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不干預中「積極」的淵源

夏鼎基爵士（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港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令香港掀起一陣不小的風波。

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港英時代的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1979年9月，夏鼎基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了著名的演說︰《過渡中的香港經濟》，首次提到了這個詞彙，並以此總結了70年代到80年代港英政府的經濟政策。其後一次演講中夏鼎基更指出，政府在進行經濟規劃的時候，會積極的「研判利害所在」、「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再決定政府是否出手進行干預。

在當時香港的特定情況下，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英文涵義相反的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一次思想交鋒，雖然兩者的中文翻譯都是「新自由主義」。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出台，是以一種委婉的方式宣佈－－港英政府放棄從1960年代郭伯偉開始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New liberalism是對自由主義進行批判和修正的思潮，認為市場並不是絕對完美，政府有權在適當時候進行干預，也稱社會自由主義最準確﹔Neo -liberalism則是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並承繼發展那種自由放任態度的思潮（為行文方便，下面Neo-liberalism翻譯為新自由主義，而 New liberalism翻譯為社會自由主義）。

自由放任政策是什麼都不管，積極不干預則不相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理念由社會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和凱恩斯主義（Keynesian economics）發展而來，承認市場並非絕對完美，認為政府有責任對市場進行控制。強調社會責任論中「在自由的同時，也必須負責任」的觀點。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夏鼎基在《過渡中的香港經濟》中說到︰「必須承認有時候干預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經濟穩定。」又表示了不要過份相信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並列舉了一些市場的缺陷，認為政府需要干預以糾正。這些邏輯並不出自古典自由主義，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背後的意思，只有用社會自由主義加以解釋才能夠順理成章。

干預（intervention）的負面意義，僅僅是政府破壞市場「自我完善功能」的行為，並不是任何市場的管理都是「干預」（不良干預），如果政策促進了市場的發展∕消除了阻礙市場發展的因素，那麼就不算「干預」了，例如警察、廉政公署和商業罪案的防止，就被視為維護市場的秩序。

這也為當年香港政府諸如玫瑰園計劃、公共房屋計劃等政府的經濟發展計劃提供了合理性，因為這些政策並沒有破壞市場的發展，而是促進了市場的發展。同樣地，CEPA和自由行等政策也是促進了市場的發展，和積極不干預的原則並沒有違背。

而積極（positive）的意思，則有另外一個理論可以參考，就是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和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概念，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在1958年的一次演講中，將兩種自由作出了劃分，他認為積極自由是人主動去做什麼的自由，也就是（liberty to），這種理論認為自由本身是脆弱的，但是政府可以積極的保障自由﹔而消極自由的自由則是「免於強制和干涉」的自由（liberty from），也就是說認為政府只要不干涉，自由就自然存在。

積極自由的理論背景是社會自由主義，消極自由則是出自新自由主義或者古典自由。積極不干預與積極自由，兩者在理論上似有相同之處，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也就是認為市場本身是脆弱的，在某些市場不能自我完善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出面積極的保障市場的運作。

積極不干預政策討論，對於香港日後的發展政策，有相當正面作用，因為這涉及了香港管治方面很多的具體措施，也是香港日後如何發展的一次辯論，值得更多論者從理念和背景的源頭進行澄清。

李炘

香港《經濟導報》，經論，第2995期，2006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