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今年年初，DeepSeek 模型的發布在中國乃至全球 AI 界掀起熱潮。作為 LifeSync Robotics 的創始人，劉方對這一技術突破有著獨到見解。《香港輕新聞》與劉方深入探討了 DeepSeek 模型的創新之處、AI 技術的應用場景，以及在 AI 時代人類應具備的關鍵技能。 記者：感謝您抽空接受我們的採訪，能否請您談談 DeepSeek 模型的創新之處是什麼？ 劉方：很高興能跟大家分享。DeepSeek 模型的發布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突破。長期以來，西方國家的大數據模型在技術上佔據主導，但由於種種限制，這些模型無法在香港或中國大陸廣泛應用。DeepSeek 的問世改變了這一局面，它不僅代表中國在 AI 領域的重大進步，還讓普通民眾有了接觸大數據模型的機會。 DeepSeek 的核心創新在於它的訓練方法。傳統大語言模型，比如 OpenAI 的 ChatGPT，通常需要人類提供反饋，告訴模型哪些答案正確、哪些需要調整，甚至給出標準答案來引導學習。這種方式雖然有效，但耗時費力。而 DeepSeek 採用了純粹的強化學習，完全不需要人類干預。模型能自己尋找結果並自我評估，這大大縮短了訓練時間，也降低了對算力的需求。 根據官方數據，訓練 DeepSeek 的成本僅為 550 萬美元，相比 Meta 或 OpenAI 的模型，這只是它們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這意味著開發大數據模型不再是大公司或富裕國家的專利，發展中國家和中小企業也能參與進來。這種技術普及將推動社會生產力提升，讓更多人受益。 AI的應用場景 記者：除了大語言模型本身，AI 技術還有什麼值得關注的應用場景？ 劉方：AI 的應用範圍遠超想像。除了語言理解與生成，AI 還包括視覺處理，比如影像與視頻分析；聲音與語音處理；動作訊息處理，像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技術；以及數據模型分析，比如統計與預測等領域。 以大語言模型為例，它在日常生活中展現了驚人潛力。我能想到的一些例子包括： 法律賬單核對 ：律師給的賬單往往需要逐項核對是否合理，可能涉及大量郵件和通話記錄。把這些資料和賬單輸入 AI，它能快速比對每項收費是否真實，省時省力。 市場營銷文稿撰寫 ：AI 可以模仿指定風格生成宣傳文稿。只要給它參考樣本，比如公司過往文稿或競爭對手的案例，它就能迅速寫出初稿，稍微修改就能用，效率非常高。 報告撰寫 ：報告通常有固定結構，像...

西貢黃毛應村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立的地方。1941年12月底日軍佔領香港，當時只有9歲的黃毛應村原居民鄧小南在小康之家長大，全家信奉天主教，父親是中醫，四兄弟之中兩個兄長就讀名校華仁書院及喇沙書院，但戰爭的到來改變了一家人的人生軌跡。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他的兩個兄長都參加了游擊隊與日軍周旋，他自己則當上「小鬼」為游擊隊送消息，也親眼目睹日軍的暴行。戰後，鄧小南與兄長相繼返回內地，加入建設國家的隊伍，兩個兄長由游擊隊員成了解放軍，大哥後來做到佛山市委書記、人大主任直至退休，他本人也曾在南海艦隊服役。

西貢檳榔灣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市區中隊隊部舊址，其時方蘭任市區中隊長。隊部除了指揮抗日游擊隊員行動外，亦安排通訊員傳遞有關日軍的情報。《香港輕新聞》於2021年末邀請當年為方蘭派信的通訊員劉炳安進行採訪，了解通訊員於抗戰時期遇上的危險。

烏蛟騰村是香港抗日時期中重要的游擊隊根據地之一，日軍於1942年包圍烏蛟騰村，強逼村民供出游擊隊員的身分，多名村民犧牲。《香港輕新聞》於2021年末邀請烏蛟騰村當年的兒童團團長李漢進行採訪，了解當地村民抗戰的情況。

對於市民參與「六四」集會或遊行、叫喊「結束一黨專政」口號等行為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話題，成為近日關注焦點。然而目前未有判例可資參考，特區政府的回應也未能釋除公眾疑問。故此，《香港輕新聞》專訪執業律師楊銘輝，由《港區國安法》條文本身解讀相關法律風險。 近月，多間國際傳媒關注參與六四集會或遊行，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回應指，違法與否由法庭裁定。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被媒體問及叫「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是否違法時，指要取決與口號本身的內容、在甚麼場合叫喊、叫喊後的反應以及叫喊的動機等。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根據國安法，任何人如果組織、策劃或實施非法手段，破壞或推翻中國憲法下的基本制度，就屬顛覆國家政權罪。又指每個人要為個人行為負責，若是違法，尤其涉及港區國安法，會嚴肅處理。 警方早前就支聯會申請舉行六四遊行及燭光晚會發出《反對通知書》，5月29日，支聯會宣布取消今年的六四遊行及集會，並停止相關宣傳。但秘書蔡耀昌在5月初接受媒體專訪時曾則表示，支聯會無意修改其五大綱領中的「結束一黨專政」口號。 支聯會約200個會員團體和參與支聯會組織的活動的市民，究竟會面對多大法律風險？在未有判例可資參考的情況下，只看法例條文，究竟何種行為會違反《港區國安法》？ 編輯部專訪了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國際法碩士、香港執業律師楊銘輝，從法律條文本身做出解讀。以下是楊銘輝律師的專訪內容： 記者：可否介紹一下目前《港區國安法》對集會方面的規定？在什麼情況下有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 楊銘輝：《港區國安法》是2020年6月30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的在港施行的一部全國性法律，是中央針對香港在2019年因逃犯條例修訂而發生的一連串、持續的社會動盪，旨在恢復社會秩序而制定的法律。 《港區國安法》列明四種罪行，即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但法律並無改變基本法第27條訂明的香港市民所享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以及遊行示威的自由。因此，一般合法的遊行集會，合理的表達訴求，不因《港區國安法》的落實而受到影響。 記者：《港區國安法》屬於大陸法還是普通法？是否一定先要有判例？是否一定由國安法庭審理？ 楊銘輝：《港區...

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7日發表報告表示，目前香港《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不單會擴大北京在香港的政治影響，亦會削弱及損害香港作為美國與國際企業安全營商地點的聲譽等，對美國構成極大的風險。《香港輕新聞》就USCC首次針對《逃犯條例》修訂發表報告，訪問國際關係學者馮智政，解構報告所反映的涵義。 美國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 5月7日就香港《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首次發表報告，該報告以「議題簡報」（Issue Brief）的形式發表，共長八頁。該報告表示，《逃犯條例》修訂會擴大北京在港的政治影響力，亦對美國構成極大的風險。 該報告更直接指出，如果《逃犯條例》修訂獲通過，或會違反在1992年通過的美國 《香港政策法》 （另俗稱﹕《香港關係法》 U.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 ）當中的多項關鍵條款，包括當中的美國與香港兩地之間的引渡條約，以及「鼓勵」美國企業繼續在香港經營的政策；並稱《逃犯條例》修訂，將會削弱及損害香港作為美國與國際企業安全營商地點的聲譽，並有可能增加美國公民與靠岸海軍在香港的風險。 《香港輕新聞》就USCC首次針對《逃犯條例》修訂發表報告，訪問國際關係學者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馮智政。馮智政認為，USCC的報告是美國極為高調的政治表態；報告指出《逃犯條例》修訂或會違反《香港政策法》，過往美國對於《香港政策法》的檢討，是在英國審視香港「一國兩制」實行情況的《香港半年報告書》基礎上作出修訂，而美國發表這份報告似乎是打破慣例，用意將香港「一國兩制」原本單純為中英之間的問題，轉移成「中美問題」。 記者﹕發表該報告的機構背景為何？在美國是否具有實際的影響力？這個是否屬於高調的表態？與過往的做法有甚麼不同？ 馮智政﹕是次發表報告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為美國一個較高規格的委員會。USCC是美國國會常設機構，於2000年10月通過由國會授權設立，隸屬於國務院，負責監督和調查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國家安全和貿易問題。 由於美國是一個多元化的政治體系，有國會、各級別行政機構（execut...

早前香港發生倫常慘案，一位52歲外婆疑因照顧6歲患過度活躍症（AD/HD）的孫兒心力交瘁，「不想孫兒辛苦」將其勒死。《香港輕新聞》發現，除了世界衛生組織、香港醫院管理局等官方資訊外，坊間對過度活躍症也有不少討論和偏方，為了解其可信程度，專訪了李家仁醫生。 過度活躍症有多普遍？ 李家仁醫生表示，世界範圍有記錄的兒童過度活躍症發病率約為3-7%；香港過往的調查顯示，本港6至16歲兒童的發病率相若，其中男童比女童發病率更高，比例約為5：1，估計在香港兒童及青少年中有4萬人是患者。 頑皮和過度活躍症怎麼分辨？ 李家仁醫生形容，過度活躍症的不像其他症狀，「譬如發燒，燒到多少度就是多少度」，過度活躍症通常都是從兒童的一些表現進行判斷，其中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病徵界定就是症狀持續半年以上，以及病徵在兩個或以上環境出現：「兒童通常在較陌生的環境下通常會感覺拘束，相反若有兒童並未因環境陌生緊張感到局促，而是繼續表現得過度活潑：例如一些兒童一回到幼稚園學校就不停『拆嘢』，那都有可能是（過度活躍症）表現。有些人會認為是過度活躍症，有些人則認為不是，所以初步判斷過度活躍症患者現在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過度活躍不是病？只是人格特質？ 網上有看法認為，過度活躍症是一種人格特質，一些名人也具有明顯過度活躍症傾向，遂認為過度活躍症不屬於疾病，甚至不應該被矯正。 李家仁回應稱：過度活躍症與腦部發展有關，由大腦前額葉（Frontal lobe）功能失調（一般為血流量低），或者多巴胺功能不足及腎上腺素活性不夠造成，和一般頑皮有本質分別。 按醫生實際接診的觀察，家屬及其身邊人撫養有過度活躍症症狀的兒童是件十分艱難的事，其中辛苦非外人可想像。因此李家仁認為，消極對待過度活躍症的看法並不實際。 李家仁醫生認為，不吃糖類及味精等添加劑以防止兒童過度活躍的說法沒有根據。（香港輕新聞記者Kim） 過度活躍症會遺傳？ 醫院管理局的數據顯示，如果父母任意一方患過度活躍症，其子女患病機率為57%。而兄弟姐妹任意患有過度活躍症，也可能有32%機會。李醫生認同相關數據，但指要注意對家庭的意義：「即使低到只有1%的發病率，如果真的病發也無可奈何」，尤其是「無理由告訴已經確診的家長『因為遺傳機率高所以別生孩子』」。 不吃糖可以防止過度活躍症？ 網...

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馮智政 早前有美國國會議員呼籲重訂 《美國－香港政策法》 （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即坊間俗稱的《香港關係法》。這是一部聲明美國在對外政策上，會把香港特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區別對待；也會在出口管制、關稅、航運交通、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給予香港區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優待的法案。 《香港政策法》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主流媒體提及，但是這部法案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影響有多大？一旦被取消，香港有沒有機制應對？諸如此類的問題，往往在媒體上僅有只言片語。為了搞清楚《香港政策法》，香港輕新聞訪問了國際關係學者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馮智政。 馮智政認為，《香港政策法》代表了一國兩制的國際因素，是美國政府承認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書，一旦駐港的美國領事館人員認為香港已經喪失自治，會導美國國會從新審定和香港有關的法律條文及其持殊地位，因此雖然《香港政策法》只是一個原則性文件，並不是美國和香港相關法律文件的上級，卻依然能夠釋放一些意識形態上的「危險信號」。以下是經作者審閱的採訪全文： 記者：通常被稱之為「法」的文件都有固定格式，為何《香港政策法》的內文並不像一份正式的「法案」？它的法律地位是怎樣的？ 馮智政：《香港政策法》實際上是一原則性文件，隱含了增加開支、政治及行政程序的「預算計劃」，根據行政程序，發布這份文件後會召開聽證會（hearings），隨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也會增派人手進行調查撰寫報告，而這一切都需要原則性文件支持。 換言之《香港政策法》不是真正的聯邦法案，它雖然被稱為「Acts」，直譯「法案」，但它並非人們傳統認知上的「法案」。 事實上，《香港政策法》屬於美國政府列出的一份「承諾」（commitment），證明自己承認香港在經貿等方面的「特殊地位」；而美國政府經常會推出類似的「Acts」，它們的性質其實更像「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編者註：諒解備忘錄，MOU）。 記者：《香港政策法》的報告由誰撰寫？應遞交誰來審閱？報告通過與否會分別產生什麼後果？ 馮智政：資料蒐集與報告撰寫是由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執筆，報告完成後遞交對象分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交給美國外交部門，因為報告內容涉及外交工作範疇，經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卿，最終會交給美國國務卿辦公室。 第二種情況，也就是在《香港...

香港執業律師楊銘輝 海牙常設仲裁法院的《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其中一項仲裁結果是將南海最大一個天然島嶼太平島視為礁石。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國際法碩士、香港執業律師楊銘輝接受《香港輕新聞》專訪，表示仲裁結果堪稱「劃時代」，推翻過往人類對島與礁的認知，可能引起全球海洋劃界的大混亂。 按照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121條的規定，「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和礁石的分別是可否「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今次仲裁結果卻指：「現在很多島礁上駐扎的政府人員依賴於外來的支持，不能反映這些島礁的承載力。」 楊銘輝笑言，國際法每字每句都需要小心處理，根據這個仲裁結果伸延，不單只東海的釣魚台及日本的沖之鳥不是島，甚至連香港境內的香港島、浦台島、長洲島、南丫島，甚至大嶼山都沒有足夠的淡水和糧食，要「依賴於外來的支持」，可能都不是島，仲裁庭偏偏又沒有以附帶意見（Obiter dictum）方式重新界定什麼是島。故此，南海仲裁案不但沒有化解紛爭，可能近一步引起全球海洋劃界的大混亂。以下是楊銘輝律師的專訪內容： 記者：常設仲裁法院（PCA）明令不能仲裁主權，為何能夠判決「九段線」主張無效？ 楊銘輝：這次菲律賓相當聰明，所提出的15項訴求均沒有涉及主權誰屬，好像第一條：「中國在南海的海洋權利，如菲律賓一樣，不能超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明文允許的範圍」，表面上看起來十分合理。 但菲律賓利用島與礁的判定，令整個南海的島都被視作礁，從而「消滅」中國九段線範圍內島嶼伸延的專屬經濟海域，變相將南海變成「公海」，令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做到其職權範圍以外的判決，亦即中國所聲稱的非法擴權。 如果被界定為礁，就只能擁有12浬領海主權，不能享有200浬專屬經濟海域的權利，這樣一來，各國在東海、南海爭奪的島嶼已經全無意義。不過，原來屬於各島嶼的專屬經濟區海域忽然變回公海，「先來先得」的守則又適用了，變相將越南、汶萊、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先前強行在南海霸佔開採的油井「合法化」，更甚是等於鼓勵南海諸國「霸凳仔」，有可能挑起新一輪大規模的南海資源爭奪戰，恐怕連域外國家也可以利用開採技術的優勢，在南海分一杯羹。 記者：荷蘭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PCA）是怎麼樣的機構？和國際海洋法法庭（ITLOS）有什麼分別？過去審理過什麼案件？結果怎麼樣？ 楊...

亞洲是世界上最有經濟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擁有全球六成的人和三分之一的經濟總量，但是因為建設資金、技術等問題，亞洲一些國家面對道路、港口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亞洲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必要的資金。 《經濟導報》專訪了香港屋宇署前署長、香港工程科學院院長蔡宇略博士，他認為，香港有良好的工程基礎和獨特的管理經驗，可以借助亞投行的契機，將香港的經驗和工程系統帶到亞洲，為香港工程界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經濟導報》：亞投行全稱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目前輿論焦點集中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反而較少人提及，您認為這方面的發展前景如何？ 蔡宇略：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配合城市化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兩者互為因果，發展了工業才有資源改善民生，民生需求又促進工業發展。在這循環過程中，城市化提供了較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經濟才得以持續增長，服務業才會發達。 香港過去的發展模式就是這樣，現在中國的十二五規劃，也把城市化和工業現代化列為主要的發展目標。亞投行是很大的一個項目，亞洲很多地方都需要城市化，發展潛力無限，以一路一帶為例，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沿線國家都有很多的商機，香港肯定可以分一杯羹。 《經濟導報》：香港一般給人的印象都是金融為主，在基礎建設方面有沒有什麼領先全球的經驗？ 蔡宇略：香港城市建設的特色是高密度和高層建築，在全世界都數一數二，以前不少人認為人口密度高不是好事，但是與高層建築配搭的人口密度高卻可以一方面保持良好的居住環境，又可以帶來社會效益的正面影響。以地鐵為例，能夠盈利的地鐵恐怕只有香港，地鐵投資巨大，但香港市區人口集中，乘客量足以產生盈餘。相比之下，倫敦人口較為分散，地鐵線較長，因此乘客量就不足以維持成本。現在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高密度的城市發展才是有效率及可持續的，如何建構並管理高密度城市，就是香港的特殊經驗。 科技是一種方法論，工程則是一種系統的方式，將原材料、機器和人工結合在一起，把科技理論化為生產。工程師最寶貴的財富在於實踐經驗，數學公式全世界都一樣，任何地方的人拿起書都可以學，但是如何因地制宜，靈活運用，才是香港工程師的優勝之處。 具體來說，香港住宅樓宇普遍高度都達到20層，無論上海、北京這些內地城市，還是東京、紐約和倫敦這些國際性...

無人機，指的是無人駕駛，以無線遙控飛行的飛行器。近年，百多元乃至過千元的玩具無人機熱潮忽然興起，大小商店的貨架都可見其身影。無人機不僅僅是玩具，除了民用外，深圳的 一電科技（AEE） 獲得了公安部的青睞，設計生產用於交通管理、空中安保、防險救災、森林防火等多種用途的無人飛機。《經濟導報》記者專訪了AEE董事長張葉女士，就科技創新的難點、深圳創業情況，民企遇到的困難和無人機行業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經濟導報》：幾乎每個企業在成長的道路上，都會經歷各種困難，您在公司新年致辭中提及“賣房賣車來發工資”的經歷，那時候企業怎麼了？怎麼就這麼難？ 張葉：有句話說，中國的民營企業是沒爹媽的孩子，在政策、資金和技術方面都有困難，基本上都要靠自己。但深圳的創業環境非常好，即便沒有太多的支持，企業也能順利成長起來，對於創業期的企業十分重要。 AEE在1999年成立，最早是做無線監控設備的，當時填補了無線聲音和視頻同步傳輸在中國內地的空白。到了2004年，中國無線監控設備的市場已經飽和了，整個珠三角有上千家做無線監控的企業。無線監控設備生產的門檻很低，我們的產品一出市場，幾個月後就有山寨產品在市面發售。涉及到研發成本，售價沒有辦法和山寨產品相比，因為不想降低質量來壓低價格，所以最後就放棄了這個市場。 《經濟導報》：後來轉到了什麼方向？AEE的發展策略作出了怎麼樣的調整？ 張葉：視野和夢想，決定了部署和構架，AEE的技術規劃是T型或者疊加型的，一開始，我們就不打算只做運動攝像機，而是打算做一體的無人機。在2006年的時候，很多人可能對無人機究竟是什麼還沒有概念，更不知道什麼是一體的無人機。當然，在滿足夢想之前，要先吃飽飯，我們是做監視器出身的，轉到運動攝像機對我們來說最容易。 目前，除了GoPro，Sony和JVC，小米現在也開始做運動攝像機，聯想和樂視也準備做。但是AEE已經做了很多年，所以在技術上可以保持領先。某些牌子的運動攝像機真的很便宜，但銷路並不太好，說明要用高端專業產品的人，還是會用高端專業的產品。 我們在做運動攝像機的時候，就已經在構思無人機了。一些企業，只是專注做運動攝像機，現在才來打算做無人機；而我們在做無人機的時候，已經打算做一體機了，很多企業現在才做一體機。所以在面對競爭的時候，要保持一定技術優勢和前瞻性。 《經濟導報》：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AEE開始轉向...

「家點綠」的全偉倫和他的二手家具。 香港環保團體「地球之友」的調查顯示，香港每天人均製造2.67公斤垃圾，是全球製造最多垃圾的城市，超越丹麥和美國等「垃圾大國」。如果情況沒有改善，到2015年，香港所有堆填區都將飽和。這些垃圾中，廢棄家具佔了相當比例。不少稍微殘舊，但還可以使用的家具，都被送往堆填區。 近年來，使用二手家具漸成時尚。其中不少人談論的二手家具店，是成立於2012年的「家點綠」，這間店以社企（社會企業）方式經營，將所賺利潤用於支持本身的環保理念。 「家點綠」負責人全偉倫，曾經是月薪十萬的iBanker（投資銀行家），30多歲已經是瑞銀亞太的主管，手下40名員工。全偉倫表示，開辦「家點綠」的初衷，是他幾次搬屋時發覺香港很難購買二手家具；同時，不少還能使用的家具，又都進了堆填區，十分可惜。「在歐美國家，買賣二手家具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車房都可以開小型家具拍賣會，讓街坊選購，但香港卻很難找到這種平台」。因此，他決定為環保出一份力，兩年前投資25萬港元創辦了這間公司。 「家點綠」的主要宣傳途徑卻是社交網絡。全偉倫和環保組織「地球之友」合作，通過社交網站Facebook發佈信息。開業不久，捐贈的家具就堆滿了陳列室，接踵而來的問題是銷售追不上「進貨」的速度。 這與香港人抗拒二手家具有關，尤其是新婚夫婦，認為「新家」必須要新家具，否則不吉利。在農曆新年換新家具，也是不少人迎接新年的習慣；除了習俗，也有人擔心二手家具是否牢固、會否有害蟲等問題。 香港一直有一種「夜冷」店，專門從事二手家具買賣。「夜冷」是葡萄牙文「leilão」的音譯，原意為拍賣。傳統夜冷店以拍賣金屬製作的辦公室桌椅、文件櫃為主，因為金屬材質堅固，且噴漆翻新容易，基本沒有木質的家具交易。全偉倫表示，「家點綠」盡量挑選完好的家具予以回收，回收後也會對木質、布藝、玻璃等材質的家具作清理和翻新。 開辦兩年後，二手家具的概念漸漸為華人所接受。開業初期，華人顧客只佔兩成，其餘都是外籍人士，而目前華人客戶已經達到了六成多。二手家具以原價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價錢銷售，他們還聯絡搬運公司，以相對便宜的送貨費刺激購買者前來消費。網絡宣傳和社企理念結合，也令「家點綠」比傳統買賣二手家具的「夜冷」店更便利，也容易被年輕人接受，甚至樂意在Facebook上轉載銷售信息。 二手家具的貨源百分百是無需成本的捐贈，但整盤生意...

著名作家蘇童（網絡圖片） ■李炘（本刊編輯） □蘇童（著名作家） 早前，蘇童接受本刊電話訪問，茲將摘錄如下： ■：在您開微博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些媒體會稱您為傳統作家，您對這個稱呼怎麼看？ □：我對「作家」前面那個名詞或形容詞並不是太在意，傳統也好，先鋒也好，寫出好作品才是好作家。當一個好作家，這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 ■：早前，《百年孤獨》在內地出版，文學評論家朱大可認為您的《1934年的逃亡》受了此書的影響，是這樣的嗎？ □：朱大可先生的判斷應該是準確的。我寫《1934年的逃亡》時，正是馬爾克斯風靡中國文壇，受年輕作者膜拜的時候，他的敘述方法，甚至詞語的使用，都對一大批年輕作家產生了影響，我也一樣。不過我想強調馬爾克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一陣大風吹過樹林，樹木免不了鞠躬致意，所以，向一個偉大的作家鞠躬致意不是什麼羞恥，而是必要的文明禮貌。當然，擺脫大師的陰影，是每一個作家成長過程中的另一個環節，也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到目前為止，您最喜歡自己哪一部作品？ □：短篇有很多篇，長篇最喜歡的是《河岸》。 ■：有一些評論認為，您的小說特別注重描寫人物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男女關係，內在的邏輯是什麼？ □：讀者有權利以自己的方式來解讀一個作家的作品，作為我的寫作主旨，一直關注的是「人」的世界，人與人的關係，包括男女關係，是這個世界中最重要的組合脈絡，是有溫度的，有色彩的，有非常神秘複雜的肌理，其中充滿了愛，也充滿了痛，當然還有虛無和迷惘。沒有一部作品可以終結這個主題，自然也沒有誰有權宣告他昭示了「邏輯」，所有嚴肅的作家只是在試圖勾勒這「邏輯」的線條，一根兩根，線條而已。 ■：在您眼中，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城市？ □：幾乎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喜歡香港。我覺得香港不需要大變化了，需要的是安寧。 ■：現在文學的表達方式不僅通過書籍，也可以通過互聯網，和另一位講者徐小斌女士一樣，您也有博客。 □：我還是偏傳統，最喜歡的是別人手裏有我的書。 ■：您對這次的活動有什麼感想嗎？ □：印度作家大多用英文寫作，中國作家絕大多數用中文寫作，在一起正好探討亞洲作家的創作境遇，至少反映一個側面。 《明報》，文化人間，2011年10月28日

徐小斌近照（受訪者提供） ■李炘（本刊編輯） □徐小斌（著名作家、編劇） 編按：蘇童和徐小斌是中國當代文壇的重要人物，星期日（10月30日）他們將會在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兩場講座，這次講座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和亞洲協會主辦，晚上他們兩位還會出席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與香港作家聯會合辦的文學交流講座，本刊在講座之前，訪問了講者，內容談及文化復興和創作道路等諸多話題。以下是徐小斌的訪問記。 ■：您這次演講的題目叫做「呼喚與回應」，請問有什麼特別含義嗎？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有句名言：「寫作是一種使命，它是對一種呼喚的回答，而這個呼喚通常是在一個人小的時候就已經聽到」。這個說法也許聽起來有點神秘，但是很真實。因為童年經驗對於一個作家、特別是純文學作家來講，非常重要。自然，並不是人人都能聽到這種呼喚。或者，只有真正的作家才能體會吧。 我是悲觀主義者 ■：這個觀點很有趣，您童年的呼喚是什麼？現在又作出了怎麼的回應？ □：我的寫作一般都是有一個表層的故事和一個深層的內核，我希望讀者喜歡我的故事，但更希望他們了解我故事中深層的含義。 我的童年由「金碧輝煌」和「暗淡破碎」組成，在學校，我學習成績好，因此很受重視，幾乎得過一個人少年時代所能得到的所有的榮譽。但在家裏卻受到母親的漠視，這令我時時感到壓抑和痛苦。小時候，我常會有各種匪夷所思的想像，譬如在夜晚，我會將窗簾縫隙看見的向日葵想像為戴着草帽的人，而他總是陰險地通過窗子窺視進來。我對成人世界充滿恐懼，常有格格不入的感覺，而這又令我內心閉鎖，始終注視着內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記憶變得支離破碎——遇到現實中的醜惡，我經常會產生逃離的想法。 但無論如何，我選擇了寫作，我曾說過：「寫作是置身於地獄，卻夢寐以求着天國的一種行當。」寫作是我童年呼喚的回應，也是我從小的生存方式，事實上，我認為寫作不是記錄生活，而是對生命的觀照。 ■：因此您的作品才會流露出一種淡淡的憂愁吧？ □：不是淡淡的憂愁，而是一種徹底的悲觀主義。對，我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我覺得只有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才能樂觀地活着，如同維納所說：「人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是要死的，但不能因為這個就不活了。」不但活，還要活得有價值。 拒絕媚權作文 ■：您提到西蒙．波娃，她是著名的女性主義者，《第二性》更被譽為經典，她對您有影響嗎？ □：讀過她的《第二性》，也了...

左起：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梁元生、白先勇先生、中文大學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聖華、文化人間特邀主編潘耀明 編按：白先勇先生於本月14 日出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六十周年誌慶的訪問學人，並舉行一系列演講活動。期間接受「文化人間」的優先訪問，談及他正在撰寫的《白崇禧傳記》、對中國文化的見解和推廣崑曲藝術的趣事，本刊在上周五刊出主要談及《白崇禧傳記》的上篇，今天刊出談論中國文化和崑曲藝術的下篇。白先生以他獨特的視角，分析中西文化，認為應對傳統文化重新評估，在學校教育中加強傳統文化的教育，頗有見地。 ■：潘耀明、金聖華、李炘、鍾宏志 □：白先勇 ■：我有一種印象，就是您很少談及政治，但看到梁元生教授在上兩期《文化人間》（編按：該文刊於2011 年2 月11 日《明報．文化人間》）上說時常和您談論「政事」，是我的印象有錯誤嗎？ □ ： 那是60、70 年代， 我和梁院長（崇基學院院長）在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那個時候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今天這麼巨大的變化，當時中國正值文革，我們都對前途非常憂慮，我在看一些外國記者拍過的鏡頭，一些紅衛兵把寺廟裏面上千年的佛像一個榔錘打掉，眼睜睜看着我們幾千年的文化在眼前毀掉了，那時覺得是文化大浩劫，所以特別憂心。 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國家的前途總是憂心忡忡，今天還是，總是希望整個中國復興起來，希望中國不要走錯了路，這種情懷我想不管在海外、香港、內地和台灣都是。 ■：我記得白先生在《明報月刊》上寫，應該再來一次五四運動，來恢復中國的傳統文化，現在中國在推廣國學，您之前的論斷很有遠見。 □：二十世紀，好像整個中國民族有些失魂落魄，不僅政治、軍事上的，整個民族在心靈上都有些躁動漂浮。而為什麽會這麼動盪，和傳統文化的解體很有關係。我也一直在思考，二十一世紀是對我們整個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大考驗，這個世紀還能不能復興，重振大漢天聲，還能不能恢復我們漢唐文化的輝煌，文化是最關鍵的。 ■：五四運動是在中國被打敗後產生的，當時要去尋找物質方面的解藥，西方文明就是解藥。但現在的中國崛起也是依照西方的模式，那麼，國學的復興對於現在的中國有沒有意義？ □：五四運動有他正面的東西，但是他的後遺症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五四時代向西方學習有他的歷史背景，就是救亡圖存，當時中國無論軍事、政治、文化方面都是一邊倒的被西方和日本壓倒，中國知識分子第一要務就是救國，那時沒有時間、機會給...

白先勇教授將會出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六十周年誌慶的訪問學人。 編按：白先勇教授2 月14 日訪港，出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六十周年誌慶的訪問學人，並舉行一系列演講活動。「文化人間」在白先生到香港的翌日採訪了他，歷時兩個多小時，內容廣泛，涉及他正在撰寫的《白崇禧傳記》、崑曲和對中國文化見解，談笑風生，不乏真知灼見。值茲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本期刊出的上篇，白先勇主要談及他父親在辛亥革命扮演重要的角色和他在北伐、抗戰時期的史蹟，不乏第一手資料。 ■：潘耀明、金聖華、李炘、鍾宏志 □：白先勇 ■：聽說您一直在寫您父親的傳記——《白崇禧傳記》，為什麼呢？有什麼特別珍貴的事情可以和讀者分享的嗎？ □：中國大陸以前對國民史沒有很好的記錄，這可以理解，但現在也開始恢復。可惜的是，現在台灣很多年輕人都對民國初年的歷史沒有興趣了。我在想，不知道過去，怎麼能對現在有個清晰的歷史定位，沒有歷史關照是很危險的，方向很容易錯誤。 父親的傳記還沒有這麼快出來，最近我在做的是我父親的畫傳，這個畫傳有幾張照片，我覺得非常珍貴，是歷史的見證。其中一張在北伐戰爭時期拍攝，北伐中我父親白崇禧將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國民革命軍副參謀長，也是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這場戰爭可以說是我父親軍事生涯第一個高峰。 他跟蔣介石從廣州一路打到江浙一帶，再一直打到當時叫北平的北京，那時候他才三十出頭。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軍隊可以從兩廣發兵打到北京的，當年太平天國差一點，只打到了天津附近。 ■：北伐時期的白崇禧將軍居功厥偉，可以談談嗎？ □：最後完成北伐的是我父親，在唐山。之後張學良易幟，中國統一。我父親回來的時候，在唐山的火車站，歡迎他們的隊伍拉了一個很長的旗子，上面寫 「歡迎最後完成北伐的白總指揮」。這張照片是當時一位姓張的隨軍記者拍攝的，他拍了幾百張照片，但是現在只剩了30 張，很多都散失了。他拿了這張最後完成北伐的照片來給我父親。北伐是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統一國家的最關鍵的一次，這張照片最寶貴。 ■：台兒莊大戰也是關鍵的一役，全國軍民士氣大振，白崇禧功不可沒。 □：有一張是關於台兒莊大戰的照片，1937 年，日本人在南京陷落後屠城，那個時候整個國家的氣氛低迷，日本人一路打下來簡直勢如破竹，八一三淞滬會戰國軍損失20 多萬精英，不能想像整個國家怎麼打成這個樣子，覺得中國的軍隊就要完了。日本誇口3 個月解...

蔡啟仁和他的廢品雕塑（受訪者提供） 在全球致力推行環保的今天，廢物利用早已不是新鮮事。在香港，常常有機構或組織舉辦環保比賽，小朋友利用膠樽、紙皮等做成小玩意，實在很有趣。利用比賽去增強市民關注環保意識，很有教育義意。但小朋友們做的雖然有趣，卻不能存放太久，比真正的雕塑相差很遠，可謂小兒科及兒戲了。 為了為環保出一分力，雕塑家蔡啟仁親自操刀，把萬千廢鐵變成藝術品，除了呼喚市民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外，更可把廢料變成藝術品，化作有金錢價值的商品，實在不是兒戲。 蔡啟仁的好朋友陳先生在東莞開設手袋廠，規模不小，擁有3000個員工。由於每個手袋都需要60多個模具才可生產出來，手袋款式又不停轉變，因此數年來積存了許多已經沒有用的舊刀模，大大小小，形狀不一。由於蔡啟仁經常與陳先生提及環保設計，終於談到雕塑上了，「我和他合作，利用他們的廢金屬來製作藝術品，千萬別當廢品是廢品呀！」其實單在東莞就有數萬間大小工廠，這些工廠每年產生的各種金屬廢料多到不能想像。在別人的眼中的廢品，到了蔡啟仁手上就變成藝術創作的原材料。 蔡啟仁認為，廢料雕塑對企業形象也有幫助：「環保已經成為逼在眉睫的話題了，這個雕塑將會放在企業的門口，有人過來，看見是用廢品做成的雕塑，會覺得這個企業對環境有承擔，形象立即提升不少。」 金屬值錢，賣出去不方便快捷又可以收回一筆錢嗎？「一來陳先生很關心社會及環保，二來如果買出去，一斤只能買1.5元，但是做成藝術品，他的價值就無可限量。」就這樣，他們選擇踏上把廢鐵變成藝術品的路。於是由九年初一做就做到暑假，到現在還未完成，尚欠上色工序。 蔡啟仁利用這些廢金屬，製作了一個比真人還大的皇帝出巡系列雕塑，全是立體的，除了有馬車、馬夫和皇帝，還有各式樂師和侍衛。樂師有敲鑼打鼓的，也有拉二胡的，侍衛分別有士兵和將軍造型，每個都不一樣。 蔡啟仁說，用廢料製作雕塑的難度，比傳統的雕塑難度更大，這是因為廢料大小不一，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可以按需要倒模製作，也沒有辦法畫草圖，「一定要臨場發揮創意，一邊找材料，一邊構思整體設計。」 「例如這個樂師的喇叭，就是用舊風扇做的，而車輪，則是用廢的模具逐塊拼砌而成。」這種拼接手法非常耗時，「一個星期做三天，早上8點開始燒焊，往往要工作到晚上9點。」對於這種工藝，蔡啟仁十分得意，他不怕別人抄襲，因為全是臨場發揮，根本沒辦法抄，「...

蔡啟仁和他的作品（受訪者提供） 介紹一個人，最簡單就是為他加個符號，這符號可以是職業，可以是身份，也可以是稱呼。要給蔡啟仁一個符號則有點難度，翻看他的相關報導，存在著很多種不同的稱呼，如書法家、雕塑家、設計師和藝術教育家等等。 「這些稱呼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工作重點，每個稱呼我都欣然接受」。讓蔡啟仁自己選一個最喜愛的，他卻說出一個新的名詞——創意教育工作者。 多產 蔡啟仁是相當多產的藝術家，他學生時代玩漢字設計，獲得了很多日本舉辦的漢字設計獎，其後將漢字的筆劃拆解，融入平面設計及雕塑作品當中，1996年香港市政局成立十週年，又適逢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一百週年，請蔡啟仁獲邀請創作了十座運動系列雕塑，供市民欣賞，這批雕塑運用了中文宋體字的筆劃創作，其中代表作是位於長洲的滑浪風帆雕塑，因之後李麗珊奪得奧運風帆項目金牌而聲名大噪，現已成為長洲一景。2010年，他的中文筆劃系列雕塑《永恆八法．藏》參與了上海世博的《承傳與創造‧水墨對水墨》展出。 除了雕塑創作，蔡啟仁在包裝及平面設計上也有成績，比較常接觸到的如提款機上的銀通標誌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把水墨畫以另一種方式演繹，製成茶葉產品的外包裝，並成功打入日資百貨公司；浸信會出版社和天道出版的商標等等。從平面到立體皆有好成績。 創意 能做到多產又多變，蔡啟仁認為關鍵是創意。「好的藝術品，第一眼看上去就給人心靈的震撼和感動。這就需要變化，如果大家『見慣見熟』，不會有感動。」蔡啟仁認為藝術之所以能夠稱為藝術：「必須要有原創性，才能成為藝術。如果只是跟隨別人的路徑而走，那麼無論技術多麼高超，也只是一個很好的工匠。」 蔡啟仁早年師從趙少昂，他覺得無論繪畫也好，書法也好，都有流派。第一個開創流派的人是天才，後來者不斷模仿前人的模式，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大師，頂多是一個人才。因此蔡啟仁也沒有模仿趙少昂的風格，而是刻意選擇了一條和前人不同的道路。他拿出剛剛提到的英記茶莊包裝盒，圖中的文字用了水墨畫的方式表現，和傳統的水墨畫完全不同。 蔡啟仁諸多設計，都和中文字密切相關，他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就是文字，蔡啟仁說：「中文字的一點、一瞥都非常優美，將這些元素重新組合，就能玩出萬千變化。」在諸多的字體當中，蔡啟仁又鍾情宋體字，這是因為宋體字源自印刷用的木刻雕版，為了配合雕刻，字體都設計得剛勁有力。以蔡啟仁的話來說：「他們本來就有吻合之處」。 教育 談...

電腦商會主席梁定球（右）（李炘攝） 梁定球是電腦商會主席，自謙小有名氣。他70年代入行，任職電腦設計員，是香港第一批靠電腦「尋食」的人；80年代，他代理蘋果電腦的周邊產品，賺了第一桶金；90年代在高登商場開鋪，幫人「砌機」，令「黃金嘜」打響名堂；新千年之後，他又搞了兩個電腦展，一個在深水埗，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大讚。一個在會展，成為了香港五個最大型的活動之一。梁定球，何止是小有名氣？ 電腦節風雨不斷 梁定球籌辦的香港電腦通訊節在會展舉行，去年的入場人次高達63.5萬，營業額超過2.8億元。成為和書展、動漫節、美食博覽及旅遊展同等級別的香港盛事。而在深水埗的香港電腦節也吸引45萬人入場，去年警方更一度因為人太多而截停人流。 不過，兩個電腦節的成功，也為他帶來不少的煩惱。每逢電腦節，部分電腦商場都會指責電腦節影響了商舖的銷路，灣仔的一個電腦商場內貼滿標語，指商場生意因為電腦節而下降8成，矛頭更直指電腦商會。 面對這種指責，梁定球覺得很委屈，因為電腦節的目標顧客，很多時候和商場並不相同：「電子產品更新速度好快，對於代理商來講，今日買100元，明天一旦更新，就算送給商舖都唔一定有人要。」 做大個餅 人人有得食 梁定球覺得，真正對電腦商場打擊的，市民消費模式的改變：「以往，好多人會去電腦商場格價。宜家唔洗咁麻煩，上網一查，邊間鋪平就一目了然。」 商場作用下降，梁定球認為只有集中資源做活動才是活路。內地流行「把餅做大」的說法，梁定球十分同意：「麵粉你一羹羹食，只會越來越少，不如將數碼產品個餅做大，人人有得食。」他覺得，香港人最喜歡熱鬧，將電腦展搞得像嘉年華，就可以產生協同效應，「一加一大於二，吸引o左人流，就唔怕貨賣唔出去。」 但僅僅是這樣，並說服不了眼前利益受損的商戶。作為商會主席，梁定球也希望把電腦節的成功複製在商場當中：「我們都想緊辦法幫傳統電腦商場轉型，單靠平已經唔得，一定要搞活動先有人來。」梁定球對這個想法很堅持，認為是闖出一條生路的正道，「呢個係共識，就算我退休，繼任者都會將呢個方法推廣落去。」 前店後廠的生存之道 即將在會展舉辦的的電腦通訊節，和在深水埗的電腦節有一定分別。梁定球認為，深水埗的電腦節只是散貨，而會展的電腦通訊節則可以開拓國際商機，其中更不乏中東和非洲的商家，「好多商家都對香港數碼產品感到驚訝，舊年有以色列買家採購16GB USB手指，因為在以色...

本期《週末遊樂Guide》的主角，是即將舉行《梁祝》音樂會的鄭慧博士，作為香港首屈一指的鋼琴家兼老師，除了介紹音樂會，我們當然也藉著訪問的機會，向她請教學習鋼琴的秘訣和心得。不單如此，鄭慧老師還為我們即興演奏一曲，豈能錯過？ 為中國交響樂籌款 李雲迪獲得了蕭邦鋼琴賽第一名，郎朗在柴科夫斯基音樂賽上拿了金牌，張昊辰又在今年的格拉賓國際鋼琴大賽上得了冠軍。近年，中國年輕音樂家在國際比賽上屢獲殊榮。 但說到交響樂，多少有點相形見絀。中國最著名的交響樂團，應數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和中國愛樂樂團，這兩個樂團雖然優秀，但是比起外國的頂級樂團來說還有一定距離。 近日，呂思清的小提琴獨奏會《梁祝》，在音樂愛好者當中成為了一個不小的話題，為他做鋼琴伴奏的，是主辦機構——中央音樂學院香港基金會主席鄭慧博士。「這次音樂會的目的，是為中央音樂學院新成立的『交響樂學院』籌款。」鄭慧說，「過去中央音樂學院有管響系，但是沒有獨立的交響樂訓練中心。提升這方面的訓練，有助於提高中國在交響樂方面的水平。」 鄭慧博士在香港演藝學院接受採訪 北京、香港和美國 和朗郎相比，鄭慧的鋼琴路多了一段香港的插曲，她自言自己的脈絡是「北京——香港——美國」。在北京出生，6歲開始，跟隨中央音樂學院凌遠教授及趙屏國學鋼琴；後跟隨家人移民香港，進入香港音樂學院學習。1984年以14歲之齡，獲得了香港藝術節大獎。 坊間有時會稱她為「郎朗師姐」，原因是她和郎朗在北京是同一個老師，在美國又是同一個老師。1991年，鄭慧獲得全額獎學金，進入世界頂級的美國費城柯蒂斯音樂學院（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修讀學士學位，和郎朗一樣師從該院院長格拉夫曼及教授利普金。 其後的經歷，更令人覺得有點「高不可攀」，1994年，她獲耶魯大學音樂學院深造碩士學位；1999年，師從著名導師基．卡力素，在紐約州立大學拿到了音樂演奏家專業博士學位。 鄭慧博士正在進行表演 曾為沒「感覺」而沮喪 一路走來，看似順風順水，其實卻有著外人難以理解的艱辛。去美國的時候，鄭慧已經是冠軍級人馬，但是她的老師曾經批評她「沒有從音樂裡面聽到故事」，一度令她有點沮喪，「有教授說，你覺得作曲家想你表達什麼？而這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問題。」 鄭慧說：「內地的風格源自俄羅斯，比較注重技術，講究準確性。而美國則注重通過音樂來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