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讓右翼繼續綁架反全球化議題

台灣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ECFA）的學生運動，出現「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更有激進者喊出「香港已死」，要台灣「以港為鑑」。這些消息通過互聯網，迅速得到香港本土派的熱烈回應，港獨和台獨大有合流之勢。

然而，撇開藍綠黨爭和情緒化的反中口號，卻不難發現，對ECFA 的擔憂，背後隱含對經濟全球化的擔憂，中國充其量只是某種意義上的代罪羔羊。

社運議題有虛有實，有表有裏。雖然台灣學運團體和綠營政黨的文宣，都否認自己反對經濟全球化，但諸如保護本地產業、質疑涓滴效應（一般百姓較少從貿易中獲益，反會遭受物價上升之害）、擔憂同質性競爭、害怕失業等問題，早已是反全球化人士討論多年的議題。

這些問題不僅發生在香港和台灣，也出現在拉美、南韓、東南亞、歐洲甚至美國；南韓對美國農產品的擔憂，西歐對東歐廉價勞動力的擔憂，都有很強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資本自然逐利，何處有利可圖就會流向何處，對台灣和香港來說，把中國換成別的國家，上述問題依然存在。

一般印象中，反對全球化是左翼的主張，但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共產黨和納粹黨均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區別在於矛頭所指和解決方式：共產黨最著名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並不籠統反對全球化，反對的只是資本家主導下的全球化。

納粹黨同樣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視經濟全球化為「國際猶太集團」的陰謀，希特拉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最著名的論斷就是：「我對德意志發展的途徑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最堅苦的奮鬥，不在對付敵國而在對付國際資本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毀國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們成為國際資本及其主人——就是猶太人——的奴隸」。

把分析建立在階級還是民族上，是共產黨和納粹黨的主要分別。反ECFA 學運，其實是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真議題，變成「台灣VS中國」的政治操弄；反ECFA 學運領袖林飛帆的「想做台灣人！不想做中國人！」可謂相當有代表性，但只考慮民族不考慮階級，很多事情始終不能有效解釋。

兩岸四地同屬中華民族，是大陸民眾和台灣藍營的共識；綠營則把族群差異說成民族矛盾。就算以族群作為單位，台灣老闆就不會剝削和壓迫台灣勞工？少數港商台商在大陸建立血汗工廠，難道又需要一般淳樸百姓負責？正如不能把富士康的連環自殺歸咎於「台灣人就是壞」；把兩岸正常的經貿活動，視為「吞併台灣」的陰謀，也沒有什麼合理性。

蘇聯解體後，左翼光環消失。今天無論香港或台灣，聯同中國工人一起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主張，已經成為弱勢，甚至有些不合時宜。不過，對中國大陸的勞動者缺乏起碼的尊重，把他們視為來搶飯碗的、面目模糊的「紅螞蟻」，無論如何都不屬於左翼思潮。在港台兩地反中國的社會運動當中，對大陸企業的妖魔化程度，更絲毫不亞於所謂的「國際猶太集團」。

任何政策都有正反兩面，經濟全球化必然帶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永遠無法解決。上個世紀，有左右兩種應對之道，如今左翼消失，問題依舊，社會運動必然要找尋一種理論作為支持，港台兩地的右翼抬頭，可以視為國際右翼復興的一個案例。

問題是，貿易保護主義或更為極端的閉關鎖國，付出的成本極為昂貴，可持續性十分成疑。最極端的例子，莫過於香港一些本土派主張農業自給自足以抗拒大陸，這些本土派為了反中而無所不用其極，一旦成為現實，才真的是「香港已死」。

總而言之，貿易保護主義和右翼本土化的抬頭，可以放在反資本主義全球化框架下去討論，但只有把合理質疑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討論，與台港兩地的本土派切割開來，才能回歸問題的本質，真正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找尋兩地的生存空間。

李若浮

信報，時事評論，A21，2014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