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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輕視邊緣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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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在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上演講(網絡圖片)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在3月21日的「 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香港的角色 」論壇上,提出香港邊緣化的問題。許司長說:「面對珠三角城市這些基礎建設的發展,它們又在位置上較接近貨物的源頭,我們必須正視香港被邊緣化的問題。」這個說法是很深刻的。 可惜的是,這個重要的議題,正如香港的一切重要議題,在喋喋不休一段時間後,就被人淡忘了。最近,中國銀行在香港上市,邊緣化問題被重新炒熱,認為香港不會邊緣化的聲音日趨高漲。不少人覺得,香港股市已經成為中國的「主版」,可以為中國的發展進行融資和技術上的資源,並認為香港的法制環境、規範化和國際規模短期不會被內地城市取代。 不應曲解邊緣化原意 這兩種說法其實是兩條沒有交叉的平行線,「十一五」規劃將香港定為於「金融、商貿、航運」三個「中心」。可想而知,許司長在談論邊緣化問題的時候,主要是針對物流業,而中行上市,則是金融業的範疇。 物流必須有「物」才可以「流」,內地物流的基礎建設發展起來後,確實看不到廣東的企業有任何理由輾轉到香港去出口海外。那麼,三個中心之中,至少「航運中心」的地位就值得擔憂了。而中行上市,只是一個「輸血工程」,和允許內地企業到港上市、實施CEPA、人民幣流通、開放內地居民來港旅遊等性質相同。被輸血自然沒有什麼不好,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果香港長期都處於要中央輸血的角色,根本就沒有可能成為領導潮流的「亞洲國際都會」。 軟件優勢僅能保持十年 撇開對許司長擔憂的曲解不談,否認香港存在邊緣化問題的意見,多數都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人才、政治制度和法律,這些優勢在數十年內不會被內地取代,他們將這些優勢稱之為「軟件」,並認為軟件比硬件(基礎建設)還要難學。 當然,內地要提昇金融方面的國際公信力還需要一定時間,不過十年之後呢?眾所週知,現在內地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主要面對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競爭。去年廣東的GDP達到了21701.28億元,按現行匯率折算為2648.44億美元。廣東省長黃華華更加表示,希望在「十一五」規劃結束前,將廣東省的GDP超越台灣。僅僅在2000年,廣東的GDP才剛剛超過1萬億元,六年翻了一倍,這種飛速增長,不得不說是令人羨慕的。 相信在二十年前,大家都不會相信內地的硬件可以超越香港。十年後,國內城市在軟件上也會建

《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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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蘭生教授 自由和自律是新聞學的恆久議題,自由主義新聞學(Libertarian theory)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報紙是「意見自由市場」,無論真假,只要確保資訊充份流通,公眾自然會辨識真相,也是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礎;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則通過心理學實證「人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 [1] ,認為媒體影響力客觀存在,不應沒有邊際,為政府干預媒體提供了理據。 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方蘭生教授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出版於1984年3月,同年10月,著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慘遭國民黨買兇殺害,和當時很多書籍一樣,此書留下了白色恐怖的烙印。 書籍分新聞自由和新聞自律兩章,共十節。新聞自由的部份較有系統,新聞自律的部份則比較凌亂,多為報導式介紹,欠缺深度分析。部份內容反复出現,甚至還將整個新聞評議會組織章程刊錄在書上。多少顯示作者在特定時空下的無奈。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此書存在很多不足,無法不帶著批判眼光審視。但作為一本白色恐怖時期新聞學教材的樣板,此書卻極有參考價值,因為作者幾乎窮盡了在威權統治下對新聞管制的論據。 新聞自由不能雙重標準 在新聞自由的部分,作者對新聞自由的重要性只是輕輕帶過,卻有不少篇幅對稍微鬆動的媒體氛圍加以批判,例如「政府開放辦報……反而使新聞專業精神失落。」更認為「左傾風氣的蔓延,新聞自由反成了危害國家政府的利器」 [2] 。而作者對新聞自由的定義:「只有性善者得以享有,性惡者則不得以享有之。」 [3] 恐怕也很難被現在的讀者接受。 在論及「新聞自由概況」時,作者非但沒有對白色恐怖進行批評,反而讚揚「三民主義」限制新聞自由的政策為「達成報業的積極功能……崇高的理想與完美的設計」 [4] 。破壞新聞自由的例子,更只有國民黨的政敵,如袁世凱、汪精衛等。這些都導致作者在論述「新聞自由必須是有限度的」 [5] 時,顯得十分無力。 作者在書中表示「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最堅強的堡壘」 [6] ,和馬克思的「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7] 有異曲同工之妙。可是,承認新聞自由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而不是一種手段,邏輯上不可能說國民黨有新聞自由,但共產黨除外,否則無疑是嚴重的雙重標準。 至於性惡者則不得以享有新聞自由,令人聯想到大陸文革時期強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