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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經驗:精確定義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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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無疑是香港的標誌之一,它的廣告詞:「香港勝在有ICAC」,可謂膾炙人口,深入人心。根據國際反貪污組織「透明國際」的評估,2010年香港的清廉指數為8.4分,排名全球13位,是全球最清廉的政府之一。

肩負着香港反貪污任務的廉政公署,只有1200個職員,相對於香港15.6萬公務員和3.2萬警察來說,是一個很低的比例。這個機構的英文名稱ICAC(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直譯為「反貪污獨立委員會」,其職員差不多都以合約形式受聘,和傳統意義「鐵飯碗」的公務員也不相同。在公務員事務局的網站上面,更特別註明:法官、司法人員和廉政公署的人員,不計算在公務員的編制之內。

廉政公署成立的背景

廉政公署的成立,和三個人的名字分不開,一個是首任的廉政專員姬達(Jack Cater),另外一個是全力支持廉政公署的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最後一個則是成就廉政公署威信的反面角色——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

先有行賄還是先有貪污,或許永遠無法說清楚。在20世紀6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了供應和需求的不平衡,不少市民為了擠進廉價公屋或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往往會使用賄賂的途徑。這是因為,當時大部分市民的文化程度不高,政府文件又一律使用英文,看不懂,不會填,給一點錢行賄換取利益,已經成為社會普遍風氣。

到了70年代,香港已經變得無官不貪。一些老警員回憶,當時警員收取黑道白道的賄賂是公開的秘密,每個警員上班時,都可能在抽屜裡發現放有來歷不明的錢,當差的都心知肚明,不便過問——收了錢,自己人;不收錢,同袍反而認為你是異己,提防你,排擠你,在警隊也就呆不下去了,不少警員被迫妥協,同流合污。香港的警察在當時也被譏笑為「有牌爛仔」,即合法的黑社會,無人乾淨。

英雄的成名需要壞蛋的襯托,廉政公署的威信,也由打擊貪污巨犯而來。1973年,當時的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被警察的反貪污部發現擁有財產437萬元,而他1952年加入警隊到1973年的正常工資僅為89萬港元,如此巨款,完全無法解釋,無疑是非法所得。

當然,作為反面人物的葛柏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曾經獲得過殖民地警察服務獎章及英女皇警察服務勳章,一度是警隊的驕傲。正當律政司要求他解釋之時,葛柏竟然利用…

警廉衝突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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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9日,香港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件,一隊警察商業罪案調查科人員,到廉署總部拘捕三名廉署行動組人員。之所以說不尋常,因為向來只有廉署抓警察,從來沒有警察抓廉署。此事旋即成為了香港​​傳媒的第二天的頭條,媒體多用「警廉衝突」來形容此事,有廉署人員對記者事先收到通知進行採訪表示不滿,認為警察高調的執法,刻意令廉署「面目無光」。

這案子可由2008年的廉署的一次執法說起,當年的里昂證券交易員,有「窩輪大王」之稱的吳鎮濤,被控聯同妻子行賄,和4家窩輪發行商的交易員串通「造市」,在短短三年間獲利過億元港幣。負責調查逮捕的「行動組」出動了150人,拘捕了29名嫌犯,最後成功令吳鎮濤夫婦分別判處4年和3年,另有兩名吳的下屬也被判囚,事件曝光後震驚全港。當時出現了一個不為人留意的小插曲,吳鎮濤的原下屬張青浩一度答應廉署成為污點證人,上法庭時卻忽然拒絕作供。廉署隨即取消他的污點證人身份,追加他4條詐騙罪,指張青浩也涉嫌使用行賄的方式,製造交投活躍的假象。到了今年6月,張青浩案件開審,辯方律師向法庭提交​​了長達6小時的錄音文件。這些錄音文件包括兩次張青浩和廉署人員的談話,涉案的3名廉署人員均涉嫌誘導張青浩作供。

這個案子交給了警察的商業罪案調查科處理,在確認錄音沒有做手腳後,警方認為廉署人員涉嫌誘導證人作供,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嫌疑。於是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往北角的廉署總部抓人。在當天上午10點,警察由廉署內部調查單位「L組」成員陪同進行拘捕行動。消息傳開後,吸引大批媒體採訪,於是警察再加派40名軍裝警員維持秩序,到了下午4點多,也就是將近7小時後,警察才帶同涉案3人和大批文件離開。警察的工作依照正常的手續,事先也通知了廉署高層,但依然惹來廉署的不滿。這是因為廉署和警察一向有相互低調的調查原則。

除了相互低調的原則,警察和廉署還有4個定期聯絡的會議,一向是兩個部門互信的象徵。但是遇到重大事件,這套溝通機制的成效就需要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在2002年,香港也發生過另外一次被稱為「警廉衝​​突」的事件,最後需要特首董建華親自出面才能解決問題。這多少可以反映出,警察和廉署的關係並不十分融洽,當時無論警察還是廉署,都沒有通過既定的溝通渠道進行聯絡,反而各自聯絡媒體,爆發公開論戰,險令特區政府的管制威信遭受打擊。

警察和廉署都是政府機構,但任何的組織都不是鐵板一塊,分別只是這種內部…

廢品成就藝術品 蔡啟仁絕不兒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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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致力推行環保的今天,廢物利用早已不是新鮮事。在香港,常常有機構或組織舉辦環保比賽,小朋友利用膠樽、紙皮等做成小玩意,實在很有趣。利用比賽去增強市民關注環保意識,很有教育義意。但小朋友們做的雖然有趣,卻不能存放太久,比真正的雕塑相差很遠,可謂小兒科及兒戲了。

為了為環保出一分力,雕塑家蔡啟仁親自操刀,把萬千廢鐵變成藝術品,除了呼喚市民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外,更可把廢料變成藝術品,化作有金錢價值的商品,實在不是兒戲。

蔡啟仁的好朋友陳先生在東莞開設手袋廠,規模不小,擁有3000個員工。由於每個手袋都需要60多個模具才可生產出來,手袋款式又不停轉變,因此數年來積存了許多已經沒有用的舊刀模,大大小小,形狀不一。由於蔡啟仁經常與陳先生提及環保設計,終於談到雕塑上了,「我和他合作,利用他們的廢金屬來製作藝術品,千萬別當廢品是廢品呀!」其實單在東莞就有數萬間大小工廠,這些工廠每年產生的各種金屬廢料多到不能想像。在別人的眼中的廢品,到了蔡啟仁手上就變成藝術創作的原材料。

蔡啟仁認為,廢料雕塑對企業形象也有幫助:「環保已經成為逼在眉睫的話題了,這個雕塑將會放在企業的門口,有人過來,看見是用廢品做成的雕塑,會覺得這個企業對環境有承擔,形象立即提升不少。」

金屬值錢,賣出去不方便快捷又可以收回一筆錢嗎?「一來陳先生很關心社會及環保,二來如果買出去,一斤只能買1.5元,但是做成藝術品,他的價值就無可限量。」就這樣,他們選擇踏上把廢鐵變成藝術品的路。於是由九年初一做就做到暑假,到現在還未完成,尚欠上色工序。

蔡啟仁利用這些廢金屬,製作了一個比真人還大的皇帝出巡系列雕塑,全是立體的,除了有馬車、馬夫和皇帝,還有各式樂師和侍衛。樂師有敲鑼打鼓的,也有拉二胡的,侍衛分別有士兵和將軍造型,每個都不一樣。

蔡啟仁說,用廢料製作雕塑的難度,比傳統的雕塑難度更大,這是因為廢料大小不一,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可以按需要倒模製作,也沒有辦法畫草圖,「一定要臨場發揮創意,一邊找材料,一邊構思整體設計。」

「例如這個樂師的喇叭,就是用舊風扇做的,而車輪,則是用廢的模具逐塊拼砌而成。」這種拼接手法非常耗時,「一個星期做三天,早上8點開始燒焊,往往要工作到晚上9點。」對於這種工藝,蔡啟仁十分得意,他不怕別人抄襲,因為全是臨場發揮,根本沒辦法抄,「其實人家只要有心做,就可以做到的。」

全部使用廢品是蔡啟仁的一個堅持,…

字有玩法——訪問蔡啟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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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一個人,最簡單就是為他加個符號,這符號可以是職業,可以是身份,也可以是稱呼。要給蔡啟仁一個符號則有點難度,翻看他的相關報導,存在著很多種不同的稱呼,如書法家、雕塑家、設計師和藝術教育家等等。

「這些稱呼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工作重點,每個稱呼我都欣然接受」。讓蔡啟仁自己選一個最喜愛的,他卻說出一個新的名詞——創意教育工作者。

多產

蔡啟仁是相當多產的藝術家,他學生時代玩漢字設計,獲得了很多日本舉辦的漢字設計獎,其後將漢字的筆劃拆解,融入平面設計及雕塑作品當中,1996年香港市政局成立十週年,又適逢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一百週年,請蔡啟仁獲邀請創作了十座運動系列雕塑,供市民欣賞,這批雕塑運用了中文宋體字的筆劃創作,其中代表作是位於長洲的滑浪風帆雕塑,因之後李麗珊奪得奧運風帆項目金牌而聲名大噪,現已成為長洲一景。2010年,他的中文筆劃系列雕塑《永恆八法.藏》參與了上海世博的《承傳與創造‧水墨對水墨》展出。

除了雕塑創作,蔡啟仁在包裝及平面設計上也有成績,比較常接觸到的如提款機上的銀通標誌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把水墨畫以另一種方式演繹,製成茶葉產品的外包裝,並成功打入日資百貨公司;浸信會出版社和天道出版的商標等等。從平面到立體皆有好成績。

創意

能做到多產又多變,蔡啟仁認為關鍵是創意。「好的藝術品,第一眼看上去就給人心靈的震撼和感動。這就需要變化,如果大家『見慣見熟』,不會有感動。」蔡啟仁認為藝術之所以能夠稱為藝術:「必須要有原創性,才能成為藝術。如果只是跟隨別人的路徑而走,那麼無論技術多麼高超,也只是一個很好的工匠。」

蔡啟仁早年師從趙少昂,他覺得無論繪畫也好,書法也好,都有流派。第一個開創流派的人是天才,後來者不斷模仿前人的模式,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大師,頂多是一個人才。因此蔡啟仁也沒有模仿趙少昂的風格,而是刻意選擇了一條和前人不同的道路。他拿出剛剛提到的英記茶莊包裝盒,圖中的文字用了水墨畫的方式表現,和傳統的水墨畫完全不同。

蔡啟仁諸多設計,都和中文字密切相關,他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就是文字,蔡啟仁說:「中文字的一點、一瞥都非常優美,將這些元素重新組合,就能玩出萬千變化。」在諸多的字體當中,蔡啟仁又鍾情宋體字,這是因為宋體字源自印刷用的木刻雕版,為了配合雕刻,字體都設計得剛勁有力。以蔡啟仁的話來說:「他們本來就有吻合之處」。

教育

談到創意,既然創意是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那麼…

梁定球:我只想把餅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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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定球是電腦商會主席,自謙小有名氣。他70年代入行,任職電腦設計員,是香港第一批靠電腦「尋食」的人;80年代,他代理蘋果電腦的周邊產品,賺了第一桶金;90年代在高登商場開鋪,幫人「砌機」,令「黃金嘜」打響名堂;新千年之後,他又搞了兩個電腦展,一個在深水埗,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大讚。一個在會展,成為了香港五個最大型的活動之一。梁定球,何止是小有名氣?

電腦節風雨不斷

梁定球籌辦的香港電腦通訊節在會展舉行,去年的入場人次高達63.5萬,營業額超過2.8億元。成為和書展、動漫節、美食博覽及旅遊展同等級別的香港盛事。而在深水埗的香港電腦節也吸引45萬人入場,去年警方更一度因為人太多而截停人流。

不過,兩個電腦節的成功,也為他帶來不少的煩惱。每逢電腦節,部分電腦商場都會指責電腦節影響了商舖的銷路,灣仔的一個電腦商場內貼滿標語,指商場生意因為電腦節而下降8成,矛頭更直指電腦商會。

面對這種指責,梁定球覺得很委屈,因為電腦節的目標顧客,很多時候和商場並不相同:「電子產品更新速度好快,對於代理商來講,今日買100元,明天一旦更新,就算送給商舖都唔一定有人要。」

做大個餅 人人有得食

梁定球覺得,真正對電腦商場打擊的,市民消費模式的改變:「以往,好多人會去電腦商場格價。宜家唔洗咁麻煩,上網一查,邊間鋪平就一目了然。」

商場作用下降,梁定球認為只有集中資源做活動才是活路。內地流行「把餅做大」的說法,梁定球十分同意:「麵粉你一羹羹食,只會越來越少,不如將數碼產品個餅做大,人人有得食。」他覺得,香港人最喜歡熱鬧,將電腦展搞得像嘉年華,就可以產生協同效應,「一加一大於二,吸引o左人流,就唔怕貨賣唔出去。」

但僅僅是這樣,並說服不了眼前利益受損的商戶。作為商會主席,梁定球也希望把電腦節的成功複製在商場當中:「我們都想緊辦法幫傳統電腦商場轉型,單靠平已經唔得,一定要搞活動先有人來。」梁定球對這個想法很堅持,認為是闖出一條生路的正道,「呢個係共識,就算我退休,繼任者都會將呢個方法推廣落去。」

前店後廠的生存之道

即將在會展舉辦的的電腦通訊節,和在深水埗的電腦節有一定分別。梁定球認為,深水埗的電腦節只是散貨,而會展的電腦通訊節則可以開拓國際商機,其中更不乏中東和非洲的商家,「好多商家都對香港數碼產品感到驚訝,舊年有以色列買家採購16GB USB手指,因為在以色列最大的容量只有2GB。」除了新以外,價錢的低…

吳清輝校長榮休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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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吳清輝教授榮休在即,千頭萬緒,感觸良多。我代表研究生會,向他多年來的付出表達感謝。

雖然吳校長即將成為浸大的「前校長」,但我們在吳校長帶領浸大的時候度過校園生活,這種緣份難以加上「前」字。浸會大學兩年的學習生涯,我都有幸參與了研究生會的工作,和校長接觸的機會比較多。雖然每次都是匆匆幾句,但校長坦率的為人和積極的作風,卻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校去年首次參加《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排名,名列亞洲排名第七十三位。校長主動為研究生解釋排名的方式,坦言排名並不理想,這種勇於面對、坦坦蕩蕩的為人,委實令人敬佩。

而今年,我校的排名已經由七十三位上升到四十五位,能夠取得這種可喜的成績,也和吳校長的努力密不可分,在最後一年的工作中,吳校長也積極為浸會大學爭取榮譽,這種負責到底的作風,更是值得學習。

相信每一個浸大人都會感謝這九年來吳校長為浸大,為我們做出的努力。

李炘
香港浸會大學研究生會會長

《敦學崇德 圖強惟新》,吳清輝校長榮休晚宴特刊,2010年6月11日

第九屆研究生會就職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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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吳清輝校長、李兆銓副校長、蔡亞從副校長、各位校方領導、李薊貽副部長、張學理處長、吳秋北博士、彭長緯先生、黃英豪先生,以及學生會、校友會、各友校研究生會、各青年團體代表、各位同學:

大家好!

記得不久前,吳校長鼓勵我們成為服務型領袖,我們將會銘記在心。施比受更有福,這是我們團隊的共同信念,也是我們今天站在這裡的唯一理由。在這裡,我想首先感謝各位研究生同學的信任,給機會我們的團隊,讓我們可以服務大家,我們將會謹守我們的誓言和競選承諾,為各位同學服務。也感謝沒有投我們票的同學,這將會成為我們不斷進步的動力。

浸會大學研究生會代表的,是我校三千多名研究生的共同利益。無論本港同學、內地同學,其他地方同學;無論全職的同學,還是兼職的同學;無論有交會費的同學,還是沒有交會費的同學,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因為我們是浸大人,我們擁有共同的身份,分享相同的榮譽。不能分割,也無分彼此。

我們的政綱已經刊印在場刊上,歡迎大家一同見證。我們將會以最大的誠意和耐心,做好這些工作。我們的承諾,有些已經兌現了。例如我們團隊的包雯婧同學,已經當選校務議會的代表,在昨天,她在教務會議上,向校方提出研究生同學面對的困難,包括宿位、實習等等問題,相信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而早前,在黃福榮追思會的活動上,我們和其他院校的研究生會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今天到場的包括了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和中文大學的會長,以及香港大學研究生會的代表,也感謝他們。

浸會大學的研究生,有很多是兼職學生,而且我們通常在校只有一至兩年,提升同學對於學校的歸宿感,一向都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不過,正所謂,「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在歷屆研究生會會長的努力下,這個問題已經逐步改善,本屆執委會也將傳承歷屆研究生會的精神,迎接挑戰。

我們的誓言,其中一條是關心社會,我們在政綱當中,也列明了這點。我們也將傳承研究生會的傳統,和學術及工商界領袖進行交流和合作,通過多樣化的講座及職業培訓,拓展研究生的學術視野,加強學術修養,並且增強其就業競爭力。同時,也將使用會章允許的方式,鼓勵同學積極關心社會,並在社會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眾所周知,吳清輝校長榮修在即,研究生會成立十一年,吳校長為浸會大學服務九年,可以說吳校長看著研究生會成長。也在這裡,對吳校長長期以來對研究生會的關心和幫助,表達我們最深的感謝。

我想說的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李炘
香…

傾偈香港:旁觀香港「80後」社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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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覺得香港「80後」作為一個群體,有何共性?

我覺得共性就是「80後」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深刻的精神危機。比較起前代的香港人,80後見證的是香港由盛轉衰,再到邊緣化的一個過程。

97年以前工資年年漲,工資加不夠就可以跳槽走人。那時我們覺得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紐約倫敦東京也不稀罕。我們相信只要好好讀書,上大學,畢業工作以後就每年都可以獲得好報酬,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這不僅僅是父母教育的結果,也是我們從新聞和父母實際生活當中理解到的一套價值觀。回歸後的一大災難是樓價大跌。香港人視房子為財產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基金股票保險都不如房子重要。 97年以前,香港人還有一個迷思,覺得樓價即使下跌也會很快恢復。

我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我父母是專業人士,香港回歸以前房價連連攀升,所以一直沒有置業,回歸後董建華出手抑制樓價,香港樓價微跌,那時我父母覺得時機到了,傾盡家產買房,買房之後便遇上亞洲金融風暴,三個月後房價便蝕了100萬,直到現在,房價才在賬面上回到當初買房時的水平,這還不計利息和通脹因素。即使是那些躲過了98年金融危機的香港人,到了03年「非典」襲來之時也都在劫難逃。

這些災難打擊的不單是財富,更是香港人的自信心,80後的特點是沒有見過香港起飛前的樣子,從小香港就是很繁榮的,不知道其它可能性的我們,對這種打擊更感到絕望。此前香港人流行「四仔主義」,就是買架車仔、追個女仔、供間屋仔,生個BB仔,買房升值是香港人一生頭等大事。但「四仔主義」至此破滅,新出路在哪裡?不知道。社會學有所謂「失序」一說,指的是舊價值觀業已破壞,新價值觀尚未建立的社會狀態。我們這些香港「80後」就是在這樣的失序狀態下度過青春期成長起來的。

就你本人而言,這樣的成長經歷有何影響?

對我本人的影響就是促使自己去反思香港,意識到香港的成功主要是拜歷史機遇所賜,是享受了中國百年苦難的紅利。也就是說香港的繁華是由於中國不開放,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香港的優勢就漸漸消失。正如舊日揚州的繁華有賴漕運,漕運改則揚州衰。香港的經濟衰退不是暫時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事實上這也是很多人的共識。

這是否正是現在很多人擔憂香港邊緣化、支持興建高鐵的原因所在?

是。雖然關於香港邊緣化的討論看似影響不大,但危機其實已經深深刻在每一個香港人心中。擔憂香港邊緣化的人士認為香港一定要加入中國的崛起當中,中國好則香港好,香港要謀求成為珠三角乃至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