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被捕，轟動一時。 廉政公署無疑是香港的標誌之一，它的廣告詞：「香港勝在有ICAC」，可謂膾炙人口，深入人心。根據國際反貪污組織「透明國際」的評估，2010年香港的清廉指數為8.4分，排名全球13位，是全球最清廉的政府之一。 肩負着香港反貪污任務的廉政公署，只有1200個職員，相對於香港15.6萬公務員和3.2萬警察來說，是一個很低的比例。這個機構的英文名稱ICAC（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直譯為「反貪污獨立委員會」，其職員差不多都以合約形式受聘，和傳統意義「鐵飯碗」的公務員也不相同。在公務員事務局的網站上面，更特別註明：法官、司法人員和廉政公署的人員，不計算在公務員的編制之內。 廉政公署成立的背景 廉政公署的成立，和三個人的名字分不開，一個是首任的廉政專員姬達（Jack Cater），另外一個是全力支持廉政公署的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最後一個則是成就廉政公署威信的反面角色——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 先有行賄還是先有貪污，或許永遠無法說清楚。在20世紀6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了供應和需求的不平衡，不少市民為了擠進廉價公屋或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往往會使用賄賂的途徑。這是因為，當時大部分市民的文化程度不高，政府文件又一律使用英文，看不懂，不會填，給一點錢行賄換取利益，已經成為社會普遍風氣。 到了70年代，香港已經變得無官不貪。一些老警員回憶，當時警員收取黑道白道的賄賂是公開的秘密，每個警員上班時，都可能在抽屜裡發現放有來歷不明的錢，當差的都心知肚明，不便過問——收了錢，自己人；不收錢，同袍反而認為你是異己，提防你，排擠你，在警隊也就呆不下去了，不少警員被迫妥協，同流合污。香港的警察在當時也被譏笑為「有牌爛仔」，即合法的黑社會，無人乾淨。 英雄的成名需要壞蛋的襯托，廉政公署的威信，也由打擊貪污巨犯而來。1973年，當時的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被警察的反貪污部發現擁有財產437萬元，而他1952年加入警隊到1973年的正常工資僅為89萬港元，如此巨款，完全無法解釋，無疑是非法所得。 當然，作為反面人物的葛柏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曾經獲得過殖民地警察服務獎

2010年11月19日，香港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件，一隊警察商業罪案調查科人員，到廉署總部拘捕三名廉署行動組人員。之所以說不尋常，因為向來只有廉署抓警察，從來沒有警察抓廉署。此事旋即成為了香港​​傳媒的第二天的頭條，媒體多用「警廉衝突」來形容此事，有廉署人員對記者事先收到通知進行採訪表示不滿，認為警察高調的執法，刻意令廉署「面目無光」。 這案子可由2008年的廉署的一次執法說起，當年的里昂證券交易員，有「窩輪大王」之稱的吳鎮濤，被控聯同妻子行賄，和4家窩輪發行商的交易員串通「造市」，在短短三年間獲利過億元港幣。負責調查逮捕的「行動組」出動了150人，拘捕了29名嫌犯，最後成功令吳鎮濤夫婦分別判處4年和3年，另有兩名吳的下屬也被判囚，事件曝光後震驚全港。當時出現了一個不為人留意的小插曲，吳鎮濤的原下屬張青浩一度答應廉署成為污點證人，上法庭時卻忽然拒絕作供。廉署隨即取消他的污點證人身份，追加他4條詐騙罪，指張青浩也涉嫌使用行賄的方式，製造交投活躍的假象。到了今年6月，張青浩案件開審，辯方律師向法庭提交​​了長達6小時的錄音文件。這些錄音文件包括兩次張青浩和廉署人員的談話，涉案的3名廉署人員均涉嫌誘導張青浩作供。 這個案子交給了警察的商業罪案調查科處理，在確認錄音沒有做手腳後，警方認為廉署人員涉嫌誘導證人作供，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嫌疑。於是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往北角的廉署總部抓人。在當天上午10點，警察由廉署內部調查單位「L組」成員陪同進行拘捕行動。消息傳開後，吸引大批媒體採訪，於是警察再加派40名軍裝警員維持秩序，到了下午4點多，也就是將近7小時後，警察才帶同涉案3人和大批文件離開。警察的工作依照正常的手續，事先也通知了廉署高層，但依然惹來廉署的不滿。這是因為廉署和警察一向有相互低調的調查原則。 除了相互低調的原則，警察和廉署還有4個定期聯絡的會議，一向是兩個部門互信的象徵。但是遇到重大事件，這套溝通機制的成效就需要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在2002年，香港也發生過另外一次被稱為「警廉衝​​突」的事件，最後需要特首董建華親自出面才能解決問題。這多少可以反映出，警察和廉署的關係並不十分融洽，當時無論警察還是廉署，都沒有通過既定的溝通渠道進行聯絡，反而各自聯絡媒體，爆發公開論戰，險令特區政府的管制威信遭受打擊。 警察和廉署都是政府機構，但任何的組織都不是鐵板一

蔡啟仁和他的廢品雕塑（受訪者提供） 在全球致力推行環保的今天，廢物利用早已不是新鮮事。在香港，常常有機構或組織舉辦環保比賽，小朋友利用膠樽、紙皮等做成小玩意，實在很有趣。利用比賽去增強市民關注環保意識，很有教育義意。但小朋友們做的雖然有趣，卻不能存放太久，比真正的雕塑相差很遠，可謂小兒科及兒戲了。 為了為環保出一分力，雕塑家蔡啟仁親自操刀，把萬千廢鐵變成藝術品，除了呼喚市民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外，更可把廢料變成藝術品，化作有金錢價值的商品，實在不是兒戲。 蔡啟仁的好朋友陳先生在東莞開設手袋廠，規模不小，擁有3000個員工。由於每個手袋都需要60多個模具才可生產出來，手袋款式又不停轉變，因此數年來積存了許多已經沒有用的舊刀模，大大小小，形狀不一。由於蔡啟仁經常與陳先生提及環保設計，終於談到雕塑上了，「我和他合作，利用他們的廢金屬來製作藝術品，千萬別當廢品是廢品呀！」其實單在東莞就有數萬間大小工廠，這些工廠每年產生的各種金屬廢料多到不能想像。在別人的眼中的廢品，到了蔡啟仁手上就變成藝術創作的原材料。 蔡啟仁認為，廢料雕塑對企業形象也有幫助：「環保已經成為逼在眉睫的話題了，這個雕塑將會放在企業的門口，有人過來，看見是用廢品做成的雕塑，會覺得這個企業對環境有承擔，形象立即提升不少。」 金屬值錢，賣出去不方便快捷又可以收回一筆錢嗎？「一來陳先生很關心社會及環保，二來如果買出去，一斤只能買1.5元，但是做成藝術品，他的價值就無可限量。」就這樣，他們選擇踏上把廢鐵變成藝術品的路。於是由九年初一做就做到暑假，到現在還未完成，尚欠上色工序。 蔡啟仁利用這些廢金屬，製作了一個比真人還大的皇帝出巡系列雕塑，全是立體的，除了有馬車、馬夫和皇帝，還有各式樂師和侍衛。樂師有敲鑼打鼓的，也有拉二胡的，侍衛分別有士兵和將軍造型，每個都不一樣。 蔡啟仁說，用廢料製作雕塑的難度，比傳統的雕塑難度更大，這是因為廢料大小不一，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可以按需要倒模製作，也沒有辦法畫草圖，「一定要臨場發揮創意，一邊找材料，一邊構思整體設計。」 「例如這個樂師的喇叭，就是用舊風扇做的，而車輪，則是用廢的模具逐塊拼砌而成。」這種拼接手法非常耗時，「一個星期做三天，早上8點開始燒焊，往往要工作到晚上9點。」對於這種工藝，蔡啟仁十分得意，他不怕別人抄襲，因為全是臨場發揮，根本沒辦法抄，「

蔡啟仁和他的作品（受訪者提供） 介紹一個人，最簡單就是為他加個符號，這符號可以是職業，可以是身份，也可以是稱呼。要給蔡啟仁一個符號則有點難度，翻看他的相關報導，存在著很多種不同的稱呼，如書法家、雕塑家、設計師和藝術教育家等等。 「這些稱呼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工作重點，每個稱呼我都欣然接受」。讓蔡啟仁自己選一個最喜愛的，他卻說出一個新的名詞——創意教育工作者。 多產 蔡啟仁是相當多產的藝術家，他學生時代玩漢字設計，獲得了很多日本舉辦的漢字設計獎，其後將漢字的筆劃拆解，融入平面設計及雕塑作品當中，1996年香港市政局成立十週年，又適逢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一百週年，請蔡啟仁獲邀請創作了十座運動系列雕塑，供市民欣賞，這批雕塑運用了中文宋體字的筆劃創作，其中代表作是位於長洲的滑浪風帆雕塑，因之後李麗珊奪得奧運風帆項目金牌而聲名大噪，現已成為長洲一景。2010年，他的中文筆劃系列雕塑《永恆八法．藏》參與了上海世博的《承傳與創造‧水墨對水墨》展出。 除了雕塑創作，蔡啟仁在包裝及平面設計上也有成績，比較常接觸到的如提款機上的銀通標誌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把水墨畫以另一種方式演繹，製成茶葉產品的外包裝，並成功打入日資百貨公司；浸信會出版社和天道出版的商標等等。從平面到立體皆有好成績。 創意 能做到多產又多變，蔡啟仁認為關鍵是創意。「好的藝術品，第一眼看上去就給人心靈的震撼和感動。這就需要變化，如果大家『見慣見熟』，不會有感動。」蔡啟仁認為藝術之所以能夠稱為藝術：「必須要有原創性，才能成為藝術。如果只是跟隨別人的路徑而走，那麼無論技術多麼高超，也只是一個很好的工匠。」 蔡啟仁早年師從趙少昂，他覺得無論繪畫也好，書法也好，都有流派。第一個開創流派的人是天才，後來者不斷模仿前人的模式，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大師，頂多是一個人才。因此蔡啟仁也沒有模仿趙少昂的風格，而是刻意選擇了一條和前人不同的道路。他拿出剛剛提到的英記茶莊包裝盒，圖中的文字用了水墨畫的方式表現，和傳統的水墨畫完全不同。 蔡啟仁諸多設計，都和中文字密切相關，他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就是文字，蔡啟仁說：「中文字的一點、一瞥都非常優美，將這些元素重新組合，就能玩出萬千變化。」在諸多的字體當中，蔡啟仁又鍾情宋體字，這是因為宋體字源自印刷用的木刻雕版，為了配合雕刻，字體都設計得剛勁有力。以蔡啟仁的話來說

電腦商會主席梁定球（右）（李炘攝） 梁定球是電腦商會主席，自謙小有名氣。他70年代入行，任職電腦設計員，是香港第一批靠電腦「尋食」的人；80年代，他代理蘋果電腦的周邊產品，賺了第一桶金；90年代在高登商場開鋪，幫人「砌機」，令「黃金嘜」打響名堂；新千年之後，他又搞了兩個電腦展，一個在深水埗，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大讚。一個在會展，成為了香港五個最大型的活動之一。梁定球，何止是小有名氣？ 電腦節風雨不斷 梁定球籌辦的香港電腦通訊節在會展舉行，去年的入場人次高達63.5萬，營業額超過2.8億元。成為和書展、動漫節、美食博覽及旅遊展同等級別的香港盛事。而在深水埗的香港電腦節也吸引45萬人入場，去年警方更一度因為人太多而截停人流。 不過，兩個電腦節的成功，也為他帶來不少的煩惱。每逢電腦節，部分電腦商場都會指責電腦節影響了商舖的銷路，灣仔的一個電腦商場內貼滿標語，指商場生意因為電腦節而下降8成，矛頭更直指電腦商會。 面對這種指責，梁定球覺得很委屈，因為電腦節的目標顧客，很多時候和商場並不相同：「電子產品更新速度好快，對於代理商來講，今日買100元，明天一旦更新，就算送給商舖都唔一定有人要。」 做大個餅 人人有得食 梁定球覺得，真正對電腦商場打擊的，市民消費模式的改變：「以往，好多人會去電腦商場格價。宜家唔洗咁麻煩，上網一查，邊間鋪平就一目了然。」 商場作用下降，梁定球認為只有集中資源做活動才是活路。內地流行「把餅做大」的說法，梁定球十分同意：「麵粉你一羹羹食，只會越來越少，不如將數碼產品個餅做大，人人有得食。」他覺得，香港人最喜歡熱鬧，將電腦展搞得像嘉年華，就可以產生協同效應，「一加一大於二，吸引o左人流，就唔怕貨賣唔出去。」 但僅僅是這樣，並說服不了眼前利益受損的商戶。作為商會主席，梁定球也希望把電腦節的成功複製在商場當中：「我們都想緊辦法幫傳統電腦商場轉型，單靠平已經唔得，一定要搞活動先有人來。」梁定球對這個想法很堅持，認為是闖出一條生路的正道，「呢個係共識，就算我退休，繼任者都會將呢個方法推廣落去。」 前店後廠的生存之道 即將在會展舉辦的的電腦通訊節，和在深水埗的電腦節有一定分別。梁定球認為，深水埗的電腦節只是散貨，而會展的電腦通訊節則可以開拓國際商機，其中更不乏中東和非洲的商家，「好多商家都對香港數碼產品感到驚訝，舊年

浸大候任校長陳新滋教授（左） 出席吳清輝校長的榮休晚宴 校長吳清輝教授榮休在即，千頭萬緒，感觸良多。我代表研究生會，向他多年來的付出表達感謝。 雖然吳校長即將成為浸大的「前校長」，但我們在吳校長帶領浸大的時候度過校園生活，這種緣份難以加上「前」字。浸會大學兩年的學習生涯，我都有幸參與了研究生會的工作，和校長接觸的機會比較多。雖然每次都是匆匆幾句，但校長坦率的為人和積極的作風，卻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校去年首次參加《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排名，名列亞洲排名第七十三位。校長主動為研究生解釋排名的方式，坦言排名並不理想，這種勇於面對、坦坦蕩蕩的為人，委實令人敬佩。 而今年，我校的排名已經由七十三位上升到四十五位，能夠取得這種可喜的成績，也和吳校長的努力密不可分，在最後一年的工作中，吳校長也積極為浸會大學爭取榮譽，這種負責到底的作風，更是值得學習。 相信每一個浸大人都會感謝這九年來吳校長為浸大，為我們做出的努力。 李炘 香港浸會大學研究生會會長 《敦學崇德 圖強惟新》，吳清輝校長榮休晚宴特刊，2010年6月11日

尊敬的吳清輝校長、李兆銓副校長、蔡亞從副校長、各位校方領導、李薊貽副部長、張學理處長、吳秋北博士、彭長緯先生、黃英豪先生，以及學生會、校友會、各友校研究生會、各青年團體代表、各位同學： 大家好！ 記得不久前，吳校長鼓勵我們成為服務型領袖，我們將會銘記在心。施比受更有福，這是我們團隊的共同信念，也是我們今天站在這裡的唯一理由。在這裡，我想首先感謝各位研究生同學的信任，給機會我們的團隊，讓我們可以服務大家，我們將會謹守我們的誓言和競選承諾，為各位同學服務。也感謝沒有投我們票的同學，這將會成為我們不斷進步的動力。 浸會大學研究生會代表的，是我校三千多名研究生的共同利益。無論本港同學、內地同學，其他地方同學；無論全職的同學，還是兼職的同學；無論有交會費的同學，還是沒有交會費的同學，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因為我們是浸大人，我們擁有共同的身份，分享相同的榮譽。不能分割，也無分彼此。 我們的政綱已經刊印在場刊上，歡迎大家一同見證。我們將會以最大的誠意和耐心，做好這些工作。我們的承諾，有些已經兌現了。例如我們團隊的包雯婧同學，已經當選校務議會的代表，在昨天，她在教務會議上，向校方提出研究生同學面對的困難，包括宿位、實習等等問題，相信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而早前，在黃福榮追思會的活動上，我們和其他院校的研究生會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今天到場的包括了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和中文大學的會長，以及香港大學研究生會的代表，也感謝他們。 浸會大學的研究生，有很多是兼職學生，而且我們通常在校只有一至兩年，提升同學對於學校的歸宿感，一向都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不過，正所謂，「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在歷屆研究生會會長的努力下，這個問題已經逐步改善，本屆執委會也將傳承歷屆研究生會的精神，迎接挑戰。 我們的誓言，其中一條是關心社會，我們在政綱當中，也列明了這點。我們也將傳承研究生會的傳統，和學術及工商界領袖進行交流和合作，通過多樣化的講座及職業培訓，拓展研究生的學術視野，加強學術修養，並且增強其就業競爭力。同時，也將使用會章允許的方式，鼓勵同學積極關心社會，並在社會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眾所周知，吳清輝校長榮修在即，研究生會成立十一年，吳校長為浸會大學服務九年，可以說吳校長看著研究生會成長。也在這裡，對吳校長長期以來對研究生會的關心和幫助，表達我們最深的感謝

城市大學內的反高鐵苦行（網絡圖片） 請問你覺得香港「80後」作為一個群體，有何共性？ 我覺得共性就是「80後」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深刻的精神危機。比較起前代的香港人，80後見證的是香港由盛轉衰，再到邊緣化的一個過程。 97年以前工資年年漲，工資加不夠就可以跳槽走人。那時我們覺得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紐約倫敦東京也不稀罕。我們相信只要好好讀書，上大學，畢業工作以後就每年都可以獲得好報酬，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這不僅僅是父母教育的結果，也是我們從新聞和父母實際生活當中理解到的一套價值觀。回歸後的一大災難是樓價大跌。香港人視房子為財產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基金股票保險都不如房子重要。 97年以前，香港人還有一個迷思，覺得樓價即使下跌也會很快恢復。 我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我父母是專業人士，香港回歸以前房價連連攀升，所以一直沒有置業，回歸後董建華出手抑制樓價，香港樓價微跌，那時我父母覺得時機到了，傾盡家產買房，買房之後便遇上亞洲金融風暴，三個月後房價便蝕了100萬，直到現在，房價才在賬面上回到當初買房時的水平，這還不計利息和通脹因素。即使是那些躲過了98年金融危機的香港人，到了03年「非典」襲來之時也都在劫難逃。 這些災難打擊的不單是財富，更是香港人的自信心，80後的特點是沒有見過香港起飛前的樣子，從小香港就是很繁榮的，不知道其它可能性的我們，對這種打擊更感到絕望。此前香港人流行「四仔主義」，就是買架車仔、追個女仔、供間屋仔，生個BB仔，買房升值是香港人一生頭等大事。但「四仔主義」至此破滅，新出路在哪裡？不知道。社會學有所謂「失序」一說，指的是舊價值觀業已破壞，新價值觀尚未建立的社會狀態。我們這些香港「80後」就是在這樣的失序狀態下度過青春期成長起來的。 就你本人而言，這樣的成長經歷有何影響？ 對我本人的影響就是促使自己去反思香港，意識到香港的成功主要是拜歷史機遇所賜，是享受了中國百年苦難的紅利。也就是說香港的繁華是由於中國不開放，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香港的優勢就漸漸消失。正如舊日揚州的繁華有賴漕運，漕運改則揚州衰。香港的經濟衰退不是暫時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事實上這也是很多人的共識。 這是否正是現在很多人擔憂香港邊緣化、支持興建高鐵的原因所在？ 是。雖然關於香港邊緣化的討論看似影響不大，但危機其實已經深深刻在每一個香港人心中。擔憂香港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