件離開。警察的工作依照正常的手續，事先也通知了廉署高層，但依然惹來廉署的不滿。這是因為廉署和警察一向有相互低調的調查原則。 除了相互低調的原則，警察和廉署還有4個定期聯絡的會議，一向是兩個部門互信的象徵。但是遇到重大事件，這套溝通機制的成效就需要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在2002年，香港也發生過另外一次被稱為「警廉衝​​突」的事件，最後需要特首董建華親自出面才能解決問題。這多少可以反映出，警察和廉署的關係並不十分融洽，當時無論警察還是廉署，都沒有通過既定的溝通渠道進行聯絡，反而各自聯絡媒體，爆發公開論戰，險令特區政府的管制威信遭受打擊。 警察和廉署都是政府機構，但任何的組織都不是鐵板一塊，分別只是這種內...

蔡啟仁和他的廢品雕塑（受訪者提供） 在全球致力推行環保的今天，廢物利用早已不是新鮮事。在香港，常常有機構或組織舉辦環保比賽，小朋友利用膠樽、紙皮等做成小玩意，實在很有趣。利用比賽去增強市民關注環保意識，很有教育義意。但小朋友們做的雖然有趣，卻不能存放太久，比真正的雕塑相差很遠，可謂小兒科及兒戲了。 為了為環保出一分力，雕塑家蔡啟仁親自操刀，把萬千廢鐵變成藝術品，除了呼喚市民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外，更可把廢料變成藝術品，化作有金錢價值的商品，實在不是兒戲。 蔡啟仁的好朋友陳先生在東莞開設手袋廠，規模不小，擁有3000個員工。由於每個手袋都需要60多個模具才可生產出來，手袋款式又不停轉變，因此數年來積存了許多已經沒有用的舊刀模，大大小小，形狀不一。由於蔡啟仁經常與陳先生提及環保設計，終於談到雕塑上了，「我和他合作，利用他們的廢金屬來製作藝術品，千萬別當廢品是廢品呀！」其實單在東莞就有數萬間大小工廠，這些工廠每年產生的各種金屬廢料多到不能想像。在別人的眼中的廢品，到了蔡啟仁手上就變成藝術創作的原材料。 蔡啟仁認為，廢料雕塑對企業形象也有幫助：「環保已經成為逼在眉睫的話題了，這個雕塑將會放在企業的門口，有人過來，看見是用廢品做成的雕塑，會覺得這個企業對環境有承擔，形象立即提升不少。」 金屬值錢，賣出去不方便快捷又可以收回一筆錢嗎？「一來陳先生很關心社會及環保，二來如果買出去，一斤只能買1.5元，但是做成藝術品，他的價值就無可限量。」就這樣，他們選擇踏上把廢鐵變成藝術品的路。於是由九年初一做就做到暑假，到現在還未完成，尚欠上色工序。 蔡啟仁利用這些廢金屬，製作了一個比真人還大的皇帝出巡系列雕塑，全是立體的，除了有馬車、馬夫和皇帝，還有各式樂師和侍衛。樂師有敲鑼打鼓的，也有拉二胡的，侍衛分別有士兵和將軍造型，每個都不一樣。 蔡啟仁說，用廢料製作雕塑的難度，比傳統的雕塑難度更大，這是因為廢料大小不一，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可以按需要倒模製作，也沒有辦法畫草圖，「一定要臨場發揮創意，一邊找材料，一邊構思整體設計。」 「例如這個樂師的喇叭，就是用舊風扇做的，而車輪，則是用廢的模具逐塊拼砌而成。」這種拼接手法非常耗時，「一個星期做三天，早上8點開始燒焊，往往要工作到晚上9點。」對於這種工藝，蔡啟仁十分得意，他不怕別人抄襲，因為全是臨場發揮，根本沒辦法抄，「...

蔡啟仁和他的作品（受訪者提供） 介紹一個人，最簡單就是為他加個符號，這符號可以是職業，可以是身份，也可以是稱呼。要給蔡啟仁一個符號則有點難度，翻看他的相關報導，存在著很多種不同的稱呼，如書法家、雕塑家、設計師和藝術教育家等等。 「這些稱呼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工作重點，每個稱呼我都欣然接受」。讓蔡啟仁自己選一個最喜愛的，他卻說出一個新的名詞——創意教育工作者。 多產 蔡啟仁是相當多產的藝術家，他學生時代玩漢字設計，獲得了很多日本舉辦的漢字設計獎，其後將漢字的筆劃拆解，融入平面設計及雕塑作品當中，1996年香港市政局成立十週年，又適逢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一百週年，請蔡啟仁獲邀請創作了十座運動系列雕塑，供市民欣賞，這批雕塑運用了中文宋體字的筆劃創作，其中代表作是位於長洲的滑浪風帆雕塑，因之後李麗珊奪得奧運風帆項目金牌而聲名大噪，現已成為長洲一景。2010年，他的中文筆劃系列雕塑《永恆八法．藏》參與了上海世博的《承傳與創造‧水墨對水墨》展出。 除了雕塑創作，蔡啟仁在包裝及平面設計上也有成績，比較常接觸到的如提款機上的銀通標誌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把水墨畫以另一種方式演繹，製成茶葉產品的外包裝，並成功打入日資百貨公司；浸信會出版社和天道出版的商標等等。從平面到立體皆有好成績。 創意 能做到多產又多變，蔡啟仁認為關鍵是創意。「好的藝術品，第一眼看上去就給人心靈的震撼和感動。這就需要變化，如果大家『見慣見熟』，不會有感動。」蔡啟仁認為藝術之所以能夠稱為藝術：「必須要有原創性，才能成為藝術。如果只是跟隨別人的路徑而走，那麼無論技術多麼高超，也只是一個很好的工匠。」 蔡啟仁早年師從趙少昂，他覺得無論繪畫也好，書法也好，都有流派。第一個開創流派的人是天才，後來者不斷模仿前人的模式，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大師，頂多是一個人才。因此蔡啟仁也沒有模仿趙少昂的風格，而是刻意選擇了一條和前人不同的道路。他拿出剛剛提到的英記茶莊包裝盒，圖中的文字用了水墨畫的方式表現，和傳統的水墨畫完全不同。 蔡啟仁諸多設計，都和中文字密切相關，他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就是文字，蔡啟仁說：「中文字的一點、一瞥都非常優美，將這些元素重新組合，就能玩出萬千變化。」在諸多的字體當中，蔡啟仁又鍾情宋體字，這是因為宋體字源自印刷用的木刻雕版，為了配合雕刻，字體都設計得剛勁有力。以蔡啟仁的話來說：「他們本來就有吻合之處」。 教育 談...

電腦商會主席梁定球（右）（李炘攝） 梁定球是電腦商會主席，自謙小有名氣。他70年代入行，任職電腦設計員，是香港第一批靠電腦「尋食」的人；80年代，他代理蘋果電腦的周邊產品，賺了第一桶金；90年代在高登商場開鋪，幫人「砌機」，令「黃金嘜」打響名堂；新千年之後，他又搞了兩個電腦展，一個在深水埗，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大讚。一個在會展，成為了香港五個最大型的活動之一。梁定球，何止是小有名氣？ 電腦節風雨不斷 梁定球籌辦的香港電腦通訊節在會展舉行，去年的入場人次高達63.5萬，營業額超過2.8億元。成為和書展、動漫節、美食博覽及旅遊展同等級別的香港盛事。而在深水埗的香港電腦節也吸引45萬人入場，去年警方更一度因為人太多而截停人流。 不過，兩個電腦節的成功，也為他帶來不少的煩惱。每逢電腦節，部分電腦商場都會指責電腦節影響了商舖的銷路，灣仔的一個電腦商場內貼滿標語，指商場生意因為電腦節而下降8成，矛頭更直指電腦商會。 面對這種指責，梁定球覺得很委屈，因為電腦節的目標顧客，很多時候和商場並不相同：「電子產品更新速度好快，對於代理商來講，今日買100元，明天一旦更新，就算送給商舖都唔一定有人要。」 做大個餅 人人有得食 梁定球覺得，真正對電腦商場打擊的，市民消費模式的改變：「以往，好多人會去電腦商場格價。宜家唔洗咁麻煩，上網一查，邊間鋪平就一目了然。」 商場作用下降，梁定球認為只有集中資源做活動才是活路。內地流行「把餅做大」的說法，梁定球十分同意：「麵粉你一羹羹食，只會越來越少，不如將數碼產品個餅做大，人人有得食。」他覺得，香港人最喜歡熱鬧，將電腦展搞得像嘉年華，就可以產生協同效應，「一加一大於二，吸引o左人流，就唔怕貨賣唔出去。」 但僅僅是這樣，並說服不了眼前利益受損的商戶。作為商會主席，梁定球也希望把電腦節的成功複製在商場當中：「我們都想緊辦法幫傳統電腦商場轉型，單靠平已經唔得，一定要搞活動先有人來。」梁定球對這個想法很堅持，認為是闖出一條生路的正道，「呢個係共識，就算我退休，繼任者都會將呢個方法推廣落去。」 前店後廠的生存之道 即將在會展舉辦的的電腦通訊節，和在深水埗的電腦節有一定分別。梁定球認為，深水埗的電腦節只是散貨，而會展的電腦通訊節則可以開拓國際商機，其中更不乏中東和非洲的商家，「好多商家都對香港數碼產品感到驚訝，舊年有以色列買家採購16GB USB手指，因為在以色...

浸大候任校長陳新滋教授（左） 出席吳清輝校長的榮休晚宴 校長吳清輝教授榮休在即，千頭萬緒，感觸良多。我代表研究生會，向他多年來的付出表達感謝。 雖然吳校長即將成為浸大的「前校長」，但我們在吳校長帶領浸大的時候度過校園生活，這種緣份難以加上「前」字。浸會大學兩年的學習生涯，我都有幸參與了研究生會的工作，和校長接觸的機會比較多。雖然每次都是匆匆幾句，但校長坦率的為人和積極的作風，卻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校去年首次參加《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排名，名列亞洲排名第七十三位。校長主動為研究生解釋排名的方式，坦言排名並不理想，這種勇於面對、坦坦蕩蕩的為人，委實令人敬佩。 而今年，我校的排名已經由七十三位上升到四十五位，能夠取得這種可喜的成績，也和吳校長的努力密不可分，在最後一年的工作中，吳校長也積極為浸會大學爭取榮譽，這種負責到底的作風，更是值得學習。 相信每一個浸大人都會感謝這九年來吳校長為浸大，為我們做出的努力。 李炘 香港浸會大學研究生會會長 《敦學崇德 圖強惟新》，吳清輝校長榮休晚宴特刊，2010年6月11日

尊敬的吳清輝校長、李兆銓副校長、蔡亞從副校長、各位校方領導、李薊貽副部長、張學理處長、吳秋北博士、彭長緯先生、黃英豪先生，以及學生會、校友會、各友校研究生會、各青年團體代表、各位同學： 大家好！ 記得不久前，吳校長鼓勵我們成為服務型領袖，我們將會銘記在心。施比受更有福，這是我們團隊的共同信念，也是我們今天站在這裡的唯一理由。在這裡，我想首先感謝各位研究生同學的信任，給機會我們的團隊，讓我們可以服務大家，我們將會謹守我們的誓言和競選承諾，為各位同學服務。也感謝沒有投我們票的同學，這將會成為我們不斷進步的動力。 浸會大學研究生會代表的，是我校三千多名研究生的共同利益。無論本港同學、內地同學，其他地方同學；無論全職的同學，還是兼職的同學；無論有交會費的同學，還是沒有交會費的同學，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因為我們是浸大人，我們擁有共同的身份，分享相同的榮譽。不能分割，也無分彼此。 我們的政綱已經刊印在場刊上，歡迎大家一同見證。我們將會以最大的誠意和耐心，做好這些工作。我們的承諾，有些已經兌現了。例如我們團隊的包雯婧同學，已經當選校務議會的代表，在昨天，她在教務會議上，向校方提出研究生同學面對的困難，包括宿位、實習等等問題，相信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而早前，在黃福榮追思會的活動上，我們和其他院校的研究生會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今天到場的包括了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和中文大學的會長，以及香港大學研究生會的代表，也感謝他們。 浸會大學的研究生，有很多是兼職學生，而且我們通常在校只有一至兩年，提升同學對於學校的歸宿感，一向都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不過，正所謂，「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在歷屆研究生會會長的努力下，這個問題已經逐步改善，本屆執委會也將傳承歷屆研究生會的精神，迎接挑戰。 我們的誓言，其中一條是關心社會，我們在政綱當中，也列明了這點。我們也將傳承研究生會的傳統，和學術及工商界領袖進行交流和合作，通過多樣化的講座及職業培訓，拓展研究生的學術視野，加強學術修養，並且增強其就業競爭力。同時，也將使用會章允許的方式，鼓勵同學積極關心社會，並在社會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眾所周知，吳清輝校長榮修在即，研究生會成立十一年，吳校長為浸會大學服務九年，可以說吳校長看著研究生會成長。也在這裡，對吳校長長期以來對研究生會的關心和幫助，表達我們最深的感謝...

城市大學內的反高鐵苦行（網絡圖片） ■請問你覺得香港「80後」作為一個群體，有何共性？ 我覺得共性就是「80後」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深刻的精神危機。比較起前代的香港人，80後見證的是香港由盛轉衰，再到邊緣化的一個過程。 97年以前工資年年漲，工資加不夠就可以跳槽走人。那時我們覺得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紐約倫敦東京也不稀罕。我們相信只要好好讀書，上大學，畢業工作以後就每年都可以獲得好報酬，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這不僅僅是父母教育的結果，也是我們從新聞和父母實際生活當中理解到的一套價值觀。回歸後的一大災難是樓價大跌。香港人視房子為財產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基金股票保險都不如房子重要。 97年以前，香港人還有一個迷思，覺得樓價即使下跌也會很快恢復。 我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我父母是專業人士，香港回歸以前房價連連攀升，所以一直沒有置業，回歸後董建華出手抑制樓價，香港樓價微跌，那時我父母覺得時機到了，傾盡家產買房，買房之後便遇上亞洲金融風暴，三個月後房價便蝕了100萬，直到現在，房價才在賬面上回到當初買房時的水平，這還不計利息和通脹因素。即使是那些躲過了98年金融危機的香港人，到了03年「非典」襲來之時也都在劫難逃。 這些災難打擊的不單是財富，更是香港人的自信心，80後的特點是沒有見過香港起飛前的樣子，從小香港就是很繁榮的，不知道其它可能性的我們，對這種打擊更感到絕望。此前香港人流行「四仔主義」，就是買架車仔、追個女仔、供間屋仔，生個BB仔，買房升值是香港人一生頭等大事。但「四仔主義」至此破滅，新出路在哪裡？不知道。社會學有所謂「失序」一說，指的是舊價值觀業已破壞，新價值觀尚未建立的社會狀態。我們這些香港「80後」就是在這樣的失序狀態下度過青春期成長起來的。 ■就你本人而言，這樣的成長經歷有何影響？ 對我本人的影響就是促使自己去反思香港，意識到香港的成功主要是拜歷史機遇所賜，是享受了中國百年苦難的紅利。也就是說香港的繁華是由於中國不開放，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香港的優勢就漸漸消失。正如舊日揚州的繁華有賴漕運，漕運改則揚州衰。香港的經濟衰退不是暫時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事實上這也是很多人的共識。 ■這是否正是現在很多人擔憂香港邊緣化、支持興建高鐵的原因所在？ 是。雖然關於香港邊緣化的討論看似影響不大，但危機其實已經深深刻在每一個香港人心中。擔憂香港邊緣化的人士認為香港一定要加入中國的崛起...

法國浪漫主義畫家歐仁·德拉克羅瓦，為紀念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而畫的作品《自由引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建國六十周年，引發坊間和輿論不少對愛國主義的討論。有論者認為，愛國是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不涉及政權；更有人質疑閱兵、奧運和經濟發展等「強國符號」何以與國慶有關云云。 為眾多論者所忽略的是，「國家」這個概念本來就是源自西方。中國雖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但都只有忠君思想，並無愛國主義；就算開明一點的文人，也只有社稷（土地和糧食）概念，並無國家主權意識。今年恰巧也是法國大革命220周年，除為自由、平等和人權提供了理論基礎外，法國大革命也和愛國主義（Patriotism）息息相關。筆者認為，既然討論的是一個西方概念，不妨由西方的角度做一下追本溯源的功夫。 愛國對象是政權 西方學術界，多將愛國主義思潮的興起和法國大革命加以聯系。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推翻了法王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並將他斬首，成立了共和政體。路易十六的統治雖然令人民無可忍受，但在當時，「君權神授」依然大有影響，起義的民眾急需一套新理論解釋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就為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社會契約論認為，國家是人民和國王訂立的契約；而人民主權論認為「主權在民」，不在君主，當人民極度不滿國王時，有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盧梭闡述時說：「（人民主權）本質上就存在於共同體的全體成員之中。」 不過，當時也有保皇和革命兩種不同的主張，與其說人民的主權是「全體成員」的共識，到不如說是為了保衛的新生的政權而設。革命需要人民參與，革命的成功，就被視為是新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無可爭辯的證明。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著名演講稿《路易必須死，因為祖國必須生》中一語道破：「勝利和人民决定了只有他（路易十六）是叛亂者」，其背後的根源更因為「共和國並未死亡」——存在就是合理。 從此以後，愛國主義和保衛新生政權畫上了等號。「祖國萬歲」這句著名口號，指的是新生的共和國，而不是歷史上的法蘭西王國。英文有三個和國家相關的詞匯，Country，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national，指民族；而State，指政權。要說愛國，就必須指出是那個政權，因為保皇...

《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封面 有說香港在回歸之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雖未做過調查，但身邊不少朋友都贊同此論。有趣的是，「借來論」本身也是借來的，這句話源自「鬼佬」 Richard Hughes在一九六八年寫的一本書《Hong Kong -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書的封面是一幀照片：兩個洋人在打板球，背景則是貼滿紅旗和毛語錄的舊中銀大廈。 「難民」心態但求安身 板球源自英格蘭，在英屬殖民地特別流行，是典型英國文化的代表；而毛語錄在當時給英國人的感覺，是民族主義更勝於共產革命。放在今天，或者可以被詮釋為「很香港」(陳冠中用以形容香港的混雜性)，但當時正值火紅年代，英國人當然不會有這種浪漫，在他們眼中，這幅照片的解讀是——即使多年殖民，香港畢竟還是「借來的」，始終要還。 英國人的借來感，還真的有一張借據；華人對此論的認同，多少顯得有點不合邏輯。如果對本地華人來說香港是借來的，向誰借？甚麼時候還？實情是英國人還了香港後，可以回英倫三島的老家，香港人卻既「無權借」，更「還不起」。 當然，某種理念多人認同，無論多不合邏輯，也有一定基礎。「借來論」與其說是一種移情作用，倒不如說是但求安身的「難民心態」作怪。除了「逐水草而居」和沒有長期打算外，難民也常常擔心現在得過且過的生活是否能保，因此拒絕任何變化，龜縮在自己熟習環境當中。談借來論時，港人沒有英人的那種哀愁和反思，有的只是不想改變現況，表象一樣，關心的卻是另外一件事。 無獨有偶，近年很多貌似深刻的後現代外衣，裏面還是前現代的難民心態。常常可以聽到一些貌似最本土左翼的「公共知識分子」，在論及「告別革命」時非但沒有內地人的那種對現代國族的深刻反思，更令人詫異地表現出一副「我們香港人不明白愛國主義」的嘴臉，彷彿無知是一種美德。內地人要說明自己的想法時，又被動輒謾罵為被洗壞了腦。自己不知，別人又無知，巧妙地形成了循環，永遠樂此不疲。歸根究柢還是難民式的龜縮，不是真的在討論後現代。 不是真的討論後現代 近年香港經濟轉差，物質上已經被內地追過，難民心態就更熱切希望由精神和細節上找到獨一無二的地方。論及香港成功模式時，難民們不顧任何客觀的歷史機遇，不斷地在一些香港人很文明、很法制、很勤勞、很多元等不能驗證的價值觀裏面虛耗時間。既不能分析出香港的成功之道，也未抓住實質。 香港已經...

本期《週末遊樂Guide》的主角，是即將舉行《梁祝》音樂會的鄭慧博士，作為香港首屈一指的鋼琴家兼老師，除了介紹音樂會，我們當然也藉著訪問的機會，向她請教學習鋼琴的秘訣和心得。不單如此，鄭慧老師還為我們即興演奏一曲，豈能錯過？ 為中國交響樂籌款 李雲迪獲得了蕭邦鋼琴賽第一名，郎朗在柴科夫斯基音樂賽上拿了金牌，張昊辰又在今年的格拉賓國際鋼琴大賽上得了冠軍。近年，中國年輕音樂家在國際比賽上屢獲殊榮。 但說到交響樂，多少有點相形見絀。中國最著名的交響樂團，應數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和中國愛樂樂團，這兩個樂團雖然優秀，但是比起外國的頂級樂團來說還有一定距離。 近日，呂思清的小提琴獨奏會《梁祝》，在音樂愛好者當中成為了一個不小的話題，為他做鋼琴伴奏的，是主辦機構——中央音樂學院香港基金會主席鄭慧博士。「這次音樂會的目的，是為中央音樂學院新成立的『交響樂學院』籌款。」鄭慧說，「過去中央音樂學院有管響系，但是沒有獨立的交響樂訓練中心。提升這方面的訓練，有助於提高中國在交響樂方面的水平。」 鄭慧博士在香港演藝學院接受採訪 北京、香港和美國 和朗郎相比，鄭慧的鋼琴路多了一段香港的插曲，她自言自己的脈絡是「北京——香港——美國」。在北京出生，6歲開始，跟隨中央音樂學院凌遠教授及趙屏國學鋼琴；後跟隨家人移民香港，進入香港音樂學院學習。1984年以14歲之齡，獲得了香港藝術節大獎。 坊間有時會稱她為「郎朗師姐」，原因是她和郎朗在北京是同一個老師，在美國又是同一個老師。1991年，鄭慧獲得全額獎學金，進入世界頂級的美國費城柯蒂斯音樂學院（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修讀學士學位，和郎朗一樣師從該院院長格拉夫曼及教授利普金。 其後的經歷，更令人覺得有點「高不可攀」，1994年，她獲耶魯大學音樂學院深造碩士學位；1999年，師從著名導師基．卡力素，在紐約州立大學拿到了音樂演奏家專業博士學位。 鄭慧博士正在進行表演 曾為沒「感覺」而沮喪 一路走來，看似順風順水，其實卻有著外人難以理解的艱辛。去美國的時候，鄭慧已經是冠軍級人馬，但是她的老師曾經批評她「沒有從音樂裡面聽到故事」，一度令她有點沮喪，「有教授說，你覺得作曲家想你表達什麼？而這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問題。」 鄭慧說：「內地的風格源自俄羅斯，比較注重技術，講究準確性。而美國則注重通過音樂來說故事」...

教育局在皇仁中學進行禁毒教育（網絡圖片） 成龍大哥在博鰲論壇上說：「我慢慢覺得，原來中國人是需要被管的」。雖然被罵得厲害，卻很有普遍意義，很多人嘴上罵罵，內心深處還是同意此番見解。 吸煙是要被管的，因此吸煙區愈來愈少；小販是要被管的，因此幾個擦鞋匠的牌照也成了公共話題。沒人管，不少人還主動跑出來要求管：o靚模在書展搞宣傳，網友覺得太亂了，開facebook組群要求書展大會「管一管」。最近社會上正熱議校園驗毒計畫，同樣，很多人都認為不管不行。 應該由誰來管 「管」不是問題，問題是誰來管。在上述的討論中，對象都是政府。背後的邏輯，都主張個人的過失不是「個人的錯」，而是「社會的錯」，是「社會」令「個人」出現了問題。既然根源是「社會」，就要修正社會制度來解決，最社會化的解決方案，自然就是樂此不疲地要求政府「出手」，甚至立法。 「管」的出發點是好的，如果管的責任只是「阿媽教仔」，不會有人非議，但政治是「眾人的事」，政府一管，涉及的必然是「眾人」而非「個人」。責任伴隨權力而來，當政府的責任愈來愈大時，權力也會愈來愈大。西諺有云：「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提醒我們立法是嚴肅事情，不應輕易立法。反過來看，立法本身也會令社會的道德標準愈提愈高，自由也隨之愈收愈緊。為了個案要求立法，卻要整個社會買單，成本之高，不容許我們不當一回事。這就需要提高討論標準，在將責任推給政府和社會前，謹慎，謹慎，再謹慎了。 誠然，人生活在社會當中，社會對人的影響巨大，從社會着手，找出結構性的問題，也是正確的方法。但具體問題卻應具體分析，個案是否可以折射出社會結構性問題，本來就是一個需要認真討論的話題。這是因為，任何負面的信息集中在一起，必然產生負面的結論；而任何正面的信息集中在一起，必然得出正面的結論。 現在的風氣，動輒將一切失序行為都說成是社會的錯，卻鮮有顧及這些問題是否由社會結構造成。當下的社會結構，只會比過去更加完善，吸毒問題反而愈來愈嚴重，多少說明問題的焦點不在於此。 心態比管制更重要 撇開上面的問題不說，大家想政府怎麼管？強制驗毒涉及人權、隱私等諸多問題；自願驗毒則不能秋後算帳。就算阻嚇也需要人手，政府哪裏比得上家長和學校？既然知道結果不會好到哪裏去，倒不如反諸求己，看看到底哪些責任屬於自己，哪些屬於社會。 心理學發現人天生就有推諉的傾向，不斷把個人的缺點推諉於其他理由，以減低自己罪惡感，...

《笑之大學》是日本劇作家三谷幸喜在1996年創作的劇本，描寫二戰時，日本警方為了管制社會風氣（也為了煽動戰爭），設立了審查制度來檢查民間劇團的劇本。全劇只有兩個演員，一個場景，主要內容都是由「笑之大學」劇團作家椿一和審查官向板的對話組成，場景則是審查劇本的辦公室。 這是首次有香港劇團以中文演出此劇，「糊塗戲班」的藝術總監陳文剛飾演椿一，導演鄧偉傑飾演向板，通過兩個人對話，就能帶出完整的故事，演繹功力可謂不俗。而中日兩國文化背景迴異，1小時45分內卻全無冷場，「糊塗戲班」對於劇本的掌握也可謂相當到家。其中很多細膩的情節處理十分恰當，全劇在演出方面出接近完美。 劇中，劇作家椿一寫的劇本《惡搞喜劇：朱麗葉與羅密歐》，毫無批評政府的意思，卻因為時局根本容不得喜劇上演，而遭到審查官向板的諸多責難。向希望通過嚴苛的條件令椿一知難而退，每次都對劇本提出政治要求，並要椿一按照要求重寫，不料此舉卻激發了椿一的創作小宇宙，每次重寫都令劇本變得更加荒誕好笑。向板雖然明白椿一的「別有用心」，卻很欣賞椿一的毅力，在達到要求後未有繼續刁難。椿一也對向板產生好感，認為向板的要求反而令劇本更加深刻、好笑，盛讚向板有喜劇作家的天份。到了中段，椿一和向板已經成為朋友，共同研究劇本的細節。 正當劇本即將通過之際，椿一卻發表了一番反對審查制度的感言，並認為向板會明白他的立場。可惜此舉沒有給向板「下台階」，向板只能惡狠狠的回覆「我也是建制的一部份」，並說「低估人也要有限度」，意指他不會因為個人的喜惡而混淆了角色，而給出了最後的修改要求：寫一個沒有笑點的喜劇劇本。 最後一幕，則是椿一完成了沒有笑點的劇本，但同時也收到入伍通知書，隨後就要當兵「為天皇犧牲了」。在生離死別之際，向板也透露心聲，認為劇本已達完美境界，並叮囑椿一要活到戰爭結束，並在有機會的時候上演這個劇。 和中國「非忠即奸」、「大是大非」的道德觀不同，日本的文學創作常常流露出一種特有的「宿命觀」，此劇沒有對審查官的角色進行負面處理，劇中反映的，更多是作家和審查官兩人，明明惺惺相惜，卻因為立場不同而產生的無力感。這並不表示《笑之大學》不反戰，只是在處理上面，是非只是配角，輕輕帶過罷了。 在這種世界觀下，看似對立的雙方，其實又不是完全對立的。既然「宿命決對」不可避免，剩下的問題就是——通過自己努力而贏得對手認可。戲中多次...

近年來，吸煙者受到的歧視越來越厲害。自慚形穢，以致曾俊華將煙稅增加至50%，也沒出現很大的反對聲音。考察一下這段時期政府做的傳播工作，確實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一場「溫水煮蛙」的現代活劇正在上演。 只是不久前，吸煙者和非吸煙者還是和諧的。而現在，在吸煙區吸煙也不時會受到異樣的目光，身為一個煙民，感覺確實不很好受。這種對立，始於2005年香港大學一份名為《吸煙引致香港經濟損失年逾50億港元》的報告，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副主席林大慶在這份報告上，七拼八湊地將成人住院、額外求診開支和二手煙等等數據混在一起計算，得出了50億這個數字；更稱1998年因二手煙死亡的人數，達到了1324人。 按理說，這種最核心的數字，應該有大量的證據來闡述，不過除了大家都知道的50億和1324人，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和港大有關的網站上，都沒有進一步的詳細解釋。筆者不是讀醫出身，不知道數字的真確性究竟如何。但筆者是讀傳理的，深知要群眾覺得害怕，只可以有一個印象。沒人深究，沒人討論，本來值得懷疑的數字就可以變得和定律一樣到處宣揚。 對立源於政府煽動 香港的戒煙廣告習慣用群眾壓力來迫使人戒煙，相比之下，外國反吸煙廣告重視吸煙對自身的危害，則顯得無力很多。早期的反煙廣告，打的旗號就是1324人這個數字，更加很巧妙地將港大報告中，「1998年因二手煙而死的1324人」，偷換成「每年吸煙死亡的數字都有1324人」。這頂帽子一扣，已經令很多煙民嚇得不敢出聲了，令非吸煙者覺得自己的利益直接受到了吸煙者的損害，也令吸煙者覺得對社會有虧欠，將吸煙者與非吸煙者置於對立位置。 在2006年社會討論禁煙立法時，主要經費來自政府的「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甚至推出廣告，以楚楚可憐的小女孩在立法會外說著「吸煙會殺人」，來要求議員「為民請命」，支持禁煙立法，可謂開創以公帑賣廣告企圖影響立法的先河。廣告不再以說服吸煙者戒煙為主題，而是以其他人的權利和福祉出發。 後來「戒煙一定贏」的廣告則給煙民一個穿拖鞋、背心，不修邊幅的刻板印象，又將戒煙之後的境況描繪的如田園詩一般，財神會送錢給你，聖誕老人則會給你健康的小孩；現在電視正熱播的廣告，更為好男人取下定義，那就是不管你做了甚麼好事情，不戒煙就不是好男人──真可謂「半是謗文，半是恫嚇」了。如此將「戒煙」與「好」等同，不禁令人想起奧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1984...

老三陽老闆祈廣楠 糉，在《說文解字》字裡面的解釋是「蘆葉裹米也」，真的簡單又直接。 這種食物起源戰國，距今至少兩千年以上，比起源於東漢的餃子還要早數百年。正因為這種食物歷史悠久，因此也產生很多不同的變種。 這次我們訪問的老三陽南貨店，以大閘蟹和糉子最為著名，門外兩塊招牌上，就寫著嘉湖糉和大閘蟹。 糉有多少種？ 一進到老三陽，就被五花八門的糉子吸引了，老三陽賣的糉子共有20款。其實……究竟……糉子有多少種，又可以如何分類呢？ 老三陽老闆祈廣楠說，這個問題不難回答，因為按照口味來分，只有鹹、甜、淡三種，鹹味的糉子有鮮肉糉、鹹肉糉和蛋黃火腿糉等；甜味的糉則有紫米豆沙糉、紅豆豆沙糉等；至於淡的糉則是梘水糉、白米糉和紅棗糉等，淡糉本身的味道很淡，需要點醬油或者棉白糖來吃。 傳統上，鹹、甜兩種糉子都是長型，淡味的種子則是三角形的。做成三角形的原因是拜神的時候相對好看，不過這種傳統的分法，現在已經不是大家都遵守了。 幾種糉都有自己的捧場客，在端午節的時候，老三陽還會推出一些貴價糉應節，例如鮑魚瑤柱火腿糉和冬菇瑤柱火腿糉等，這些糉價錢比較貴，但是因為是節日限定發售，因此也有不乏捧場客。 為什麼叫做嘉湖糉？ 老三陽最出名的就是上海貨，心水清的讀者或者會問，文前說的嘉湖又是什麼地方？祈老闆告訴我們，原來嘉湖不是一個地方，而是嘉興和湖洲兩個地方的簡稱，上海糉的起源就是這兩個地方。 其中嘉興最出名的是嘉興肉糉，而湖州最出名的則是豆沙糉。因為這兩個地方都在浙江省境內，又臨近上海，因此才被統稱為是上海糉。 祈老闆說，上海肉糉的特點是沒有廣東梘水糉這麼多肥肉，一般會用醬油醃過的瘦猪肉，混上少許肥肉提升味道，比肥肉為主的廣東糉健康。同時再用混過醬油的糯米包好，口味也比較香濃，不需要如梘水糉這樣另點醬油。 想換換口味，可以試試紫米豆沙糉之類的新產品，或白米糉、紅豆糉之類的淡口味，老三陽有專用的棉砂糖賣，比一般的砂糖更幼滑，特別適合點糉吃。老三陽出品的糉子，每種都會用不同顏色的繩子作為標記，就算買多幾種也不會搞錯。 最後，祈老闆提醒小記，想品嘗糉子的最佳口味，應該用水煮20分鐘，微波爐雖然方便，但是口感卻怎麼也不及水煮。 老三陽 電話：2890 2534 地址：銅鑼灣利園山道27號B地下 《頭條網》，2009年5月22日

前年，小禾憑「人皮面具」一文獲得了《頭條網》「精采一客」的評審大獎，最近，她出版了處女作《謀殺小說》。書名很奇怪，她說，這本小說謀殺的就是「小說」本身，聽起來荒誕又矛盾，內容也散發著一種荒誕感。 黑色幽默 「香港這個城市非常奇怪，常令人哭笑不得。」 在小禾眼中，現實如小說般光怪陸離：「『麥記』在『無飲管日』不派膠飲管，但卻奉上膠杯蓋；政府一邊說保育舊區，一邊卻將歷史建築拆毁並威逼利誘舊區居民遷走；有些人排隊幾小時，就是為了買一個好有機會『撞款』的名牌手袋！」聽她這樣一說，也確實覺得很矛盾。 從事文字創作的人，最怕「沒靈感」。小禾卻認為靈感俯拾皆是，「生活總會遇到特別的事情，寫下來就是《謀殺小說》」。她不是全職作家，現在任職某大會堂，兼讀中大「文化研究」碩士，生活和你我一樣無甚特別。那到底：有甚麼值得大書特書？ 「一次去買衣服，售貨員不斷推銷說買二送一，買滿五百元又有八折，買滿一千可以做會員。從最初想要一件衣服，變成最後十多件。」於是她以此創作了「買一送一」這個短篇，小說中遊說技巧高超的售貨員，最後亦敵不過被炒的命運，因為現在大學生月薪只有四千元，簡直就是「買一送一」！ 小說描繪的正是這種生活細節，「越是習以為常的荒誕，仔細一想，越是恐怖。」原來，生活並非不有趣，只是我們沒有和小禾一樣去觀察。她在《頭條網》的博客名為《22樓F座》，甚有人氣，「博客可以即時知道讀者的反應，加上Blog友也喜愛寫作，給了我不少意見，絕對是練筆的好地方。」 有話想說 《謀殺小說》有三十四個短篇、一百六十多頁。有心的，不一定有力；有力的，也不一定有時間。有正職在身，又要讀碩士，要完成這本小說不是有點匪夷所思？ 原來她為了完成這本書，會凌晨三時左右起牀寫作，寫到撐不住就再睡覺。放假的日子，多數會埋首寫作。說的時候小禾一臉輕鬆，但秉筆夜書的寫作生涯，其實艱辛不足為外人道，背後一定要有一股強大推動力才可堅持下去。 說來簡單，小禾背後的動力就是一種「有話想說」的感覺：「藉著寫作表達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話想說』的渴望就是推動我寫作的理由。小說多個短篇，看似互無關連，但每個故事都反映了我部分的世界觀，就像玩砌圖一樣，砌到最後一塊，就會看到全圖。」 我的志願 小時候大家都會作過一篇叫「我的志願」的文章，長大後，絕大部分人都沒有將夢想實踐，甚至忘記了。 雖然是首次出書，小禾看起來卻沒有一點...

為什麼叫做淘金記？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囉。旺角書店林立，很多書店雖然「細細間」，卻很有特色，值得一逛。本期的《週末遊樂Guide》帶你走訪幾間旺角的樓上書店，一起找尋在樓上書店淘金的樂趣吧！ 為書店做序：序言書室 序言書室2007年開張，算是新生兒，見報率卻一直相當高。這多少和他們積極舉辦講座有關，在過去兩年裡，序言書室幾乎每個星期都有講座。嘉賓不乏李歐梵、呂大樂、馬國明和邵家臻等重量級人物，講的主題更是五花八門，文學、時事和政治無所不包。書店地方不大，只能容納20多人，更要步行一層後才有電梯，有這樣的成績，多少有點令人感到意外。 序言書店店長李達寧 不打算開書店 二樓書店除了便宜外，一大吸引之處就是個性鮮明，書籍的選擇，往往反應了店主的個性。序言書室由三個中文大學哲學系的畢業生開辦，店長李達寧（Daniel）引以為傲的地方，也是哲學書做的好。 對於李達寧來說，開書店，只是為了找一個地方給讀書人聚腳，推廣一下文化。最早的時候他們打算開cafe，但又覺得開cafe不如開書店這樣直接，因此才開了這間名為「序言」的書店。 李歐梵的講座，是序言書室的得意之作。「我們開講座的時候，有內地的書友邀請李歐梵到內地書城開講座，地方是這裡十倍，但是李歐梵也沒有答應。看中的，或者就是這里的人文氣氛。」Daniel覺得，地方小也未必不好，至少講者和讀者之間的交流會更好。 講座固然可以給書店帶來名氣，卻沒有帶來額外的利潤。講座免費開放給聽眾，還會阻礙做生意，這種事情在寸金尺土的旺角不能不說是一種負擔。Daniel卻覺得，既然開書店的目的是傳播文化，也不能計較這麼多：「我們有時會搞一些冷門中的冷門，例如法國精神分析大師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在香港非常冷，但是我們覺得他十分重要，因此就請了方浩然博士來主持一個讀書會，反應竟然不錯。」 書店本身不大，搞講座的時候要將書架移開。 哲學書誰都會看 文史哲書籍當中，以哲學書的銷量最好。「任何學科都會看哲學書，除了哲學系學生，文學、歷史、社會學或者文化研究的領域也會涉及很多哲學。」其中一個 Daniel相當自豪的地方，就是他們對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書相當齊全，中大哲學系的背景，令Daniel在選書方面更有優勢。 英文書也是書店的一個強項，序言書室有一半的...

「舊嘢冇好」定「舊嘢係寶」？不同人會有不同看法。有人會覺得歷史建築沒有價值，甚至阻礙經濟發展，但是將舊的文化全部破壞掉，我們的城市又會留下什麼？本期《週末遊樂Guide》為你介紹幾經變遷的老區——灣仔，一同遊歷該區多個歷史古蹟，對他們認識多一點，重拾舊時美好的回憶！ 灣仔出名古蹟多，因為它是香港最早發展的一個地區。在香港成為殖民地後，就將香港島北岸劃分成為中環、上環、西環和下環等「四環九約」，其中下環就是今天的灣仔。這個分區方法在1857年開始使用，直到二戰之後才停止使用。 保育的方法一般來說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將建築物修改成為博物館，例如「甘棠第」修建成「孫中山紀念館」；另外一種是將建築物改變用途，例如灣仔的大王東街的「和昌大押」就成為了高檔餐廳。但是兩者都無可避免要遷出居民，改變了建築物的用途，令之失去了本來的風貌。 灣仔民間生活館 灣仔民間生活在藍屋 想知道舊時灣仔區居民的生活情況？不妨到藍屋逛一逛。藍屋地下一層已經搖身一變，成為「灣仔民間生活館」，用以展示灣仔區居民的文化特色。這個項目現在由聖雅各福群會的負責。聖雅各福群會的傳訊主任周希旋對我們說，這是香港少有的保育概念——在不改變建築物用途的情況下，保育和推廣灣仔的地區文化特色。 藍屋原址曾是「灣仔街坊醫院」，在1922年拆卸後，曾經成為黃飛鴻徒弟林世榮姪兒林祖開設的武館，後來改變用途成為住宅，到現在樓上兩層還有居民居住。 周希旋覺得藍屋保育的意義，在於建立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及身份認同。「一般覺得，保育之類的事情，是吃飽了飯之後才去做的，但是灣仔居民很多守望相助的情感，卻可能隨著社會發展而消失。」 聖雅各福群會的傳訊主任周希旋 收集舊物多達300件 因為這樣，藍屋的「灣仔民間生活館」特別重視保護文化的氛圍，由2004年開始，藍屋就開始收集居民的舊物，並將舊物和相關的故事用不同主題在「灣仔民間生活館」展出，目前已經收集了接近300多件舊物，展覽的主題也圍繞著灣仔的文化、習俗、生活模式。 這些舊物可以說是五花八門，由包裝紙、奶粉罐，到較大型的石磨和中文打字機都有，雖然和一般概念中的歷史文物大相徑庭，但是卻是灣仔居民生活的「活見證」，通過這些物品，可以想像當年居民的生活。 藍屋雖然地方細小，但展出的物品可花你個多小時逐一細味。 親身遊走灣仔 緬懷...

Lomo是什麼？是「列寧格勒光學機械聯盟」。那麼Diana和Holga又是什麼？為什麼他們也會被稱為「Lomo」？現在的Lomo是不是俄國血統？到底有些什麼配件？想玩又應該怎入手？唉呀，問題一大堆……不怕，本期《週末遊樂Guide》專訪了 Lomography Asia的市場經理兼忠實擁躉Dream Li，為你一一解答。 香港確係威！ Lomography Asia是Lomo在亞太區的分公司，除了日本和韓國外，Lomography亞洲地區的業務都由他們負責。公司在上環普仁街，佔地800平方呎，樓下是店鋪，樓上是辦公室。由地鐵上環站步行需時約15分鐘，附近都是「街坊feel」的建築物，外表可以說一點也不起眼。 不過店裡面卻是色彩繽紛，令人眼前一亮！Lomo照片把墻貼的滿滿，除了由維也納運來的15米長LomoWall，還有不少香港Lomographers的作品，風味十足。 Lomo店當然以Lomo為主，柜枱也由Lomo LC-A的原裝木箱制成，木箱上印著「聖彼得堡」和Lomo廠的地址，充滿俄式風格。據Dream介紹，日本和韓國的分公司只有仿制品，放在香港的卻是真品，足見Lomography對香港的重視。 Lomography Asia市場經理Dream Lomography不等於Lomo LOMO是Leningradskoye Optiko Mechanichesckoye Obyedinenie的縮寫，中文就是「列寧格勒光學機械聯盟」，成立於1914年，現在是俄羅斯最大的光學產品廠。有名你叫「列寧格勒」，總部自然在俄羅斯的聖彼得堡（即列寧格勒）啦？為什麼Lomography的總部又在奧地利的維也納？ 原來Lomo相機的興起純粹是出於偶然，Dream說：「90年代初，Wolfgang及Mattihias這兩位維也納學生到布拉格旅行，他們偶爾在一間古董相機店買下蘇聯LOMO廠生產的LC-A相機，並以此拍下旅途的所見所聞。回到維也納，待照片沖出來後，其高反差及黑角Tunnel Effect十分吸引。一時間，在學生圈子內引起了LC-A的熱潮。」 不過當時LC-A其實已經停產，愛好者只能從二手市場搜購LC- A，但後來想買的人越來越多，二手機逐漸不夠滿足發燒友的熱情。Wolfgang及Mattihias干脆直接向俄羅斯的「列寧格勒光學機械聯盟」訂購 LC-A，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