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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究竟有沒有誠意談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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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頭角順嫂的街板後面是民主派區議員的海報 五號報告書公布之後,民主派的宣傳攻勢一浪接一浪,先是78歲阿伯看不見普選,後來又玩牛頭角順嫂打多少圈麻雀來比喻普選時間表,表面上是市民意見,實際上則是幕後操盤,鼓動民意。報紙廣告被懷疑是涂謹申之作,牛頭角順嫂的街板後面也發現都是民主派區議員的海報,旁敲側擊,但是就是沒能將問題說清楚。 寧願政制原地踏步 如果這次政改方案不通過,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恢復800人選舉團制度。理論上,這應該是民主派最不滿的制度,在2003年的七一遊行中,民主派就經常批評 800人選舉團是小圈子選舉。但是現在要求回到800人選舉團的,竟然又是民主派,早前部分民主派議員在許仕仁到訪區議會時聲稱,寧願要800人選舉團也不要五號報告書,真是「神又係佢鬼又係佢」,不得不叫人懷疑民主派的立場和動機。 民主的意義在於由公民選舉出執政者,保障政府的施政會按照民意而行;普選的意義則在於保障公民有選舉政治領袖的相同權力。因此,無論是全面直選還是間接選舉,只要保障公民有相同的選舉權力就已經增加了民主/普選成分,換言之也增加了特首的認受性。 民主派可推候選人 五號政改報告書的建議之所以說是向民主邁出一大步,乃在於由過去市民無法選擇特首,到可以通過間接的方式選擇特首,如果間接選舉成分增加,政府施政也必須按照民意執行。或者這種間接選舉還沒有達到民主派的要求,但是卻只是民主成分多少的問題,而不是有或者沒有的問題。如果特區政府真的那麼不得人心,市民大可以將票投給那427個直選議員,何必變相支持「小圈子選舉」? 現在全港區議會有529個議員,委任議員只有102人,委任區議員只佔全體區議員的19%。固然如湯家驊所說,委任議員已經足夠推舉一個候選人出來,但同時通過區議會內民主派的票數,民主派也將獲得參選特首的門票,增加在市民面前宣傳政策理念的途徑,此舉可以鍛煉民主派整合民意的能力,以便全面普選後對於具體政策的策劃能力不再受到質疑,不再僅僅是一個「永遠反對派」。 無名阿伯大玩煽情 玩政治,如果能夠情理兼備自然是最好,但是民主派現在一味玩「情」,而絲毫不顧「理」,確實是令人感到失望的。78歲阿伯和牛頭角順嫂無論多麼煽情,如果不能提出具體建議,都只會給人空叫口號之感。更加重要的是假裝市民,隱藏身份,涉及了很大的政治誠信問題,莫非這次民主派底氣不

曾施政報告為行政主導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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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曾蔭權(網絡圖片) 曾特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薄的一份施政報告,但是薄並不代表沒有分量。筆者認為這篇施政報告,已經勾劃出將來特區某些施政方面的要點,可以說是回歸八年以來最務實、而且是實踐可能性最強的施政報告。 言出必行始固本 坊間對此份報告的評論不一,有論者認為這份施政報告內容四平八穩,並無新意,更有評論指該份報告欠缺長遠目光。但是值得留意的是,曾特首餘下的任期不足兩年,如果可以在任期內完成施政報告上的發展前景,可以說是特區政府一個相當好的先例,避免過去施政報告被評為「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狀況。 回顧過往各份施政報告,長遠的問題談的多,眼前的問題談的少,雖然作為一個政府,長遠的計劃是必需的,可是眼前的種種問題都不能處理,則難以說服市民跟著特區政府開創將來。在沒有實踐遠景前就失去市民信任的前車之鑑,新政府不可不防。 這些年來,施政報告因宏願常不能兌現,其權威性已經受到動搖,甚至有民主派論者將施政報告譏笑為「廉價科幻小說」,對於香港政治這麼重要的施政報告,實在沒有能力經受這種輕蔑的批評了,如果今次報告確實是如曾特首所說的「言出必行」的話,有助於杜絕各種非議,提升施政報告的權威性。 智庫治港新方向 這次施政報告中相當矚目的一點,是作為特首智囊的中央政策組功能將會強化,首先是中央政策組將會增加七人,吸納各界精英;其次是策略發展委員會會進一步擴大,成立三個專題小組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筆者認為此舉相當富有戰略意義。 前特首董建華在施政過程上阻力相當大,一向給人弱勢政府的感覺,很多政策雖然有良好意圖,但是卻不能順利施展。個人認為責任不能完全算在董先生頭上,因為再好的規劃,如果沒有機制推行,最後也會導致政策流產。因此香港需要一個強勢政府才能順利推行政策,也只有一個強勢政府才可以做到行政主導。 問題是,在立法權和司法權都不能削弱的情況下,如何才能保持行政主導? 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若然特首有方法直接了解民意,深入地「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直接領導一個智庫組織,在政策出台前真切地了解民意走向,可以減少政策出台後受到的阻力,相信屆時立法會議員也會根據民意作出判斷,行政主導也就順利實現。 當特區政府代表的是民意方向時,如果民主派再要做「永遠的反對派」,只會喪失民意基礎,被邊緣化成為一個

假如我們的社會是一個onlin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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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遊戲《巨商》宣傳海報(網絡圖片) 孔子說過,治大國如烹小鮮。那麼治理一個社會會否如同玩online game? 相信很多人都玩過online game(網上遊戲),大部分的online game都以打怪物練功為主,練功就是增加自己的等級,當人物的角色等級高的話,其它諸如攻擊力、防御力、生命值、法力值等等的數值都會提升,增加等級本身就是游戲的目的。 一般來說,online game主要的職業是分戰士和法師,戰士的生命力頑強,依靠近距離的肉搏戰;而法師有補血的魔法,智力高(魔法數值),但生命力低,不能給怪物靠近自己。雖然平時角色都是獨立練功,但如果想打一些高等級的怪物,一個人打不來,需要組織隊伍一起打。戰士在前面做肉盾,不讓怪物傷害法師;法師則負責補血,提供源源不絕的生命力(血)給戰士,兩者相輔相成。沒有法師,戰士的生命值不足以打敗怪物;沒有戰士的保護,法師也會給怪物「秒殺」(一秒鐘內被殺)。筆者自己的經驗就是,以五人戰隊為例──最好有兩個角色負責補血,另外三個角色負責打怪。 看到這裡,大家會想這種空想的小兒科,這和我們的社會有什麼關系? 兩者其實還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我們將第三產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視為法師,第二產業視為戰士,故事就會清楚的多。 第三產業分流通和服務兩部分,流通包括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業等等;服務包括金融、保險、房地產、咨詢資訊服務和各類技術服務等業。[1]也是香港現在的發展方向。香港特區政府的報告顯示:「工商業支援服務已發展成為香港經濟的主體。貿易服務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從一九八零年的兩成左右,急升至去年接近四成,佔香港外來收入總額的七成以上。」[2]而報告著重的地方也是集中在積極促進金融、工商業支援服務、物流和旅遊等行業的發展和壯大上。這種論述是符合現在香港狀況的,因為根據2003年12月的政府統計數字,製造業僱用168 300 名工人,只佔私人機構總就業人數的7.6%。[3] 戰士好比是工廠,負責在前線打怪(也就是生產);金融服務業就好比是補血法師,負責幫助企業的進行融資,提供源源不絕的生命力給戰士。如果一個地方的經濟是以服務性行業為主的話,效果就好像一隊人全部都是法師。 我的想法很簡單:怪總要有人打才會死,法師補來補去,如果沒有戰士打怪,無論法師補血能力多麼高強,最後還是被「秒殺」。

Lolita文化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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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造型的Sweet Lolita(李炘攝) Lolita愛好者揚眉吐氣了。路透社報導今年7月底香港漫畫節開幕的消息時稱「據說Lolita可以從特別的通道進入展場,免郤排隊。」什麼是Lolita? Lolita——羅麗塔,是一個女孩名字,是一種服飾打扮的風格,是一群追逐這種打扮並引以為傲的少女代名詞。 Classic Lolita造型的女孩(李炘攝) Lolita 這名字曾出現於一本俄裔美籍小說家納博科夫的小說--《羅麗塔》(Lolita,1955)中。故事是敘述一個中年男人,對小女孩有特別情感,後來與一個十四歲少女--羅麗塔發展出一段戀情﹐卻又以悲劇收場。後來由大導演史丹利庫柏力克拍成電影《一樹梨花壓海棠》。今天Lolita的涵義,除了少女這點外,早與小說不相干了。 幾年前,Lolita裝開始風行日本,並隨著深田恭子的電影《下妻物語》而到達了潮流的最高點。Lolita服裝的最大特色就是模仿歌德式的娃娃,並且將之簡化,隨意穿到街上。國外對於歌德式風格的研究很多,但是真正令Lolita服裝大紅大紫的還是富有「創造性發揮」精神的日本人。 這個文化起源於日本樂隊Malic Mizer的結他手Mana對歌德式娃娃的全新解釋,Mana認為歌德式娃娃的風格是一種心中同時存在天使和魔鬼的風格,表面上是死物,但又不是完全的死亡,而是從這裏重生,有著永遠悽美浪漫的意思。 隨著時間推移,Lolita漸漸演變出多種系列。今天一些系列消失了,另一些系列不但在日本保留下來,而且悄沒聲地傳到了香港,更成為追逐潮流少女的一種生活態度。 日本人描述Lolita是「像小女孩一樣可愛」的風格,香港的少女則多以滿足做公主願望的心態來參與這種文化。在香港盛行的Lolita大體有三個系列:可愛型(Sweet Lolita),宮廷型(Classic Lolita)和恐怖型(Gothic Lolita)。 Gothic Lolita帶有一種深沉的幽怨感覺 (李炘攝) Sweet Lolita,縫著很多蕾絲花邊的蓬鬆裙子,綴滿水果、星星、小動物等飾物的頭帶,顏色方面也比較可愛﹐多數用粉紅和粉藍等顏色,散發出糖果般甜美風格的小女孩。 Classic Lolita注重宮廷感覺,的剪裁比較簡單,像古典娃娃或貴族少女的般非常優雅,設計豪華高貴。注重荷葉邊、皺邊和

行政主導和民主政治並非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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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曾蔭權(網絡圖片) 曾蔭權在其施政綱領中的一句「強政勵治」,令行政主導又成為了熱門話題。有論者認為行政主導由於不符合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學說,因此疑慮特區政府將不再符合民主原則,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 首先,三權分立不是民主的唯一形態。三權分立的學說由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提出,他認為只有在三權分立,互相監督的情況下,才能防止政府權力過大,避免獨裁者的產生。但是縱觀西方政治體制,發現可以真正做到三權分立的國家並不常見。 西方的民主政制主要分兩種,分別是美國式的總統制和英國式的議會制。客觀的說,兩者都不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系。 立法權在操作層面上的體現就是議會,議會主導國家以英國為最典型的例子,英國的政府是由議會內多數派系組織內閣。擁有立法、決定徵稅、批准預算、監督政府和決定王位繼承等項權力。這些權力主要由下院行使。上院的職權主要有擱置否決權。1688年「光榮革命」後,確立了「議會至上」和「議會主權」原則,國王權力(或者說政府權力)轉到議會,議會遂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因此,英國可以說是一個「權力合一」的國家,下議院多數黨派兼具行政權力,但也沒有人可以批評他是不民主的制度。 行政權的具體體現就是政府主導一個國家的國策,美國是較為重視三權分立的國家,但是在實際操作上,三權也未必見得十分獨立。雖然在憲法上,美國的國會是美國最高立法機關,有對外宣戰權、修改憲法權等,但由美國最近的兩次對外戰爭來看,議題都是由政府提出,參議院的工作僅僅是「諮詢和同意」而已。因此,如果我們對比香港政府在「高官問責制」和廢除市政局的過程上,實在找不到和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有重大不同的地方。 再者,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行政主導是在三權分立的形態下才得以實現,如果三權不分,行政主導也就無從談起。行政主導的實際內涵就是在政府決策的過程中,由政府主動提出議案,並爭取立法會通過而已。 香港的行政主導方式乃是行政長官任命各政策局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負責研究、推銷和制定政策。如果我們承認英國和美國都是民主國家的話,就可以說明,只要民主機制運行暢順,行政主導或者立法主導都不影響政府的民主性。 民主的原則在於保障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力,通過直接或者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政府。現在香港有公平、公正、公

深度報導的主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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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萊村大屠殺(網絡圖片) 深度報導,顧名思義就是有深度的報導,意義在於提供事實,展現背景和意義。西方新聞學者給出的定義就是「以今日的事態核對昨日的背景,從而說出明日的意義。」這種新聞報導的手法可以是述評性新聞、分析性特稿、調查報告、預測性報導等等。 發稿的形式比較靈活,有長達數年的跟蹤報導,如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1972年發生),也有單篇的報導,如越南戰爭中美軍屠殺越南美萊村(My Lai,1968年發生)村民的新聞〈在美萊村,我們瘋了!〉。 深度報導(In-depth Reporting)的主觀空間這一課題,可以由三方面進行探討:一、深度報導是否存在主觀空間;二、深度報導應否有主觀空間;三、深度報導的主觀空間可以有多大。 深度報導是否存在主觀空間 深度報導需要大量的資源(如人手、時間等),不可能任何新聞都做深度報導,所以深度報導必然是針對大眾所關心的公共議題進行選題。而深度報導經常帶有是批判性質的,如美軍在越南屠殺無辜的美萊村村民的深度報導,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而不是純粹報導事件。 只有在議題被設定之後,才可能展開一系列的求證和報導,編輯或者採訪主任需要假定某一議題會引起大眾的關注,或者認為某些新聞線索未被關心但有公眾討論的價值,才可能安排人手跟進。既然在選題的時候就已經有主觀意願,很難以避免整個架構的主觀成份,如果記者希望(或試圖)通過深度報導的形式引起社會關注,並改變公共輿論的話,報導就更有導向性。 然後,我們可以由新聞的六個重要元素討論深度報導的主觀空間: 何時(when),由於深度報導也是新聞,所以必須由現在的公共議題開始,回顧過去,以推測將來,在推測的過程中不可能沒有主觀成份。如〈賴昌星90%會被遣返〉的深度報導中,記者就分析了中加兩國的外交歷史,以推測賴昌星會被遣返。 何地(where),深度報導要掌握現場情況,也要注意到發生地點延伸的地方,同時探討事件的性質,因此也是主觀的探索。如〈在死亡列車上〉的深度報導,記者跨越了很多國家,和偷渡者一起生活,發現了偷渡者背後的很多感人故事。這幾乎不可能客觀。 何人(who),了解新聞事件的當事人,也需要採訪相關的人物,對於當事人和相關人物的取捨都是以主觀為考慮的。如〈戴安娜:最後的答案〉中,記者對戴安娜和他死後的很多相關人物進行資料的收集。

《媒體操控》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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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操控》封面 日本漫畫家坂口尚在《石之花》中說:「世上的正義多如天上的流星」。現實當中,每個政府都會為自己的政策找尋合理的解釋,無論是二戰時的納粹德國、還是現代的阿富汗神教士政權,都宣稱自己的行為符合正義……美國作為普世價值的推廣者,似乎也不能免俗。 知道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台譯杭士基)是因為反戰,他在美國《紐約時報》上刊登的一系列文章,成為了反戰學生的「新聖經」。故此,喬姆斯基、薩伊德(Edward Said)和桑塔格(Susan Sontag)三位並稱左翼自由派知識份子旗手。 《媒體操控》(Media Control)出版於2002年12月,中文版由台灣麥田出版社在2003年2月翻譯出版。此書被稱為喬姆斯基最容易入手的一本書[1],只有117頁,通讀一次不消一個小時,但書中涉及的觀點卻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的清楚。 該書分兩個獨立篇幅:一篇「媒體操控——宣傳的驚人成就」(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共分10章。主要說明,宣傳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而且也出現在美國——這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中,而且,美國的宣傳更加是最無孔不入的集體洗腦。這個說法並不新鮮,反美國家多數都持有類似這樣的觀點,問題是怎麼證明。 筆者認為,文章分上中下三品,下品動之以情、中品曉之以理,上品則需情理兼備。喬姆斯基的文章能夠做到情理兼備,當屬上品。喬姆斯基簡述了宣傳的歷史——從威爾遜到老布殊,羅列了大量事實,充分證明了戰前或戰時宣傳是一個轉移國內問題視線的障眼法,美國憑空塑造一個敵人,然後「你得嚇老百姓,恐嚇他們。威脅他們……然後就可以對這些毫無抵抗能力的第三世界軍隊來一場漂亮的大勝仗。」[2](敵人來了)喬姆斯基在批判美國雙重標准方面可謂一針見血。 另外一篇是「火星來的記者——反恐戰爭應該如何報導」(The Journalist from the Mars; How he “War on Terror” Should Be Reported)用了一種抽離的方式,用第三者(一個火星上的記者)的角度來考察美國的具體手法。 (一)宣傳vs.新聞 喬姆斯基論及兩種民主,雖沒有明言,但在後面的文章中我們不難理解,這兩種民主,其一是帶有哲學色彩的理想民主,而另外一種

《媒介分析方法》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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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分析方法》封面 《媒介分析方法》是一本教學用的教材,叢書的主編認為,這本書不是方法論、媒介調查、內容分析之類的技術書籍,筆者完全認同他的看法,雖然就題材上來說,此書包含了方法論、媒介調查、內容分析等課題,但是由於篇幅所限,令之不能成為技術性書籍。[1] 作者Arthur Asa Berger 將媒介的分析方法論分為四種,「記號學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精神分析的批評方法」和「社會學分析方法」。此書第一篇是闡述四種分析方法,第二篇是用第一篇的分析方法,模仿四種不同的分析寫作評論。 結構合理,易於閱讀,而且很薄,是一本很好的入門讀物。但是也正因為很薄,很多概念不清晰,部份內容更存在硬傷,筆者評論的重點將集中於此。 1.界定篇存在的硬傷 1.1 社會學分析方法是什麼? 在社會學分析方法的基本概念一章中,作者羅列了很多概念,諸如疏離感(Alienation)、脫序(Anomie)和階級(Class)等[2],這些概念分屬不同學派,混合在一起似乎不能成為完整的分析圖譜。 現代社會學分三個主要學派,分別是沖突學派、功能學派和符號互動學派,三個學派的關注焦點都不相同,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或結論)更加是南轅北轍。此書沒有將三個分析方法區分開,不知道作者運用的是何種學派的分析方法,似乎也沒有能力解釋社會學作為一個整體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沖突學派源自馬克思主義,馬克思認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3]而沖突是人類歷史進化的動力:「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本來將馬克思主義獨立成章是有利於討論的,但是一些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概念(如疏離感)又放在「社會學分析方法」討論,不免產生混亂。 而功能學派主要討論事件(或事物)在社會上的功能,比方說,肥皂劇的功能可以是舒緩大眾的精神緊張等等,但此書也沒有深化討論。 作者認為社會學是嚴謹的科學,很多問題必須量化,比如說,觀看某一電視節目的男女比例,就必須用統計學的方法來考察,然後對現象做出解釋。遺憾的是,此書沒有使用數據來證明書中的任何觀點,給人武斷的感覺。 1.2 基本概念的偏差 除了分類造成的混亂之外,書中對於疏離感、脫序和階級等定義,也有欠深入的分析。 比方說「疏離感」最早是黑格爾(W. Georg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