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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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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聯會慶祝特區政府成立五週年(網絡圖片) 和朋友閒談中無意談到了這個話題。有些朋友歸咎於左派的老人黨作風落伍、另一些朋友則認為是包裝形象不如民主派;而我的看法是,香港左派正面對一個嚴重的道德危機。 香港的左派,泛泛而言是民建聯和工聯會,前者現在已經發展成一個以愛國主義為號召的資產階級政黨,而後者雖然是一個為工人階級服務的工會,但也因為回歸以後減少活動而被職工盟和街工搶盡了風頭。 毫無疑問,溫和理性、穩定發展也是一種很好的核心價值,在中國當前的發展形勢下,可能也是唯一的發展途徑。但畢竟香港已經是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模式不能不加思索地套用在香港人身上。更為重要的是,不能完全放棄左派的批判性。批判從來都是左派的特色,無論學術上的衝突學派(Conflict Theory)也好,還是社會上的各種工會組織也好,左派扮演的角色就是一種對社會上不公平、不合理制度的批判者。 穩定前提局限左派工會發展 香港的工會發展有其特殊性,在反英抗暴期間,工聯會是一個批評建制最激烈的工會。這種批評性直接導致了殖民地當局改變統治手法,在香港引入了更多的勞工保障;而現在的工會會員和工會幹部也多是那個時期培養出來的。但左派工會在回歸祖國之後,這些懷有理論基礎和強烈民族情感的工會會員,不但實際上沒有分得利益,更因為要維護「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和社會穩定的大前提,被逼接受回歸前大為不滿的殖民地政治體系和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關乎到整條「愛國統一戰線」的政治穩定性,工會由「批判者」變成「維護者」,引致了強烈的角色混亂。叫一些無論在理論上還是行動上都是反建制的人,忽然變成建制的維護者,不出現「理不直氣不壯」的現象才是咄咄怪事。 所以儘管現在的香港左派還扮演一個服務社會、服務大眾的角色,不過在愛國主義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倒過來限制了左派工會爭取勞工權益的空間。況且從一個政治現實的角度來說,沒有嚴謹的、清晰的政治綱領就沒有辦法吸引群眾。 內部矛盾可能激化 據我個人交流的經驗得知,部分工聯會會員其實已經和工會領導層貌合神離。很難想象這些工會會員還可以忍耐多久,最壞的結果就是工會因為老化而慢慢凋謝,這樣對香港的工人保障是非常不利的,更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2002年8月14日,特首董建華先生在工聯會訪問時,曾遭遇工聯會基層會員的

《吶喊》讀書報告——絕望的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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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吶喊》封面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1] 魯迅,一個注定和中國命運聯在一起的人,一個無疑是影響一代、幾代,或許幾十代中國人的人。然而,除了知道他是偉人、文豪、白話文先驅等,對他還有多少瞭解? 魯迅是一個偉人,但他畢竟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喜怒哀樂,有時也會發怒大罵「一個都不寬恕」,這是可以接受的人之常情,畢竟魯迅是人而不是神。 台灣將魯迅貶的太低,內地又將魯迅抬的太高。魯迅一生提倡「破除迷信」,但往往我們就是掉進了或「神化」或「醜化」魯迅的圈套之中,完全接受權威對魯迅的標注,無論如何不是好事。誠然人生在世,早已接受各種觀念,斷不可能絕對客觀公正,筆者還是想不設任何前提地評論《吶喊》,並針對「傳統」的,或市面流行的魯迅評論做一評述。 上面說魯迅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並沒有任何的夸張。魯迅先生離世已有六十六年了,然而,在華人世界裡,幾乎每年都有關於他研究、解讀、評論或是紀念文章的出版,魯迅的全集也再版過數十次[2],如果你今天在互聯網上打魯迅二字,可以找到兩千多個有關的網站,更甚的是,我們這一代都是讀魯迅的孩子,我們都讀過魯迅的書、知道阿Q和孔乙己、也都以白話文寫作…… 魯迅以小說和散文最為著名,《吶喊》則是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某程度上來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許多富有影響力文章都收錄在《吶喊》裡,諸如〈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藥〉和〈故鄉〉等,這些文章大部份收錄在當時最出名的進步刊物《新青年》裡,由〈狂人日記〉開始,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到了寫〈阿Q正傳〉時魯迅已經是一代宗師了。 魯迅對於國民政府的不滿是很輕易表露在字行間的,魯迅說:「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我覺得什麼都要重新做過。」(載自〈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對於封建主義進行了深入的批判,如〈狂人日記〉中描寫的禮教吃人、〈孔乙己〉中描寫的人民的麻木不仁、〈藥〉中描寫的人民的愚昧無知等,相信這就是對「半封建半殖民地」,這一我們沒什麼感性認識的名詞的最好注腳。 儘管,時局是這樣的不堪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