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Suhail Shaheen Twitter 圖片 塔利班重新在阿富汗執政後，頻吹和風，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在上周三（18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會建立一個包容性政府，但隨後卻發生了開槍鎮壓事件。有論者認為，塔利班堅持原教旨主義，吹和風只是「緩兵之計」；亦有分析認為，塔利班的承諾強調「在伊斯蘭教原則範圍內」，所謂的包容只是語言偽術。 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塔利班說了甚麼、有否良好的意願都不是重點，關鍵在於塔利班有沒有能力實現這些承諾。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執政，不管由短、中及長期的角度看，都存在不同的問題，不過只要塔利班能夠意識到這些問題，利用建國初期的威信認真加以處理，要提高其執政的認受性並非完全沒有機會。 首要整頓紀律 建立規範軍警制度 建立對國內全部武裝人員的管理能力，是塔利班中央政府在短期內要面對的問題。目前的塔利班政府，是由神學士、游擊隊員和前政府士兵所組成；公開資料顯示，游擊隊員的成分十分複雜，部分有土匪或軍閥的背景。目前來看，塔利班對前軍閥和前政府士兵的管控能力，恐怕力有未逮。 東部城市賈拉拉巴德上周三（18日）發生開槍鎮壓反塔利班示威事件，而開槍鎮壓的士兵沒有穿軍裝，雖然未能得知該名武裝人員的背景，但其行為與塔利班中央所採取的溫和態度有明顯分歧。故此，建立規範的軍警制度，整頓武裝人員紀律，成為塔利班首要解決的迫切問題。 保障糧食資源 實行開明政策基礎 國內經濟是塔利班政權要面對的中期問題。阿富汗是一個糧食和物資不能自給自足的國家，失業率超過40%，現時經濟嚴重依賴外來援助；一旦國內現糧食危機，不難預期將有各種反塔利班勢力冒起，屆時就會大增塔利班政權為了轉移矛盾而再次實行高壓統治、清算前政府人員的可能。 有媒體報道，截至今年6月，阿富汗銀行擁有約12.98億美元的黃金儲備，以及61.6億美元的投資。雖然不算太多，但如果是用以國家建設或購買糧食，可以支撑一段時間。不過，這些資產絕大多數不在阿富汗境內，而美國亦不會將這些資產「贈送」予塔利班，因此阿富汗是否能夠尋求到足夠資金復興農業，或另覓渠道獲得糧食等資源，是塔利班政權中期能否維持穩定，進而實行較開明政策的關鍵基礎。 釋放婦女生產力 靠攏中俄獲技術 長期而言，阿富汗落後的生產能力，決定了其政府形式和文化。由於阿富汗的工業化進程已被打亂，根據阿富汗中央統計局的估計，目前阿富汗農牧業佔GDP 25.77%，工業僅佔14....

傘兵組織 青年新政 宣布參選2015區議會 本屆區議會選舉和過往最大的不同，是「傘兵」紛紛參選。和2003年七一遊行後冒起的政治組織不同，不少傘兵對傳統泛民充滿敵意，不願意配合傳統泛民的選舉部署。同時，傘兵內部也矛盾重重，激進和溫和兩種路綫並存，令這次選舉成為新世代政治的試金石。 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在2012曾運用「常態政治」和「非常態政治」的框架分析香港，常態政治主要涉及經濟、民生、權力等方面的矛盾摩擦，非常態政治則主要是價值觀的歧異和意識形態的不同。 傘兵組織狙擊拒被騎劫 具體來說，常態政治下出現的「反對派」，大體上接受既有憲制安排，並在政治體制之內活動。非常態政治下出現的，則不僅質疑執政者的認受性，更否定政治體制的合法性，通常是主張「你死我活」等零和遊戲的「反建制派」。 觀察傘兵落區，不難發現他們所做的依然是傳統的社區民生服務。換句話說，無論傘兵在意識形態上和建制派有多的不同，一旦決定參與選舉，也就需要依循既有模式，形同被行政吸納。 不過，佔領運動沒有公認的領袖，更是反團結、反組織的，「沒有大會，只有群眾」這句運動期間流傳甚廣的口號，很能反映運動的特點。佔領運動、雨傘運動和雨傘革命等詞彙的運用，也代表了使用者對運動的不同定性。主張「革命」，自然反對與建制的互動，更沒有任何理由參選。 事實上，已經有「傘後組織」在互聯網上宣稱，將狙擊參與選舉的傘兵。在這些組織眼中，只要參與選舉就是對「革命」的背叛，認為雨傘運動期間大家都有出力，沒理由讓部分傘兵「騎劫」本屬於大眾的運動。 這些觀點有多少人認同尚未得知，但邏輯卻十分清楚：革命是反建制運動，對革命者來說，最好的結果不是參與到建制當中被慢慢同化（重蹈民主黨覆轍），而是令全港市民對建制失望，不參與到選舉當中。 革命派大敵 激進革命派 當然，激進傘後組織是否真有勇氣出來狙擊舊日戰友，仍有不少疑問。但若然出選的傘兵們連雨傘運動期間建立起來的支持者都不能整合收編，力量只會更弱，當選機會更渺茫。 歷史上，改良派最大的敵人通常都是革命派，革命派最大的敵人是更激進的革命派。在這場區議會選舉當中，參選的傘兵如果不能調解好和傘後團體的關係，其前途很難樂觀。 李炘 刊於香港《經濟日報》，2015年10月22日，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920997/%E5%82%98%E5%85...

如何提高青年社會流動性，或已成為港府應對挑戰的主軸。（資料圖片） 政改遭大比數否決，對特區政府和建制派造成了一定的打擊。不少學者認為激進勢力會因此士氣大振，社會將會更加動盪。但同時，政改被否決也減輕了特區政府的即時壓力，起碼第二次佔領運動很難在短期內發生。如果能夠利用這段時間理清施政思路，社會形勢依然有機會化危為機。 提高社會流動性 不止增收入 回顧今天主張「勇武抗爭」的激進派系，都不同程度的參與了去年的佔領運動，他們最顯著的特點，是吸引了大量回歸之後才成長起來的「特區第一代新人」參與其中。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佔領運動期間的民調顯示，25至39歲的青年支持佔領運動比例為36.9%，15至24歲的少年更高達67.7%，相當大比例的示威者甚至未在殖民地時代生活過。 對此，特首梁振英曾將社會流動性不足視為主要原因；運動結束一個月後，《施政報告》提出 青年發展基金 支持創業，兩者遙遙呼應。而年初立法會秘書處也發布了名為「 香港的社會流動 」的《研究簡報》，同樣呼籲提高社會流動性。顯示社會流動性可能已經成為港府應對挑戰的主軸。 在政改的關鍵時刻，社會注意力無可避免會集中在政治議題，對於社會流動性問題的討論未見充分。在後政改時期，政府有精力，也有必要重新檢視施政思路。目前最成熟的項目，莫過於《施政報告》的青年發展基金，這個計劃會以資金配對的形式，支持非政府機構協助青年人創業。有輿論認為目前的3億資金比預期的5億少，不足以解決目前青年流動性的問題。但其實，無論是3億還是5億，以香港目前資本高度集中的經濟框架，再多的資金投入，或許也只能以各種方式流回地產、金融等行業當中。 一般而言，社會流動性指的是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的變化，要提高社會流動性，不僅要增加青年收入，也要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提高青年社會流動性一個必要條件是經濟增長，立法會《研究簡報》曾表示：「經濟持續增長是社會改善收入流動性的關鍵。」而支持更多的青年創業，無論會否改善收入，由打工仔變老闆，也確實能夠暫時提升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不過，近十年來，社會對流動性的討論不可謂少，在SARS疫情之後的《2004年施政報告》，已經提出 鼓勵青年創業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繼續討論流動性問題，應該具備新的高度和深度。 由政治的角度看：資本主義較為擅長財富創造，...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資料圖片）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在12月10日提出了「港人優先」議案，雖然最終遭到否決，卻把本土思潮由街談巷議帶進了議會。 「港人優先」議案 本地思潮進議會 表面上，港人優先合乎情理，特首提出過「港人港地」的優先政策，人口承受能力也是過去幾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熱門話題。但在過去的佔領運動中，本土派喜歡用「港豬」形容不支持他們的一般市民，又用「左膠」形容堅持普世價值的社運派。說明本土派口中的香港人與一般定義存在分歧。 街談巷議怎麼說都無所謂，制定政策卻依賴清晰的定義，需先定義甚麼是港人，相關政策才有落實的可能。為免一朝醒來，很多人忽然喪失港人身份，甚麼是本土派口中的香港人，已經成為一個值得對待的話題。 法律上，在香港住夠七年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范國威口中的港人可能也是這個意思，卻未必令其他本土派滿意。去年10月，《人民日報》將新移民形容為「新香港人」，旋即遭到本土派圍攻，如中央政策組前全職顧問練乙錚教授，就用了「稀釋」一詞形容內地新移民對香港人概念的衝擊。說明法律上的香港人，非但不是本土派的自己人，連同路人也未必有資格。 血統劃分身份 本土派失精英 今年2月17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孔誥烽。在報紙撰寫了「甚麼是中國人？」一文，認為中國人的定義在血統劃分的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和價值認同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之間搖擺不定。他的觀點值得參考，不過用同等標準定義港人，也會帶來更多問題。 以血統的角度去看，香港以華人為主毫無爭議，次一級的劃分則是省籍。香港各種同鄉會多不勝數，除了佔主流的廣東人，潮州、客家和福建人，在商界有着重要比例。上海背景也佔據政界一定份額。用單一的省籍作為劃分，本土派無疑要冒着喪失大量精英的風險。況且，廣東話雖是本土派旗幟之一，廣東人卻是不少本土派要排斥的對象，本土派很難用種族民族主義界定港人身份。 香港多元 「中環價值」Vs「旺角價值」 用價值認同定義香港人，對移民城市來說十分適合，而效忠和認同憲法，則是價值認同的最佳方式，美國入籍的要求就是一例。不過很多本土派對《基本法》提出異議，動輒要求修改，更談不上甚麼效忠。主流泛民2004年提出的「香港核心價值」，又一直缺乏廣泛認受性——早有人批評過，在香港多元的格局下，精英的「中環價值」和...

佔領運動發生接近1個月，普遍被視為市民自發，借助互聯網發動的抗爭行動，民主派政黨、佔中三子、學聯、本土派和社運派都未能獲得運動的領導權。 《人民日報》先後將佔領運動形容為「顏色革命」和「港獨」，一般的運動參與者和支持者或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用自己沒有收錢也不支持港獨作為反駁。 黃藍絲帶 動員運動皆有可疑 然而，佔領運動有很多純潔真心的支持者，不代表運動方向不會受到影響，恰恰是無中心、無組織的運動形式，令運動更容易被人引導。連日來，筆者到現場進行觀察，也在互聯網上做了一些收集，發現無論是黃絲帶還是藍絲帶，動員時間和事件爆發的先後順序都有可疑之處。 9月28日晚上10點，也就是警方施放催淚彈後4個小時，銅鑼灣和旺角相繼被示威者佔領。社運派的《獨立媒體》和本土派的《熱血時報》這兩個比較具備動員能力的網絡媒體，對旺角和銅鑼灣加以報道的時候，兩地都已經聚集了過千人。長年參與社運的周諾恆也在facebook上感歎：「市民已經走在了社運的前面」。 據報道，呼籲佔領旺角的是一位叫安琪的15歲少女，她通過facebook組群號召示威者，在1個小時內就完成了佔領行動。可能該組群已經刪除，未能見證其動員過程，但無論如何，這種示威方式的難度，都絕對不是「互聯網」三個字可以輕易解釋。 即使互聯網世界，意見領袖和知名人士擁有的傳播能力也遠大於一般群眾，百傳千的難度，大大低於十傳百，而十傳百的難度，又大大低於一傳十。互聯網資訊氾濫，以情景模擬的角度思考，收到意見領袖以外的信息，一般用戶多數都會有所顧慮，包括信息是否真確、是否有足夠公信力、組織者的背景和目的是否符合自己理念等等問題。 先準備示威者 借互聯網呼籲 在街頭運動的特定時刻，可能還會思考為甚麼是旺角、銅鑼灣，而不是已知的金鐘。搬運鐵馬製造路障，更是香港罕見的抗爭模式，除非多次參與社運，對這樣模式不可能不猶豫。 旺角和銅鑼灣的佔領已經建立了模式，其他地區的佔領難度應該容易的多，但之後如尖沙咀、灣仔和上水等明顯找得出動員痕迹的佔領運動，卻紛紛以失敗告終。這也說明了，要成功佔領一個地區，必須要有足夠多的人，在極短的時間內聚集，才可以防止警方及反佔領人士驅散。 佔領者還需要抱着極大的決心，有一定組織能力製造路障和持續動員。這些條件，一般市民很難做到，絕非在facebook換個頭像或者到佔領區逗留幾個小時如此簡單。 退一步說，即使是有人通過互聯...

香港的佔領運動爆發數日，分成了黃絲帶和藍絲帶兩股力量，相互指摘對方抹黑，在社交媒體facebook上更加出現了絕交潮，不再接收不同政治立場的意見，只接和自己立場相近的信息。 情況如果繼續下去，無疑導致社會更加撕裂，情況也只會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桑斯坦（Cass Robert Sunstein），在2001年出版了《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一書，指互聯網使用者會選擇性接收自己感興趣的信息，長遠會導致觀點和觀點之間的互動減少。 物以類聚 互聯網傷民主 桑斯坦觀察到，不同的虛擬社群更會建立不同的論壇，令相同觀點的人走在一起。這些虛擬社群接收和發放的信息同質化程度很高，容易循環論證自己觀點正確，將特定觀點視為普遍真理，部分本來不屬於社會主流的激進觀點，在某些組群內則是主流，長遠只會導致激進人士更加走向極端。 桑斯坦認為，「民主要求有兩個條件：一是一定程度的共享經驗；二是能接觸到一些未預期的，事先不經過選擇的多元話題和想法。」而「民主可能會被這樣一種系統所傷害，在這種系統中，每個人都能夠實現決定他們要看甚麼和不看甚麼。如果志趣相投的人僅僅或者主要和他們圈子裏的人交談，那麼就可能出現社會的分裂和相互的不理解。」 雖然桑斯坦的觀點在2001年提出，卻並不過時，反而在社交網站成為主流的今天更有價值。2004年，社交網站facebook掀起社交網絡風潮，其中的組群功能（Group）可以毋須任何成本開設組群，使小圈子討論更加容易。在香港，facebook長期在互聯網排名三甲。 連日來的觀察可以發現，無論黃絲帶還是藍絲帶，都運用facebook進行動員，而雙方組群的言論，同質化程度也很高，凡是不同意見都被斥責為收了錢而做評論的「五毛」。具備大眾整合能力的傳統媒體，在這次事件被雙方示威者排斥，黃絲帶斥責某些電視台為「維穩台」，而藍絲帶則指摘支持佔中的報刊和網絡平台為「漢奸媒體」。 「偏信則暗」 多聽不同聲音 黃絲帶和藍絲帶組群的信息多由示威者自己提供，真真假假都有，沒有守門人來負責，就算真實的信息，往往也未必足夠反映全部事實，然而這些組群卻都要求示威者在電光火石之間做出行動的決定。即便沒有任何陰謀，示威者日益激進的情況也可想而知。 對任何社會來說，溝通都是社會穩定至關重要的一環，民主也不僅僅是投票這麼簡單。在奧巴馬當選之後，桑斯坦獲委任為白宮信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