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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不干預中「積極」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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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鼎基爵士(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港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令香港掀起一陣不小的風波。 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港英時代的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1979年9月,夏鼎基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了著名的演說︰《過渡中的香港經濟》,首次提到了這個詞彙,並以此總結了70年代到80年代港英政府的經濟政策。其後一次演講中夏鼎基更指出,政府在進行經濟規劃的時候,會積極的「研判利害所在」、「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再決定政府是否出手進行干預。 在當時香港的特定情況下,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英文涵義相反的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一次思想交鋒,雖然兩者的中文翻譯都是「新自由主義」。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出台,是以一種委婉的方式宣佈--港英政府放棄從1960年代郭伯偉開始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New liberalism是對自由主義進行批判和修正的思潮,認為市場並不是絕對完美,政府有權在適當時候進行干預,也稱社會自由主義最準確﹔Neo -liberalism則是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並承繼發展那種自由放任態度的思潮(為行文方便,下面Neo-liberalism翻譯為新自由主義,而 New liberalism翻譯為社會自由主義)。 自由放任政策是什麼都不管,積極不干預則不相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理念由社會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和凱恩斯主義(Keynesian economics)發展而來,承認市場並非絕對完美,認為政府有責任對市場進行控制。強調社會責任論中「在自由的同時,也必須負責任」的觀點。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夏鼎基在《過渡中的香港經濟》中說到︰「必須承認有時候干預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經濟穩定。」又表示了不要過份相信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並列舉了一些市場的缺陷,認為政府需要干預以糾正。這些邏輯並不出自古典自由主義,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背後的意思,只有用社會自由主義加以解釋才能夠順理成章。 干預(intervention)的負面意義,僅僅是政府破壞市場「自我完善功能」的行為,並不是任何市場的管理都是「干預」(不

願意花一晚陪同後海醉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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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後海酒吧街 梁詠琪2006年的主打歌《北京之夏》,有這麼一段:「若你會出現,願意花一晚陪同後海醉掉嗎?」 對喜歡「泡吧」朋友來說,北京有兩個地方不得不去,一個是工人體育館附近的三里屯,另外一個就是後海的酒吧街。後海是什剎海的一部份,整個什剎海由三個湖泊組成,分別是前海(也稱什剎海)、後海和西海,源頭來自玉泉山,和中海、南海與北海相通。 元朝的時候,什剎海是一個重要的港口,是南北大運河的起點,南方來的糧船在這裡停泊,年代久遠,附近有不少很有歷史價值的胡同。後來口岸東移,這裡逐漸變成人們消暑遊玩的場所,前國家副主席宋慶齡也曾經在這裡住過。 沿著整個前、後海一圈都是酒吧,聯綿不斷,附近的大小胡同內,更加是潮流樂隊、創作人的集中地。 現在後海比前海還要熱鬧,可惜不少香港旅遊書還沒標注後海,多數在介紹什剎海的時候輕輕帶過,更有書將兩者混為一談。也難怪,因為兩個湖確實很難分,全靠銀錠橋來做分界線。現在前後海的酒吧聯成一線,更加分不清楚。一些旅遊書還將後海評價為「歷史文化風景區」,幸好看見後海這麼熱鬧就知道——會玩的人早就發現這裡了。 什剎海風景區的總面積達54萬平方米,湖泊佔了34萬平方米,湖邊上可以容納很多酒吧,也因為這樣,後海有很多不同主題的酒吧和餐廳。價錢也相差很大,從50元一杯啤酒到20元任飲的雞尾酒都有,需要小心選擇。想優雅一點,也可以花180元包船在湖面蕩漾,加多100元,還可以請琴師小姐在船上演奏,滿足不同人士的遊玩需要。 和三里屯不同,後海多了一份隨意的感覺,不少北京人下班之後,就到後海喝上一杯或者隨便逛逛,不時看見情侶或者三五知己在酒吧閑聊,穿的很隨便,就像「落街吃D野」的樣子。因為後海胡同多的關係,不少三輪車夫在此攬生意,帶人遊覽老北京的胡同。什剎海前的荷花市場也有不少北京人跳交際舞,氣氛就是出奇的隨和。而相比之下,三里屯就顯得有點「人多擠逼」,缺乏生活氣息了。

勿輕視邊緣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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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在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上演講(網絡圖片)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在3月21日的「 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香港的角色 」論壇上,提出香港邊緣化的問題。許司長說:「面對珠三角城市這些基礎建設的發展,它們又在位置上較接近貨物的源頭,我們必須正視香港被邊緣化的問題。」這個說法是很深刻的。 可惜的是,這個重要的議題,正如香港的一切重要議題,在喋喋不休一段時間後,就被人淡忘了。最近,中國銀行在香港上市,邊緣化問題被重新炒熱,認為香港不會邊緣化的聲音日趨高漲。不少人覺得,香港股市已經成為中國的「主版」,可以為中國的發展進行融資和技術上的資源,並認為香港的法制環境、規範化和國際規模短期不會被內地城市取代。 不應曲解邊緣化原意 這兩種說法其實是兩條沒有交叉的平行線,「十一五」規劃將香港定為於「金融、商貿、航運」三個「中心」。可想而知,許司長在談論邊緣化問題的時候,主要是針對物流業,而中行上市,則是金融業的範疇。 物流必須有「物」才可以「流」,內地物流的基礎建設發展起來後,確實看不到廣東的企業有任何理由輾轉到香港去出口海外。那麼,三個中心之中,至少「航運中心」的地位就值得擔憂了。而中行上市,只是一個「輸血工程」,和允許內地企業到港上市、實施CEPA、人民幣流通、開放內地居民來港旅遊等性質相同。被輸血自然沒有什麼不好,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果香港長期都處於要中央輸血的角色,根本就沒有可能成為領導潮流的「亞洲國際都會」。 軟件優勢僅能保持十年 撇開對許司長擔憂的曲解不談,否認香港存在邊緣化問題的意見,多數都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人才、政治制度和法律,這些優勢在數十年內不會被內地取代,他們將這些優勢稱之為「軟件」,並認為軟件比硬件(基礎建設)還要難學。 當然,內地要提昇金融方面的國際公信力還需要一定時間,不過十年之後呢?眾所週知,現在內地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主要面對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競爭。去年廣東的GDP達到了21701.28億元,按現行匯率折算為2648.44億美元。廣東省長黃華華更加表示,希望在「十一五」規劃結束前,將廣東省的GDP超越台灣。僅僅在2000年,廣東的GDP才剛剛超過1萬億元,六年翻了一倍,這種飛速增長,不得不說是令人羨慕的。 相信在二十年前,大家都不會相信內地的硬件可以超越香港。十年後,國內城市在軟件上也會建

《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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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蘭生教授 自由和自律是新聞學的恆久議題,自由主義新聞學(Libertarian theory)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報紙是「意見自由市場」,無論真假,只要確保資訊充份流通,公眾自然會辨識真相,也是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礎;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則通過心理學實證「人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 [1] ,認為媒體影響力客觀存在,不應沒有邊際,為政府干預媒體提供了理據。 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方蘭生教授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出版於1984年3月,同年10月,著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慘遭國民黨買兇殺害,和當時很多書籍一樣,此書留下了白色恐怖的烙印。 書籍分新聞自由和新聞自律兩章,共十節。新聞自由的部份較有系統,新聞自律的部份則比較凌亂,多為報導式介紹,欠缺深度分析。部份內容反复出現,甚至還將整個新聞評議會組織章程刊錄在書上。多少顯示作者在特定時空下的無奈。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此書存在很多不足,無法不帶著批判眼光審視。但作為一本白色恐怖時期新聞學教材的樣板,此書卻極有參考價值,因為作者幾乎窮盡了在威權統治下對新聞管制的論據。 新聞自由不能雙重標準 在新聞自由的部分,作者對新聞自由的重要性只是輕輕帶過,卻有不少篇幅對稍微鬆動的媒體氛圍加以批判,例如「政府開放辦報……反而使新聞專業精神失落。」更認為「左傾風氣的蔓延,新聞自由反成了危害國家政府的利器」 [2] 。而作者對新聞自由的定義:「只有性善者得以享有,性惡者則不得以享有之。」 [3] 恐怕也很難被現在的讀者接受。 在論及「新聞自由概況」時,作者非但沒有對白色恐怖進行批評,反而讚揚「三民主義」限制新聞自由的政策為「達成報業的積極功能……崇高的理想與完美的設計」 [4] 。破壞新聞自由的例子,更只有國民黨的政敵,如袁世凱、汪精衛等。這些都導致作者在論述「新聞自由必須是有限度的」 [5] 時,顯得十分無力。 作者在書中表示「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最堅強的堡壘」 [6] ,和馬克思的「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7] 有異曲同工之妙。可是,承認新聞自由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而不是一種手段,邏輯上不可能說國民黨有新聞自由,但共產黨除外,否則無疑是嚴重的雙重標準。 至於性惡者則不得以享有新聞自由,令人聯想到大陸文革時期強調的「

誹謗相關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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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名畫《誹謗》 國際上把毀損名譽的行為統稱為誹謗(defamation),英國的《誹謗法》歷史悠久,香港法律上承英國,同樣將毀損名譽的行為稱為誹謗。香港法律第21章的《誹謗條例》連同各種判例,構成了香港的誹謗法。[1] 在香港,一般言論的爭議屬於民事案件(比較嚴重,影響公眾安全的才是刑事),也就是說,法院不會主動檢查新聞是否有誹謗他人,而是由當事人對新聞媒體發出檢控。 《誹謗條例》對誹謗的定義是: 「就是一個人登載有關另一個人的事物,而使後者被社會上有識之士,對其敬而遠之,或對之憎恨或厭惡或取笑;或使其生意或事業受到損害。」 因此,一切毀損他人名譽的言論都可以視為誹謗,簡單而言,原告人只須証明:一、新聞已經發表;二、針對自己;三、有損害自己聲譽的內容,法院即應受理起訴。 值得注意的是,誹謗的起訴和新聞真實與否並無關係。 幸而,普通法也講求採抗辯式(Adversarial System)的審訊制度,也就是說「控辯雙方各自提出對己方有利的證供和論據,由法官作為一個第三者進行裁決。」[2]按照英美誹謗法的原則,真實性(justification,或作有理可據)、特許權(privilege)和公正評論(fair comment)三項全面抗辯理由被稱為在誹謗案中保護新聞傳播的「三大保障」[3]。 真實性:由於新聞發布的主動權在於傳媒機構,按照香港的法律,新聞真實應由被告(傳媒機構)証明,有「誰主張、誰舉証」的說法。 特許權:是指為了公眾利益或為保護個人合法權益,可以作誹謗性的陳述而不需承擔法律責任。按香港誹謗法,新聞媒介的有限特許權有三項原則,一是公正、准確,二是所報道事項應與公益有關,三是不具有惡意。[4] 公正評論:又稱「誠實評論」(honest comment),其前提是承認公眾對於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眾人物」,對於一切進入公共領域的事物,包括文化藝術作品、科學成果以及形形色色的消費品等,應有自由評論的權利。 新聞學講求平衡報導--給予當事人回應的機會,以便公眾自己判斷是非,也可以作為法律和道德以外的一個附加觀念。[5] 李炘 2006年5月23日 註釋 律政司網站:http://www.info.gov.hk/justice/new/chi/depart/in

網絡資訊挑起信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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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聯署網站(網絡圖片) 最近一個關於「聯合國將於二零零八年廢除繁體字」的新聞引起了不少轟動,幾天後甚至有網友自發組織「反對聯合國廢止繁體中文」的聯署[1],瞬即就有十萬多網友簽了名,一時間鬧的沸沸揚揚,可笑的是,這個消息本身不是真的。 網上資料引發誤解 事源中國原國家語委常務副主任陳章太,在一個會議中引用了一個叫做「二零零五年世界主要語種、分布和應用力調查報告」的網絡資料[2],陳章太指該份文件出自聯合國,並引用該報告的資料說:「聯合國將不再同時發行簡繁兩種漢字文本,只保留簡體文本」,據後來聯合報的消息,陳教授自己表示此份報告並不在聯合國的官方網站上。但經過各大論壇和博客們的渲染,就成為了聯合國要「廢除」繁體字。 事實上,自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後,聯合國就已經開始全面使用簡體字了,根本沒有在聯合國停止使用繁體字這個問題,更何況聯合國怎麼會有權力廢除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常用文字?這些都屬於基本常識性的問題,只要簡單思索一下就可以辨別真偽,不過互聯網的威力如此之大,令不少人都將這個假議題變成了真議題。 網絡影響大於主流媒體 網絡已經成為不少年輕人獲取資訊的主要平台,根據內地學者謝新洲和王宇所做的調查,互聯網已經超越報紙和電視,成為年輕人最多接觸的平台,在一千三百多名受訪的大學生中,有四百八十多人最常使用互聯網獲得資訊。而互聯網的使用者當中,又有八成的人將論壇作為「僅有或者主要」的信息渠道[3]。也就是說,很多人現在只看論壇而不看報紙和電視。 雖然互聯網的興起對於人們獲得多元化資訊有正面幫助,但是網絡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無須任何審查就可以發佈資訊,撰稿人就是編輯和發行人。這樣一來,非專業人士自願或非自願的取代了專業的記者,雖然寫作者未必有意散佈不實消息,不過論壇上普遍存在轉載他人消息的習慣,以訛傳訛的情況下,失真是難以避免的。 媒體顛覆公眾安全的歷史 記得在「非典」疫情爆發期間,有一個「香港宣佈成為疫埠」的假消息就引起過公眾恐慌,一個少年冒充《明報》製作了假消息,指香港成為疫埠後,將停止所有活動,並指政府呼籲市民準備糧食和食水。通過互聯網,這個假消息也是一傳十,十傳百,一度引起本港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同樣,根據世衛組織所頒布的「國際衛生條例」,「疫埠」這個詞彙只有在霍亂、瘟疫(即黑死病)和黃熱病時才會使

歪曲民調結果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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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曾蔭權(網絡圖片) 政圈中人利用民意調查(民調)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雖說「民調」的本意為獲知人民的意見;但同時,民調本身也是製造民意的工具。 在西方社會,利用民意調查來提高認受性(Legitimacy)的例子司空見慣。一旦政治人物的民調分數高,就會產生沉默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的效應,本來有抱怨的人,會因為沒有人抱怨而不敢抱怨。相反,當民調分數低時,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也可以成為必須下台的理由。 不過,利用民調也有可以接受與不可接受之分。近日《明報》社論批評政府不能「只公佈有利政府施政的民調結果」,令人覺得矯枉過正。事實上,政府只公佈有利政府施政的民調結果,可以說是一種「必要之惡」,全世界都在這樣做。華爾街日報編輯Cynthia Crossen在《真實的謊言》提出了很多類似的例子和方法--即便在美國,只要調查不符合委託人利益就不公佈,直到有一個數字符合委託人利益時才公佈,不值得大驚小怪。 真正不妥的地方,乃在於特首曾蔭權引用結果的時候,撇除了調查中回答「部分接受部分不接受」、「無意見」和「不知道」的意見,簡單計算支持與反對的比例為63%比37%,這樣就和中大公布49.9%比28.9%有明顯出入了。 「隱惡揚善」無可避免,但歪曲報告則非常不妥。如果是一份民意調查不被政府引用,在現代社會,要傳播出去也並不是困難的事情。但如果政府歪曲了調查的數據,則會動搖公信力。 主持民調的陳健民教授,在事後指特首斷章取義,就直接影響了特首的誠信,進而破壞特區政府的公信力,實在得不償失。 李炘 2006年5月7日

《真實的謊言》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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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謊言》封面 數字,能夠提供比較宏觀的概念,有助於我們作出理性的選擇。比方說:「《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很大」這個句子提供的信息量極為有限。究竟有多大,只有通過數字來說明,根據世界報業協會公佈的數字——「《參考消息》的發行量是中國第一、世界第八」[1]。 那麼由這個信息內便可以解讀出: 雖然《參考消息》發行量穩居中國第一,但也僅僅是世界第八位而已。以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來說,尚有不少進步的空間。而世界頭五位的報紙都是日本的報紙。由此,我們又可以進一步研究日本報紙成功的因素,以改善自己報紙的發行量。 在沒有數字的情況下作出任何理性的規劃,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對民調的總體批判 《真實的謊言》是一本十年前出版的書籍,分八個章節,介紹了各種操縱數字的手段、方法和實際例子,有助於進一步討論數字和民意的關係。 作者辛西雅.克羅森(Cynthia Crossen)是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對於「媒體騙術」有份外深刻的理解。此書由分析民意調查的方法入手(〈民意調查的遊戲規則〉),到研究民意調查和商業的利益關係(〈操縱家口袋裏的民意指標〉),到個案和廣告(〈揭開醫藥研究黑盒子〉、〈食物的真相〉、〈廣告騙術〉),最後是分析民意調查在公共行政和司法制度的影響(〈公共政策〉、〈訴訟調查挑戰法庭正義〉),〈向不實調查說「不!」〉則是最後總結的一章,全書結構非常緊密,影響由小到大,層層遞進。 作者認為,數字之所以變得不可信,是因為商業元素在現代社會的加重。作者批評:「在資訊業,真相只屬於花錢的人」[2]。美國著名民調公司蓋洛普的調查定價,為每一問題1500美元[3],價格極為昂貴。由此產生兩個問題:1、個人不可能負擔民調,因此,也難以檢驗民調真實性;2、如果沒有商業或政治的價值,不會無端出現民意調查,民調的進行,背後也涉及各種利益。這兩點構成了民調的基本限制。 現代傳播挑戰理性 理性是西方民主價值體系的核心,只有在「人是理性的動物」這一前提下,才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或者說自己認識真理的能力),有了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才有可能去反對權威給予的詮釋,民主政治才成為可能。 作者在〈公共政策〉一章中,提及理性這個話題,可惜著墨不多。筆者認為,可以提出兩點進行探討:一、在各種資訊的「疲勞轟炸」之下,人們如何分辨資訊的

購物天堂居安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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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二零零四年的香港《年報》,全年訪港的旅客有兩千一百八十一萬人次,而內地的遊客已經佔一千兩百二十四萬人次,超過五成六。雖然本港遊客數字每年上升,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結構問題。 一向以來香港都是一個「購物天堂」,以信譽、品質和多樣化的商品取勝,旅遊的焦點集中在購物,可以稱之為「購物旅遊」。但隨著內地的發展,香港有的東西內地大城市也差不多都有了,購物旅遊的模式還能玩多久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吸引力勢必衰微 根據入世時的協定,中國將由二零零六年起對更多的產品開放,無疑會進一步打擊本港的購物旅遊模式。 近來,已有不少內地網友開始抱怨香港物價比大陸貴、水貨多、不能夠提供全國聯保,更有人對香港媒體負面報道內地遊客的新聞非常反感,看過那些報導之後「免費遊香港我也不去了」。導遊為了抽取佣金而強制旅客購物,亦是長期為人垢病的問題。或者在部份高檔消費品價錢上,香港可能比內地稍微便宜一點,不過內地遊客也沒有必要特意到香港購物。 而且,對於內地的高消費社群來說,到香港購物已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因為他們可以直接去歐洲消費。 開發文化旅遊 如果購物旅遊的方式必然衰落,香港應該怎麼辦?這幾年香港在旅遊方面給筆者的感覺,是不斷模仿別人而失去自己的定位。純粹依靠銷售別人品牌的消費模式在將來必然式微,沒有自己獨特的旅遊文化,旅遊業很難繼續發展。 知道自己的優勢何在,才能吸引更多的遊客訪港。香港過去有很多大排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中西交匯的文化(絲襪奶茶、西多士和鴛鴦都是大排檔特色),但是近來特區政府清除了舊有的大排檔,以西式露天咖啡廳取代,不但沒有香港的特色文化,更有東施效顰的味道。西方遊客不會稱讚香港的露天咖啡廳模仿得很像,內地遊客也不可能為了感受西方文化而來香港。 發展有創意的文化旅遊項目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一說到韓國,人們自然聯想到泡菜;一說到日本,自然聯想到神社。但香港呢?似乎沒有鮮明的個性。其實香港的郊野公園非常出名,西貢的高爾夫球場、南丫島的海鮮和各式消閑旅遊的資源很多,政府何不包裝推廣這些項目? 李炘 2006年4月10日

博客正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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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的博客搜尋網站Technorati 美國著名的博客搜尋網站Technorati,在8月的統計顯示,全球每天有高達10萬個博客網站誕生,而瀏覽量最高的35個美國網站中,竟然有11個是博客網站,部份博客的點擊數超過了路透社、今日美國(USA Today)、和MTV等傳統大型新聞或者娛樂媒體。 雖然博客早在香港流行了幾年,香港本地卻沒有專門提供博客服務的網站,香港網友的博客大多存放在國外或者台灣的入門網頁之中。今個8月,香港新浪網推出了100MB的免費博客供給網友申請,雖然還是測試版,卻已在香港的博客界引起一陣歡呼。 互聯網的出現解決了資訊流通的問題,可當資訊匯湧成浩瀚的汪洋大海時,人們又有了更進一步的訴求︰希望經過個人分析萃取後,將資訊分類管理,及時將日常思想精華記錄、發佈,與人共享,個人化目錄式的博客應運而生。 博客是什麼? 博客是英文Blog的音譯,這個名稱在香港和內地比較常見,在台灣則通常叫做「網絡日誌」(網誌)或者「部格」、 「部落客」, 而Blogger指寫博客的人。 Blog是Web log的簡寫,也就是「網上的航海日誌」,1997年由Jorn Barger提出,最早用以彙集一些相同觀點的文章,網友相互點評文章,形成了一個網上的虛擬社區。1999年,Peter Merholz首次使用縮略詞「blog」,成為今天常用的術語。1999年8月,第一個免費的博客公司blogger.com出現了,由於它提供了一個很方便的文章編輯系統給網友存放文章。對於一眾希望發表文章,但是沒有渠道的網友是一大福音,博客文化也就開始流行起來了。當然,如果懂得電腦語言,也可以自己編寫博客程式,在自己的空間上存放博客。 博客可以理解為一個網上的雜誌,它本身是個載體,而它的記者、編輯、排版和評論員,通常都是同一個人,因此玩博客可以說是一個自己向世界吶喊的途徑。《聖何塞水星報》的專欄作家Dan Gillmor對於博客給出了一個很形像的比喻,他認為博客代表著「新聞媒體3.0」︰從傳統媒體(old media,指報紙、雜誌)到新媒體(new media,數碼媒體),再進一步到自媒體(we media,也就是自己的媒體︰博客)。 數碼的優勢在於文字、聲音、照片或者電影都可以共冶一爐,因此也有不少網友利用博客存放自己拍攝的照片,甚至是自己錄制的音樂。例如木

民主黨正在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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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在回歸紀念日遊行 十二月四號的遊行,香港人又以和平的遊行獲得了各界的讚賞。這次遊行的人數綜合港大學者與警方的統計數字,有六萬多人,不能算少。表面上是民主派一次成功的政治動員,但是如果解剖這只「麻雀」的話,就可以清楚地看見民主派內部各種力量的角力。作為民主派「龍頭大哥」的民主黨在這次遊行中並未獲得太多的政治利益,民主派的權力天平漸漸轉移到新生的力量之中。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究竟這次遊行對誰有利?對誰無利呢? 政府什麼都沒輸 曾特首上台後,特區政府已一洗過去弱勢政府的形象,民主派幾乎是不可能通過遊行去撼動特區政府。曾特首在遊行後及時表示,遊行市民的意見已經聽到,並不計較遊行人數,搶去了民主派不少的風頭,更獲得不少中間派的掌聲。因此遊行對於政府來說,無論實際上還是民意戰都沒有輸,算是小勝。 陳太借勢而上 在沒說輸家之前先說贏家,這次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A45)和陳方安生都搶佔先機,不少媒體用陳方安生「騎劫」遊行成果為標題,A45的宣佈組黨也吸引了媒體的注意。A45的一班大律師組黨,以執政黨為目標,選在遊行前夕宣佈組黨,是一個計算精準的政治公關。 陳方安生則以突然出現在遊行隊伍中的方式,再次贏得了部份市民的掌聲。和組織遊行的民陣、全力動員的民主黨、大力宣傳的《蘋果日報》,以及宣佈不惜提早退休的陳日君主教相比,陳太的表態實在是一筆穩賺不賠的生意。已經退休的陳太輸了沒有損失,最多徹底退出政壇,贏了卻有機會問鼎特首。選擇在民主派動員能力不足的時候借勢而上,這次的大贏家必屬陳太無疑。 民陣形象受損 這次遊行是人數統計差異最大的一次遊行,遊行統籌單位「民間人權陣線」自行宣佈遊行人數為二十五萬人,而警方的統計是六萬三千人,港大學者統計是六萬一千人,差距之大令人詫異。先不論誰對誰錯,被指報大數的只是民陣,火頭沒有燒到其他民主派身上。 左派媒體在遊行後就不斷炮轟民陣「報大數」,並且直接質疑民陣的誠信。這次左派引用的數據多數來自學界,具獨立性和科學性。雖然說遊行是民主派集體搞的,而被人懷疑誠信的責任卻無可避免地落在主辦機構頭上,「民陣」變成多做多錯。 民主黨失主導權 一般來說,反對派的道德立場比政府高,因為反對派沒有執政權,責難政府比較容易。不過,反對派整合意見的能力也相對比較弱。在多次遊行中,這個現象已經表露無疑。不難發現

台大附近的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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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了一次台北,約了在台灣大學的朋友去看書。台大附近書店很多,很多小書店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 近年香港二樓書店盛行,不過還是不及台北那樣各具鮮明風格。看書,也看書店,或者會有更多啟發? 誠品書店(網絡圖片) 誠品書店的美麗誤會 說到台灣的書店,很多人都會想到誠品。原來全台灣有200多間誠品書店,是類似香港商務或三聯的連鎖店集團。不但如此,西門町的誠品書店更加是一間百貨公司,衣褲鞋襪統統有。 台大誠品書店樓高四層,附設咖啡廳,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看書,環境非常高雅。有時,誠品更在書店內舉辦一些有關文化的研討會。因此,誠品不但是一個書店,還逐步創造了一套閱讀的文化。 台灣出版的書籍,無論印刷和排版都十分精美,品質甚為有名。本想到誠品瘋狂購書,可是看看價錢,咋舌之後還是放下了。 朋友告訴我,其實台灣本土的大學生很少在誠品買書,他自己大多在一些小書店買書,因為誠品是台大校區內極少數沒有折扣的書店。 和很多香港學生一樣,台灣的學生也對小書店特別鍾愛。其中唐山書店和問津堂就是台灣學子經常光顧的兩家。 誠品書店台大店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8號 網址:http://www.eslitebooks.com/ 唐山書店的地下風格 唐山書店(網絡圖片) 唐山書店是一間地下書店,「地下」不僅是指開在地下室,台灣解嚴前,它還真是一間售賣禁書的地下書店。 70年代初,台灣政治還是很「嚴肅」的時期,台大人類學系畢業的陳隆昊開設了「唐山出版社」和「唐山書店」,在唐山書店的官方網站上,唐山說這是「在面臨時代大變革的動盪時期,承載著知識青年對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範疇深入探求的強烈渴望」這段沉重的介紹,可以感受到創立者的使命感。 巧合的很,雖然這些年來唐山書店搬了不少次家,但是都是在地下室。現在唐山書店落戶在台灣大學對面的羅斯福路,因為社會科學的書籍比較齊全,吸引不少學子到此流連,人氣很旺。 唐山書店給人印象殘舊,磨壞的木地板、發黃的電風扇、油漆剝落的書櫃,卻乾淨得出奇。雖然是冷門書店,唐山可以做到遠近馳名。文學、歷史、哲學是唐山書店的強項。同時,唐山也是台灣少數幾個結合出版和門市的書店之一,這裡有不少唐山自家出版的學術論文。據香港《讀書人》雜誌說,它收齊了香港牛津出版的文史哲書,在本港的書店也未必買的齊全。 現在唐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