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愛國商人視角下的另類改革開放史──評石中英傳記《英氣》下卷
石中英傳記《英氣》下卷近日出版。該書上卷聚焦其青年時期投身左派社會運動的經歷，他在六七事件中印製及藏有傳單（尚未派發）而成為青年政治犯，封面以紅色致敬那個火紅年代。下卷則轉向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主角如何從左派機構下海經商，最終成為國際買辦的往事，封面換成劍橋藍，象徵人生新篇章。
下卷共七章，另附四段「餘韻」。內容由創辦時代電腦、承接「紅色經濟圈」電腦化業務起筆；到入職工聯會屬下的華南旅行社，主責拓展內地旅遊；再到從事國際買辦，直至成為中國彩色電視大屏幕彩管的「造王者」。書中展現了主角在改革開放浪潮中如何把握機遇、成就自我，並折射出香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特殊角色，頗具啟發性。
香港之所以成為「東方明珠」，與中國改革開放密不可分。然而，本書副標題卻是「一本你不知道的另類香港史」。誠然，市面上不乏關於改革開放的著作，探討港商北上的研究亦屢見不鮮，這段歷史本不應如此「另類」。但從英殖時期香港愛國青年的視角審視整個改革開放歷程的作品並不多，這正是本書的獨特價值所在。
談及改革開放，人們常以蘇聯為比較對象。許多人認為蘇聯解體源於戈爾巴喬夫先推政治改革、後行經濟改革。然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戈爾巴喬夫最初亦計劃優先推動經濟改革，其標誌包括1987年通過的《合資企業法》，允許外資與蘇聯部委、國企或合作社成立合資企業；同年稍後通過的《國有企業法》，則允許國企依市場需求決定產出，履行國家訂單後可自由處置剩餘產品，實現自負盈虧。這些措施與數年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頗為相似，且均早於1988年啟動的政治改革。甚至，政治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旨在削弱國內保守派與烏克蘭勢力（如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以推進更深層次的經濟改革。
披露超級聯絡人細節
儘管有中國的成功示範，蘇聯亦曾招商引資，但最終還是失敗解體，中蘇兩國差異何在？據傳戈爾巴喬夫曾分析，中國改革成功得益於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指出，香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構性作用，在於憑藉港英時期建立的法治與專業制度，承接並消化國內一切需經市場運作的資金、投機與投資，同時不影響內地民眾日常生活。該學者強調，香港人在此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幾乎所有境外資金、技術、管理與投資均經香港引入。他的直接證據是：約七成外國直接投資（FDI）透過香港進入中國大陸。
然而，這種宏觀論述雖有一定道理，卻未觸及政策落地的細節。改革開放並非一宣布，港資與國際資本便蜂擁而至這麼簡單。改革開放無疑由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央政府主導，但香港愛國陣營在特定時期積極協助內地招商引資，亦作出獨特貢獻。《英氣》下卷之所以「另類」，正因它以香港愛國陣營為切入點，解釋香港如何成為「超級聯絡人」的細節。
成為「超級聯絡人」需同時獲中央（或至少香港愛國陣營元老）與外商的信任。書中提到，香港中資企業在文革後紛紛成立公司，為改革開放招商引資，甚至《文匯報》與《大公報》等原本與商業投資無關的媒體，也創辦了文滙貿易公司與濱港貿易公司（《英氣》下卷，P.14），他們對內地的投資早於一般非左派商業資本，背後多源於香港新華社（中聯辦前身）的組織動員。
石中英雖未必受直接指示，但亦響應時代號召，辭去高薪教職投身改革開放。作為愛國陣營一員，他的背景令其備受信任。時代電腦創業初期，《英氣》下卷引述楊光稱，工聯會希望電腦化，但首要考慮是政治可靠性，以免洩露會員與活動機密。石中英回應，安裝人員皆為昔日《新晚報》「學生樂園」的讀者，「從學生時代起，跟隨我十多年，都是愛國青年」（P.24）。於是，他順利協助工聯會電腦化。書中也寫到，當時香港電腦化企業多為外資，中資機構的電腦化由這家「蚊型」公司開創先河。繼工聯會後，他又協助招商局、三聯書店、華潤國貨公司與東方紅藥業等機構電腦化，成為紅色經濟圈內唯一獲「信任」的軟件公司（P.27）。
在華南旅行社任職期間，石中英累積了廣泛的內地人脈。他與廣東省港澳同胞接待辦公室（前身為支援香港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建立聯繫，昔日六七事件的「負資產」轉化為聯絡內地的「正資產」。書中形容，這一旅遊網絡成為他投身中國商海的無限座標（P.62）。因為工作需要，他不但結識了日後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等高官，又因安排工人旅行住宿，而與解放軍下屬酒店頻繁接觸，結識了軍方人士（P.87）。這些機緣與其早年左派社運經歷密不可分，非一般商人可輕易獲取。
打破臉譜化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香港人熟悉西方貿易規則。書中提到，石中英早年研讀馬克思著作，深知世界經濟每一次騰飛皆與先進生產力相關（P.253），因此積極引入全球最先進的電視廣播技術、產品與資金到中國。湯姆遜公司擁有當時全球最先進的顯像管專利，原計劃直接銷售電視機，但石中英向湯姆遜高層分析，中國上游彩管廠只有十多間，下游彩電品牌卻超過一百間，加工廠更有數千間，遂成功說服對方僅售彩管、不賣成品電視（P.285）。此舉既滿足西方利益，又保護中國電視製造業免受壟斷，堪稱神來之筆，為日後中國的電視產業打下了重要的基礎，這種愛國情操、戰略視野與談判技巧，正是石中英的獨特優勢。
在八十年代全球化浪潮中，跨國企業普遍面臨文化差異的挑戰，甚至催生了專門學科──跨文化傳播學（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該學科由愛德華．霍爾（Edward T. Hall）創立，最初旨在協助IBM等跨國公司解決不同文化區域的管理難題，其後才拓展至意識形態層面的傳播研究。早期的學術焦點多集中於日本、韓國等儒家文化圈國家。
《英氣》下卷的出版，正好填補了中國案例的空白，為該領域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素材。
經濟改革必須有持續的資金投入，一旦資金斷流，後果往往比從未啟動更為嚴重。另一個可資借鑑的案例是「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其倡導者、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Jeffrey Sachs）曾於1990至1991年擔任戈爾巴喬夫顧問。在此之前，他在波蘭推行休克療法頗為成功；然而在蘇聯，雖然成功遏制了惡性通貨膨脹，卻因美國未能持續提供資金支持，經濟遲遲未見增長，最終導致國家解體。
隨後俄羅斯經濟崩潰，更釀成無數人間慘劇。這一切充分說明，經濟改革唯有源源不斷的資金輸入，方能培養自我造血能力；若中途斷供，猶如病人輸血半途而廢，性命堪虞。經濟轉型亦然，絕非僅靠思想轉變便可實現。
香港愛國陣營在改革開放事業中，正是持續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貢獻不容忽視。石中英的《英氣》下卷，生動呈現了一位香港愛國青年（被稱為「招商局子弟」的反殖囚徒）如何跨越重重障礙，為中國改革開放招商引資、引進先進技術，在為國家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成就了個人事業。此書打破了過去對香港愛國陣營單一、臉譜化的刻板印象，為「超級聯絡人」的角色注入了鮮活形象。讀罷令人感慨萬千：改革開放的成功，實乃多重力量合力的結果──中央的政策制定、香港領導層的精心布局與動員，以及香港愛國陣營的才智與行動，缺一不可。這本書，值得所有關心香港經濟與歷史的人細讀。
李若浮
時事評論員、傳媒工作者
刊於《信報》，2025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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