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封面 有說香港在回歸之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雖未做過調查，但身邊不少朋友都贊同此論。有趣的是，「借來論」本身也是借來的，這句話源自「鬼佬」 Richard Hughes在一九六八年寫的一本書《Hong Kong -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書的封面是一幀照片：兩個洋人在打板球，背景則是貼滿紅旗和毛語錄的舊中銀大廈。 「難民」心態但求安身 板球源自英格蘭，在英屬殖民地特別流行，是典型英國文化的代表；而毛語錄在當時給英國人的感覺，是民族主義更勝於共產革命。放在今天，或者可以被詮釋為「很香港」(陳冠中用以形容香港的混雜性)，但當時正值火紅年代，英國人當然不會有這種浪漫，在他們眼中，這幅照片的解讀是——即使多年殖民，香港畢竟還是「借來的」，始終要還。 英國人的借來感，還真的有一張借據；華人對此論的認同，多少顯得有點不合邏輯。如果對本地華人來說香港是借來的，向誰借？甚麼時候還？實情是英國人還了香港後，可以回英倫三島的老家，香港人卻既「無權借」，更「還不起」。 當然，某種理念多人認同，無論多不合邏輯，也有一定基礎。「借來論」與其說是一種移情作用，倒不如說是但求安身的「難民心態」作怪。除了「逐水草而居」和沒有長期打算外，難民也常常擔心現在得過且過的生活是否能保，因此拒絕任何變化，龜縮在自己熟習環境當中。談借來論時，港人沒有英人的那種哀愁和反思，有的只是不想改變現況，表象一樣，關心的卻是另外一件事。 無獨有偶，近年很多貌似深刻的後現代外衣，裏面還是前現代的難民心態。常常可以聽到一些貌似最本土左翼的「公共知識分子」，在論及「告別革命」時非但沒有內地人的那種對現代國族的深刻反思，更令人詫異地表現出一副「我們香港人不明白愛國主義」的嘴臉，彷彿無知是一種美德。內地人要說明自己的想法時，又被動輒謾罵為被洗壞了腦。自己不知，別人又無知，巧妙地形成了循環，永遠樂此不疲。歸根究柢還是難民式的龜縮，不是真的在討論後現代。 不是真的討論後現代 近年香港經濟轉差，物質上已經被內地追過，難民心態就更熱切希望由精神和細節上找到獨一無二的地方。論及香港成功模式時，難民們不顧任何客觀的歷史機遇，不斷地在一些香港人很文明、很法制、很勤勞、很多元等不能驗證的價值觀裏面虛耗時間。既不能分析出香港的成功之道，也未抓住實質。 香港已經...

教育局在皇仁中學進行禁毒教育（網絡圖片） 成龍大哥在博鰲論壇上說：「我慢慢覺得，原來中國人是需要被管的」。雖然被罵得厲害，卻很有普遍意義，很多人嘴上罵罵，內心深處還是同意此番見解。 吸煙是要被管的，因此吸煙區愈來愈少；小販是要被管的，因此幾個擦鞋匠的牌照也成了公共話題。沒人管，不少人還主動跑出來要求管：o靚模在書展搞宣傳，網友覺得太亂了，開facebook組群要求書展大會「管一管」。最近社會上正熱議校園驗毒計畫，同樣，很多人都認為不管不行。 應該由誰來管 「管」不是問題，問題是誰來管。在上述的討論中，對象都是政府。背後的邏輯，都主張個人的過失不是「個人的錯」，而是「社會的錯」，是「社會」令「個人」出現了問題。既然根源是「社會」，就要修正社會制度來解決，最社會化的解決方案，自然就是樂此不疲地要求政府「出手」，甚至立法。 「管」的出發點是好的，如果管的責任只是「阿媽教仔」，不會有人非議，但政治是「眾人的事」，政府一管，涉及的必然是「眾人」而非「個人」。責任伴隨權力而來，當政府的責任愈來愈大時，權力也會愈來愈大。西諺有云：「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提醒我們立法是嚴肅事情，不應輕易立法。反過來看，立法本身也會令社會的道德標準愈提愈高，自由也隨之愈收愈緊。為了個案要求立法，卻要整個社會買單，成本之高，不容許我們不當一回事。這就需要提高討論標準，在將責任推給政府和社會前，謹慎，謹慎，再謹慎了。 誠然，人生活在社會當中，社會對人的影響巨大，從社會着手，找出結構性的問題，也是正確的方法。但具體問題卻應具體分析，個案是否可以折射出社會結構性問題，本來就是一個需要認真討論的話題。這是因為，任何負面的信息集中在一起，必然產生負面的結論；而任何正面的信息集中在一起，必然得出正面的結論。 現在的風氣，動輒將一切失序行為都說成是社會的錯，卻鮮有顧及這些問題是否由社會結構造成。當下的社會結構，只會比過去更加完善，吸毒問題反而愈來愈嚴重，多少說明問題的焦點不在於此。 心態比管制更重要 撇開上面的問題不說，大家想政府怎麼管？強制驗毒涉及人權、隱私等諸多問題；自願驗毒則不能秋後算帳。就算阻嚇也需要人手，政府哪裏比得上家長和學校？既然知道結果不會好到哪裏去，倒不如反諸求己，看看到底哪些責任屬於自己，哪些屬於社會。 心理學發現人天生就有推諉的傾向，不斷把個人的缺點推諉於其他理由，以減低自己罪惡感，...

自從丹增嘉措（第14世達賴喇嘛）聲稱放棄藏獨之後，一種他稱為「一國兩制」的政治綱領被達賴集團大力推銷。吊詭的是，這樣被傳媒廣泛報道的政治主張，不但沒有寫入任何的憲制文件當中，也鮮有系統化的闡述。 不難理解，「一國兩制」和民族自治區並不是程度的分別，而是本質的分別。民族自治區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特別行政區」，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31條，會「按照具體的情況決定制度」。 「政教合一」特首是靈童？ 雖然丹增嘉措並沒有道出他心目中的「西藏特別行政區」是甚麼樣子，但根據達賴集團官方對於「政教合一」的說法，可以推斷，丹增嘉措所主張的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因為在「流亡政府」憲制性文件：《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的總則已經明文規定，西藏是一個「政教結合」的「民眾國家」。由此，他們所主張的「一國兩制」大概也不會放棄這個原則。「政教結合」意味着，作為政治和宗教領袖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擁有任命西藏地區各級官員的權利。 作為宗教傳統，無論何種傳承制度都應該被尊重，但政治制度涉及「眾人之事」，當然不是同一概念。如果，西藏特首產生辦法和宗教領袖一樣，是先在水裏面看見異像，找出某時段、某地域出生的小孩，再由小孩子認出前一世達賴的用品，來選定「靈童轉世」成為特首，這種制度能否被其民主盟友接受也相當存疑。 「憲章」法源來自達賴 當然，丹增嘉措也說過，將來的西藏制度可以由西藏人自己決定，不會出現一個喇嘛政權，但是這樣一來，就和他們的一貫主張的「政教合一」相違背。同時，就算丹增嘉措真的懷着天真的心，但是達賴集團可未必有同一想法，很多事情沒有可能按照人的主觀意志去發展，法源和制度問題，可不是說說而已的東西。 直到目前為止，達賴所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依然沒有放棄獨立的主張，在《西藏流亡藏人憲章》中，不但沒有「一國兩制」這幾個字，而且很清楚的表明了要建立政教合一的世俗政權。 這份「憲章」的法源來自達賴喇嘛，開宗明義說是「在神聖的達賴喇嘛所指引」下所產生的政權，同時又是以「政教合一」為基礎，就表明了達賴喇嘛是最高的政治領袖。既然法源都在達賴，很難令人相信這種體制存在制衡或者分權。 甚至在公民權這個部分，該「憲章」還認為無論何處出生的藏族同胞都可以是他們的公民，而現在有別的國籍的藏人，都還可以用精神上效忠「西藏國」的方式保留西藏的國籍。 「一國兩制」沒有實際內涵，憲章上面又寫明追求獨立，丹增嘉措所追求的，真...

在香港的政治活動當中，有兩個概念是經常混淆的，就是普選和直選。 普選（Universal suffrage，普及選舉權）的含義，是指一個社會上的成年公民都擁有選舉的權力，不因為他/她的性別、社會狀況或者信仰而喪失了這種權力。普選權僅僅是選舉的權力，而並不涉及選舉的方式。基本法所提到的，就是這個普選。 而直選（Direct election，直接選舉）才是一種選舉的方式，指政府機關的首長由民眾直接通過選舉產生。直選的相對概念是間選（Indirect election，間接選舉），間選指先選出一些代表，再由代表選出政府首長。 因此，普選和直選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一個指權力，而另外一個指選舉的方式。一人一票的概念，就是出自普選而不是直選。事實上，既可以有普選而沒直選，也可以有直選而沒普選。 美國就是有普選而沒直選的典型例子，美國以選舉人票的方式間接選出總統，民主黨的戈爾（Albert Arnold Gore Jr.）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當中取得的總票數比共和黨的小布殊（George Walker Bush）多，但是因為選舉人票不夠而落選。中國人大的逐級選舉制度，也是有普選而沒直選的例子。因為普選只是選舉權，和選舉的制度沒有關係，因此選舉人票和人大逐級選舉的制度，和普選的原則並無抵觸。 有直選而沒普選看起來不可能，但是在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女性曾經普遍的沒有選舉權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國在19世紀中期（1885年）已經通過憲章運動，提倡無論男性的種族、階級都有參政選舉的權利，但女性的選舉權力，則要等到20世紀初（1928年）才有。順便一提，18歲以下市民的普選權力，到現在都是被限制的。 說回香港，確實是沒有普選的，因為香港的行政長官不是由公民普及的選舉產生。但是整天要求普選的民主派，卻事實上否定了普選。政府在2005年提出的五號報告書，其實就是增加了普選的成份。如果區議員可以進入選委會，那麼就可以成為一種變相的間選和變相的普選，先有了這個基礎，再循序漸進減少委任議席，比一步到位的普選容易的多。 《星島日報》，時事Blog評，2007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