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吶喊》讀書報告——絕望的否定之否定

《吶喊》封面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1]

魯迅，一個注定和中國命運聯在一起的人，一個無疑是影響一代、幾代，或許幾十代中國人的人。然而，除了知道他是偉人、文豪、白話文先驅等，對他還有多少瞭解？

魯迅是一個偉人，但他畢竟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喜怒哀樂，有時也會發怒大罵「一個都不寬恕」，這是可以接受的人之常情，畢竟魯迅是人而不是神。

台灣將魯迅貶的太低，內地又將魯迅抬的太高。魯迅一生提倡「破除迷信」，但往往我們就是掉進了或「神化」或「醜化」魯迅的圈套之中，完全接受權威對魯迅的標注，無論如何不是好事。誠然人生在世，早已接受各種觀念，斷不可能絕對客觀公正，筆者還是想不設任何前提地評論《吶喊》，並針對「傳統」的，或市面流行的魯迅評論做一評述。

上面說魯迅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並沒有任何的夸張。魯迅先生離世已有六十六年了，然而，在華人世界裡，幾乎每年都有關於他研究、解讀、評論或是紀念文章的出版，魯迅的全集也再版過數十次[2]，如果你今天在互聯網上打魯迅二字，可以找到兩千多個有關的網站，更甚的是，我們這一代都是讀魯迅的孩子，我們都讀過魯迅的書、知道阿Q和孔乙己、也都以白話文寫作……

魯迅以小說和散文最為著名，《吶喊》則是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某程度上來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許多富有影響力文章都收錄在《吶喊》裡，諸如〈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藥〉和〈故鄉〉等，這些文章大部份收錄在當時最出名的進步刊物《新青年》裡，由〈狂人日記〉開始，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到了寫〈阿Q正傳〉時魯迅已經是一代宗師了。

魯迅對於國民政府的不滿是很輕易表露在字行間的，魯迅說：「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我覺得什麼都要重新做過。」（載自〈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對於封建主義進行了深入的批判，如〈狂人日記〉中描寫的禮教吃人、〈孔乙己〉中描寫的人民的麻木不仁、〈藥〉中描寫的人民的愚昧無知等，相信這就是對「半封建半殖民地」，這一我們沒什麼感性認識的名詞的最好注腳。

儘管，時局是這樣的不堪入目，魯迅沒有像當時的一些文人（如張愛玲）般陷入絕望和自我麻醉之中，他反抗這種「絕望」，並用筆去做「拿破侖的刀劍做不到的事情」[3]。所以，固然魯迅的文學修養極高，他的價值並不是單單反映在文學上，他同時還是一個「戰士」，「魯迅」這一筆名就是對魯迅一生的高度概括（「魯迅」二字是英文Revolution（革命）的音譯）。

反對魯迅的人沒有什麼新意，從梁實秋到王朔，基本上都只有同樣的論述，他們都認為魯迅只寫小說散文是不足以受到這般崇高地位的。梁實秋說：「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傳』，也算是短篇的。」王朔則認為：「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只寫過這點東西的。」

這種說法乍看之下似乎有理，但，魯迅對這個問題早有回答，只不過他的批評者假裝看不見罷了，魯迅說過：「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的去了。但畫上一條尾巴，確見得更加完全。」將魯迅的文章獨立分析是不全面的，魯迅的文章是一部「史詩」，由文化到政治，由民族到時事，皆有涉及。本文也學習魯迅先生的方法，由各篇短文的評論組織出一個清晰的形象：魯迅精神！

廣義的吃人：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作於1918年，最初發表於《新青年》雜誌，此文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可以說是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以現在的角度來看，文章的語法結構有很多的錯誤，但以一個實驗品來說，已經是相當成功了。此文通過描寫一個有妄想症「狂人」的「狂語」，來反抗中國革之不去的封建思想和傳統禮教，在魯迅的小說中，這篇文章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此文和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相呼應，很多人視此文為五四的前奏，此一說法不無道理。公認的五四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是李大釗、陳獨秀、魯迅和胡適，其中李大釗、陳獨秀是《新青年》編輯，文章是魯迅寫的，推動者中四有其三和「狂人日記」有關，就此一點，以足已令此文超越文學的價值了。

此文是一篇十分具有批判性的文章，批判的問題，毫無疑問是「吃人」，而人有不同的吃法，除了用嘴巴咬來吃以外，還有更廣義的吃人——精神上的吃人，精神上吃人的方法就是通過封建禮教。但，對於禮教如何吃人，魯迅寫的十分隱悔，全文都沒有明確指出，一般的研究評論也沒有就這一點作出解釋，本文將嘗試解釋一下究竟是人如何被吃的。

一、不科學的中醫是吃人的一種，魯迅的時代，中醫是很不科學的，當時沒有系統化的中醫理論，醫卜不分，很多時胡亂醫治導致病人死亡，就如文中的醫生以靜養幾天來「醫治」精神病一樣，中醫典籍眾多，有關吃人治病的謬誤不少，加上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又有吃人的描寫，作者對中醫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

二、剝削吃人，狂人看過古家的帳簿後，就被整個階級歧視，帳簿代表的應該是剝削的證據，還可以拉上關係的有狂人的大哥不減租給佃農，和受壓迫的人對狂人比較客氣等。

三、通過歪曲事實來吃人，將好人說成是壞人，續而吃之，是對當時徐錫林被恩銘親兵「炒食淨盡」的控訴，文章通過描寫佃戶說大家吃了一個惡人來巧妙說明先抹黑，後吃人的手段，魯迅刻意描寫「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之後又寫到：「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吃了一個惡人，正是這個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打圈是畫押的意思，之後又說這是「老譜」，兩者一結合，很容易就可以和徐錫林被吃聯在一起了。

四、魯迅對於禮教的吃人是身同感受的，文中描述了大哥教訓狂人（小弟）的對立家族關係，有一句話可以說明這種對立「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伙，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魯迅本人就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不但被吃，而且被逼吃人，根據《魯迅與朱安》一文描述，1906年，魯迅在母親的反復催促下，「不很情愿」地從日本回國完婚，夫人朱安是不識字的小腳女人，結婚前，魯迅完全不知朱安是何許人，可以說是徹底的盲婚啞嫁，結婚當晚，魯迅徹夜未眠。魯迅在這次婚姻中的痛苦無疑是絕望性的，而朱安的痛苦絕不亞於魯迅。一方面，魯迅和自己不喜歡的女人，結了沒有感情的婚，又因為兩人精神生活的差距，婚後也沒有什麼交流，這種痛苦就是禮教的吃人。同時，作為一個沒有文化的女人，朱安的一生也就這樣被魯迅「吃」了。更何況，朱安是被動的，沒有許廣平、蕭紅這樣的精神寄托。如果狂人是魯迅自己的精神反映的話，狂人說自己「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就很可能是魯迅對自己受禮教壓迫逼於無奈下吃人的一種反思。

可悲可笑的讀書人：孔乙已

本文作於1918年，最初發表於《新青年》雜誌，是魯迅第二篇白話文小說，文法上比〈狂人日記〉更加成熟。

「孔乙己」是文章中主角的綽號，原為描紅紙上的供人練習字樣，原文是「上大人，孔乙己」，是「上古大人孔氏一人而已」的縮寫，由於主角姓孔，又常說別人不明白的古話（之乎者也），故得此綽號，這一綽號也反映了在「讀書人」看不起勞動者的同時，基層百姓對於讀書人的反感。

科舉制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是一種進步的制度，和西方比較，科舉是一種可以令平民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的制度，「學而優則士」的觀念根深蒂固，錢穆甚至以此論證中國是「開放的文治政府」，但科舉的內容和現實生活脫節，加上學費的高昂，通過科舉當官的人只能是少數，造成大批「讀書人」喪失謀生技能，到老還是一窮二白。辛亥革命後，科舉取士的制度隨著君主體制的消失而消失了，但封建思想並沒有消失，階級的分化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連喝酒都分地方喝，穿長衫的讀書人入店喝，穿短衫的勞動者門口喝，魯迅借孔乙已這個穿長衫但在門口喝酒的悲劇人物來批判舊社會，提倡新文化運動，可謂神來之筆。由於魯迅在〈孔乙己〉中對環境的描寫很具體，對人物的性格刻劃很生動的關係，文章的感染力很強，讀後不但會對孔乙己的遭遇感到惋惜，也會對封建制度感到厭惡。

由於〈孔乙己〉被收錄在香港中學課程裡，常常拿來和另一篇課文〈范進中舉〉比較，兩文都是通過描寫一個可悲可笑的「讀書人」來批判科舉制度的文章，所不同的是〈范進中舉〉集中講述世態的炎涼，中舉前後人們的利勢反應；〈孔乙己〉則注重對主角行為的刻劃，除了同樣精彩外，可比性並不大。

一方面，孔乙己有好的品質，如品行好，從不拖欠酒錢；好為人師，教作者寫回字的四種寫法；又在自己也沒錢的情況下請孩子們吃茴香豆等，就算是偷竊，也只是偷書而不是什麼貴重物品。

另一方面，孔乙己的悲慘結局也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孔乙己雖是讀書人，但連秀才也考不上，原本也可以作些抄書的活，但又好吃懶做，自命讀書人不屑作工，最後淪為小偷，悲劇式地「大約的確地死了」。

魯迅對群眾的冷酷也有深刻的描寫，孔乙己是在人們一次次的笑聲中死去的，沒有人對孔乙己表示出絲毫的人道，孔乙己的存在是平淡無聊生活中的鹽，「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另一個經典場面是，掌櫃兩次說「還欠十九個錢呢？」一句話就帶出掌櫃不關心孔乙己生死，只關心欠錢的心態。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到上海游玩時，發現有一條「文化名人街」，有間叫咸亨酒店的餐廳，布局和〈孔乙己〉的描寫一致，有孔乙己牌茴香豆和標榜不攙水的黃酒賣，如果魯迅知道他所批判的「長短衣文化」成為流行時尚、消費文化時，不知會有什麼感想。

人血饅頭的疑惑：藥

1919年作，最初發表於《新青年》雜誌，同樣是吃人，狂人日記是精神吃人、孔乙已是制度吃人，而藥是愚昧的人活吃自己的解放，前後有一定的聯帶，可謂「吃人三部曲」。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地與腐敗的滿清作鬥爭，用生命和鮮血推動中國的革命，但或許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局限性，革命和群眾有不小的距離，群眾並不知道革命者為什麼革命，只當他們是「發了瘋了」、「不要命」的人，專制和愚昧這一對雙生子聯手對抗著革命，革命者為愚民犧牲了，愚民不但不感激，反而認為這種犧牲是可以享用的。

整篇文章是按買藥、吃藥、談論藥、藥效這一個順序排列的，夏瑜是一個革命青年，因為被人出賣而遇害，他始終堅持了革命理想，在獄中也不忘宣傳革命，可悲的是群眾不但不支持解放者，還和自己的敵人同一陣線，反而怒罵夏瑜該死。

買藥是在陰冷的刑場上發生的，父親帶了幾乎是全部的身家，去買一種神靈的藥——人血饅頭，為兒子治癆病，父親的關愛和愚昧混合在一起。血是夏瑜的，他為愚民犧牲，流出的血還被人當藥吃。

吃藥的描寫是迷幻的，「碧綠的包」、「紅紅白白的燈籠」、「一陣紅黑的火」、「奇怪的香味」……通過一系列的描寫，魯迅將場景布置的很玄異，而夏瑜的生命則化為焦皮裡面傳出的一道輕煙，消失在空氣中……

談論藥是在茶館裡，夏瑜的生命被吃盡後，還要被謾罵，被污辱人格，令人不禁思考，究竟革命是為了什麼？有意義嗎？

人血饅頭沒有藥效，兒子還是死了，並葬在夏瑜旁邊。魯迅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是對他的一份敬意，同時也提醒我們，沒有群眾基礎的革命是沒有意義的：「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

精神勝利法：阿Q正傳

作於1921年，首次發表於《晨報》副刊。此文是魯迅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其中的「阿Q精神」已經成為成語詞匯。

小說背景是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農村，主角是名叫阿Q的雜工，是社會最底層的人物，他沒有地位、沒有錢、沒有學識，甚至沒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4]，所以趙太爺可以打他，王胡可以打他，假洋鬼子可以打他，甚至同事小D也可以對他不客氣。偏偏阿Q又很要自尊，所以為了平衡被打後的心理，阿Q發明了「精神勝利法」，即使是現實上被人揍了，也可以通過幻想一下自己「算是被兒子打了」續而「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這一現象是泛指的，茅盾就指出阿Q其實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也就是說，當時整個國家都呈現出阿Q精神的情況，魯迅通過描寫一個這樣的人物，來批判中國的國民性，並嘗試改造。

除了「精神勝利法」愚昧和自大也是魯迅批判的對象，這由阿Q對革命黨的看法可以略知一二，一開始阿Q認為革命是和他過不去，後來看見趙太爺如此害怕革命黨，就幻想自己加入革命黨後八面威風的情況，自命起革命黨來了，（更好笑的是趙太爺竟然相信阿Q真的是革命黨）最後阿Q又因為得知自己無法革命，又詛咒起革命來了，並且興起了進城報官的念頭。如此地反復證明了他的膚淺，而「不准造反」又是對當時所謂的革命黨脫離群眾的一種諷刺。說到自大，就不得不提阿Q進城後，看見城裡的油煎大頭魚加上蔥絲，而鄉下加的是蔥葉，就認為城裡的做法是錯的，並且認為是可笑的。明明蔥絲的功夫比蔥葉多，如此固執地自大，不是可笑，而是可悲。

和孔乙已相比，阿Q性格描寫只有一個側面，阿Q的個性並不豐富，阿Q糊裡糊涂地活，莫名其妙地死，麻木到幾乎完全沒有感情，這是環境使然，整個階級制度使人什麼也作不了，地保、地主、有錢大戶、舉人老爺，一層一層壓迫，叫人麻木得只知道盲從附和。

阿Q是作為代罪羔羊而死的，《吶喊評介》說到，阿Q沒有給狼吃去肉，卻給人吃掉了，說的就是這件事，阿Q老實，「供出」了同黨是革命黨人，又沒有固定職業，冤枉被殺也不知發生什麼事。嗚呼，有這樣的愚民，才有這樣的政府，魯迅又一次說明了啟蒙的重要性。

讀後感

小的時候住在上海虹口區，家離魯迅公園不遠，所以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有個人叫魯迅，似乎是個很偉大的人物，甚至還以為魯迅是國家領導人。直到中學讀了魯迅的隨感錄，才對魯迅的輪廓有個比較清晰的認識，而這次重讀《吶喊》又對魯迅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坦白說，最初喜歡讀魯迅的文章，是因為想看魯迅罵人，魯迅罵人尖酸刻薄，十分過癮。這次重讀《吶喊》，則發現了更深層的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魯迅罵人，也是為了救人！為了摒除中國人的愚昧和迂腐。同時，魯迅的文章可以說是非常簡練，簡單幾句就可以反映出大時代的動向，毫不拖泥帶水，實在了不起。

除了《吶喊》和《吶喊評介》外，筆者還看了一些資料，好像魯迅的婚姻狀況、魯迅的工作情況、大陸及台灣的研究文章等，除外還參考了梁實秋和王朔的一些「倒魯」的文章。整體來說，魯迅不是被「神」化了，就是被「魔」化了，各種「研究」都是按自己的需要來解讀魯迅，這種「需要」很大程度是政治影響的結果，當然魯迅本來就是政治人物，不可能將魯迅脫離政治來解讀，但有些評論實在是太叫人吃不消，不客觀地將注腳加在別人身上，對誰都是不幸。如《吶喊評介》裡硬要說魯迅在〈一件小事〉後成為「無產階級」；又如梁實秋在台灣禁魯迅著作後大放厥詞：「魯迅到處『碰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之類。

魯迅已成大師，樹大招風，能扳倒魯迅這棵大樹，自然可以成名。這些「倒魯」人士也反映了國人的丑陋，英國沒有人以「倒莎士比亞」自喜的，俄國也沒有人以「反托爾斯泰」聞名的，外國人可以搞正經的研究，中國人為什麼不可以？

有人說過，每一個出現英雄的時代，都是悲劇的時代，同樣，如果魯迅不是生於那樣的亂世，眼見那麼多荒腔走板的人和事，也許就沒有魯迅。可悲的是，魯迅的文章受歡迎，或許正說明了魯迅所批判的問題並沒有完全消失，中國人的奴顏和媚骨，崇洋和媚外都依然存在，中國強盛了，是否還需要魯迅呢？

（此文曾獲香港教育城書評獎）

李炘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校本評核，2002年11月29日

註釋

1. 魯迅《吶喊》自序。
2. 根據不完全統計，香港市面可以買到的《吶喊》就有數十個版本。
3. 引自巴爾札克，原話為「拿破侖的刀劍做不到的事情，我們用筆去做到它！」
4. 引自《墳．燈下漫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