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石中英傳記《英氣》下卷近日出版。該書上卷聚焦其青年時期投身左派社會運動的經歷，他在六七事件中印製及藏有傳單（尚未派發）而成為青年政治犯，封面以紅色致敬那個火紅年代。下卷則轉向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主角如何從左派機構下海經商，最終成為國際買辦的往事，封面換成劍橋藍，象徵人生新篇章。 下卷共七章，另附四段「餘韻」。內容由創辦時代電腦、承接「紅色經濟圈」電腦化業務起筆；到入職工聯會屬下的華南旅行社，主責拓展內地旅遊；再到從事國際買辦，直至成為中國彩色電視大屏幕彩管的「造王者」。書中展現了主角在改革開放浪潮中如何把握機遇、成就自我，並折射出香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特殊角色，頗具啟發性。 香港之所以成為「東方明珠」，與中國改革開放密不可分。然而，本書副標題卻是「一本你不知道的另類香港史」。誠然，市面上不乏關於改革開放的著作，探討港商北上的研究亦屢見不鮮，這段歷史本不應如此「另類」。但從英殖時期香港愛國青年的視角審視整個改革開放歷程的作品並不多，這正是本書的獨特價值所在。 談及改革開放，人們常以蘇聯為比較對象。許多人認為蘇聯解體源於戈爾巴喬夫先推政治改革、後行經濟改革。然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戈爾巴喬夫最初亦計劃優先推動經濟改革，其標誌包括1987年通過的《合資企業法》，允許外資與蘇聯部委、國企或合作社成立合資企業；同年稍後通過的《國有企業法》，則允許國企依市場需求決定產出，履行國家訂單後可自由處置剩餘產品，實現自負盈虧。這些措施與數年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頗為相似，且均早於1988年啟動的政治改革。甚至，政治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旨在削弱國內保守派與烏克蘭勢力（如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以推進更深層次的經濟改革。 披露超級聯絡人細節 儘管有中國的成功示範，蘇聯亦曾招商引資，但最終還是失敗解體，中蘇兩國差異何在？據傳戈爾巴喬夫曾分析，中國改革成功得益於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指出，香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構性作用，在於憑藉港英時期建立的法治與專業制度，承接並消化國內一切需經市場運作的資金、投機與投資，同時不影響內地民眾日常生活。該學者強調，香港人在此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幾乎所有境外資金、技術、管理與投資均經香港引入。他的直接證據是：約七成外國直接投資（FDI）透過香港進入中國大陸。 然而，這種宏觀論述雖有一定道理，卻未觸及政策落地的細節。改革開放並非一宣布，港資與國際資本便蜂擁而至...

最近一段時間，一本名為《英氣》的傳記成為暢銷書，蟬聯《亞洲周刊》書籍榜長達9周。書中談及傳記主角石中英曾在70年代和《十月評論》的過百人進行論戰。這是香港毛派和托派較為大規模的論戰，表面上討論的都是歷史問題，除了對左派理論問題很感興趣的讀者外，似乎難在當時社會引起廣泛關注，但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這次論戰很可能意外改變了香港政治勢力的格局，值得仔細研究。 當時香港不乏論戰，但這次論戰有兩個特殊之處。一、石中英文章是發表在屬於大眾刊物的《新晚報》，而不是《盤古》或者《香港工人》等理論刊物；二、石中英由1974年寫到1977年，雖然只有10篇文章，但時間跨度長達3年。以致一些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對此次論戰都會略有耳聞。 托派是指「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派）在香港的支部，領軍人物是向青，文章主要發表在他們的機關刊物《十月評論》。托派與石中英的論戰，其後更集結成小冊子《他們如何反對托派──石中英先生的反面教材》，共收錄四篇石中英文章和一篇署名「學史」的文章，以及托派寫作組的九篇反駁文章。托派之所以用「他們」來形容石中英，原因在於當時的托派們相信石中英是新華社內的一個寫作班子，並且認為石中英的文章是「較有一點點內容的」，故此視之為批判的焦點。當時他們並不知道，石中英只是20多歲的年輕人，相關知識純屬自學。文章之所以能在《新晚報》發表，也只是因為石中英曾在《新晚報》的《學生樂園》做過編輯，在周日副刊《風華》「批托」時，只是個英文書院的數學教師而已。 《英氣》作者陶傑在一訪問中認為，這段歷史並不重要，是個「偽命題」。其理由是托派人數很少，不足以影響香港的政治局勢。暗示毛派在六七暴動之後，不敢直面港英，只敢挑軟柿子捏，這種說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實是事後諸葛亮。回顧當時背景，左派剛剛經歷六七暴動，原本的工運和學運力量都大為衰減（可以想像一下今天民主黨在香港的境遇）。當時的托派乘勢崛起，托派這種既有馬克思主義浪漫情節，又沒有任何現實負面包袱的主義，有充分條件迅速吸引大量吸引香港的進步青年到他們的組織當中。在工聯會元氣大傷，加上港英政治部嚴密監視下，托派冒起本身，就是對於工聯會重的大挑戰。 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 托派指責毛派為官僚主義，「與世界金融資本，當地的殖民統治者保持密切關係」；而石中英則批評托派「日益猖獗狂搞分裂、破壞」，「出賣工人利益」。托派領袖向青在另外一篇文章寫到：「可是...

The year 2011 marked the centenary of China's 1911 Republican Revolution and also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emorations across China were too numerous to count, and literature on related topics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readers country-wide. Two works, both written by researchers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re critically acclaimed: Yang Tianshi's The End of Monarchy, and Ma Yong's 1911 - China's Great Revolution. Last year also saw the mainland publication of Taiwanese historian Chang Yu-Fa's Revolutionary Bodie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Books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90th anniversary have sold very well.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dited by the Party Historical Research Office, sold a total of 1.88 million copies last year. Authorize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is tome was w...

《朱鎔基講話實錄》和《史蒂夫．喬布斯傳》是深圳官員去年購買的兩本熱門書籍 2011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各種紀念活動多不勝數，相關書籍自然引起不少讀者關注，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的《帝制的終結》和另一研究員馬勇的《1911 年中國大革命》均受到一定好評；台灣歷史學家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也於今年在內地出版。 建黨研究 頗受歡迎 與建黨九十周年相關的書籍，獲得很好的銷售成績，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二卷去年發行一百八十八萬套，此書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編寫歷時十六年，是官方版本最權威的黨史著作；《歷史的軌迹：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是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的新書，發行三十萬冊，以半官方的角度，解釋共產黨的革命和建設為何能於過去九十年取得成功。 要知道書籍的暢銷程度，北京圖書訂貨會是很好的參考，這個每年1 月在北京舉辦的訂貨會，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書籍交易平台，期間發布的「年度暢銷書榜」，則是最權威的暢銷榜。 在虛構圖書（小說）方面，郭敬明成為大贏家，在五大暢銷小說當中佔去三席，其餘兩本分別是韓寒的小說和馬奎斯名作《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在非虛構圖書類別當中，前四位均由9 月份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至四卷佔據，其他銷量不俗的書籍包括去年初出版的《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和去年10 月出版的《史蒂夫．喬布斯傳》。 《朱鎔基講話實錄》收錄了朱鎔基1991年至2003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總理期間三百多篇重要講話、談話、文章、信件和批語，共分四冊，論及金融改革、社會保障體制、住房、通脹等問題。跟別的領導人不同，這本書沒有用上《文選》之類的書名。書中透露朱鎔基卸任前，曾經提醒下屆政府要員注意房地產過熱，以及發展私人汽車工業可能帶來的交通堵塞問題。 暢銷書作者宋鴻兵的《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把視角從前兩本書的歐洲和美國拉回亞洲，以金融的角度解釋亞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宋鴻兵從鴉片戰爭談起，到民國時期的金融改革，再談到新中國在貨幣和金融方面遇到的危機和挑戰，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宏觀的視角。不過，中國新聞社的報道說： 「他的書提供了一個大的背景和脈絡，一般人看看也未必有害，只要在見解上保持警惕即可」。 暢銷不一定完全代表影響力，媒體機構...

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呈現出一個繽紛活潑的新氣象。躲避日本侵華戰火的北方文人紛紛南下，集聚香港，掀起香港新文學的一場盛宴。 有一位香港本土的文學青年，與北方南下文人融成一片，在北方文人主導的香港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積極組織及響應新文學活動，親身參與這場文學盛宴的製作，幷取得不菲的成果。他就是劉火子，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却完全融入時代洪流的激情滿溢的文學青年。 本書經過編者十餘年的辛勤尋覓和考證，從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四地多家圖書館查閱整理而成的劉火子文學創作資料，相當扎實和豐富細緻。通過對劉火子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幾十首詩歌作品的分析欣賞，和對他一生文學生涯活動的深入瞭解，以點帶面，可以窺見香港本地文學青年的成長的踪迹，也可以從這個點，鏈接到北方南下文人的頻繁活動的軌迹。 能够從容而又緊密結合著北方南下文人和香港本地文學青年兩個方面的人，劉火子是罕見的例子，也是香港文學青年在文學新浪潮中成長幷逐漸顯露出個性的絕佳例子。更難能可貴的是，劉火子在戰火紛飛的日子，身兼戰地記者，對親眼所見的前綫感人事迹所創作的詩歌，情緒飽滿，生動流暢，頗有個人風格。 《紋身的墻——劉火子詩歌賞評》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32開本 302頁 中文繁體 出版公司：天地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29日 定價港幣70元 各大書局有售 《豆瓣》，豆瓣讀書，2011年1月6日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908844/

作者方蘭生教授 自由與自律是新聞學中經久不衰的議題。自由主義新聞學（Libertarian Theory）主張，人是理性的動物，報紙是「意見自由市場」，無論資訊真偽，只要確保充分流通，公眾自能辨別真相，這奠定了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石。相對地，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則借助心理學研究指出，「人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1]，媒體的影響力客觀存在且不容忽視，若無邊界約束，可能帶來負面效應，為政府介入媒體提供了正當性依據。 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方蘭生教授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出版於1984年3月，同年10月，著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遭國民黨買兇殺害，這一事件與當時的白色恐怖氛圍相呼應，也為該書蒙上一層時代陰影，成為理解當時新聞學論述的特殊文本。 全書分為「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兩大章，共十節。其中，新聞自由部分論述較為系統，條理分明；新聞自律部分則顯得零散，多以報導式介紹為主，缺乏深度分析。部分內容重複出現，甚至完整收錄新聞評議會的組織章程，略顯冗餘。這或許反映了作者在威權體制下的某種無奈與妥協。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此書存在很多不足，無法不帶著批判眼光審視。但作為白色恐怖時期新聞學教材的範本，此書卻極有參考價值，因為作者幾乎窮盡了威權統治下對新聞管制的各種論據，成為研究當時媒體環境的珍貴史料。 一、新聞自由不容雙重標準 在「新聞自由」章節中，方蘭生對其重要性僅輕描淡寫，卻花費不少篇幅批評稍有鬆動的媒體環境。例如，他認為「政府開放辦報……反而使新聞專業精神失落」，並指出「左傾風氣蔓延，新聞自由反成為危害國家的利器」[2]。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對新聞自由的定義：「只有性善者得以享有，性惡者則不得享有。」[3]恐怕也很難被現在的讀者接受。 在論及「新聞自由概況」時，作者不僅未批判白色恐怖，反而稱讚「三民主義」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是「達成報業的積極功能……崇高的理想與完美的設計」[4]。他舉出的破壞新聞自由案例，也僅限於國民黨的政敵，如袁世凱與汪精衛，卻對執政當局的作為隻字不提。這使得他在論述「新聞自由必須有限度」[5]時，顯得論證蒼白，缺乏說服力。 方蘭生在書中寫道：「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最堅強的堡壘」[6]，與馬克思的名言「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7]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若承認新聞自由本身是一種...

《真實的謊言》封面 數字能幫助我們理解宏觀概念，作出理性的規劃或選擇。比方說「《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很大」，這句話提供的信息量極為有限，必須借助具體數字來說明其地位。 根據世界報業協會的數據，《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在中國排名第一，但若放在全球範圍內，卻只能排到第八[1]。 這一數據反映了，雖然《參考消息》發行量確實很高，但以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來說，中國報業尚有不少發展空間。而世界發行量頭五位的報紙都在日本，也可以引發對日本報紙成功因素的思考。 由此可見，數字十分重要。然而，當數字被操縱時，用以作出理性決策的基礎便變得岌岌可危。 對民調的總體批判 《真實的謊言：揭開民調與統計的黑盒子》（Tainted Truth: The Manipulation of Fact In America）出版於1994年，曾榮獲當年《彭博商業雜誌》（BusinessWeek）的十大商業書籍。作者辛西雅．克羅森（Cynthia Crossen）1983年加入美國《華爾街日報》，是報導金融市場和社會趨勢的資深記者，對「媒體騙術」有深刻的洞察。 全書共分八章，從民意調查的方法談起（〈民意調查的遊戲規則〉），探討其與商業利益之間的糾葛（〈操縱家口袋裏的民意指標〉），接著分析具體案例，例如醫藥、食品和廣告行業（〈揭開醫藥研究黑盒子〉、〈食物的真相〉、〈廣告騙術〉），最後討論民調對公共政策和司法的影響（〈公共政策〉、〈訴訟調查挑戰法庭正義〉），並在〈向不實調查說「不！」〉一章中作出總結。全書論述層層遞進，結構緊湊。 作者認為，數字之所以變得不可信，根源在於商業元素的日益加重。她尖銳地指出：「在資訊產業中，真相只屬於出錢的人」[2]。以美國蓋洛普公司為例，每個調查問題的定價為1500美元[3]，價格極為昂貴。 這帶來了兩個問題：首先，個人幾乎無法負擔獨立驗證的費用；其次，民調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商業或政治利益的驅動。這構成了民調的基本局限。 現代傳播挑戰理性 理性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前提假設是「人是理性的動物」，有能力分辨是非、不盲從權威，從而實現民主。然而，作者在〈公共政策〉一章中提到，資訊爆炸和現代傳媒的手法削弱了理性：一、在各種資訊的「疲勞轟炸」之下，人們無法分辨資訊的真實性；二、隨著傳播學的進步，各種傳媒騙術也在不斷進步，往往修改若干詞...

《媒體操控》封面 日本漫畫家坂口尚在《石之花》中寫道：「世上的正義多如天上的流星」。現實中，每個政府皆為其政策尋求合理性。無論是二戰時的納粹德國，還是現代的阿富汗神學士政權（塔利班），都宣稱自身行為符合正義。美國作為普世價值的推廣者，似乎也不能免俗。 筆者最初知道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台譯杭士基）源於他的反戰立場。喬姆斯基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成為反戰學生的「新聖經」。他與薩伊德（Edward Said）、桑塔格（Susan Sontag）三位並稱左翼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旗手。 《媒體操控》（Media Control）於2002年12月出版，中文版由台灣麥田出版社於2003年2月推出。此書被譽為喬姆斯基最易入門的作品[1]，全書僅117頁，通讀不需一小時，但其觀點深刻，難以三言兩語概括。 該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媒體操控——宣傳的驚人成就」（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共10章，論述宣傳並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在標榜新聞自由的美國，宣傳反而更為隱蔽且無孔不入，還實現了集體洗腦；第二部分「火星來的記者——反恐戰爭應該如何報導」（The Journalist from Mars; How the ‘War on Terror’ Should Be Reported），以虛構的第三者（火星記者）視角，剖析美國媒體的操作手法。 下品文章動之以情，中品文章曉之以理，上品文章情理兼備，此書堪稱情理兼備的上品。他從威爾遜談到老布殊，羅列大量事實，證明戰前或戰時宣傳常作為轉移國內矛盾的障眼法。喬姆斯基直言：「你得嚇老百姓，恐嚇他們，威脅他們……然後就可以對這些毫無抵抗能力的第三世界軍隊來一場漂亮的大勝仗。」[2]他對美國的批判一針見血。 Noam Chomsky （一）宣傳vs.新聞 喬姆斯基論及兩種民主，雖未明言，但可以推論：其一是具哲學色彩的理想民主，其二是基於政治現實的操縱式民主。後者認為民眾無法準確判斷公共利益，需由政府或知識份子推動時代進程[3]，這與列寧主義的精英政黨（先鋒黨）理論不謀而合。 喬姆斯基雖未使用學術術語，但「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與「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等概念頻頻出現。他所謂的「媒體操控」包含雙重含義：媒體操...

《媒介分析方法》封面 引言 《媒介分析方法》是一本入門級教材，作者為美國知名學者 Arthur Asa Berger。該書英文原版《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於 1982 年出版，是 Berger 在傳播學領域的首部專著。中文版由黃新生翻譯，1994 年由遠流出版，隸屬「傳播學名著譯叢」系列，至 1997 年已出至第 3 版。 叢書主編陳世敏教授在序言中指出，本書並非專注於方法論、媒介調查或內容分析等技術性課題的專業著作，而是一本入門讀物（陳世敏，1994，p. 7）。筆者認同此定位：雖然書中涉及方法論、媒介調查與內容分析等主題，但探討深度有限，且部分定義與主流學術共識存在偏差。因此，本書更適合作為激發讀者興趣的引導性讀物，而非技術性專著。 Berger 開創性地將媒介分析分為四種方法：「記號學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精神分析的批評方法」與「社會學分析方法」。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界定篇」介紹四種方法的基礎理論，第二部分「應用篇」則通過案例展示四種方法的實際應用。 作為知名學者的早期作品，本書既有獨到見解，亦有明顯不足。以下從學術視角出發，聚焦其理論界定與應用實踐的問題，進行批判性分析。 一、界定篇的優缺點 1.1 社會學分析方法的模糊性 在「社會學分析方法」章節中，Berger 列舉了「疏離感」（Alienation）、「脫序」（Anomie）與「階級」（Class）等概念（Berger，1994，p. 86）。這些概念源自不同社會學流派，卻被整合於同一分析方法中，不能形成邏輯連貫的框架。 現代社會學主要分為三大流派：衝突學派（Conflict Theory）、功能學派（Functionalism）與符號互動學派（Symbolic Interactionism）。各流派對社會現象的關注焦點與解釋路徑迥異，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更加是南轅北轍。例如衝突學派強調階級鬥爭，功能學派聚焦社會功能，而符號互動學派關注符號間的互動。然而，Berger沒有明確區分三大流派，也未指明其採用的具體社會學流派，更未解釋如何整合三大流派的視角形成統一的「社會學分析方法」。 社會學包含了馬克思主義（衝突學派深受馬克思影響），但馬克思主義不等於社會學（至少還有功能學派與符號互動學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

《吶喊》封面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1] 魯迅，一個注定和中國命運聯在一起的人，一個無疑是影響一代、幾代，或許幾十代中國人的人。然而，除了知道他是偉人、文豪、白話文先驅等，對他還有多少瞭解？ 魯迅是一個偉人，但他畢竟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喜怒哀樂，有時也會發怒大罵「一個都不寬恕」，這是可以接受的人之常情，畢竟魯迅是人而不是神。 台灣將魯迅貶的太低，內地又將魯迅抬的太高。魯迅一生提倡「破除迷信」，但往往我們就是掉進了或「神化」或「醜化」魯迅的圈套之中，完全接受權威對魯迅的標注，無論如何不是好事。誠然人生在世，早已接受各種觀念，斷不可能絕對客觀公正，筆者還是想不設任何前提地評論《吶喊》，並針對「傳統」的，或市面流行的魯迅評論做一評述。 上面說魯迅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並沒有任何的夸張。魯迅先生離世已有六十六年了，然而，在華人世界裡，幾乎每年都有關於他研究、解讀、評論或是紀念文章的出版，魯迅的全集也再版過數十次[2]，如果你今天在互聯網上打魯迅二字，可以找到兩千多個有關的網站，更甚的是，我們這一代都是讀魯迅的孩子，我們都讀過魯迅的書、知道阿Q和孔乙己、也都以白話文寫作…… 魯迅以小說和散文最為著名，《吶喊》則是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某程度上來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許多富有影響力文章都收錄在《吶喊》裡，諸如〈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藥〉和〈故鄉〉等，這些文章大部份收錄在當時最出名的進步刊物《新青年》裡，由〈狂人日記〉開始，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到了寫〈阿Q正傳〉時魯迅已經是一代宗師了。 魯迅對於國民政府的不滿是很輕易表露在字行間的，魯迅說：「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我覺得什麼都要重新做過。」（載自〈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對於封建主義進行了深入的批判，如〈狂人日記〉中描寫的禮教吃人、〈孔乙己〉中描寫的人民的麻木不仁、〈藥〉中描寫的人民的愚昧無知等，相信這就是對「半封建半殖民地」，這一我們沒什麼感性認識的名詞的最好注腳。 儘管，時局是這樣的不堪入目，魯迅沒有像當時的一些文人（如張...

《西潮》封面 內容簡介 顧名思義，《西潮》指的是西方傳來的潮流。作者蔣夢麟以個人經歷為主線，記錄了從1842年《南京條約》簽署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期間，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深遠影響。故事從作者寫作此書的地點——戰火中的昆明開始，回憶兒時的清王朝、留美求學的瑣事、民國初年的動盪以及八年抗戰的艱辛，最後回到戰時的昆明，結束對中國歷史的回顧，並對「現代」中國作出評述。 香港考試局將《西潮》歸類為散文，作者自認為只是個「故事」，台灣出版社則多稱其為傳記。這些定位各有道理，而以香港考試局的「散文」定位最為恰當。雖然書中記述了作者的親身經歷，具有自傳性質，但作者夾雜了大量對中國民族性、社會、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問題的分析與評述，超出了普通自傳的範疇，也難以簡單歸類為故事。因此，「散文」這一較靈活的屬性更適合定義此書。 文章結構 此書共分七部，計34章，分別為：第一部「滿清末年」（第1-8章）、第二部「留美時期」（第9-11章）、第三部「民國初年」（第12-16章）、第四部「國家統一」（第17-20章）、第五部「中國生活面面觀」（第21-24章）、第六部「抗戰時期」（第25-31章）、第七部「現代世界中的中國」（第32-34章）。 前六部回顧了作者經歷的中國近代史，其中第六部「抗戰時期」著墨最多。第七部「現代世界中的中國」篇幅最短，以評論為主，在風格、文字和技巧上與前六部有明顯差異，相對較為客觀。其中的三章：〈中國與日本——談敵我之短長〉、〈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二次大戰期間看現代文化〉，均可獨立成篇。 內容評論 《西潮》以個人視角串聯中國近代史，結構宏大，反映了一代青年在大時代中的所思所想。 蔣夢麟曾任北大校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商務印書館主編等職，與孫中山、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袁世凱、胡適等近代史重要人物均有交集。閱讀此書猶如觀看一部「歷史劇」，增添了感性認識。 作者常引用中國典故，展現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同時支持西化以實現國家富強，並描寫這一過程中的問題，成為全書主線。 然而，本書亦有不足之處：   1、結構鬆散 部分章節主題跳躍，作者想到什麼寫什麼。例如，第六部第25章論述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聚焦日本和朝鮮，順帶提及越南與緬甸，隨後突然轉寫抗戰。第29章重提此主題，卻轉而聚焦越南與緬甸，日本和朝鮮成為附帶內容。兩章同屬一部，時間差異...

《射雕英雄傳》封面 《射雕英雄傳》是金庸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於1957年至1958年間在《香港商報》連載。這是作者的第四部武俠小說（之前三部分別為《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和《雪山飛狐》），此書確立了金庸在武俠小說界「盟主」的地位。由於《射雕英雄傳》原是報紙連載的關係，不免比較拖沓，所以作者在80年代初又對《射雕英雄傳》進行了一次修訂，這一修訂版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版本。 一、內容簡介 《射雕英雄傳》的故事由南宋臨安牛家村兩個結義兄弟——郭嘯天、楊鐵心和全真教道士丘處機的一段巧遇開始。當時，中國北方已被金人完顏氏所侵略，金人不善政治，北方人民叫苦連天，郭嘯天和楊鐵心都是由北方逃難到南方的忠良之後，對南宋朝廷向金人綏靖的政策十分不滿，但又苦無救國救民的對策。 一天夜里，長春真人丘處機因為殺了一個漢奸，而受到了南宋和金人的追殺，逃到牛家村，三人都是有志救民於水火之士，所以在一場小鬥後，便成了不打不相識的好友，長春真人更為二人未出生的孩子取名，郭嘯天孩子取名郭靖、楊鐵心的孩子取名楊康，有不忘靖康之難的意思。郭靖便是本書的主角，而《射雕英雄傳》的主線也是描寫郭靖如何從「傻小子」到大俠的過程。 郭嘯天、楊鐵心兩兄弟別過丘處機後不久，金國王子完顏洪烈及南宋追兵便殺到牛家村，殺死郭嘯天，捉走楊鐵心，郭嘯天、楊鐵心的妻子包惜弱和李萍也各散東西，後來完顏洪烈帶走包惜弱，從此包惜弱、楊康兩母子便住在金國宮殿里，而郭嘯天之妻李萍懷著孩子逃向蒙古，後來的主角郭靖便在蒙古大漠中出世。因為在蒙古出生的關係，郭靖從小和成吉思汗的子孫打交道，更和成吉思汗的四王子托雷結拜為兄弟。 因為一場小小的風波，長春真人丘處機和江南七怪立下賭約，江南七怪教郭靖武藝，丘處機教楊康武藝，相約十八年後在江南互相比武功論成敗。十八年後郭靖南下比武，途經張家口，遇到了女主角黃藥師之女黃蓉，當時黃蓉正離家出走，男扮女裝並喬裝成小叫花子。黃蓉和郭靖交了朋友，後來兩人私定終身，把臂同游，展開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旅程。 當時的中國武林有五大高手，分別號稱「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和「中神通」。東邪是桃花島主黃藥師，西毒是白駝山歐陽鋒，南帝是大理國皇帝段智興，北丐是丐幫幫主洪七公，中神通是全真教教主王重陽。這五個人在華山論過一次劍，為的是爭奪一本叫《九陰真經》的武俠奇書。 郭靖先後拜丐幫幫主洪七公、全真教老頑童周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