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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優先」? 甚麼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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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在12月10日提出了「港人優先」議案,雖然最終遭到否決,卻把本土思潮由街談巷議帶進了議會。

「港人優先」議案 本地思潮進議會
表面上,港人優先合乎情理,特首提出過「港人港地」的優先政策,人口承受能力也是過去幾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熱門話題。但在過去的佔領運動中,本土派喜歡用「港豬」形容不支持他們的一般市民,又用「左膠」形容堅持普世價值的社運派。說明本土派口中的香港人與一般定義存在分歧。

街談巷議怎麼說都無所謂,制定政策卻依賴清晰的定義,需先定義甚麼是港人,相關政策才有落實的可能。為免一朝醒來,很多人忽然喪失港人身份,甚麼是本土派口中的香港人,已經成為一個值得對待的話題。

法律上,在香港住夠七年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范國威口中的港人可能也是這個意思,卻未必令其他本土派滿意。去年10月,《人民日報》將新移民形容為「新香港人」,旋即遭到本土派圍攻,如中央政策組前全職顧問練乙錚教授,就用了「稀釋」一詞形容內地新移民對香港人概念的衝擊。說明法律上的香港人,非但不是本土派的自己人,連同路人也未必有資格。

血統劃分身份 本土派失精英
今年2月17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孔誥烽。在報紙撰寫了「甚麼是中國人?」一文,認為中國人的定義在血統劃分的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和價值認同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之間搖擺不定。他的觀點值得參考,不過用同等標準定義港人,也會帶來更多問題。

以血統的角度去看,香港以華人為主毫無爭議,次一級的劃分則是省籍。香港各種同鄉會多不勝數,除了佔主流的廣東人,潮州、客家和福建人,在商界有着重要比例。上海背景也佔據政界一定份額。用單一的省籍作為劃分,本土派無疑要冒着喪失大量精英的風險。況且,廣東話雖是本土派旗幟之一,廣東人卻是不少本土派要排斥的對象,本土派很難用種族民族主義界定港人身份。

香港多元 「中環價值」Vs「旺角價值」
用價值認同定義香港人,對移民城市來說十分適合,而效忠和認同憲法,則是價值認同的最佳方式,美國入籍的要求就是一例。不過很多本土派對《基本法》提出異議,動輒要求修改,更談不上甚麼效忠。主流泛民2004年提出的「香港核心價值」,又一直缺乏廣泛認受性——早有人批評過,在香港多元的格局下,精英的「中環價值」和草根的「旺角價值」截然不同,難以融合。

退一步說,…

「滬港通」穩步推出 有助確保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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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香港爆發佔據街頭堵塞交通的佔領運動;10月,籌備已久的滬港通仍未推出,引發市場猜測不斷。其中金融安全和滬港通的聯繫,逐漸成為討論焦點。

香港財政司長曾俊華在10月20日表示,滬港通延期和佔領運動無關,三天後他修正了看法,指佔領運動將會對香港中長期的經濟造成影響。緊接着的24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也轉變了看法,認為佔領運動對香港金融市場帶來負面影響,希望示威者考慮佔領帶來的後果。

有輿論認為,滬港通延期是對佔領運動的一種懲罰。不過,滬港通是涉及人民幣國際化及開放資本賬的重大金融改革,對人民幣回流機制產生積極作用,也有助香港建立離岸人民幣中心,可謂互利雙贏,是國家重要的戰略舉措,故此「懲罰論」欠缺足夠說服力。

今年8月份,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上強調,香港可以擔當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防火牆」。然而,佔領運動爆發後,不少輿論關注外資是否會藉此沽空和內地相關的股票,從而影響中港兩地的金融安全。

據財華社報導,自佔領運動開始後一個月內,香港整體沽空比率已經達到10%,騰訊控股及中國移動等列入滬港通的上市公司就在沽空之列。10月17日,中國移動的沽空金額為1.67億元(沽空比率31.43%),沽空排名第四;在10月28日,沽空金額更高達3.13億元(沽空比率20.94%),排名第三。

《大公報》評論文章認為,香港政治不明朗因素,可能引發股票市場震盪。而金融風險隨時通過滬港通機制傳導至內地市場,造成金融風險擴大。同時,國際金融大鱷虎視眈眈,利用本港政治不明朗因素而趁火打劫,此時推出滬港通,可能為金融安全添煩添亂。《文匯報》更指香港應盡快依法結束違法「佔中」,才能為「滬港通」開通創造條件。

但相比2007年的「港股直通車」,滬港通不僅僅停留在政策討論的層面,這次滬港通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親自拍板,中國證監會、香港證監會、上海交易所及港交所都積極參與。在截稿前的11月8日,上海交易所及港交所均進行了滬港通開通儀式演練,並進行了第一筆交易,而特首梁振英也會在亞太經合會(APEC)上直接向中央爭取盡早開通滬港通。在此背景下,相信積累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因素的充分預案後,審慎穩步推出的滬港通,將有效確保滬港兩市的金融安全。

李若浮

香港《經濟導報》,第23期,2014年11月17日

黃藍絲帶對戰 點止自發咁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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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運動發生接近1個月,普遍被視為市民自發,借助互聯網發動的抗爭行動,民主派政黨、佔中三子、學聯、本土派和社運派都未能獲得運動的領導權。

《人民日報》先後將佔領運動形容為「顏色革命」和「港獨」,一般的運動參與者和支持者或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用自己沒有收錢也不支持港獨作為反駁。

黃藍絲帶 動員運動皆有可疑
然而,佔領運動有很多純潔真心的支持者,不代表運動方向不會受到影響,恰恰是無中心、無組織的運動形式,令運動更容易被人引導。連日來,筆者到現場進行觀察,也在互聯網上做了一些收集,發現無論是黃絲帶還是藍絲帶,動員時間和事件爆發的先後順序都有可疑之處。

9月28日晚上10點,也就是警方施放催淚彈後4個小時,銅鑼灣和旺角相繼被示威者佔領。社運派的《獨立媒體》和本土派的《熱血時報》這兩個比較具備動員能力的網絡媒體,對旺角和銅鑼灣加以報道的時候,兩地都已經聚集了過千人。長年參與社運的周諾恆也在facebook上感歎:「市民已經走在了社運的前面」。

據報道,呼籲佔領旺角的是一位叫安琪的15歲少女,她通過facebook組群號召示威者,在1個小時內就完成了佔領行動。可能該組群已經刪除,未能見證其動員過程,但無論如何,這種示威方式的難度,都絕對不是「互聯網」三個字可以輕易解釋。

即使互聯網世界,意見領袖和知名人士擁有的傳播能力也遠大於一般群眾,百傳千的難度,大大低於十傳百,而十傳百的難度,又大大低於一傳十。互聯網資訊氾濫,以情景模擬的角度思考,收到意見領袖以外的信息,一般用戶多數都會有所顧慮,包括信息是否真確、是否有足夠公信力、組織者的背景和目的是否符合自己理念等等問題。

先準備示威者 借互聯網呼籲
在街頭運動的特定時刻,可能還會思考為甚麼是旺角、銅鑼灣,而不是已知的金鐘。搬運鐵馬製造路障,更是香港罕見的抗爭模式,除非多次參與社運,對這樣模式不可能不猶豫。

旺角和銅鑼灣的佔領已經建立了模式,其他地區的佔領難度應該容易的多,但之後如尖沙咀、灣仔和上水等明顯找得出動員痕迹的佔領運動,卻紛紛以失敗告終。這也說明了,要成功佔領一個地區,必須要有足夠多的人,在極短的時間內聚集,才可以防止警方及反佔領人士驅散。

佔領者還需要抱着極大的決心,有一定組織能力製造路障和持續動員。這些條件,一般市民很難做到,絕非在facebook換個頭像或者到佔領區逗留幾個小時如此簡單。

退一步說,即使是有人通過互聯網進…

黃藍絲帶網上造勢 社會更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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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佔領運動爆發數日,分成了黃絲帶和藍絲帶兩股力量,相互指摘對方抹黑,在社交媒體facebook上更加出現了絕交潮,不再接收不同政治立場的意見,只接和自己立場相近的信息。
情況如果繼續下去,無疑導致社會更加撕裂,情況也只會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桑斯坦(Cass Robert Sunstein),在2001年出版了《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一書,指互聯網使用者會選擇性接收自己感興趣的信息,長遠會導致觀點和觀點之間的互動減少。
物以類聚 互聯網傷民主
桑斯坦觀察到,不同的虛擬社群更會建立不同的論壇,令相同觀點的人走在一起。這些虛擬社群接收和發放的信息同質化程度很高,容易循環論證自己觀點正確,將特定觀點視為普遍真理,部分本來不屬於社會主流的激進觀點,在某些組群內則是主流,長遠只會導致激進人士更加走向極端。
桑斯坦認為,「民主要求有兩個條件:一是一定程度的共享經驗;二是能接觸到一些未預期的,事先不經過選擇的多元話題和想法。」而「民主可能會被這樣一種系統所傷害,在這種系統中,每個人都能夠實現決定他們要看甚麼和不看甚麼。如果志趣相投的人僅僅或者主要和他們圈子裏的人交談,那麼就可能出現社會的分裂和相互的不理解。」
雖然桑斯坦的觀點在2001年提出,卻並不過時,反而在社交網站成為主流的今天更有價值。2004年,社交網站facebook掀起社交網絡風潮,其中的組群功能(Group)可以毋須任何成本開設組群,使小圈子討論更加容易。在香港,facebook長期在互聯網排名三甲。
連日來的觀察可以發現,無論黃絲帶還是藍絲帶,都運用facebook進行動員,而雙方組群的言論,同質化程度也很高,凡是不同意見都被斥責為收了錢而做評論的「五毛」。具備大眾整合能力的傳統媒體,在這次事件被雙方示威者排斥,黃絲帶斥責某些電視台為「維穩台」,而藍絲帶則指摘支持佔中的報刊和網絡平台為「漢奸媒體」。
「偏信則暗」 多聽不同聲音
黃絲帶和藍絲帶組群的信息多由示威者自己提供,真真假假都有,沒有守門人來負責,就算真實的信息,往往也未必足夠反映全部事實,然而這些組群卻都要求示威者在電光火石之間做出行動的決定。即便沒有任何陰謀,示威者日益激進的情況也可想而知。
對任何社會來說,溝通都是社會穩定至關重要的一環,民主也不僅僅是投票這麼簡單。在奧巴馬當選之後,桑斯坦獲委任為白宮信息管制事務…

香港新潮舊傢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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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環保團體「地球之友」的調查顯示,香港每天人均製造2.67公斤垃圾,是全球製造最多垃圾的城市,超越丹麥和美國等「垃圾大國」。如果情況沒有改善,到2015年,香港所有堆填區都將飽和。這些垃圾中,廢棄家具佔了相當比例。不少稍微殘舊,但還可以使用的家具,都被送往堆填區。

近年來,使用二手家具漸成時尚。其中不少人談論的二手家具店,是成立於2012年的「家點綠」,這間店以社企(社會企業)方式經營,將所賺利潤用於支持本身的環保理念。

「家點綠」負責人全偉倫,曾經是月薪十萬的iBanker(投資銀行家),30多歲已經是瑞銀亞太的主管,手下40名員工。是值得羨慕的人生贏家。全偉倫表示,開辦「家點綠」的初衷,是他幾次搬屋時發覺香港很難購買二手家具;同時,不少還能使用的家具,又都進了堆填區,十分可惜。「在歐美國家,買賣二手家具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車房都可以開小型家具拍賣會,讓街坊選購,但香港卻很難找到這種平台」。因此,他決定為環保出一份力,兩年前投資25萬港元創辦了這間公司。

雖然賣的都是二手舊貨,但是「家點綠」的主要宣傳途徑卻是最潮的社交網絡。全偉倫和環保組織「地球之友」合作,通過社交網站Facebook發佈信息。開業不久,捐贈的家具就堆滿了陳列室,接踵而來的問題是銷售追不上「進貨」的速度。

這與香港人抗拒二手家具有關,尤其是新婚夫婦,認為「新家」必須要新家具,否則不吉利。在農曆新年換新家具,也是不少人迎接新年的習慣;除了習俗,也有人擔心二手家具是否牢固、會否有害蟲等問題。

香港一直有一種「夜冷」店,專門從事二手家具買賣。「夜冷」是葡萄牙文「leilão」的音譯,原意為拍賣。傳統夜冷店以拍賣金屬製作的辦公室桌椅、文件櫃為主,因為金屬材質堅固,且噴漆翻新容易,基本沒有木質的家具交易。全偉倫表示,「家點綠」盡量挑選完好的家具予以回收,回收後也會對木質、布藝、玻璃等材質的家具作清理和翻新。

開辦兩年來,由於網絡推廣的作用,「家點綠」購買二手家具的概念也漸漸為華人所接受。開業初期,華人顧客只佔兩成,其餘都是外籍人士,而目前華人客戶已經達到了六成多。二手家具以原價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價錢銷售,他們還聯絡搬運公司,以更便宜的送貨費刺激購買者前來消費。網絡宣傳和社企理念結合,也令「家點綠」比傳統買賣二手家具的「夜冷」店更便利,也容易被年輕人接受,甚至樂意在Facebook上轉載銷售信息。

如何提防野心家?《猿人爭霸戰:猩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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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起草人漢密爾頓在著名的《聯邦黨人文集》裡說:「危險的野心,多半為熱心於人民權利的漂亮外衣所掩蓋;很少用熱心擁護政府,堅定而有效率的嚴峻面孔作掩護。」

他的話雖然絕對了些,但也值得警醒,《猿人爭霸戰:猩凶崛起》( Dawn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就是一個關於「危險野心」的故事。

故事講述,高智商猿人凱撒帶領其他猿人逃離人類控制後,在美國的森林裡面建立了家園,十年過去後,凱撒已經生了兩個小孩;而人類則因為「猿流感」喪失大量人口,文明受到重創,在「猿人國」長大的猿人都沒有見過人類。

自從人類這個主要矛盾消失之後,猿人內部開始出現矛盾,初期因為凱撒的權威還能夠壓制。但在剩餘的人類和猿人再度接觸之後,新仇舊恨導致一個猿人背叛凱撒,炮製陰謀,並煽動對人類的戰爭以奪權。

以身份而不是事實作為判斷的依據,對於決策者來說不僅僅是刻板印象,也會令自己陷入危險的境地。凱撒一直以為猿人比人類可靠,結果中伏。最後結論是無論是人類還是猿人,都有好壞之分。雖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過就算「是我族類」,其心也未必同。

作為第一代猿人的革命領袖,凱撒有無上的權威,政變之後,「老一輩猿人革命家」依然效忠凱撒路線。但是,建國之後成長起來的第二代猿人並未直接接觸過人類,他們從父輩那裡聽來關於人類的恐怖故事,反复增強了對人類的恐懼。

因此,第二代猿人對於人類的仇恨,可能比老一輩猿人革命家更加強烈,這可能是政變順利推進的原因。電影中,凱撒兒子批評凱撒對人類的懷柔政策那幕,很能說明問題,處理的相當不俗。

凱撒的兒子經歷過政變之後更加成熟,加上他親自領導反政變,解救被叛變政府圍困的老一輩猿人革命家,應該令他樹立起足夠的權威,能夠成為第二代猿人當之無愧的領袖。不知道下一部猿人系列電影,是否會以他作為主角?

電影始終是電影,尤其是美國人拍的電影,不能直接拿來對照香港的現實。不過這部電影裡面頗堪玩味的地方甚多。有待繼續發掘。

勿讓右翼繼續綁架反全球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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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ECFA)的學生運動,出現「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更有激進者喊出「香港已死」,要台灣「以港為鑑」。這些消息通過互聯網,迅速得到香港本土派的熱烈回應,港獨和台獨大有合流之勢。

然而,撇開藍綠黨爭和情緒化的反中口號,卻不難發現,對ECFA 的擔憂,背後隱含對經濟全球化的擔憂,中國充其量只是某種意義上的代罪羔羊。

社運議題有虛有實,有表有裏。雖然台灣學運團體和綠營政黨的文宣,都否認自己反對經濟全球化,但諸如保護本地產業、質疑涓滴效應(一般百姓較少從貿易中獲益,反會遭受物價上升之害)、擔憂同質性競爭、害怕失業等問題,早已是反全球化人士討論多年的議題。

這些問題不僅發生在香港和台灣,也出現在拉美、南韓、東南亞、歐洲甚至美國;南韓對美國農產品的擔憂,西歐對東歐廉價勞動力的擔憂,都有很強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資本自然逐利,何處有利可圖就會流向何處,對台灣和香港來說,把中國換成別的國家,上述問題依然存在。

一般印象中,反對全球化是左翼的主張,但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共產黨和納粹黨均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區別在於矛頭所指和解決方式:共產黨最著名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並不籠統反對全球化,反對的只是資本家主導下的全球化。

納粹黨同樣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視經濟全球化為「國際猶太集團」的陰謀,希特拉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最著名的論斷就是:「我對德意志發展的途徑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最堅苦的奮鬥,不在對付敵國而在對付國際資本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毀國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們成為國際資本及其主人——就是猶太人——的奴隸」。

把分析建立在階級還是民族上,是共產黨和納粹黨的主要分別。反ECFA 學運,其實是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真議題,變成「台灣VS中國」的政治操弄;反ECFA 學運領袖林飛帆的「想做台灣人!不想做中國人!」可謂相當有代表性,但只考慮民族不考慮階級,很多事情始終不能有效解釋。

兩岸四地同屬中華民族,是大陸民眾和台灣藍營的共識;綠營則把族群差異說成民族矛盾。就算以族群作為單位,台灣老闆就不會剝削和壓迫台灣勞工?少數港商台商在大陸建立血汗工廠,難道又需要一般淳樸百姓負責?正如不能把富士康的連環自殺歸咎於「台灣人就是壞」;把兩岸正常的經貿活動,視為「吞併台灣」的陰謀,也沒有什麼合理性。

蘇聯解體後,左翼光環消失。今天無論香港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