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民建聯兩位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和鍾樹根競選區議員連任失敗。在事後的記者採訪當中，他們不約而同地歸咎​​於區議會選舉「政治化」。本來選舉就是政治，說選舉「政治化」似乎有些奇怪。但在香港的區議會選舉當中，將政治和民生分開，卻是民建聯這二三十年來最成功之處。 按照定義，香港的區議會並無法定權力，只是區域諮詢組織，就市民日常生活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雖然名為議會，卻不具備立法權和財政審批權。故此，區議員只能議，不能決，更不能行，近似於中國傳統政治中下情上達的「鄉紳」。筆者在大學期間，曾兼職做過區議員的助理，日常工作便是協助居民申請各種政府服務。在這層意義上，「民生」議題確實和立法會層面的政治議題截然不同。 能夠把握好區議會角色和立法會角色的差異，將民生問題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是民建聯的成功之處。強調做「實事」，不「空談」，也是民建聯的選舉策略，黨主席李慧琼在選前造勢活動上，要求「新丁」要用誠意和實績感染市民，可以視為定調。 然而，過去的成功，不意味著將來的成功，一旦條件發生了變化，過去行之有效的模式也會失效。這次區議會選舉有超過146萬選民投票，投票率達47.01%，是回歸以來最高。據不同報刊的估計，首次投票的「首投族」佔了20%。真正的問題，恐怕在於這種「政治化」只是一時的現象，還是結構性的長期趨勢 。 一個殘忍的事實是，越來越少的年輕人會使用區議會的服務。而隨著資訊發達，一般市民也可以直接就區內的事務聯絡政府，無須通過區議員這樣的中間人。對選民來說，當民生服務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為何要投票給強調民生服務的政黨？種種變化，都為區議會「政治化」創造了條件。 首投族某程度上預示著將來，不努力爭取也就意味著喪失將來。本次區議會選舉，無論建制派還是泛民都有立法會級大佬落馬，選民已經感受到自己一票的力量。雖然這次年輕傘兵的成績沒有優秀到顛覆全局，但也已經不容忽視。這些都屬於長期的趨勢，而且不容易逆轉，並非簡單地受到了「雨傘運動」的刺激。 民建聯作為香港第一大黨，投放在地區工作的資源不可謂少，意識形態工作也向來不是民建聯所擅長的，組織越大，要轉型就越困難。要不要轉型，要怎麼轉型，都是放在眼前的問題。​ 刊於香港輕新聞，2015-11-30， http://litenews.hk/?p=7553

今天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去年的雨傘運動刺激了眾多「傘後組織」參選，它們是否能夠成為新的政治力量，是值得關注的焦點之一。 傘兵指的是雨傘運動後出現的區議會候選人，這個詞彙語帶雙關，既形容雨傘運動之後的組織，也形容他們沒有社區工作經驗，「空降」到選區的特點。上一次大規模「空降」，要數12年前的「七一效應」。 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有青年政團乘勢而起，他們沒有在地區工作過，僅憑「挑戰左派勢力」的概念就成功當選，被稱為「七一效應」。 相比之下，大遊行發生在7月，11月就進行選舉，候選人沒有時間在地區工作。而雨傘運動到現在，候選人有了多一些時間落區，是有利的條件之一。不過，雨傘運動的爭議性比起「七一效應」大的多，也增添不少變數。 傘兵的出現，在於不滿傳統泛民政黨，傘兵組織「青年新政」發言人周世傑6月接受TVB《新聞透視》採訪時，公開指責泛民政黨違背了意願和理念，並要求「換血」；本土派的中出羊子更呼籲選民，寧願把票投給建制派，也不要投給泛民。這點和「七一效應」時，依然由泛民政黨主導有很大的不同。從事地區工作需要大量資金，傘兵一旦落選，在得不到泛民政黨財力支持下，是否能夠長期維持地區工作，將會成為很大的疑問。 同時，一年時間落區，很難在地區建立足夠知名度，在沒有政績的情況下，參與過街頭佔領成為傘兵主要的賣點。然而，越臨近選舉，傘兵就越避開政治議題，一些建制派候選人，甚至以追問傘兵對雨傘運動的立場作為打擊的方式。相比之下，「七一效應」時，青年政團議題相對單一，焦點相對集中，在談政治議題的時候，更加光明磊落，從一而終。 這些傘兵的態度變化，可能和在區內的實踐有關。在雨傘運動時期，傘兵會接觸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信心。但香港是多元社會，相當一部分人不支持雨傘運動，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受到一些居民的質疑，就避開相關的議題，並非明智的選擇，更有可能減低原來支持者的支持度。 最後，「七一效應」已經說明，單憑政治理念空降，也有當選的可能。可是，一剎那光輝不代表永恆，在2007年的區議會選舉當中，建制派迅速收復失地，其中的原因，可能和青年政團不擅長地區工作有關。經驗需要傳承，2007年的選情，和泛民政黨的支持度依然有很大關係，在沒有政黨支持，內部也不團結的情況下，傘兵成為獨立於泛民和建制的力量，有相當大的難度。 有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街

傘兵組織 青年新政 宣布參選2015區議會 本屆區議會選舉和過往最大的不同，是「傘兵」紛紛參選。和2003年七一遊行後冒起的政治組織不同，不少傘兵對傳統泛民充滿敵意，不願意配合傳統泛民的選舉部署。同時，傘兵內部也矛盾重重，激進和溫和兩種路綫並存，令這次選舉成為新世代政治的試金石。 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在2012曾運用「常態政治」和「非常態政治」的框架分析香港，常態政治主要涉及經濟、民生、權力等方面的矛盾摩擦，非常態政治則主要是價值觀的歧異和意識形態的不同。 傘兵組織狙擊拒被騎劫 具體來說，常態政治下出現的「反對派」，大體上接受既有憲制安排，並在政治體制之內活動。非常態政治下出現的，則不僅質疑執政者的認受性，更否定政治體制的合法性，通常是主張「你死我活」等零和遊戲的「反建制派」。 觀察傘兵落區，不難發現他們所做的依然是傳統的社區民生服務。換句話說，無論傘兵在意識形態上和建制派有多的不同，一旦決定參與選舉，也就需要依循既有模式，形同被行政吸納。 不過，佔領運動沒有公認的領袖，更是反團結、反組織的，「沒有大會，只有群眾」這句運動期間流傳甚廣的口號，很能反映運動的特點。佔領運動、雨傘運動和雨傘革命等詞彙的運用，也代表了使用者對運動的不同定性。主張「革命」，自然反對與建制的互動，更沒有任何理由參選。 事實上，已經有「傘後組織」在互聯網上宣稱，將狙擊參與選舉的傘兵。在這些組織眼中，只要參與選舉就是對「革命」的背叛，認為雨傘運動期間大家都有出力，沒理由讓部分傘兵「騎劫」本屬於大眾的運動。 這些觀點有多少人認同尚未得知，但邏輯卻十分清楚：革命是反建制運動，對革命者來說，最好的結果不是參與到建制當中被慢慢同化（重蹈民主黨覆轍），而是令全港市民對建制失望，不參與到選舉當中。 革命派大敵 激進革命派 當然，激進傘後組織是否真有勇氣出來狙擊舊日戰友，仍有不少疑問。但若然出選的傘兵們連雨傘運動期間建立起來的支持者都不能整合收編，力量只會更弱，當選機會更渺茫。 歷史上，改良派最大的敵人通常都是革命派，革命派最大的敵人是更激進的革命派。在這場區議會選舉當中，參選的傘兵如果不能調解好和傘後團體的關係，其前途很難樂觀。 刊於香港《經濟日報》，2015年10月22日

【香港輕新聞】台灣本土派政治人物 林昶佐（Freddy Lim） 5月初宣布參選台灣立委，競選總部將於10月4日在台北莒光路88號開張。林昶佐這個名字，香港人未必十分熟悉，但香港本土派組織如「人民力量」和「熱血公民」的政治理念、設計乃至文字和配色，都多多少少參考自林昶佐的出品。今年3月，林昶佐邀請了支持雨傘運動的歌手何韻詩赴台演出，高唱《撐起雨傘》，並高呼「台灣加油、香港加油」的口號。他更曾安排林飛帆、黃之鋒的台港學運對談。多年來林昶佐在幕後協助選舉文宣，這次他本人的選舉動向，值得關注政情的港人留意。 今年2月24日，在台灣軍中遭虐死士兵洪仲丘的姊姊洪慈庸，宣布以新政黨「 時代力量 」的名義參加2016年台灣立法委員選舉。2013年的洪仲丘案曾造成25萬人示威，其姊洪慈庸為弟奔走真相的形象在當時深植人心。據傳，民進黨也有意徵召洪慈庸，但她卻選擇「時代力量」，表示和「時代力量」有相同理念。在台灣「時代力量」被視為第三勢力政黨，創辦人林昶佐是其初代總隊長。其後，太陽花學運重要人物之一、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黃國昌宣布加入時代力量，並擔任黨主席。目前，該組織雖然和民進黨「搶人」，但也獲得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支持。 林昶佐是誰？ 現年39歲的林昶佐的正式身份是 閃靈樂團 主唱，曾有 歌頌台灣籍日本皇軍的歌曲 ，頗有爭議。政治上更為人關注的，是他與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前後三任台灣總統皆有互動，並多次協助文宣的推廣。 早在2004年，李登輝創辦名為「輝！李塾」的青年領袖班，相關的文宣即由林昶佐操刀。「輝！李塾」的概念來自於日本熱血漫畫《魁！！男塾》，塾即學校。李登輝身穿和服，林昶佐則身穿日本高中制服，手持竹刀，Cosplay漫畫的校長和不良學生。這批文宣在互聯網上反響很大，在大陸遭到口誅筆伐，在台灣也引起一定爭議。 林昶佐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他向李登輝提起《魁！！男塾》當中的名言：「青年啊！要立死志」。獲得李登輝的認同，林昶佐表示「無論你與阿輝伯的政治立場是否相向，都不得不佩服這股豪氣干雲的幹勁」，又說如果不希望在步入中年時，雖擁有車子、房子與家庭，卻仍若有空虛，「現在就把握時光，寧靜下思考自己的死志吧」。死志、熱血、勇氣等「靈魂深處鬧革命」式的詞彙，也成為日後林昶佐常用的文宣主調。 令林昶佐的文宣概念大放異彩的，還要數2008年的台

「你設法不忘掉你學​​過的，但是一轉眼，他們就證明那些都是垃圾，並且告訴你，有靈性有見識的人早就不搞這些了，如果你不以為嫌，一個落了伍的老腐敗就是你！這又有什麼好法子？」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父與子》 佔領運動一周年，泛民之間的爭論不斷，正如我們一位博客作者所說，是「自說自話」，毫不相關。總的來說，泛民指責學聯和學民思潮的方向，都是不接受泛民老大的指導，在他們眼中，面對強大的建制，不團結在他們之下，就注定失敗，就會令「建制最開心」。這種邏輯下，所有提出質疑的人都是建制派的「無間道」，是「鬼」。 可是在年輕人的角度，雨傘運動不僅不是由泛民老大領導的，而且他們所厭惡的，要推翻的，也是這種「倚老賣老」的大佬文化。如果大家記性不差的話，應該記得在雙學宣布佔領運動開始之後，很多原本自發的市民退場了，原因正是反感雙學「佔領光環」。泛民領袖在清場最後一刻出現被捕，被嘲笑為「最後一刻留守」而非「留守最後一刻」。凡此種種，豈能輕易忘記？ 既然運動本來就不屬於泛民和雙學，談何問責？ 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在1862年創作的小說《父與子》裡有一段話：「你設法不忘掉你學​​過的，但是一轉眼，他們就證明那些都是垃圾，並且告訴你，有靈性有見識的人早就不搞這些了，如果你不以為嫌，一個落了伍的老腐敗就是你！這又有什麼好法子？」 對比今天的泛民，這段引文不禁令人唏噓不已。泛民死抱著過去的社運模式，以選舉為中心，雨傘運動的新一代卻不搞這些了，同樣又有什麼好法子？無論喜歡與否，互聯網造就的是一群更反權威的人，不斷指責年輕人不夠團結，不知進退，甚至指責一些留守旺角街頭的示威者是「鬼」，叫他們如何能夠服氣？ 有人說，佔領運動是一場啟蒙的運動，啟蒙運動的別稱是「理性時代」，是破除迷信和權威的。實際上，佔領運動更有著後現代主義的影子，借助屠格涅夫另外一段話，「虛無主義不服從任何權威，不跟著旁人信仰任何原則，不管這個原則是怎樣被人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在理性時代甚至後現代，以勢壓人已經過去，以理服人才是王道。 因此，老人家應該做的，不是繼續不斷指責年輕人不服從，而是應該認真反思一下，自己了解問題是否不夠透徹，自己宣揚主張是否不夠耐心，而不能因為自己老而要求對方尊重自己。 這點，無論對於泛民還是建制，都是適用的。 刊於香港輕新聞，2015年10月1日， ht

輕怡可樂不是減少容量，而是去除了多餘的糖分和卡路里。取名「輕新聞」，也不是減少字數，而是在相同的篇幅當中，去除無益的偏見和立場，提供最有閱讀價值的內容。讓忙於各種事物的讀者，有一個輕鬆了解大事的渠道。 2015年，香港數份歷史悠久的報紙陷入停業的危機，也是這一年，網絡新聞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冒起。一起一伏，網絡新聞取代報紙似乎已經是大勢所趨。 然而，除了平台轉變之外，網絡新聞究竟意味什麼？ 網絡新聞令信息傳遞更加迅速：報紙第二天才刊登消息，電視縮短到數小時，網絡幾乎即時刊載，遲一分鐘都會變成「Old News」；同時，網絡新聞改變了新聞機構單向壟斷話語的權力，令信息發布更自由、更民主，借助社交媒體，人人都是記者。 上述種種都是事實，卻不夠全面，互聯網這個概念出現之初，一些評論家樂觀地認為，以後人類互聯互通，所有的意見和概念都可以打破界限自由交流，最終形成共識，邁向世界大同。這種美好的願望，如今看來無疑十分諷刺。 開設網站之前，我們做了一些調查，發現即使最簡單的事實，不同立場的網站的報道可以完全不同。雖然有些「阿媽是女人」，但同時發現，長時間只閱讀某種立場的媒體，確實會對取向產生重大影響，即便是做實驗的我們也不能免俗。 如今，無論左或右，幾乎都在追求同一種網絡新聞模式：以特定的立場吸引志趣相投的讀者，配合短小精悍，而又按照自己立場進行剪輯的新聞，這樣無疑能夠保證擁有忠實的讀者群，但一些弊端已經紛紛呈現。 一、即時新聞雖然又多又快，但過於局部的零碎消息，不能令讀者了解事情的全貌。新聞絕對數量的增加，帶來嚴重的閱讀疲勞，反而導致收集資訊變得更難。 二、立場先於事實的報道方式，能夠提供讀者「期望」的新聞，令讀者誤以為自己的觀點是社會主流。這種方式在一定時間內能夠吸引讀者，能否長期經營卻還屬未知之數。 美國學者桑斯坦（Cass R. Sunstein）認為：「民主要求有兩個條件：一是一定程度的共享經驗；二是能接觸到一些未預期的，事先不經過選擇的多元話題和想法。」如果每個人都只和自己觀點相同的人交流，就必然導致社會的分裂，最終對民主制度造成傷害。 其實，媒體存在發展規律，報紙出現後不久，更加深入報道事件的雜誌隨之誕生；強調中立也不是報紙天然的特性，而是經歷過劣質新聞氾濫的「黃色新聞」時期，立場過於偏頗的報紙遭到讀者唾棄後，才被奉為金

如何提高青年社會流動性，或已成為港府應對挑戰的主軸。（資料圖片） 政改遭大比數否決，對特區政府和建制派造成了一定的打擊。 不少學者認為激進勢力會因此士氣大振，社會將會更加動盪。但同時，政改被否決也減輕了特區政府的即時壓力，起碼第二次佔領運動很難在短期內發生。如果能夠利用這段時間理清施政思路，社會形勢依然有機會化危為機。 提高社會流動性 不止增收入 回顧今天主張「勇武抗爭」的激進派系，都不同程度的參與了去年的佔領運動，他們最顯著的特點，是吸引了大量回歸之後才成長起來的「特區第一代新人」參與其中。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佔領運動期間的民調顯示，25至39歲的青年支持佔領運動比例為36.9%，15至24歲的少年更高達67.7%，相當大比例的示威者甚至未在殖民地時代生活過。 對此，特首梁振英曾將社會流動性不足視為主要原因；運動結束一個月後，《施政報告》提出 青年發展基金 支持創業，兩者遙遙呼應。而年初立法會秘書處也發布了名為「 香港的社會流動 」的《研究簡報》，同樣呼籲提高社會流動性。顯示社會流動性可能已經成為港府應對挑戰的主軸。 在政改的關鍵時刻，社會注意力無可避免會集中在政治議題，對於社會流動性問題的討論未見充分。在後政改時期，政府有精力，也有必要重新檢視施政思路。目前最成熟的項目，莫過於《施政報告》的青年發展基金，這個計劃會以資金配對的形式，支持非政府機構協助青年人創業。有輿論認為目前的3億資金比預期的5億少，不足以解決目前青年流動性的問題。但其實，無論是3億還是5億，以香港目前資本高度集中的經濟框架，再多的資金投入，或許也只能以各種方式流回地產、金融等行業當中。 一般而言，社會流動性指的是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的變化，要提高社會流動性，不僅要增加青年收入，也要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提高青年社會流動性一個必要條件是經濟增長，立法會《研究簡報》曾表示：「經濟持續增長是社會改善收入流動性的關鍵。」而支持更多的青年創業，無論會否改善收入，由打工仔變老闆，也確實能夠暫時提升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不過，近十年來，社會對流動性的討論不可謂少，在SARS疫情之後的《2004年施政報告》，已經提出 鼓勵青年創業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繼續討論流動性問題，應該具備新的高度和深度。 由政治的角度看：資本主義較為擅

亞洲是世界上最有經濟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擁有全球六成的人和三分之一的經濟總量，但是因為建設資金、技術等問題，亞洲一些國家面對道路、港口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亞洲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必要的資金。 《經濟導報》專訪了香港屋宇署前署長、香港工程科學院院長蔡宇略博士，他認為，香港有良好的工程基礎和獨特的管理經驗，可以借助亞投行的契機，將香港的經驗和工程系統帶到亞洲，為香港工程界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經濟導報》：亞投行全稱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目前輿論焦點集中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反而較少人提及，您認為這方面的發展前景如何？ 蔡宇略：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配合城市化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兩者互為因果，發展了工業才有資源改善民生，民生需求又促進工業發展。在這循環過程中，城市化提供了較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經濟才得以持續增長，服務業才會發達。 香港過去的發展模式就是這樣，現在中國的十二五規劃，也把城市化和工業現代化列為主要的發展目標。亞投行是很大的一個項目，亞洲很多地方都需要城市化，發展潛力無限，以一路一帶為例，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沿線國家都有很多的商機，香港肯定可以分一杯羹。 《經濟導報》：香港一般給人的印象都是金融為主，在基礎建設方面有沒有什麼領先全球的經驗？ 蔡宇略：香港城市建設的特色是高密度和高層建築，在全世界都數一數二，以前不少人認為人口密度高不是好事，但是與高層建築配搭的人口密度高卻可以一方面保持良好的居住環境，又可以帶來社會效益的正面影響。以地鐵為例，能夠盈利的地鐵恐怕只有香港，地鐵投資巨大，但香港市區人口集中，乘客量足以產生盈餘。相比之下，倫敦人口較為分散，地鐵線較長，因此乘客量就不足以維持成本。現在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高密度的城市發展才是有效率及可持續的，如何建構並管理高密度城市，就是香港的特殊經驗。 科技是一種方法論，工程則是一種系統的方式，將原材料、機器和人工結合在一起，把科技理論化為生產。工程師最寶貴的財富在於實踐經驗，數學公式全世界都一樣，任何地方的人拿起書都可以學，但是如何因地制宜，靈活運用，才是香港工程師的優勝之處。 具體來說，香港住宅樓宇普遍高度都達到20層，無論上海、北京這些內

無人機，指的是無人駕駛，以無線遙控飛行的飛行器。近年，百多元乃至過千元的玩具無人機熱潮忽然興起，大小商店的貨架都可見其身影。無人機不僅僅是玩具，除了民用外，深圳的一電科技（AEE）獲得了公安部的青睞，設計生產用於交通管理、空中安保、防險救災、森林防火等多種用途的無人飛機。《經濟導報》記者專訪了AEE董事長張葉女士，就科技創新的難點、深圳創業情況，民企遇到的困難和無人機行業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經濟導報》：幾乎每個企業在成長的道路上，都會經歷各種困難，您在公司新年致辭中提及“賣房賣車來發工資”的經歷，那時候企業怎麼了？怎麼就這麼難？ 張葉：有句話說，中國的民營企業是沒爹媽的孩子，在政策、資金和技術方面都有困難，基本上都要靠自己。但深圳的創業環境非常好，即便沒有太多的支持，企業也能順利成長起來，對於創業期的企業十分重要。 AEE在1999年成立，最早是做無線監控設備的，當時填補了無線聲音和視頻同步傳輸在中國內地的空白。到了2004年，中國無線監控設備的市場已經飽和了，整個珠三角有上千家做無線監控的企業。無線監控設備生產的門檻很低，我們的產品一出市場，幾個月後就有山寨產品在市面發售。涉及到研發成本，售價沒有辦法和山寨產品相比，因為不想降低質量來壓低價格，所以最後就放棄了這個市場。 《經濟導報》：後來轉到了什麼方向？AEE的發展策略作出了怎麼樣的調整？ 張葉：視野和夢想，決定了部署和構架，AEE的技術規劃是T型或者疊加型的，一開始，我們就不打算只做運動攝像機，而是打算做一體的無人機。在2006年的時候，很多人可能對無人機究竟是什麼還沒有概念，更不知道什麼是一體的無人機。當然，在滿足夢想之前，要先吃飽飯，我們是做監視器出身的，轉到運動攝像機對我們來說最容易。 目前，除了GoPro，Sony和JVC，小米現在也開始做運動攝像機，聯想和樂視也準備做。但是AEE已經做了很多年，所以在技術上可以保持領先。某些牌子的運動攝像機真的很便宜，但銷路並不太好，說明要用高端專業產品的人，還是會用高端專業的產品。 我們在做運動攝像機的時候，就已經在構思無人機了。一些企業，只是專注做運動攝像機，現在才來打算做無人機；而我們在做無人機的時候，已經打算做一體機了，很多企業現在才做一體機。所以在面對競爭的時候，要保持一定技術優

持續70多天的佔領運動產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政治新人，其中歌手何韻詩宣布會「認真考慮」參選立法會就是一例。雖然她尚未公佈細節，卻表明會組織符合新世代運作方式的政黨，排除了參加現有政黨的可能。此舉對傳統泛民主派造成什麼衝擊？又會令香港的政治版圖產生怎麼樣的變化？值得繼續觀察。 政治新人或政治素人參與選舉，已經不是新鮮事。在台灣，俗稱柯P的台大醫學院教授柯文哲成功挑戰國民黨候選人當選台北市長，顛覆了傳統的政治概念。香港近年不少傳媒人和藝人如鄭經翰、黃毓民和陳志全，也發展出了一套不依靠地區工作，只依靠媒體力量當選立法會的模式。故此，何韻詩倘若參選，要獲得議席並非絕無可能。 傳統政黨依賴地區工作，有助理、區議會到立法會的晉升渠道。好處是對政治工作更為熟悉，能夠更加嫻熟的處理相關工作。壞處是對候選人來說等候時間較長，選民容易對政治人物過於熟悉而缺乏新鮮感。民主黨是泛民黨派中地區工作較好的政黨。然而，在選舉當中，地區工作僅僅是選民思考的其中一個部分而不是全部。 翻查數字可以發現，第一屆立法會，泛民黨派有4個，第二屆增加到了5個，第三四屆都是7個，第五屆上升到了11個。在上屆的立法會選舉當中，只有一個人當選議員的泛民政黨多達6個。這些新成立的政黨只有少數會標榜自己的地區工作，而民主黨在地區直選的議席已經被公民黨超越，也顯示了注重地區工作的民主黨逐漸失去往日的光環。對青年人來說，有更多的途徑參與政治，定會減低傳統地區工作的吸引力。 總體來看，泛民的支持人數比例並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新出現的泛民政黨並不能打動建制派的選民，只能繼續擠壓民主黨的空間。何韻詩以新世代作為口號，也只能吸引原本支持泛民政黨的年輕票源，未必可以爭取本來就反對佔領運動的市民支持，勢必引起泛民內部的龍爭虎鬥。 何韻詩一旦參選，除了對大黨造成衝擊外，對新出現的小型政黨也可能帶來衝擊。目前香港的政治公關和完全商業運作的藝人包裝還有一定距離，何韻詩以歌手的身份參選，無論輸贏，都可能會將更加成熟的商業包裝帶入香港的選舉文化，直接衝擊目前依靠傳媒/新媒體概念包裝的小型政黨，分薄他們的票源。泛民主派的光環拉的很闊，涵蓋各種議題和概念，但總體來看，內部互鬥遠超過對建制派的衝擊，對香港政治版圖的影響，短期內也只會局限在民主派支持者當中。 以常態政治和非常態政治的框架分析，佔領等制度外的方式屬於非常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