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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議積極不干預政策——林鄭月娥是干預主義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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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這個差不多五十多年前的經濟政策,至今依然頻繁出現在香港的主流媒體上,每一任特首都會對此做出回應,或修訂,或事實上遵循,或認為其過時而否定。林鄭月娥七月一日正式上任,也不例外要直面這一政策。 林鄭月娥曾任香港「二把手」的政務司長,因希望延續梁振英的施政理念而參選,經濟政綱是「政府新角色」和「理財新哲學」,已有聲音質疑她背離積極不干預。甚至有海外媒體擔憂,香港會走向大政府高稅負的福利社會。是耶非耶?恐怕不梳理一下歷史和邏輯,難以說得清楚。 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政策,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時期,分別是二戰後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和六七暴動後實行的積極不干預。 自由放任和福利不直接掛鉤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由轉口港變成輕工業基地。1961年的財政司長歧樂嘉(Arthur Clarke)在最後一任的財政預算案上表示:「我的繼任者將會犯我一直在犯的錯誤。他會低估收入,因為就像我和很多人那樣,他無法理解為何能在許多不足下,既新且成功的工業可以於一夜之間從無到有,為何前所未見的行業會突然出現。」 對殖民地官員來說,變化比計劃快,政府確實無法比市場更英明。在1961至1971年繼任財政司長的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延續了自由放任政策,他表示:「我們是一個經濟極度開放的地區,『無形之手』是我們經濟的最佳指引者。」這可不是個人見解,因為同時期的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做了幾乎相同闡述:「政府不主動干預任何企業的發展,而讓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去決定他們的命運。」 在郭伯偉時代,貧窮家庭的比例由50%下降到了15%,實質工資也上升了50%。使得港英充滿自信,在一份1965年的政府白皮書當中說:「無論任何社會,其經濟福祉都端賴於社會中每名居民盡力為充實其資源而貢獻,而非從中取用消耗。」 雖然如此,當時港英已經開始著手改善福利,在1963年興建的公營瑪麗醫院,成為當時英聯邦最大的醫院;小學免費教育在1971年戴麟趾和郭伯偉卸任同年得以落實。這顯示,即便最遵循自由主義的時代,福利也和自由放任不直接掛鉤,不干預的主要對象是行業和企業。 四種情況港英會進行干預 而在1967年5月,香港發生了被史學界普遍視為分水嶺的「六七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