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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國大革命看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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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浪漫主義畫家歐仁·德拉克羅瓦,為紀念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而畫的作品《自由引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維基百科圖片) 建國六十周年,引發坊間和輿論不少對愛國主義的討論。有論者認為,愛國是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不涉及政權;更有人質疑閱兵、奧運和經濟發展等「強國符號」何以與國慶有關云云。 為眾多論者所忽略的是,「國家」這個概念本來就是源自西方。中國雖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但都只有忠君思想,並無愛國主義;就算開明一點的文人,也只有社稷(土地和糧食)概念,並無國家主權意識。今年恰巧也是法國大革命220周年,除為自由、平等和人權提供了理論基礎外,法國大革命也和愛國主義(Patriotism)息息相關。筆者認為,既然討論的是一個西方概念,不妨由西方的角度做一下追本溯源的功夫。 愛國對象是政權 西方學術界,多將愛國主義思潮的興起和法國大革命加以聯系。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推翻了法王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並將他斬首,成立了共和政體。路易十六的統治雖然令人民無可忍受,但在當時,「君權神授」依然大有影響,起義的民眾急需一套新理論解釋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就為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社會契約論認為,國家是人民和國王訂立的契約;而人民主權論認為「主權在民」,不在君主,當人民極度不滿國王時,有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盧梭闡述時說:「(人民主權)本質上就存在於共同體的全體成員之中。」 不過,當時也有保皇和革命兩種不同的主張,與其說人民的主權是「全體成員」的共識,到不如說是為了保衛的新生的政權而設。革命需要人民參與,革命的成功,就被視為是新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無可爭辯的證明。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著名演講稿《路易必須死,因為祖國必須生》中一語道破:「勝利和人民决定了只有他(路易十六)是叛亂者」,其背後的根源更因為「共和國並未死亡」——存在就是合理。 從此以後,愛國主義和保衛新生政權畫上了等號。「祖國萬歲」這句著名口號,指的是新生的共和國,而不是歷史上的法蘭西王國。英文有三個和國家相關的詞匯,Country,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national,指民族;而State,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