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亞洲是世界上最有經濟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擁有全球六成的人和三分之一的經濟總量，但是因為建設資金、技術等問題，亞洲一些國家面對道路、港口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亞洲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必要的資金。 《經濟導報》專訪了香港屋宇署前署長、香港工程科學院院長蔡宇略博士，他認為，香港有良好的工程基礎和獨特的管理經驗，可以借助亞投行的契機，將香港的經驗和工程系統帶到亞洲，為香港工程界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經濟導報》：亞投行全稱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目前輿論焦點集中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反而較少人提及，您認為這方面的發展前景如何？ 蔡宇略：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配合城市化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兩者互為因果，發展了工業才有資源改善民生，民生需求又促進工業發展。在這循環過程中，城市化提供了較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經濟才得以持續增長，服務業才會發達。 香港過去的發展模式就是這樣，現在中國的十二五規劃，也把城市化和工業現代化列為主要的發展目標。亞投行是很大的一個項目，亞洲很多地方都需要城市化，發展潛力無限，以一路一帶為例，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沿線國家都有很多的商機，香港肯定可以分一杯羹。 《經濟導報》：香港一般給人的印象都是金融為主，在基礎建設方面有沒有什麼領先全球的經驗？ 蔡宇略：香港城市建設的特色是高密度和高層建築，在全世界都數一數二，以前不少人認為人口密度高不是好事，但是與高層建築配搭的人口密度高卻可以一方面保持良好的居住環境，又可以帶來社會效益的正面影響。以地鐵為例，能夠盈利的地鐵恐怕只有香港，地鐵投資巨大，但香港市區人口集中，乘客量足以產生盈餘。相比之下，倫敦人口較為分散，地鐵線較長，因此乘客量就不足以維持成本。現在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高密度的城市發展才是有效率及可持續的，如何建構並管理高密度城市，就是香港的特殊經驗。 科技是一種方法論，工程則是一種系統的方式，將原材料、機器和人工結合在一起，把科技理論化為生產。工程師最寶貴的財富在於實踐經驗，數學公式全世界都一樣，任何地方的人拿起書都可以學，但是如何因地制宜，靈活運用，才是香港工程師的優勝之處。 具體來說，香港住宅樓宇普遍高度都達到20層，無論上海、北京這些內地城市，還是東京、紐約和倫敦這些國際性...

無人機，指的是無人駕駛，以無線遙控飛行的飛行器。近年，百多元乃至過千元的玩具無人機熱潮忽然興起，大小商店的貨架都可見其身影。無人機不僅僅是玩具，除了民用外，深圳的 一電科技（AEE） 獲得了公安部的青睞，設計生產用於交通管理、空中安保、防險救災、森林防火等多種用途的無人飛機。《經濟導報》記者專訪了AEE董事長張葉女士，就科技創新的難點、深圳創業情況，民企遇到的困難和無人機行業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經濟導報》：幾乎每個企業在成長的道路上，都會經歷各種困難，您在公司新年致辭中提及“賣房賣車來發工資”的經歷，那時候企業怎麼了？怎麼就這麼難？ 張葉：有句話說，中國的民營企業是沒爹媽的孩子，在政策、資金和技術方面都有困難，基本上都要靠自己。但深圳的創業環境非常好，即便沒有太多的支持，企業也能順利成長起來，對於創業期的企業十分重要。 AEE在1999年成立，最早是做無線監控設備的，當時填補了無線聲音和視頻同步傳輸在中國內地的空白。到了2004年，中國無線監控設備的市場已經飽和了，整個珠三角有上千家做無線監控的企業。無線監控設備生產的門檻很低，我們的產品一出市場，幾個月後就有山寨產品在市面發售。涉及到研發成本，售價沒有辦法和山寨產品相比，因為不想降低質量來壓低價格，所以最後就放棄了這個市場。 《經濟導報》：後來轉到了什麼方向？AEE的發展策略作出了怎麼樣的調整？ 張葉：視野和夢想，決定了部署和構架，AEE的技術規劃是T型或者疊加型的，一開始，我們就不打算只做運動攝像機，而是打算做一體的無人機。在2006年的時候，很多人可能對無人機究竟是什麼還沒有概念，更不知道什麼是一體的無人機。當然，在滿足夢想之前，要先吃飽飯，我們是做監視器出身的，轉到運動攝像機對我們來說最容易。 目前，除了GoPro，Sony和JVC，小米現在也開始做運動攝像機，聯想和樂視也準備做。但是AEE已經做了很多年，所以在技術上可以保持領先。某些牌子的運動攝像機真的很便宜，但銷路並不太好，說明要用高端專業產品的人，還是會用高端專業的產品。 我們在做運動攝像機的時候，就已經在構思無人機了。一些企業，只是專注做運動攝像機，現在才來打算做無人機；而我們在做無人機的時候，已經打算做一體機了，很多企業現在才做一體機。所以在面對競爭的時候，要保持一定技術優勢和前瞻性。 《經濟導報》：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AEE開始轉向...

9月底，香港爆發佔據街頭堵塞交通的佔領運動；10月，籌備已久的滬港通仍未推出，引發市場猜測不斷。其中金融安全和滬港通的聯繫，逐漸成為討論焦點。 香港財政司長曾俊華在10月20日表示，滬港通延期和佔領運動無關，三天後他修正了看法，指佔領運動將會對香港中長期的經濟造成影響。緊接着的24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也轉變了看法，認為佔領運動對香港金融市場帶來負面影響，希望示威者考慮佔領帶來的後果。 有輿論認為，滬港通延期是對佔領運動的一種懲罰。不過，滬港通是涉及人民幣國際化及開放資本賬的重大金融改革，對人民幣回流機制產生積極作用，也有助香港建立離岸人民幣中心，可謂互利雙贏，是國家重要的戰略舉措，故此「懲罰論」欠缺足夠說服力。 今年8月份，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上強調，香港可以擔當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防火牆」。然而，佔領運動爆發後，不少輿論關注外資是否會藉此沽空和內地相關的股票，從而影響中港兩地的金融安全。 據財華社報導，自佔領運動開始後一個月內，香港整體沽空比率已經達到10%，騰訊控股及中國移動等列入滬港通的上市公司就在沽空之列。10月17日，中國移動的沽空金額為1.67億元（沽空比率31.43%），沽空排名第四；在10月28日，沽空金額更高達3.13億元（沽空比率20.94%），排名第三。 《大公報》評論文章認為，香港政治不明朗因素，可能引發股票市場震盪。而金融風險隨時通過滬港通機制傳導至內地市場，造成金融風險擴大。同時，國際金融大鱷虎視眈眈，利用本港政治不明朗因素而趁火打劫，此時推出滬港通，可能為金融安全添煩添亂。《文匯報》更指香港應盡快依法結束違法「佔中」，才能為「滬港通」開通創造條件。 但相比2007年的「港股直通車」，滬港通不僅僅停留在政策討論的層面，這次滬港通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親自拍板，中國證監會、香港證監會、上海交易所及港交所都積極參與。在截稿前的11月8日，上海交易所及港交所均進行了滬港通開通儀式演練，並進行了第一筆交易，而特首梁振英也會在亞太經合會（APEC）上直接向中央爭取盡早開通滬港通。在此背景下，相信積累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因素的充分預案後，審慎穩步推出的滬港通，將有效確保滬港兩市的金融安全。 李若浮 香港《經濟導報》，第23期，2014年11月17日

夏鼎基爵士（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港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令香港掀起一陣不小的風波。 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港英時代的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1979年9月，夏鼎基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了著名的演說︰《過渡中的香港經濟》，首次提到了這個詞彙，並以此總結了70年代到80年代港英政府的經濟政策。其後一次演講中夏鼎基更指出，政府在進行經濟規劃的時候，會積極的「研判利害所在」、「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再決定政府是否出手進行干預。 在當時香港的特定情況下，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英文涵義相反的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一次思想交鋒，雖然兩者的中文翻譯都是「新自由主義」。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出台，是以一種委婉的方式宣佈－－港英政府放棄從1960年代郭伯偉開始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New liberalism是對自由主義進行批判和修正的思潮，認為市場並不是絕對完美，政府有權在適當時候進行干預，也稱社會自由主義最準確﹔Neo -liberalism則是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並承繼發展那種自由放任態度的思潮（為行文方便，下面Neo-liberalism翻譯為新自由主義，而 New liberalism翻譯為社會自由主義）。 自由放任政策是什麼都不管，積極不干預則不相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理念由社會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和凱恩斯主義（Keynesian economics）發展而來，承認市場並非絕對完美，認為政府有責任對市場進行控制。強調社會責任論中「在自由的同時，也必須負責任」的觀點。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夏鼎基在《過渡中的香港經濟》中說到︰「必須承認有時候干預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經濟穩定。」又表示了不要過份相信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並列舉了一些市場的缺陷，認為政府需要干預以糾正。這些邏輯並不出自古典自由主義，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背後的意思，只有用社會自由主義加以解釋才能夠順理成章。 干預（intervention）的負面意義，僅僅是政府破壞市場「自我完善功能」的行為，並不是任何市場的管理都是「干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