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吶喊》讀書報告——絕望的否定之否定

《吶喊》封面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1]

魯迅,一個注定和中國命運聯在一起的人,一個無疑是影響一代、幾代,或許幾十代中國人的人。然而,除了知道他是偉人、文豪、白話文先驅等,對他還有多少瞭解?

魯迅是一個偉人,但他畢竟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喜怒哀樂,有時也會發怒大罵「一個都不寬恕」,這是可以接受的人之常情,畢竟魯迅是人而不是神。

台灣將魯迅貶的太低,內地又將魯迅抬的太高。魯迅一生提倡「破除迷信」,但往往我們就是掉進了或「神化」或「醜化」魯迅的圈套之中,完全接受權威對魯迅的標注,無論如何不是好事。誠然人生在世,早已接受各種觀念,斷不可能絕對客觀公正,筆者還是想不設任何前提地評論《吶喊》,並針對「傳統」的,或市面流行的魯迅評論做一評述。

上面說魯迅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並沒有任何的夸張。魯迅先生離世已有六十六年了,然而,在華人世界裡,幾乎每年都有關於他研究、解讀、評論或是紀念文章的出版,魯迅的全集也再版過數十次[2],如果你今天在互聯網上打魯迅二字,可以找到兩千多個有關的網站,更甚的是,我們這一代都是讀魯迅的孩子,我們都讀過魯迅的書、知道阿Q和孔乙己、也都以白話文寫作……

魯迅以小說和散文最為著名,《吶喊》則是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某程度上來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許多富有影響力文章都收錄在《吶喊》裡,諸如〈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藥〉和〈故鄉〉等,這些文章大部份收錄在當時最出名的進步刊物《新青年》裡,由〈狂人日記〉開始,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到了寫〈阿Q正傳〉時魯迅已經是一代宗師了。

魯迅對於國民政府的不滿是很輕易表露在字行間的,魯迅說:「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我覺得什麼都要重新做過。」(載自〈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對於封建主義進行了深入的批判,如〈狂人日記〉中描寫的禮教吃人、〈孔乙己〉中描寫的人民的麻木不仁、〈藥〉中描寫的人民的愚昧無知等,相信這就是對「半封建半殖民地」,這一我們沒什麼感性認識的名詞的最好注腳。

儘管,時局是這樣的不堪入目,魯迅沒有像當時的一些文人(如張愛玲)般陷入絕望和自我麻醉之中,他反抗這種「絕望」,並用筆去做「拿破侖的刀劍做不到的事情」[3]。所以,固然魯迅的文學修養極高,他的價值並不是單單反映在文學上,他同時還是一個「戰士」,「魯迅」這一筆名就是對魯迅一生的高度概括(「魯迅」二字是英文Revolution(革命)的音譯)。

反對魯迅的人沒有什麼新意,從梁實秋到王朔,基本上都只有同樣的論述,他們都認為魯迅只寫小說散文是不足以受到這般崇高地位的。梁實秋說:「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傳』,也算是短篇的。」王朔則認為:「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只寫過這點東西的。」

這種說法乍看之下似乎有理,但,魯迅對這個問題早有回答,只不過他的批評者假裝看不見罷了,魯迅說過:「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的去了。但畫上一條尾巴,確見得更加完全。」將魯迅的文章獨立分析是不全面的,魯迅的文章是一部「史詩」,由文化到政治,由民族到時事,皆有涉及。本文也學習魯迅先生的方法,由各篇短文的評論組織出一個清晰的形象:魯迅精神!

廣義的吃人: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作於1918年,最初發表於《新青年》雜誌,此文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可以說是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以現在的角度來看,文章的語法結構有很多的錯誤,但以一個實驗品來說,已經是相當成功了。此文通過描寫一個有妄想症「狂人」的「狂語」,來反抗中國革之不去的封建思想和傳統禮教,在魯迅的小說中,這篇文章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此文和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相呼應,很多人視此文為五四的前奏,此一說法不無道理。公認的五四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是李大釗、陳獨秀、魯迅和胡適,其中李大釗、陳獨秀是《新青年》編輯,文章是魯迅寫的,推動者中四有其三和「狂人日記」有關,就此一點,以足已令此文超越文學的價值了。

此文是一篇十分具有批判性的文章,批判的問題,毫無疑問是「吃人」,而人有不同的吃法,除了用嘴巴咬來吃以外,還有更廣義的吃人——精神上的吃人,精神上吃人的方法就是通過封建禮教。但,對於禮教如何吃人,魯迅寫的十分隱悔,全文都沒有明確指出,一般的研究評論也沒有就這一點作出解釋,本文將嘗試解釋一下究竟是人如何被吃的。

一、不科學的中醫是吃人的一種,魯迅的時代,中醫是很不科學的,當時沒有系統化的中醫理論,醫卜不分,很多時胡亂醫治導致病人死亡,就如文中的醫生以靜養幾天來「醫治」精神病一樣,中醫典籍眾多,有關吃人治病的謬誤不少,加上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又有吃人的描寫,作者對中醫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

二、剝削吃人,狂人看過古家的帳簿後,就被整個階級歧視,帳簿代表的應該是剝削的證據,還可以拉上關係的有狂人的大哥不減租給佃農,和受壓迫的人對狂人比較客氣等。

三、通過歪曲事實來吃人,將好人說成是壞人,續而吃之,是對當時徐錫林被恩銘親兵「炒食淨盡」的控訴,文章通過描寫佃戶說大家吃了一個惡人來巧妙說明先抹黑,後吃人的手段,魯迅刻意描寫「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之後又寫到:「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吃了一個惡人,正是這個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打圈是畫押的意思,之後又說這是「老譜」,兩者一結合,很容易就可以和徐錫林被吃聯在一起了。

四、魯迅對於禮教的吃人是身同感受的,文中描述了大哥教訓狂人(小弟)的對立家族關係,有一句話可以說明這種對立「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伙,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魯迅本人就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不但被吃,而且被逼吃人,根據《魯迅與朱安》一文描述,1906年,魯迅在母親的反復催促下,「不很情愿」地從日本回國完婚,夫人朱安是不識字的小腳女人,結婚前,魯迅完全不知朱安是何許人,可以說是徹底的盲婚啞嫁,結婚當晚,魯迅徹夜未眠。魯迅在這次婚姻中的痛苦無疑是絕望性的,而朱安的痛苦絕不亞於魯迅。一方面,魯迅和自己不喜歡的女人,結了沒有感情的婚,又因為兩人精神生活的差距,婚後也沒有什麼交流,這種痛苦就是禮教的吃人。同時,作為一個沒有文化的女人,朱安的一生也就這樣被魯迅「吃」了。更何況,朱安是被動的,沒有許廣平、蕭紅這樣的精神寄托。如果狂人是魯迅自己的精神反映的話,狂人說自己「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就很可能是魯迅對自己受禮教壓迫逼於無奈下吃人的一種反思。

可悲可笑的讀書人:孔乙已

本文作於1918年,最初發表於《新青年》雜誌,是魯迅第二篇白話文小說,文法上比〈狂人日記〉更加成熟。

「孔乙己」是文章中主角的綽號,原為描紅紙上的供人練習字樣,原文是「上大人,孔乙己」,是「上古大人孔氏一人而已」的縮寫,由於主角姓孔,又常說別人不明白的古話(之乎者也),故得此綽號,這一綽號也反映了在「讀書人」看不起勞動者的同時,基層百姓對於讀書人的反感。

科舉制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是一種進步的制度,和西方比較,科舉是一種可以令平民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的制度,「學而優則士」的觀念根深蒂固,錢穆甚至以此論證中國是「開放的文治政府」,但科舉的內容和現實生活脫節,加上學費的高昂,通過科舉當官的人只能是少數,造成大批「讀書人」喪失謀生技能,到老還是一窮二白。辛亥革命後,科舉取士的制度隨著君主體制的消失而消失了,但封建思想並沒有消失,階級的分化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連喝酒都分地方喝,穿長衫的讀書人入店喝,穿短衫的勞動者門口喝,魯迅借孔乙已這個穿長衫但在門口喝酒的悲劇人物來批判舊社會,提倡新文化運動,可謂神來之筆。由於魯迅在〈孔乙己〉中對環境的描寫很具體,對人物的性格刻劃很生動的關係,文章的感染力很強,讀後不但會對孔乙己的遭遇感到惋惜,也會對封建制度感到厭惡。

由於〈孔乙己〉被收錄在香港中學課程裡,常常拿來和另一篇課文〈范進中舉〉比較,兩文都是通過描寫一個可悲可笑的「讀書人」來批判科舉制度的文章,所不同的是〈范進中舉〉集中講述世態的炎涼,中舉前後人們的利勢反應;〈孔乙己〉則注重對主角行為的刻劃,除了同樣精彩外,可比性並不大。

一方面,孔乙己有好的品質,如品行好,從不拖欠酒錢;好為人師,教作者寫回字的四種寫法;又在自己也沒錢的情況下請孩子們吃茴香豆等,就算是偷竊,也只是偷書而不是什麼貴重物品。

另一方面,孔乙己的悲慘結局也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孔乙己雖是讀書人,但連秀才也考不上,原本也可以作些抄書的活,但又好吃懶做,自命讀書人不屑作工,最後淪為小偷,悲劇式地「大約的確地死了」。

魯迅對群眾的冷酷也有深刻的描寫,孔乙己是在人們一次次的笑聲中死去的,沒有人對孔乙己表示出絲毫的人道,孔乙己的存在是平淡無聊生活中的鹽,「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另一個經典場面是,掌櫃兩次說「還欠十九個錢呢?」一句話就帶出掌櫃不關心孔乙己生死,只關心欠錢的心態。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到上海游玩時,發現有一條「文化名人街」,有間叫咸亨酒店的餐廳,布局和〈孔乙己〉的描寫一致,有孔乙己牌茴香豆和標榜不攙水的黃酒賣,如果魯迅知道他所批判的「長短衣文化」成為流行時尚、消費文化時,不知會有什麼感想。

人血饅頭的疑惑:藥

1919年作,最初發表於《新青年》雜誌,同樣是吃人,狂人日記是精神吃人、孔乙已是制度吃人,而藥是愚昧的人活吃自己的解放,前後有一定的聯帶,可謂「吃人三部曲」。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地與腐敗的滿清作鬥爭,用生命和鮮血推動中國的革命,但或許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局限性,革命和群眾有不小的距離,群眾並不知道革命者為什麼革命,只當他們是「發了瘋了」、「不要命」的人,專制和愚昧這一對雙生子聯手對抗著革命,革命者為愚民犧牲了,愚民不但不感激,反而認為這種犧牲是可以享用的。

整篇文章是按買藥、吃藥、談論藥、藥效這一個順序排列的,夏瑜是一個革命青年,因為被人出賣而遇害,他始終堅持了革命理想,在獄中也不忘宣傳革命,可悲的是群眾不但不支持解放者,還和自己的敵人同一陣線,反而怒罵夏瑜該死。

買藥是在陰冷的刑場上發生的,父親帶了幾乎是全部的身家,去買一種神靈的藥——人血饅頭,為兒子治癆病,父親的關愛和愚昧混合在一起。血是夏瑜的,他為愚民犧牲,流出的血還被人當藥吃。

吃藥的描寫是迷幻的,「碧綠的包」、「紅紅白白的燈籠」、「一陣紅黑的火」、「奇怪的香味」……通過一系列的描寫,魯迅將場景布置的很玄異,而夏瑜的生命則化為焦皮裡面傳出的一道輕煙,消失在空氣中……

談論藥是在茶館裡,夏瑜的生命被吃盡後,還要被謾罵,被污辱人格,令人不禁思考,究竟革命是為了什麼?有意義嗎?

人血饅頭沒有藥效,兒子還是死了,並葬在夏瑜旁邊。魯迅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是對他的一份敬意,同時也提醒我們,沒有群眾基礎的革命是沒有意義的:「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

精神勝利法:阿Q正傳

作於1921年,首次發表於《晨報》副刊。此文是魯迅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其中的「阿Q精神」已經成為成語詞匯。

小說背景是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農村,主角是名叫阿Q的雜工,是社會最底層的人物,他沒有地位、沒有錢、沒有學識,甚至沒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4],所以趙太爺可以打他,王胡可以打他,假洋鬼子可以打他,甚至同事小D也可以對他不客氣。偏偏阿Q又很要自尊,所以為了平衡被打後的心理,阿Q發明了「精神勝利法」,即使是現實上被人揍了,也可以通過幻想一下自己「算是被兒子打了」續而「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這一現象是泛指的,茅盾就指出阿Q其實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也就是說,當時整個國家都呈現出阿Q精神的情況,魯迅通過描寫一個這樣的人物,來批判中國的國民性,並嘗試改造。

除了「精神勝利法」愚昧和自大也是魯迅批判的對象,這由阿Q對革命黨的看法可以略知一二,一開始阿Q認為革命是和他過不去,後來看見趙太爺如此害怕革命黨,就幻想自己加入革命黨後八面威風的情況,自命起革命黨來了,(更好笑的是趙太爺竟然相信阿Q真的是革命黨)最後阿Q又因為得知自己無法革命,又詛咒起革命來了,並且興起了進城報官的念頭。如此地反復證明了他的膚淺,而「不准造反」又是對當時所謂的革命黨脫離群眾的一種諷刺。說到自大,就不得不提阿Q進城後,看見城裡的油煎大頭魚加上蔥絲,而鄉下加的是蔥葉,就認為城裡的做法是錯的,並且認為是可笑的。明明蔥絲的功夫比蔥葉多,如此固執地自大,不是可笑,而是可悲。

和孔乙已相比,阿Q性格描寫只有一個側面,阿Q的個性並不豐富,阿Q糊裡糊涂地活,莫名其妙地死,麻木到幾乎完全沒有感情,這是環境使然,整個階級制度使人什麼也作不了,地保、地主、有錢大戶、舉人老爺,一層一層壓迫,叫人麻木得只知道盲從附和。

阿Q是作為代罪羔羊而死的,《吶喊評介》說到,阿Q沒有給狼吃去肉,卻給人吃掉了,說的就是這件事,阿Q老實,「供出」了同黨是革命黨人,又沒有固定職業,冤枉被殺也不知發生什麼事。嗚呼,有這樣的愚民,才有這樣的政府,魯迅又一次說明了啟蒙的重要性。

讀後感

小的時候住在上海虹口區,家離魯迅公園不遠,所以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有個人叫魯迅,似乎是個很偉大的人物,甚至還以為魯迅是國家領導人。直到中學讀了魯迅的隨感錄,才對魯迅的輪廓有個比較清晰的認識,而這次重讀《吶喊》又對魯迅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坦白說,最初喜歡讀魯迅的文章,是因為想看魯迅罵人,魯迅罵人尖酸刻薄,十分過癮。這次重讀《吶喊》,則發現了更深層的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魯迅罵人,也是為了救人!為了摒除中國人的愚昧和迂腐。同時,魯迅的文章可以說是非常簡練,簡單幾句就可以反映出大時代的動向,毫不拖泥帶水,實在了不起。

除了《吶喊》和《吶喊評介》外,筆者還看了一些資料,好像魯迅的婚姻狀況、魯迅的工作情況、大陸及台灣的研究文章等,除外還參考了梁實秋和王朔的一些「倒魯」的文章。整體來說,魯迅不是被「神」化了,就是被「魔」化了,各種「研究」都是按自己的需要來解讀魯迅,這種「需要」很大程度是政治影響的結果,當然魯迅本來就是政治人物,不可能將魯迅脫離政治來解讀,但有些評論實在是太叫人吃不消,不客觀地將注腳加在別人身上,對誰都是不幸。如《吶喊評介》裡硬要說魯迅在〈一件小事〉後成為「無產階級」;又如梁實秋在台灣禁魯迅著作後大放厥詞:「魯迅到處『碰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之類。

魯迅已成大師,樹大招風,能扳倒魯迅這棵大樹,自然可以成名。這些「倒魯」人士也反映了國人的丑陋,英國沒有人以「倒莎士比亞」自喜的,俄國也沒有人以「反托爾斯泰」聞名的,外國人可以搞正經的研究,中國人為什麼不可以?

有人說過,每一個出現英雄的時代,都是悲劇的時代,同樣,如果魯迅不是生於那樣的亂世,眼見那麼多荒腔走板的人和事,也許就沒有魯迅。可悲的是,魯迅的文章受歡迎,或許正說明了魯迅所批判的問題並沒有完全消失,中國人的奴顏和媚骨,崇洋和媚外都依然存在,中國強盛了,是否還需要魯迅呢?

此文曾獲香港教育城書評獎

李炘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校本評核,2002年11月29日

註釋

  1. 魯迅《吶喊》自序。
  2. 根據不完全統計,香港市面可以買到的《吶喊》就有數十個版本。
  3. 引自巴爾札克,原話為「拿破侖的刀劍做不到的事情,我們用筆去做到它!」
  4. 引自《墳.燈下漫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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