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2026年1月17日，台灣革命共產黨宣布成立，他們是國際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革命共產國際」（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RCI）的台灣支部。 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是馬克思主義中最激進的分支之一，以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理論為核心，主張「不斷革命論」，強調革命不能止於一國，而須在全球範圍持續輸出革命。因此嚴厲批判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視之為對資本主義的妥協。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托派組織往往獲得相對寬容的生存空間。這些公開主張推翻現行體制的團體，在對共產主義不友善的環境下，卻常被「輕輕放過」。這背後究竟有何原因？ 台灣托派興起與官方寬容態度 2026年1月，台灣革命共產黨（簡稱台革共）正式宣告成立，屬於革命共產國際（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台灣分部，其成員多為年輕人。台革共官方平台發表的宣言性文章主張：「必須推翻所有的資本家統治階級，他們的政黨，以及他們的國家政府——中華民國，並以一個工人民主的政權取代它，以作為推翻整個地區資本主義的一步。」（《革命是台灣唯一的出路：我們為什麼要成立〈火花〉》）建黨宣言更強調，要成為「足以帶領群眾推翻中華民國統治階級並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主導力量」。 托派的綱領遠比主張議會改良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諸如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更激進。台灣從白色恐怖時期嚴厲鎮壓左派，到近年因言論問題而驅逐大陸籍配偶。一個主張推翻政府的政黨宣布成立，本應引發警鈴大作。然而，大陸委員會發言人梁文傑在2026年1月2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對台革共的回應卻只是「輕描淡寫」。 他表示，經查該組織未向內政部申請成立政黨，可視為「思想性社團」或「讀書會」，只要不從事違法行為，即可繼續存在。梁文傑進一步指出，這是「托派」組織，在中共黨史上一直被視為「眼中釘」，不太可能成為中共的在地協力者。這番表態對該黨要「推翻政府」的主張視而不見，反映官方的輕視態度。 香港1970年代托派的歷史鏡鑒 無獨有偶，類似情節早在1970年代香港上演。1967年左派「反英抗暴」失敗後，主流左派如工聯會等團體遭受重創：成員被驅逐、監禁或監視，左派學生運動也幾近崩潰。這一真空期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提供了機會，一些在西方接觸托派思想的青年回港與流亡的中國托派結合，成立了香港...

筆者早前於《信報》撰寫了一篇文章，以石中英傳記《英氣》下卷為切入點，探討改革開放成功背後，中央的深遠布局與香港愛國商人所提供的關鍵助力。此書仍有許多細節值得深挖，其中一則是陳方安生叔父、著名骨科醫生方心讓於1980年代投資北京港澳中心的往事，能從側面一窺中央在人事與統戰上的高明手腕。 陳方安生的叔叔方心讓是香港著名的骨科醫生，亦為香港賽馬會會員。內地百科類網站多數會提及，方心讓於1987年與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合資7600萬美元，在北京興建30層高的港澳中心大廈。大廈落成時，方心讓、方召麐、陳方安生等家族成員包機赴京剪綵。 港澳中心之所以具指標意義，在於首度把香港賽馬會的賽事透過衛星直播到北京，並設立直通香港的投注熱線，在禁止賭博的內地，此舉堪稱破天荒。也兌現了鄧小平1984年對鍾士元、鄧蓮如所說的「馬照跑、舞照跳」，成為香港平穩過渡最具象徵性的形象工程之一。 表面看來，這像是方心讓醫生牽頭的商業項目。但石中英在《英氣》下卷第116頁透露了另一版本，原本最有機會成為港方合資夥伴的是由中聯辦（當時稱新華社香港分社）牽頭組建的「香港中國旅遊投資公司」。該公司陣容強大，由五間中資機構合組，包括中國旅行社、香港中國銀行、香港中國民航、中國海外建築及華南旅行社（工聯會轄下），辦事處則設於石中英任董事的華南旅行社內。 香港中國旅遊投資公司有投資上海友誼酒家的成功經驗，前期準備也做了整整兩年。就在一切就緒之際，卻突然接到港澳辦通知，該項目要轉交給方心讓醫生，石中英等人因此被勸退。據石中英在書中透露，負責傳話的官員私下表示，方心讓其實拿不出那麼多錢，資金主要由港澳辦牽頭籌集。換句話說，這是一場由中央主導、主動讓利的政治操作。 中央為何如此大費周章，捨棄愛國陣營而選擇方心讓？筆者認為可能有以下的一些考慮： 首先，在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的著作《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中，將香港賽馬會、滙豐銀行及總督比喻為香港英治時期三大權力中心，象徵英國在香港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核心。與馬會深度綁定，等於向香港主流精英階層宣告：回歸已成定局，中央承諾接手並延續香港核心的生活方式與利益。方心讓作為馬會會員，由他承接項目比愛國陣營更加順理成章。 其次，方心讓的父親方振武將軍是關鍵歷史符號，方振武曾變賣家產...

最近一段時間，一本名為《英氣》的傳記成為暢銷書，蟬聯《亞洲周刊》書籍榜長達9周。書中談及傳記主角石中英曾在70年代和《十月評論》的過百人進行論戰。這是香港毛派和托派較為大規模的論戰，表面上討論的都是歷史問題，除了對左派理論問題很感興趣的讀者外，似乎難在當時社會引起廣泛關注，但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這次論戰很可能意外改變了香港政治勢力的格局，值得仔細研究。 當時香港不乏論戰，但這次論戰有兩個特殊之處。一、石中英文章是發表在屬於大眾刊物的《新晚報》，而不是《盤古》或者《香港工人》等理論刊物；二、石中英由1974年寫到1977年，雖然只有10篇文章，但時間跨度長達3年。以致一些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對此次論戰都會略有耳聞。 托派是指「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派）在香港的支部，領軍人物是向青，文章主要發表在他們的機關刊物《十月評論》。托派與石中英的論戰，其後更集結成小冊子《他們如何反對托派──石中英先生的反面教材》，共收錄四篇石中英文章和一篇署名「學史」的文章，以及托派寫作組的九篇反駁文章。托派之所以用「他們」來形容石中英，原因在於當時的托派們相信石中英是新華社內的一個寫作班子，並且認為石中英的文章是「較有一點點內容的」，故此視之為批判的焦點。當時他們並不知道，石中英只是20多歲的年輕人，相關知識純屬自學。文章之所以能在《新晚報》發表，也只是因為石中英曾在《新晚報》的《學生樂園》做過編輯，在周日副刊《風華》「批托」時，只是個英文書院的數學教師而已。 《英氣》作者陶傑在一訪問中認為，這段歷史並不重要，是個「偽命題」。其理由是托派人數很少，不足以影響香港的政治局勢。暗示毛派在六七暴動之後，不敢直面港英，只敢挑軟柿子捏，這種說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實是事後諸葛亮。回顧當時背景，左派剛剛經歷六七暴動，原本的工運和學運力量都大為衰減（可以想像一下今天民主黨在香港的境遇）。當時的托派乘勢崛起，托派這種既有馬克思主義浪漫情節，又沒有任何現實負面包袱的主義，有充分條件迅速吸引大量吸引香港的進步青年到他們的組織當中。在工聯會元氣大傷，加上港英政治部嚴密監視下，托派冒起本身，就是對於工聯會重的大挑戰。 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 托派指責毛派為官僚主義，「與世界金融資本，當地的殖民統治者保持密切關係」；而石中英則批評托派「日益猖獗狂搞分裂、破壞」，「出賣工人利益」。托派領袖向青在另外一篇文章寫到：「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