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美萊村大屠殺（網絡圖片） 深度報導，顧名思義就是有深度的報導，意義在於提供事實，展現背景和意義。西方新聞學者給出的定義就是「以今日的事態核對昨日的背景，從而說出明日的意義。」這種新聞報導的手法可以是述評性新聞、分析性特稿、調查報告、預測性報導等等。 發稿的形式比較靈活，有長達數年的跟蹤報導，如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1972年發生），也有單篇的報導，如越南戰爭中美軍屠殺越南美萊村（My Lai，1968年發生）村民的新聞〈在美萊村，我們瘋了！〉。 深度報導（In-depth Reporting）的主觀空間這一課題，可以由三方面進行探討：一、深度報導是否存在主觀空間；二、深度報導應否有主觀空間；三、深度報導的主觀空間可以有多大。 深度報導是否存在主觀空間 深度報導需要大量的資源（如人手、時間等），不可能任何新聞都做深度報導，所以深度報導必然是針對大眾所關心的公共議題進行選題。而深度報導經常帶有是批判性質的，如美軍在越南屠殺無辜的美萊村村民的深度報導，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而不是純粹報導事件。 只有在議題被設定之後，才可能展開一系列的求證和報導，編輯或者採訪主任需要假定某一議題會引起大眾的關注，或者認為某些新聞線索未被關心但有公眾討論的價值，才可能安排人手跟進。既然在選題的時候就已經有主觀意願，很難以避免整個架構的主觀成份，如果記者希望（或試圖）通過深度報導的形式引起社會關注，並改變公共輿論的話，報導就更有導向性。 然後，我們可以由新聞的六個重要元素討論深度報導的主觀空間： 何時（when），由於深度報導也是新聞，所以必須由現在的公共議題開始，回顧過去，以推測將來，在推測的過程中不可能沒有主觀成份。如〈賴昌星90%會被遣返〉的深度報導中，記者就分析了中加兩國的外交歷史，以推測賴昌星會被遣返。 何地（where），深度報導要掌握現場情況，也要注意到發生地點延伸的地方，同時探討事件的性質，因此也是主觀的探索。如〈在死亡列車上〉的深度報導，記者跨越了很多國家，和偷渡者一起生活，發現了偷渡者背後的很多感人故事。這幾乎不可能客觀。 何人（who），了解新聞事件的當事人，也需要採訪相關的人物，對於當事人和相關人物的取捨都是以主觀為考慮的。如〈戴安娜：最後的答案〉中，記者對戴安娜和他死後的很多相關人物進行資料的收集。

《媒體操控》封面 日本漫畫家坂口尚在《石之花》中說：「世上的正義多如天上的流星」。現實當中，每個政府都會為自己的政策找尋合理的解釋，無論是二戰時的納粹德國、還是現代的阿富汗神教士政權，都宣稱自己的行為符合正義……美國作為普世價值的推廣者，似乎也不能免俗。 知道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台譯杭士基）是因為反戰，他在美國《紐約時報》上刊登的一系列文章，成為了反戰學生的「新聖經」。故此，喬姆斯基、薩伊德（Edward Said）和桑塔格（Susan Sontag）三位並稱左翼自由派知識份子旗手。 《媒體操控》（Media Control）出版於2002年12月，中文版由台灣麥田出版社在2003年2月翻譯出版。此書被稱為喬姆斯基最容易入手的一本書[1]，只有117頁，通讀一次不消一個小時，但書中涉及的觀點卻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的清楚。 該書分兩個獨立篇幅：一篇「媒體操控——宣傳的驚人成就」（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共分10章。主要說明，宣傳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而且也出現在美國——這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中，而且，美國的宣傳更加是最無孔不入的集體洗腦。這個說法並不新鮮，反美國家多數都持有類似這樣的觀點，問題是怎麼證明。 筆者認為，文章分上中下三品，下品動之以情、中品曉之以理，上品則需情理兼備。喬姆斯基的文章能夠做到情理兼備，當屬上品。喬姆斯基簡述了宣傳的歷史——從威爾遜到老布殊，羅列了大量事實，充分證明了戰前或戰時宣傳是一個轉移國內問題視線的障眼法，美國憑空塑造一個敵人，然後「你得嚇老百姓，恐嚇他們。威脅他們……然後就可以對這些毫無抵抗能力的第三世界軍隊來一場漂亮的大勝仗。」[2]（敵人來了）喬姆斯基在批判美國雙重標准方面可謂一針見血。 另外一篇是「火星來的記者——反恐戰爭應該如何報導」（The Journalist from the Mars; How he “War on Terror” Should Be Reported）用了一種抽離的方式，用第三者（一個火星上的記者）的角度來考察美國的具體手法。 （一）宣傳vs.新聞 喬姆斯基論及兩種民主，雖沒有明言，但在後面的文章中我們不難理解，這兩種民主，其一是帶有哲學色彩的理想民主，而另外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