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美國總統特朗普進行伊朗戰爭相關的記者會（ 白宮圖片 ） 美以伊戰爭已持續超過一個月。在多方斡旋之下，美伊雙方達成暫時停火，美軍派出地面部隊登陸伊朗的壓力暫時緩解。然而，美國部署地面部隊需要時間，伊朗也需時整合國內武裝力量，這兩周停火是否只是為下一階段衝突做準備，目前尚不得而知。值得留意的是，即使硝煙暫息，美軍仍維持龐大的軍隊部署，外交資源也持續被德黑蘭的動向牢牢牽制，顯然尚未擺脫「戰爭泥潭」。 打不贏 退不出 何謂「戰爭泥潭」？學術界普遍將其核心特徵概括為「打不贏、退不出」的戰略僵局。美國政治學者喬納．舒荷佛—沃爾（Jonah Schulhofer-Wohl）在Quagmire in Civil War一書中將其定義為「繼續戰鬥的成本已超過預期收益，但撤軍卻會進一步增加而非降低這些成本」。換言之，只要衝突中的沉沒成本使一國無法自由退出，便已符合學術上的泥潭定義。 即使僅依賴海空力量，美軍若被迫長期滯留該海域、無法自由調整部署，便已構成事實上的牽制。派出地面部隊會大幅提高退出成本，令泥潭愈陷愈深，卻不代表不派地面部隊便可免於泥潭之困。如今美國若貿然撤軍，可能動搖其中東盟友體系與區域影響力；若持續維持軍事壓力，則需長期投入大量資源，成本遠超任何可預期的收益。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正是典型的「泥潭」特徵。 梳理相關理論不難發現，特朗普政府幾乎已全方位陷入這一困境。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指出，決策者常因過度樂觀，盲目相信「再加一點兵力就能取勝」，最終導致無法自拔。特朗普在斬首伊朗高層後未能迅速結束衝突，前段時間，更計劃加碼派出地面部隊，或考慮進一步攻擊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正是此種思維的體現。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前主席萊斯利．蓋爾布（Leslie Gelb）則從「國內政治動機」角度分析，即使決策者明知無法獲勝，也可能為了避免被貼上「失敗者」標籤而選擇維持僵局。共和黨面臨11月中期選舉的壓力，貿然退兵恐影響選情，這構成了難以退出的內在阻力。 斯沃斯莫爾學院政治學教授多米尼克．蒂爾尼（Dominic Tierney）認為，當戰略目標從單純摧毀敵方政權，轉向建立新秩序時，更容易陷入泥潭。特朗普多次公開宣稱要實現伊朗政權更迭，恰好落入此一陷阱。 先前提及的舒荷佛—沃爾教授還指出，外部贊助者持續提供資源，會導致衝突雙方均缺乏妥協動力。這讓...

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 特朗普政府試圖光用空襲迫使伊朗政權更迭，不但違反軍事常識，更可能把美軍拖入持久戰泥潭。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針對伊朗高層的軍事行動後，多次呼籲伊朗人民推翻政權，但伊朗政府不僅沒有崩潰，反而迅速完成權力交接，由前最高領袖的兒子穆傑塔巴．哈梅內伊（Mojtaba Khamenei）出任新的最高領袖。三月十二日，「小哈梅內伊」發表首次公開講話，宣示將繼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並要求鄰國關閉境內的美軍基地，充分展現了伊朗的抵抗意志 。 許多分析人士對美軍「斬首行動」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回顧相關理論，不難發現，過去百年，空襲戰略經歷了早期過度高估，到如今回歸現實的歷程。其中，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佩普（ Robert Pape ）的理論尤為重要，幾乎準確預言了當下美國所面臨的戰略困境。 空襲理論之父判斷 被譽為「戰略轟炸之父」的意大利將軍朱利奧．杜黑（ Giulio Douhet ）最早系統性闡述了空襲理論，他於一九二一年出版《制空權》（The Command of the Air），主張空軍應優先摧毀敵方空軍力量，隨後大規模轟炸工業中心、交通樞紐、能源設施，甚至平民密集區。他特別強調「士氣攻擊」，即透過無差別轟炸，製造社會恐慌與崩潰，摧毀民眾意志，迫使政府投降。 到了冷戰高峰期，美國博弈論學者托馬斯．謝林（ Thomas C. Schelling ）在一九六六年出版《武器與影響》（Arms and Influence），認為空襲不應追求一次性毀滅，而應逐步升級，讓敵方預見未來將承受更大成本，從而理性讓步。謝林強調，空襲是施加壓力的手段，但需保留談判空間，避免衝突過度升級。在他看來，空襲若被視為「末日審判」而非「可控威脅」，反而可能激發對手更強烈的抵抗。 外科手術式精準打擊 冷戰末期，美國空軍上校約翰．沃登三世（ John A. Warden III ）於一九八八年提出「五環理論」（ Warden's Five Rings ），將敵方國家視為有機系統，由內向外包含：領導層、關鍵生產設施、基礎設施、民心士氣與野戰部隊。他主張空中力量應「由內向外」，優先摧毀核心的領導層環節，以實現「戰略癱瘓」。 沃登認為，現代精確制導武器使空軍有能力以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跳過傳統的地面部隊，直接攻擊敵方中樞。該理論在一九九一年海灣戰爭中大放異...

駿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莊峻岳（輕新聞攝）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自2021年《香港2030+》及《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提出以來，已成為香港未來20至30年最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項目。該區總面積約300平方公里（30000公頃），相當於香港陸地面積的三分之一，涵蓋元朗區及北區多個現有新市鎮及全新發展區。據官方規劃，北部都會區可提供超過50萬個住宅單位及相若就業機會，全面發展後預計容納250萬人口，成為香港未來發展引擎。 香港《輕新聞》專訪駿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港交所代號：08188）主席兼執行董事莊峻岳先生。作為專注地下基建、隧道建設及結構工程的資深從業者，莊峻岳剖析了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藍圖、工程挑戰與創新應對策略。 北部都會區四大區域略圖。（發展區網站擷圖） 打破「南下返工、北上睡覺」困局 莊峻岳指：「如果以現有城市比較，北部都會區約相當於74個天水圍（天水圍約406公頃），或約相當於30個灣仔區（灣仔、灣仔北、銅鑼灣、跑馬地、大坑、渣甸山、司徒拔道、黃泥涌峽及灣仔峽等地區加起來約1000公頃）。」他形容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發展項目。 北部都會區不但解決房屋短缺，更透過「職住平衡」概念重塑香港人居模式。項目分為四大區域：西部洪水橋／厦村定位為高端專業服務及物流樞紐；中部新田科技城聚焦創科、物流及創新產業；古洞北及粉嶺北以商貿及住宅為主，也是口岸商貿及產業區；東部則是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園，強調休閑與保育融合。 北部都會區最大創新在於平衡商業與住宅比例，打破傳統「南下返工、北上睡覺」的通勤格局。「以往天水圍居民每日上下班或需要兩小時，浪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北部都會區致力實現『職住同行』，讓科技城從業員可在附近居住，真正做到work-life balance。」 他指出，新田科技城將提供約5萬個住宅單位，專為科技人才服務。「即使深圳或香港科技企業員工，也可盡量在北部居住，緩解職住不平衡。」洪水橋及古洞北住宅比例較高，生態園則發展為旅遊區，帶動經濟效應。「這不僅解決土地問題，更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基建先行的工程挑戰 基建先行是北部都會區關鍵，莊峻岳以駿傑集團參與的東涌東項目為例：該區率先大規模採用公共設施共同溝（Common Utility Tunnel），將供水、供電、光纖、污水等公用設施集中於一條方形隧道內。「以往舊區如灣仔、北角，維修水管或電纜需要封路，...

2026年1月17日，台灣革命共產黨宣布成立，他們是國際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革命共產國際」（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RCI）的台灣支部。 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是馬克思主義中最激進的分支之一，以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理論為核心，主張「不斷革命論」，強調革命不能止於一國，而須在全球範圍持續輸出革命。因此嚴厲批判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視之為對資本主義的妥協。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托派組織往往獲得相對寬容的生存空間。這些公開主張推翻現行體制的團體，在對共產主義不友善的環境下，卻常被「輕輕放過」。這背後究竟有何原因？ 台灣托派興起與官方寬容態度 2026年1月，台灣革命共產黨（簡稱台革共）正式宣告成立，屬於革命共產國際（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台灣分部，其成員多為年輕人。台革共官方平台發表的宣言性文章主張：「必須推翻所有的資本家統治階級，他們的政黨，以及他們的國家政府——中華民國，並以一個工人民主的政權取代它，以作為推翻整個地區資本主義的一步。」（《革命是台灣唯一的出路：我們為什麼要成立〈火花〉》）建黨宣言更強調，要成為「足以帶領群眾推翻中華民國統治階級並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主導力量」。 托派的綱領遠比主張議會改良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諸如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更激進。台灣從白色恐怖時期嚴厲鎮壓左派，到近年因言論問題而驅逐大陸籍配偶。一個主張推翻政府的政黨宣布成立，本應引發警鈴大作。然而，大陸委員會發言人梁文傑在2026年1月2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對台革共的回應卻只是「輕描淡寫」。 他表示，經查該組織未向內政部申請成立政黨，可視為「思想性社團」或「讀書會」，只要不從事違法行為，即可繼續存在。梁文傑進一步指出，這是「托派」組織，在中共黨史上一直被視為「眼中釘」，不太可能成為中共的在地協力者。這番表態對該黨要「推翻政府」的主張視而不見，反映官方的輕視態度。 香港1970年代托派的歷史鏡鑒 無獨有偶，類似情節早在1970年代香港上演。1967年左派「反英抗暴」失敗後，主流左派如工聯會等團體遭受重創：成員被驅逐、監禁或監視，左派學生運動也幾近崩潰。這一真空期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提供了機會，一些在西方接觸托派思想的青年回港與流亡的中國托派結合，成立了香港...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odore Roosevelt 在美國的政治家族中，羅斯福家族無疑是最重要的。這不僅因為該家族產生了兩位總統——叔叔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侄子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也因為他們在美國歷史上的總統排名中始終位居前列。有趣的是，二人的外交政策取向截然不同：保守派往往更推崇老羅斯福，而進步派則更偏愛小羅斯福。在某種程度上，解讀這兩人的政策，便能大致把握美國左右翼在外交策略上的核心分歧。 2025年12月4日發布的 《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中，在「門羅主義」之後附加了「特朗普推論」（Trump Corollary），其思路無疑是效仿百餘年前老羅斯福對門羅主義的拓展，即「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 「門羅主義」反歐洲列強殖民 美國第五任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在1823年提出的主張，被後世總結為「門羅主義」。其核心是反對歐洲列強在美洲的殖民企圖，將之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同時承諾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在當時的背景下，這一主張雖以維護美國利益為出發點，也遏止了殖民勢力在美洲的擴張，保障了南美各國的獨立。 老羅斯福則在1904年「委內瑞拉危機」後，對門羅主義進行新的詮釋，提出了「羅斯福推論」。他單方面主張，美國應在西半球行使「國際警察權」（international police power），以結束當地的「長期混亂」。當時委內瑞拉拖欠德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債務，三國計劃武力討債。老羅斯福一方面阻止歐洲國家入侵委內瑞拉，另一方面聲明美國會確保歐洲的「合法訴求」得到滿足，從而介入歐洲與南美國家之間的衝突。最終，委內瑞拉以關稅作為抵押，直至1930年才償清債務。 實際上，自1898年起，美國便頻繁軍事干預中南美洲局勢，直至1934年左右才告一段落。雖然這些行動不全發生在老羅斯福任內，但「羅斯福推論」無疑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在此期間，美國干預過的國家包括古巴、巴拿馬、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多米尼加、海地等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國家，以及鄰國墨西哥。這一系列主要由美國海軍陸戰隊執行的軍事行動，多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經濟利益，因此也被後世稱為「香蕉戰爭」（Banan...

菲律賓空軍退役將軍波基茲於2026年1月5日上午被捕。（社交平台X圖片） 2026年伊始，菲律賓政壇即迎來新一輪震盪。1月5日，退役空軍少將羅密歐·波奎茲（Romeo Poquiz）在馬尼拉尼諾·阿基諾國際機場（Ninoy Aquino International Airport）被捕，罪名為「煽動叛亂」（inciting to sedition）。這位67歲的前將領，被指控在2025年11月的反腐敗示威中，公開呼籲軍方「撤回對總統小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 Jr.）的支持」。政府強調 執法依循法律程序 ，而波奎茲的律師則批評此舉屬「明顯的騷擾與恫嚇」，並稱其當事人已經退役，言論僅是「討論貪腐可能造成的結果」，而非直接煽動叛亂。波奎茲在當天獲保釋，預審定於1月14日。 波奎茲現年67歲，曾任菲律賓空軍高級將領，退役後擔任民間組織「聯合人民倡議」（United People's Initiative, UPI）的召集人，該組織批評現屆政府處理貪污不力。是次拘捕的導火線可追溯至2025年11月16日於人民力量紀念碑（People Power Monument）舉行的集會，據報導，波奎茲在現場呼籲軍方「撤回對小馬可斯的支持」，以回應一系列涉及總統及其盟友的貪污指控。 「聯合人民倡議」指控小馬可斯被指從非法賭博經營者收取回扣，以及國會領導層涉於公共工程項目中貪污。波奎茲在Facebook帖文中強調，其言論並非意圖推翻政府，而是「表達對腐敗的不滿」，並否認鼓動軍事行動。惟菲律賓政府視其言論為煽動叛亂，認為可能動搖軍方的忠誠。 「幽靈項目」引起菲律賓國民不滿 2025年7月，強颱風重創菲律賓，多地防洪工程失效，導致災情擴大，據報造成627萬人受災、31人死亡。災後，公眾關注焦點迅速轉向一項名為「未編列資金」（Unprogrammed Funds）的總統辦公室秘密預算池。民眾與反對派質疑，巨額稅金可能被挪用至此；該項資金總額在小馬可斯上台後，據稱從2819億比索驟增至7315億比索，其具體流向成謎。 為平息民憤，菲律賓政府其後被迫披露，在全國9855個防洪項目中，有421個被確認為從未動工的「幽靈項目」，據估算造成高達1185億比索（約157億港元）的經濟損失。此醜聞直接動搖政局，小馬可斯的親信、參議院議長埃斯庫德羅（Chiz Escudero）及其表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