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美國總統特朗普進行伊朗戰爭相關的記者會（ 白宮圖片 ） 美以伊戰爭已持續超過一個月。在多方斡旋之下，美伊雙方達成暫時停火，美軍派出地面部隊登陸伊朗的壓力暫時緩解。然而，美國部署地面部隊需要時間，伊朗也需時整合國內武裝力量，這兩周停火是否只是為下一階段衝突做準備，目前尚不得而知。值得留意的是，即使硝煙暫息，美軍仍維持龐大的軍隊部署，外交資源也持續被德黑蘭的動向牢牢牽制，顯然尚未擺脫「戰爭泥潭」。 打不贏 退不出 何謂「戰爭泥潭」？學術界普遍將其核心特徵概括為「打不贏、退不出」的戰略僵局。美國政治學者喬納．舒荷佛—沃爾（Jonah Schulhofer-Wohl）在Quagmire in Civil War一書中將其定義為「繼續戰鬥的成本已超過預期收益，但撤軍卻會進一步增加而非降低這些成本」。換言之，只要衝突中的沉沒成本使一國無法自由退出，便已符合學術上的泥潭定義。 即使僅依賴海空力量，美軍若被迫長期滯留該海域、無法自由調整部署，便已構成事實上的牽制。派出地面部隊會大幅提高退出成本，令泥潭愈陷愈深，卻不代表不派地面部隊便可免於泥潭之困。如今美國若貿然撤軍，可能動搖其中東盟友體系與區域影響力；若持續維持軍事壓力，則需長期投入大量資源，成本遠超任何可預期的收益。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正是典型的「泥潭」特徵。 梳理相關理論不難發現，特朗普政府幾乎已全方位陷入這一困境。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指出，決策者常因過度樂觀，盲目相信「再加一點兵力就能取勝」，最終導致無法自拔。特朗普在斬首伊朗高層後未能迅速結束衝突，前段時間，更計劃加碼派出地面部隊，或考慮進一步攻擊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正是此種思維的體現。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前主席萊斯利．蓋爾布（Leslie Gelb）則從「國內政治動機」角度分析，即使決策者明知無法獲勝，也可能為了避免被貼上「失敗者」標籤而選擇維持僵局。共和黨面臨11月中期選舉的壓力，貿然退兵恐影響選情，這構成了難以退出的內在阻力。 斯沃斯莫爾學院政治學教授多米尼克．蒂爾尼（Dominic Tierney）認為，當戰略目標從單純摧毀敵方政權，轉向建立新秩序時，更容易陷入泥潭。特朗普多次公開宣稱要實現伊朗政權更迭，恰好落入此一陷阱。 先前提及的舒荷佛—沃爾教授還指出，外部贊助者持續提供資源，會導致衝突雙方均缺乏妥協動力。這讓...

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 特朗普政府試圖光用空襲迫使伊朗政權更迭，不但違反軍事常識，更可能把美軍拖入持久戰泥潭。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針對伊朗高層的軍事行動後，多次呼籲伊朗人民推翻政權，但伊朗政府不僅沒有崩潰，反而迅速完成權力交接，由前最高領袖的兒子穆傑塔巴．哈梅內伊（Mojtaba Khamenei）出任新的最高領袖。三月十二日，「小哈梅內伊」發表首次公開講話，宣示將繼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並要求鄰國關閉境內的美軍基地，充分展現了伊朗的抵抗意志 。 許多分析人士對美軍「斬首行動」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回顧相關理論，不難發現，過去百年，空襲戰略經歷了早期過度高估，到如今回歸現實的歷程。其中，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佩普（ Robert Pape ）的理論尤為重要，幾乎準確預言了當下美國所面臨的戰略困境。 空襲理論之父判斷 被譽為「戰略轟炸之父」的意大利將軍朱利奧．杜黑（ Giulio Douhet ）最早系統性闡述了空襲理論，他於一九二一年出版《制空權》（The Command of the Air），主張空軍應優先摧毀敵方空軍力量，隨後大規模轟炸工業中心、交通樞紐、能源設施，甚至平民密集區。他特別強調「士氣攻擊」，即透過無差別轟炸，製造社會恐慌與崩潰，摧毀民眾意志，迫使政府投降。 到了冷戰高峰期，美國博弈論學者托馬斯．謝林（ Thomas C. Schelling ）在一九六六年出版《武器與影響》（Arms and Influence），認為空襲不應追求一次性毀滅，而應逐步升級，讓敵方預見未來將承受更大成本，從而理性讓步。謝林強調，空襲是施加壓力的手段，但需保留談判空間，避免衝突過度升級。在他看來，空襲若被視為「末日審判」而非「可控威脅」，反而可能激發對手更強烈的抵抗。 外科手術式精準打擊 冷戰末期，美國空軍上校約翰．沃登三世（ John A. Warden III ）於一九八八年提出「五環理論」（ Warden's Five Rings ），將敵方國家視為有機系統，由內向外包含：領導層、關鍵生產設施、基礎設施、民心士氣與野戰部隊。他主張空中力量應「由內向外」，優先摧毀核心的領導層環節，以實現「戰略癱瘓」。 沃登認為，現代精確制導武器使空軍有能力以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跳過傳統的地面部隊，直接攻擊敵方中樞。該理論在一九九一年海灣戰爭中大放異...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odore Roosevelt 在美國的政治家族中，羅斯福家族無疑是最重要的。這不僅因為該家族產生了兩位總統——叔叔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侄子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也因為他們在美國歷史上的總統排名中始終位居前列。有趣的是，二人的外交政策取向截然不同：保守派往往更推崇老羅斯福，而進步派則更偏愛小羅斯福。在某種程度上，解讀這兩人的政策，便能大致把握美國左右翼在外交策略上的核心分歧。 2025年12月4日發布的 《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中，在「門羅主義」之後附加了「特朗普推論」（Trump Corollary），其思路無疑是效仿百餘年前老羅斯福對門羅主義的拓展，即「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 「門羅主義」反歐洲列強殖民 美國第五任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在1823年提出的主張，被後世總結為「門羅主義」。其核心是反對歐洲列強在美洲的殖民企圖，將之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同時承諾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在當時的背景下，這一主張雖以維護美國利益為出發點，也遏止了殖民勢力在美洲的擴張，保障了南美各國的獨立。 老羅斯福則在1904年「委內瑞拉危機」後，對門羅主義進行新的詮釋，提出了「羅斯福推論」。他單方面主張，美國應在西半球行使「國際警察權」（international police power），以結束當地的「長期混亂」。當時委內瑞拉拖欠德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債務，三國計劃武力討債。老羅斯福一方面阻止歐洲國家入侵委內瑞拉，另一方面聲明美國會確保歐洲的「合法訴求」得到滿足，從而介入歐洲與南美國家之間的衝突。最終，委內瑞拉以關稅作為抵押，直至1930年才償清債務。 實際上，自1898年起，美國便頻繁軍事干預中南美洲局勢，直至1934年左右才告一段落。雖然這些行動不全發生在老羅斯福任內，但「羅斯福推論」無疑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在此期間，美國干預過的國家包括古巴、巴拿馬、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多米尼加、海地等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國家，以及鄰國墨西哥。這一系列主要由美國海軍陸戰隊執行的軍事行動，多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經濟利益，因此也被後世稱為「香蕉戰爭」（Banan...

菲律賓空軍退役將軍波基茲於2026年1月5日上午被捕。（社交平台X圖片） 2026年伊始，菲律賓政壇即迎來新一輪震盪。1月5日，退役空軍少將羅密歐·波奎茲（Romeo Poquiz）在馬尼拉尼諾·阿基諾國際機場（Ninoy Aquino International Airport）被捕，罪名為「煽動叛亂」（inciting to sedition）。這位67歲的前將領，被指控在2025年11月的反腐敗示威中，公開呼籲軍方「撤回對總統小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 Jr.）的支持」。政府強調 執法依循法律程序 ，而波奎茲的律師則批評此舉屬「明顯的騷擾與恫嚇」，並稱其當事人已經退役，言論僅是「討論貪腐可能造成的結果」，而非直接煽動叛亂。波奎茲在當天獲保釋，預審定於1月14日。 波奎茲現年67歲，曾任菲律賓空軍高級將領，退役後擔任民間組織「聯合人民倡議」（United People's Initiative, UPI）的召集人，該組織批評現屆政府處理貪污不力。是次拘捕的導火線可追溯至2025年11月16日於人民力量紀念碑（People Power Monument）舉行的集會，據報導，波奎茲在現場呼籲軍方「撤回對小馬可斯的支持」，以回應一系列涉及總統及其盟友的貪污指控。 「聯合人民倡議」指控小馬可斯被指從非法賭博經營者收取回扣，以及國會領導層涉於公共工程項目中貪污。波奎茲在Facebook帖文中強調，其言論並非意圖推翻政府，而是「表達對腐敗的不滿」，並否認鼓動軍事行動。惟菲律賓政府視其言論為煽動叛亂，認為可能動搖軍方的忠誠。 「幽靈項目」引起菲律賓國民不滿 2025年7月，強颱風重創菲律賓，多地防洪工程失效，導致災情擴大，據報造成627萬人受災、31人死亡。災後，公眾關注焦點迅速轉向一項名為「未編列資金」（Unprogrammed Funds）的總統辦公室秘密預算池。民眾與反對派質疑，巨額稅金可能被挪用至此；該項資金總額在小馬可斯上台後，據稱從2819億比索驟增至7315億比索，其具體流向成謎。 為平息民憤，菲律賓政府其後被迫披露，在全國9855個防洪項目中，有421個被確認為從未動工的「幽靈項目」，據估算造成高達1185億比索（約157億港元）的經濟損失。此醜聞直接動搖政局，小馬可斯的親信、參議院議長埃斯庫德羅（Chiz Escudero）及其表弟、...

Elon Musk 富豪馬斯克（Elon Musk）宣布成立「美國黨」（America Party），將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的技術至上哲學引入政治領域。馬克思（Karl Marx）曾指出，科技進步影響生產方式，進而塑造人們的思想與社會制度，稱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加速主義則將科技發展由工具提高到主體位置，主張加速科技發展，創造技術奇點以改革社會，認為既然技術進步是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傳統道德與文化價值就應為技術發展讓路。 英國哲學家尼克·蘭德（Nick Land）被譽為「加速主義之父」，他的思想一定程度受1980-199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啟發，當時中國政府通過摒棄過時的條條框框，全力招商引資與推動技術進步，快速實現了現代化。加速主義後來傳播至美國矽谷，深刻影響了馬斯克與彼得·蒂爾（Peter Thiel）等科技領袖。 對於技術進步的態度，存在左右兩派觀點。左翼認為資本主義已成為技術生產力的桎梏，強調技術的民主化，例如列寧提出的「電氣化加蘇維埃」，提倡技術惠及人民（可參考《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右翼則主張技術進步應由市場與精英主導，反對政府監管（可參考《Notes on e/acc principles and tenets》）。 馬斯克推崇的「有效加速主義」（e/acc）屬於右翼，視技術進步為最高價值，認為任何人都無法阻止加速，而市場機制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並假設社會問題可通過技術進步自然解決。馬斯克在2024年7月11日的一次直播中提到，腦機接口Neuralink的終極目標是讓大腦和計算機進行高度鏈接，在人類智能和數碼智能之間建立共生關係，降低AI帶來的風險。換言之，其最終目標不是幫助癱瘓患者恢復行動能力，而是讓植入晶片的人擁有比正常人更強大的能力，顛覆性不亞於創造「超人」。 然而，有效加速主義本質上是「反人類中心主義」的，全人類的福祉並非其首要考量，部份激進觀點如《Notes》一文明確表示，與超人類主義不同，有效加速主義對人類「沒有特別的忠誠」。至於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下的技術進步會擴大貧富差距，最終導致制度崩潰。有效加速主義者多數會迴避這類問題，也不太關心底層民眾是否會受益。而就加速主義的思想源頭上來說，中國人民大學翟東升教授指出，中國當前的發展模式可視為一種「...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引發國際社會廣泛爭議。綜觀近25年來的美國大戰略，可以發現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政策核心始終圍繞「維持美國霸權」展開，兩黨差異僅在於手段和話語體系。 如果說奧巴馬時代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客觀效果在於制約發展中國家；那麼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本質上也在固化世界格局，確保美國的主導地位。 按照 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 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於2000年左右進入「分散化階段」，其標誌包括中國快速崛起、歐盟經濟整合，以及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在此25年間，美國具備大戰略層級的政策僅有兩項：其一是歐巴馬的碳排放限制機制，其二即為川普的對等關稅。 碳排放 隱性的霸權維持工具 奧巴馬將氣候治理作為工具，主導一系列碳排放的框架，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圍繞美國設定的議程行動。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購買碳排放指標的機制，客觀上也會限制後者的工業化進程。 中國科學院丁仲禮院士2010接受柴靜訪問時直言，「 碳排放權即發展權 」，並警告如果按照美國的方案，二氧化碳排放權將成為稀缺商品。鑑於發達國家歷史累積排放量遠高於發展中國家，此機制其實極不公平。進一步推論，美國可以透過碳排放議題將世界格局固定下來，使任何國家均無法挑戰其霸權地位。 然而，隨著中國憑藉製造業優勢成為全球最大再生能源設備出口國（據 佳能全球研究所2025年3月7日報告，中國占全球太陽能與風能市場45% ），並在電動車領域取得主導權，碳排放的制約效果大幅削弱。拜登上台後試圖重拾氣候牌，但已難以遏制中國的產業升級。 特朗普政府乾脆放棄清潔能源戰略，其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公開稱淨 零排放「邪惡」 ，反映出美國策略的轉向，不能只用兩黨分歧加以解釋。 對等關稅 低成本的霸權工具 相較於奧巴馬的迂迴策略，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更為直接且成本低廉，既無需承擔多邊框架下的協調責任，亦不必補貼發展中國家。 近期案例可見，越南領導人向特朗普求和，提出雙邊零關稅，卻遭白宮貿易顧問 納瓦羅（Peter Navarro）嘲諷 ，稱此舉「毫無意義」，無法消除1230億美元貿易逆差。 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9日發布的《 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 》白皮書指出，若綜合考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企業本...

Mikhail Gorbachev and Donald Trump 2024年11月，俄羅斯反對派傳媒人 Mikhail Zygar 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評論，將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為蘇聯末代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認為二者都只會誇誇其談，「削弱了支撐國家的核心機構，留下的只有混亂」。比較一下特朗普3月5日的國會演說和1986年戈爾巴喬夫的蘇共27大報告，可以發現兩種迥異體制的改革路線確實有一些有趣的「歷史對稱性」。 在官僚體系改革這個核心議題上，兩位領導人展現出驚人的一致。特朗普痛斥聯邦官僚體系不斷膨脹，「 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阻礙了美國潛力的發揮 」，誓言進行「大膽而深刻的改革」；而戈爾巴喬夫早在40年前就指摘官僚主義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在手段上，特朗普通過「政府效率部」將聯邦內部諸多問題暴露在公眾面前，獲得民意授權來推進機構裁員，恰似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政策」破除官僚黑箱的現代翻版。 年輕人在這兩場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也很雷同。特朗普將「政府效率部」的年輕人奉為改革先鋒，戈爾巴喬夫則要求黨政機關配合共青團，把優秀青年提拔到領導職位。兩人重用年輕人，都是希望找尋一種對既有利益集團迂回突破的路徑。 經濟振興方面，特朗普在希望「製造業回流」的同時強調「先進製造業」，與戈爾巴喬夫試圖用嶄新工藝的「機器製造業」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策略殊途同歸。 國際週期處分散化階段 甚至在和盟友的關係方面，特朗普的說法是和歐洲「平起平坐」，戈爾巴喬夫的說法則是同所有共產黨「同志式地交換意見」。實質都是放棄領導角色，要求盟友或衛星國負擔更多責任。 因為蘇聯解體的緣故，戈爾巴喬夫的個人形象十分糟糕，不少論者都指責他的改革過於急速，但對他來說，債務問題和勞動生產率不足都迫在眉睫。同樣的問題又困擾着今天的美國。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 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曾做過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為美國和蘇聯的「總體輪廓」是相似的，只是因為意識形態差異，導致一些說法和做法存在差別。說明了超級大國在發展過程中，總會遭遇相似的治理困境。 要進一步理解特朗普和戈爾巴喬夫的戰略，不妨借用 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 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他將國際體系視為由全球性大國主導的週期，由於週期長達100年，普通人難以憑經驗觀察，不免會有人認為其理論過於陰謀論，科技的進步也會...

Volodymyr Zelenskyy and Donald Trump 2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會面成為全球焦點。這場會晤不僅展現了雙方的立場分歧，也因其激烈爭論而廣受矚目。雖然完整對話已公開，但大多數觀眾僅通過幾分鐘的剪輯了解事件。無論澤連斯基是否使用俄語粗話「蘇卡不列」（意為「婊子養的」）、是否對特朗普表示感謝（而不是僅僅對美國政府），或萬斯（JD Vance）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是否足夠成熟，這些細節都無關宏旨。事件的核心始終圍繞「外交手段」一詞展開，屬美烏之間的根本分歧，很難調和。 特朗普的立場：放下仇恨才能談判 特朗普明確表示，不可能一邊說普京的壞話，一邊和俄羅斯達成協議。他要求澤連斯基放下對普京的仇恨，稱：「我很難在這種仇恨下達成協議。」他進一步強調，單純展現強硬無助於解決問題：「你想讓我強硬起來嗎？我可能比你見過的任何人都強硬。我會非常強硬，但你永遠無法通過這種方式達成交易。所以事情就是這樣。」 萬斯借機批評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我們有一位總統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普京，隨後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摧毀了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他認為，通往和平與繁榮的道路應通過外交實現，而非持續衝突。 澤連斯基的反駁：外交無用論 澤連斯基則回應（也在為拜登辯護），他已多次嘗試與普京對話，但普京違背了協議：「我在2019年作為新總統與他簽署了協議，我與他、馬克龍和默克爾簽署了停火協議。」又對萬斯說：「你說的是哪種外交？你是什麼意思？」 這無疑激怒了萬斯：「是能夠結束你國家毀滅的外交。」萬斯還批評澤連斯基在美國媒體前質問美國政策是不尊重的，並指出烏克蘭人力短缺，已無力再戰。 根本分歧：外交還是繼續給錢 對美國而言，選擇顯而易見：要麼通過「外交手段」談判，要麼繼續提供資金支持烏克蘭作戰，這是二選一的問題。澤連斯基堅稱外交無用，暗示美國只能選擇持續資助。他的強硬表態在全球觀眾面前將話「聊死」，幾乎不留迴旋餘地。 隨後，澤連斯基低聲說了一句「蘇卡不列」，並威脅特朗普：「你們有一片美麗的海洋，雖然現在感覺不到，但將來你會感覺到。」事已至此，特朗普只能被迫出來維護萬斯，指責澤連斯基「在拿第三次世界大戰做賭注」，又指烏克蘭沒有談判籌碼。 澤連斯基的核心訴求是獲得其渴望已久的安全保障，他多次表達加入北約的意願，主要目的也是取得安全保障。礦產協議第十條「美國政府支持烏克蘭為...

Yuri Bezmenov 馬斯克領導的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後續影響持續發酵。近日，世界各地陸續傳出一些NGO和媒體關閉或裁員的消息。 內地網友對此紛紛叫好，美國國內也有不少人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馬斯克此舉無異於 自毀長城 。未來，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外宣機構，可能也會面臨裁員或關停的情況。 在美國開發署的 官方網站 上，該機構明確表示：「美國的對外援助始終具有雙重目的：既促進美國的利益，也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此外，該機構還能為「美國創造市場和貿易夥伴，並培養國外的友好關係」。 美蘇策略趨同進化 換言之，USAID是為美國獲得當地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小布殊時期的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德魯·納西奧斯（Andrew Natsios）在2月4日接受 Politico採訪 時，為美國國際開發署進行了辯護。他指出，USAID僅佔聯邦預算的1%，但其建立的善意、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影響力不可忽視，對於贏得與中國的競爭至關重要。總結起來有三個重點： 1、專業招聘：USAID招聘各個領域的專家，以項目制形式將工作分發到當地大型承包商和項目負責人手中，同時對項目進行評估和總體管控。因為項目複雜，只能長期僱傭大型承包商，比如涵蓋90個國家的疾病資料收集系統就是例證。 2、獨立運作：USAID獨立於美國的公務員系統，避免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納西奧斯強調，建立永續發展的機構至少需要15到20年的時間，而國務院的時間範圍僅為6個月到兩年，國內政治因素如果干預了USAID的運作，就會導致項目時開時停，無法持續。 3、在地化議題：納西奧斯認為，要介入當地政治，必須以當地人關心的議題作為切入點，運用當地的話語體系，逐步引導當地人向USAID關心的議題靠攏。因此，這些議題往往表面上和美國國內的政治無關。納西奧斯舉例稱，如果直接在非洲打出 LGBTQ 旗幟，非洲人會非常不滿，因此「需要找到一種不同的方式來談論這些問題」。 復旦大學 沈逸教授 認為：「如果不是像安德魯·納西奧斯這樣的人出來現身說法，一般情況下，相關材料即使是公開材料，也很少會把話講到這個地步。」 以上種種，不禁令人聯想到叛逃美國的蘇聯KGB特工貝茲梅諾夫（Yuri Bezmenov）的理論，在他1984年出版的一系列書籍中，介紹了蘇聯的意識形態作戰。他估計，KGB的間諜活動只花費15%的...

Suhail Shaheen Twitter 圖片 塔利班重新在阿富汗執政後，頻吹和風，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在上周三（18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會建立一個包容性政府，但隨後卻發生了開槍鎮壓事件。有論者認為，塔利班堅持原教旨主義，吹和風只是「緩兵之計」；亦有分析認為，塔利班的承諾強調「在伊斯蘭教原則範圍內」，所謂的包容只是語言偽術。 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塔利班說了甚麼、有否良好的意願都不是重點，關鍵在於塔利班有沒有能力實現這些承諾。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執政，不管由短、中及長期的角度看，都存在不同的問題，不過只要塔利班能夠意識到這些問題，利用建國初期的威信認真加以處理，要提高其執政的認受性並非完全沒有機會。 首要整頓紀律 建立規範軍警制度 建立對國內全部武裝人員的管理能力，是塔利班中央政府在短期內要面對的問題。目前的塔利班政府，是由神學士、游擊隊員和前政府士兵所組成；公開資料顯示，游擊隊員的成分十分複雜，部分有土匪或軍閥的背景。目前來看，塔利班對前軍閥和前政府士兵的管控能力，恐怕力有未逮。 東部城市賈拉拉巴德上周三（18日）發生開槍鎮壓反塔利班示威事件，而開槍鎮壓的士兵沒有穿軍裝，雖然未能得知該名武裝人員的背景，但其行為與塔利班中央所採取的溫和態度有明顯分歧。故此，建立規範的軍警制度，整頓武裝人員紀律，成為塔利班首要解決的迫切問題。 保障糧食資源 實行開明政策基礎 國內經濟是塔利班政權要面對的中期問題。阿富汗是一個糧食和物資不能自給自足的國家，失業率超過40%，現時經濟嚴重依賴外來援助；一旦國內現糧食危機，不難預期將有各種反塔利班勢力冒起，屆時就會大增塔利班政權為了轉移矛盾而再次實行高壓統治、清算前政府人員的可能。 有媒體報道，截至今年6月，阿富汗銀行擁有約12.98億美元的黃金儲備，以及61.6億美元的投資。雖然不算太多，但如果是用以國家建設或購買糧食，可以支撑一段時間。不過，這些資產絕大多數不在阿富汗境內，而美國亦不會將這些資產「贈送」予塔利班，因此阿富汗是否能夠尋求到足夠資金復興農業，或另覓渠道獲得糧食等資源，是塔利班政權中期能否維持穩定，進而實行較開明政策的關鍵基礎。 釋放婦女生產力 靠攏中俄獲技術 長期而言，阿富汗落後的生產能力，決定了其政府形式和文化。由於阿富汗的工業化進程已被打亂，根據阿富汗中央統計局的估計，目前阿富汗農牧業佔GDP 25.77%，工業僅佔14....

對於市民參與「六四」集會或遊行、叫喊「結束一黨專政」口號等行為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話題，成為近日關注焦點。然而目前未有判例可資參考，特區政府的回應也未能釋除公眾疑問。故此，《香港輕新聞》專訪執業律師楊銘輝，由《港區國安法》條文本身解讀相關法律風險。 近月，多間國際傳媒關注參與六四集會或遊行，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回應指，違法與否由法庭裁定。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被媒體問及叫「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是否違法時，指要取決與口號本身的內容、在甚麼場合叫喊、叫喊後的反應以及叫喊的動機等。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根據國安法，任何人如果組織、策劃或實施非法手段，破壞或推翻中國憲法下的基本制度，就屬顛覆國家政權罪。又指每個人要為個人行為負責，若是違法，尤其涉及港區國安法，會嚴肅處理。 警方早前就支聯會申請舉行六四遊行及燭光晚會發出《反對通知書》，5月29日，支聯會宣布取消今年的六四遊行及集會，並停止相關宣傳。但秘書蔡耀昌在5月初接受媒體專訪時曾則表示，支聯會無意修改其五大綱領中的「結束一黨專政」口號。 支聯會約200個會員團體和參與支聯會組織的活動的市民，究竟會面對多大法律風險？在未有判例可資參考的情況下，只看法例條文，究竟何種行為會違反《港區國安法》？ 編輯部專訪了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國際法碩士、香港執業律師楊銘輝，從法律條文本身做出解讀。以下是楊銘輝律師的專訪內容： 記者：可否介紹一下目前《港區國安法》對集會方面的規定？在什麼情況下有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 楊銘輝：《港區國安法》是2020年6月30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的在港施行的一部全國性法律，是中央針對香港在2019年因逃犯條例修訂而發生的一連串、持續的社會動盪，旨在恢復社會秩序而制定的法律。 《港區國安法》列明四種罪行，即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但法律並無改變基本法第27條訂明的香港市民所享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以及遊行示威的自由。因此，一般合法的遊行集會，合理的表達訴求，不因《港區國安法》的落實而受到影響。 記者：《港區國安法》屬於大陸法還是普通法？是否一定先要有判例？是否一定由國安法庭審理？ 楊銘輝：《港區...

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7日發表報告表示，目前香港《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不單會擴大北京在香港的政治影響，亦會削弱及損害香港作為美國與國際企業安全營商地點的聲譽等，對美國構成極大的風險。《香港輕新聞》就USCC首次針對《逃犯條例》修訂發表報告，訪問國際關係學者馮智政，解構報告所反映的涵義。 美國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 5月7日就香港《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首次發表報告，該報告以「議題簡報」（Issue Brief）的形式發表，共長八頁。該報告表示，《逃犯條例》修訂會擴大北京在港的政治影響力，亦對美國構成極大的風險。 該報告更直接指出，如果《逃犯條例》修訂獲通過，或會違反在1992年通過的美國 《香港政策法》 （另俗稱﹕《香港關係法》 U.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 ）當中的多項關鍵條款，包括當中的美國與香港兩地之間的引渡條約，以及「鼓勵」美國企業繼續在香港經營的政策；並稱《逃犯條例》修訂，將會削弱及損害香港作為美國與國際企業安全營商地點的聲譽，並有可能增加美國公民與靠岸海軍在香港的風險。 《香港輕新聞》就USCC首次針對《逃犯條例》修訂發表報告，訪問國際關係學者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馮智政。馮智政認為，USCC的報告是美國極為高調的政治表態；報告指出《逃犯條例》修訂或會違反《香港政策法》，過往美國對於《香港政策法》的檢討，是在英國審視香港「一國兩制」實行情況的《香港半年報告書》基礎上作出修訂，而美國發表這份報告似乎是打破慣例，用意將香港「一國兩制」原本單純為中英之間的問題，轉移成「中美問題」。 記者﹕發表該報告的機構背景為何？在美國是否具有實際的影響力？這個是否屬於高調的表態？與過往的做法有甚麼不同？ 馮智政﹕是次發表報告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為美國一個較高規格的委員會。USCC是美國國會常設機構，於2000年10月通過由國會授權設立，隸屬於國務院，負責監督和調查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國家安全和貿易問題。 由於美國是一個多元化的政治體系，有國會、各級別行政機構（execut...

早前香港發生倫常慘案，一位52歲外婆疑因照顧6歲患過度活躍症（AD/HD）的孫兒心力交瘁，「不想孫兒辛苦」將其勒死。《香港輕新聞》發現，除了世界衛生組織、香港醫院管理局等官方資訊外，坊間對過度活躍症也有不少討論和偏方，為了解其可信程度，專訪了李家仁醫生。 過度活躍症有多普遍？ 李家仁醫生表示，世界範圍有記錄的兒童過度活躍症發病率約為3-7%；香港過往的調查顯示，本港6至16歲兒童的發病率相若，其中男童比女童發病率更高，比例約為5：1，估計在香港兒童及青少年中有4萬人是患者。 頑皮和過度活躍症怎麼分辨？ 李家仁醫生形容，過度活躍症的不像其他症狀，「譬如發燒，燒到多少度就是多少度」，過度活躍症通常都是從兒童的一些表現進行判斷，其中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病徵界定就是症狀持續半年以上，以及病徵在兩個或以上環境出現：「兒童通常在較陌生的環境下通常會感覺拘束，相反若有兒童並未因環境陌生緊張感到局促，而是繼續表現得過度活潑：例如一些兒童一回到幼稚園學校就不停『拆嘢』，那都有可能是（過度活躍症）表現。有些人會認為是過度活躍症，有些人則認為不是，所以初步判斷過度活躍症患者現在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過度活躍不是病？只是人格特質？ 網上有看法認為，過度活躍症是一種人格特質，一些名人也具有明顯過度活躍症傾向，遂認為過度活躍症不屬於疾病，甚至不應該被矯正。 李家仁回應稱：過度活躍症與腦部發展有關，由大腦前額葉（Frontal lobe）功能失調（一般為血流量低），或者多巴胺功能不足及腎上腺素活性不夠造成，和一般頑皮有本質分別。 按醫生實際接診的觀察，家屬及其身邊人撫養有過度活躍症症狀的兒童是件十分艱難的事，其中辛苦非外人可想像。因此李家仁認為，消極對待過度活躍症的看法並不實際。 李家仁醫生認為，不吃糖類及味精等添加劑以防止兒童過度活躍的說法沒有根據。（香港輕新聞記者Kim） 過度活躍症會遺傳？ 醫院管理局的數據顯示，如果父母任意一方患過度活躍症，其子女患病機率為57%。而兄弟姐妹任意患有過度活躍症，也可能有32%機會。李醫生認同相關數據，但指要注意對家庭的意義：「即使低到只有1%的發病率，如果真的病發也無可奈何」，尤其是「無理由告訴已經確診的家長『因為遺傳機率高所以別生孩子』」。 不吃糖可以防止過度活躍症？ 網...

藝人謝安琪在一段五分鐘的錄音裡面表示，不認同用疫苗對抗疾病（4:35），指責接種疫苗的人是產生突變「勁菌」的源頭（3:05）。還有諸如疫苗含水銀和沒有安全檢測等等指控。（ 錄音全文及醫學界反駁 ） 此番言論引起各界討論，有人為之辯護，指私人言論外界不應過多批評；也有人認為體現了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等等。相比之下，令筆者最感興趣的是，這樣離奇的想法究竟來自何處？ 翻看謝安琪2月8日在FB的回應，透露了一個關鍵字「自然療法」。在google打一下「自然療法」和「疫苗」這倆個關鍵字，不難找到香港《晴報》一篇題為《 疫苗有陰謀？ 》的文章，作者是美國自然醫療學會（1999）核准執業醫師（非醫生）梁柏濤。 文章指：「一位謝小姐馬上和我說她就是在三年前接種了這種疫苗，導致左邊身體痛了三年，經常麻痹，屢醫不癒。我告訴她是疫苗侵害了她左邊血管組織，令她如斯受苦，所以我會用我的方法解去她體內的疫苗毒素，幫她復元。」 不知道這位謝小姐是否和那位謝小姐有關，也不清楚疫苗內有何種毒素。但謝安琪的主要說法和論據，都在梁某的文章內可以找到，諸如： 「其實硫汞撒並非唯一罪魁禍首，因為所有藥廠都會加上各種危害健康的防腐劑。」 「有些活體或不安全的也可變成病毒，甚至引致自體免疫細胞互相殘殺，永遠潛伏在體內威脅人類的健康。」 「最重要是接種了疫苗一樣會染病！」 梁某本人，在成為醫師之前是一名藝人經理人，和演藝界關係良好，也本港不少傳媒名人關係良好，他由2002年開始在《經濟日報》撰寫「醫學」專欄，並集結成《令你震驚的健康真相》，據稱已經再版20多次，更在另外一篇文章自稱「成為香港史上最暢銷的醫藥健康類書籍」。 謝安琪是否受到影響不得而知，但邏輯卻一脈相承。類似的觀點也早已堂而皇之的見諸報端（梁某文章已經不算最誇張），只是因為謝安琪的知名度才引起軒然大波，或者反映主流醫學對反疫苗思潮過於掉以輕心。 其實，自然療法並非首次攻擊接種疫苗，不少自然療法信徒深信藥廠為了賺錢才推銷疫苗。梁某的文章也不例外，在《疫苗有陰謀？》一文當中，也強調「市值萬億藥廠的總裁便可每年拿數千萬美元花紅」。不過諷刺的是，梁某本人卻也創立正本會和正本堂，前者是診所，後者銷售各種保健產品。 據《蘋果日報》2016年7月8日的報導，梁某的正本會「手上有不少富豪級大客，撈到風生水起！」翻查正本堂網站資料，各種聲稱能夠平衡身體機能的...

2017年11月24日，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宣布，自12月1日起減低187種消費品的進口關稅，其中香港媒體最關注的，莫過於四種嬰兒配方奶粉完全免稅。適逢香港正在檢討奶粉限購令（限奶令），有媒體認為內地零關稅能減輕香港水貨壓力，主張為了維護自由港的地位，應該撤銷限奶令；也有媒體擔心撤銷限奶令，香港嬰兒將會再度面對奶粉荒。 自從2013年3月1日香港實施限奶令，至今接近五年。目前，除非獲得工業貿易署的出口許可證，否則個人禁止從香港帶1.8公斤（兩罐）以上的嬰幼兒食用奶粉或豆奶粉離境，最高可判兩年徒刑。 特首林鄭月娥在2017年10月份的《施政報告》表示會檢討「限奶令」，並研究如何保障本地配方奶粉穩定供應的長遠措施。其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10月17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限奶令不是長期措施，加上海關檢控以及奶粉短缺數字穩定，故有需要檢討。此言一出，自然引起輿論嘩然。 所謂「奶粉短缺數字」和「海關檢控數字」，根據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提交給立法會的報告，從2014年到2016年，香港嬰兒奶粉的總入口量分別為5,600萬公斤、5,400萬公斤及5,900萬公斤；留港內銷的奶粉總量分別為4,700萬公斤、4,200萬公斤及4,200萬公斤，兩者基本持平，顯示供應充足，為撤銷限奶令創造了條件。 但是香港在實施限奶令後，截至2017年10月，各邊境管制站已經查獲約20,620宗違規個案，當中19,522人次被法庭定罪，罰金最低為200元，最高為15萬元，被判監刑期最高為180天。反映香港奶粉供應充足，和海關執法嚴厲不無關係。 翻查近期媒體評論，可以發現，支持開放限奶令的媒體，關注焦點多數是「奶粉短缺數字」，如一貫支持自由主義經濟學的 《蘋果日報》 就以此為據，批評前特首「借市場的一時失衡，譁眾取寵、背叛自由港道統，禁制嬰兒奶粉出口，而貽笑天下。」反對撤銷限奶令的 媒體 ，其關注的焦點自然是「海關檢控數字」。 零關稅奶粉屬特別配方 根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調整部分消費品進口關稅的通知》，零關稅的四種奶粉是「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氨基酸配方、無乳糖配方特殊嬰幼兒奶粉」。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張德榮 接受訪問 時指，這四種奶粉是腸胃敏感嬰幼兒的特別配方奶粉，不是一般普通配方奶粉，佔藥房銷售不足百分之一，估計對本地藥房生意影響不大...

梁振英特首任內主張「內交」，和內地城市建立關係。今年3月5日，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上，提到了要「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具體怎麼落實還有待具體措施，但已經可以視為中央的定調。區域融合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涉及到香港未來方向。不過事實上，要扮演好香港的角色，不僅要緊貼內地，更應該放眼國際。 區域融合在回歸後的演變 回歸後，區域融合出現了廣度和深度的變化。1998年3月30日，由時任廣東省常委、副省長王岐山牽頭成立的粵港聯席會議首次召開，港方組長是時任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會議由廣東省與香港特區政府高層人員組成。據媒體透露，該會議一度流於形式，港方官員擔心粵港走的太近，會令香港喪失自治和獨特性，甚至變成內地普通城市。 變化出現在2003年，當時非典（SARS）襲港，導致百業蕭條。2003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正式簽署，這個措施一般被解讀為中央對港的救助措施，其中在同年7月28日開始港澳個人遊（自由行）為當時的香港注入了經濟活力，內地遊客呈倍數上升，改善了香港的失業率。實際上，CEPA旨在減少市場壁壘及政府管制，也為內地金融業提高了競爭能力，屬於互利共贏。CEPA不僅遵循一國兩制，也需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因為規定清晰具體，加上幾乎每年都有補充協議，因此至今依然是內地和香港最重要的一份經貿協議。 區域融合出現在同年11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提出「泛珠三角經濟區」（即9+2），包括香港、澳門、廣東、廣西、海南省等11個行政區，合作在CEPA框架內實行，每年舉行發展論壇。到了2009年1月，發改委公佈《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由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並由總理溫家寶批准，第一次將粵港合作明確為國家政策。和9+2不同，範圍收窄到港澳和廣東省內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及肇慶，也稱「新9+2」，與「大灣區」範圍相同。計劃到2020年，形成粵港澳三地分工合作。 在《規劃綱要》之下，旨在加速粵港人員往來的基礎建設開始興建，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和河套區發展逐漸成形，「一小時生活圈」概念被熱炒。其指導思想列明「為保持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有力支撐」。2010年4月在《規劃綱要》之下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其中十分進取的措施，包括允許香港保險業機構在粵開業，允許香港金融機構...

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馮智政 早前有美國國會議員呼籲重訂 《美國－香港政策法》 （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即坊間俗稱的《香港關係法》。這是一部聲明美國在對外政策上，會把香港特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區別對待；也會在出口管制、關稅、航運交通、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給予香港區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優待的法案。 《香港政策法》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主流媒體提及，但是這部法案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影響有多大？一旦被取消，香港有沒有機制應對？諸如此類的問題，往往在媒體上僅有只言片語。為了搞清楚《香港政策法》，香港輕新聞訪問了國際關係學者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馮智政。 馮智政認為，《香港政策法》代表了一國兩制的國際因素，是美國政府承認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書，一旦駐港的美國領事館人員認為香港已經喪失自治，會導美國國會從新審定和香港有關的法律條文及其持殊地位，因此雖然《香港政策法》只是一個原則性文件，並不是美國和香港相關法律文件的上級，卻依然能夠釋放一些意識形態上的「危險信號」。以下是經作者審閱的採訪全文： 記者：通常被稱之為「法」的文件都有固定格式，為何《香港政策法》的內文並不像一份正式的「法案」？它的法律地位是怎樣的？ 馮智政：《香港政策法》實際上是一原則性文件，隱含了增加開支、政治及行政程序的「預算計劃」，根據行政程序，發布這份文件後會召開聽證會（hearings），隨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也會增派人手進行調查撰寫報告，而這一切都需要原則性文件支持。 換言之《香港政策法》不是真正的聯邦法案，它雖然被稱為「Acts」，直譯「法案」，但它並非人們傳統認知上的「法案」。 事實上，《香港政策法》屬於美國政府列出的一份「承諾」（commitment），證明自己承認香港在經貿等方面的「特殊地位」；而美國政府經常會推出類似的「Acts」，它們的性質其實更像「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編者註：諒解備忘錄，MOU）。 記者：《香港政策法》的報告由誰撰寫？應遞交誰來審閱？報告通過與否會分別產生什麼後果？ 馮智政：資料蒐集與報告撰寫是由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執筆，報告完成後遞交對象分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交給美國外交部門，因為報告內容涉及外交工作範疇，經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卿，最終會交給美國國務卿辦公室。 第二種情況，也就是在《香港...

是否重啟政改，是外界關注3名特首候選人政綱的重點，人大「831決定」又變成新聞話題，究竟831是什麼？政改還有多大空間？香港輕新聞為你一一解答。 「831決定」是2014年8月31日，人大對2017年及之後，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規定。提名方面，「831決定」有三個要求： 首先、1200人提名委員會沿用特首選委會產生辦法； 其次、提名票由150人上升到過半數，即601票； 第三、候選人數目限制在2～3人，不能只有一位。 候選人在過三關之後，由全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要同時滿足「2至3名候選人」和「過半支持」，1200票就不夠分。因此，由林鄭月娥牽頭的政改三人組，在2015年4月22日公佈港府方案，將提名程序分拆成「推薦」和「提名」兩個階段。 「推薦」部分，提名委員會一人一票推薦參選人，每名參選人確認提名資格的底線為120票，上限為240票。換句話說，1200票最少可以產生5個，最多產生10個參選人； 「提名」部分，提名委員會委員最少投給兩個參選人，最多可每名參選人各投一票，獲得最高票、且過半數的二至三名參選人成為正式候選人。 《基本法》45條規定，「提名委員會」必須具有廣泛代表性，但目前選舉委員會選舉的選民人數，只佔全港選民的7%，而且各界別所擁票數，並非以從業人數決定，非建制派很難獲得半數支持。 政府宣傳口號是「袋住先」，意思是就算未盡如人意，日後也可以逐步完善。而泛民就認為代住先會「袋一世」，如果接受政府的選舉方案，政府已經完成《基本法》內的普選要求，日後未必再有機會完善。 最後，立法會投票時，建制派不夠2/3多數票，拉大隊離場，政改因此拉倒。本次選舉沿用上次選舉的方案。 本次選委會選舉，非建制派獲得325席，卻選擇用來支持建制派的候選人，已經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維度，用間接方式發揮政治影響力。新一輪政改會如何進行？還考驗政府和民間的智慧。 香港輕新聞，2017年3月23日， https://litenews.hk/?p=29399

林鄭月娥和曾俊華分屬政務系統和財經系統官員 特首選舉論壇昨天結束，除了一些相互批評的鬥嘴外，特區政府將怎麼改組，權力將如何分配才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林鄭月娥是前政務司長，曾俊華則是前財政司長，不僅是特區最高層的官員，也代表特區政府兩批不同的公務員力量。林鄭月娥提出下一屆財金官員「大換血」，曾俊華即時表示擔憂，指此舉會影響香港長遠金融政策落實，更罕有放低姿態，要求林鄭月娥「三思」。 事實上，曾俊華如果上台，也會對政務司長的權力做不亞於「大換血」的改組。其一是曾俊華會將整個房屋體系納入財政司長領導之下；其二是將公務員事務局改由財政司長領導。 目前「運輸及房屋局」由政務司長領導，「發展局」由財政司長領導， 曾俊華政綱 則建議：把規劃、土地及房屋政策納入同一政策局，並納入財政司領導之下。換句話說，也就是將整個房屋系統，由現在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分權的狀態，變成財政司長獨大。 同時，目前執掌公務員「生殺大權」的「公務員事務局」由政務司長領導，這一傳統延續自港英布政司，因此政務司長也被視為「公務員之首」。曾俊華政綱則建議「公務員事務局」改為由財政司長領導，客觀上也奪了政務司長的權。 前公務員事務局王永平，曾在專欄以《 曾俊華的管治政綱針對林鄭？ 》為題，指：「不過，公務員事務局長向財政司長負責是否較好，值得討論。」可惜當時並未得到廣泛關注。 按照曾俊華的政綱，財政司長的權力無疑將會大大增強，刺激到前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的神經，也屬無可避免。 曾俊華政綱截圖 刊於香港輕新聞，2017年3月20日， https://litenews.hk/?p=29237

香港樓價常年世界第一，也連續7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的地區，據美國顧問機構Demographia今年1月公佈的《 全球樓價負擔能力報告 》，香港樓價中位數比家庭年入息中位數（「中位倍數」）高18.1倍，即不進行任何消費，也需要18年才能夠置業（ 2016年是19倍，2015年是17倍 ）。值得關注的是，Demographia界定中位倍數5.1或以上，已代表樓價「極度不可負擔」，被視為香港主要競爭對手的新加坡則是4.8。 今年3月26日，香港將進行特首選舉，本屆有三位前高官、一位退休法官競逐。他們都有一定行政和政治經驗，無論最後誰當選特首，他們的政綱也會藉著特首選舉，成為全港市民關心的公共話題。 退休法官 胡國興 於2016年12月14日最早發表政綱；前保安局局長 葉劉淑儀 緊接著在15日發佈政綱；前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 於今年2月6日；被視為大熱門的 林鄭月娥 則在2月13日發布教育、稅務及置業三方面的初步政綱，據稱完整政綱要在3月初才和公眾見面。 2012年特首梁振英以「穩中求變」的口號當選，在經濟方面則「適度有為」。相比上屆選舉，本屆較少宏大敘事，候選人集中討論政策細節，側重點卻也各有不同。 政府部門怎麼整合？ 林鄭月娥曾任發展局長，是掌管土地供應的主要官員；曾俊華以財政司長身分，兼任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主席，這兩位對土地問題較其他候選人更有經驗。 曾俊華的政綱由改革政府機構著手，主張把規劃、土地及房屋政策納入同一政策局，名為「規劃、地政及房屋局」；葉劉淑儀主張十分類似，名為「土地規劃房屋局」。另外她建議成立土地發展局，建立長遠土地規劃的「熟地倉」，必要時用土地基金儲備收購土地或私人發展項目。林鄭月娥未有完整版的政綱，暫不作討論。 目前運輸及房屋局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發展局由財政司司長領導，曾俊華的特別之處是試圖將整個房屋體系納入財政司領導之下，無疑會增強財政司的權力。由於他長期擔任財政司，對這樣改動的利弊應該十分清楚，由於不用增加主要官員，無論日後是否成事，這個思路也值得關注。 而葉劉淑儀的「熟地倉」概念，早前由工商界人士提出過，目的是提供未來三至五年可隨時興建住宅的土地，穩定土地供應，也令政府具備「低買高賣」的能力，對平抑地價有一定幫助。其中最大的阻力在於開發土地涉及很多不同部門，以及市場土地供應已經不足，「熟地倉」只能在充足供應之下才能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