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與回應——徐小斌的童年呼喚與創作道路

徐小斌近照(受訪者提供)

■李炘(本刊編輯)
□徐小斌(著名作家、編劇)

編按:蘇童和徐小斌是中國當代文壇的重要人物,星期日(10月30日)他們將會在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兩場講座,這次講座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和亞洲協會主辦,晚上他們兩位還會出席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與香港作家聯會合辦的文學交流講座,本刊在講座之前,訪問了講者,內容談及文化復興和創作道路等諸多話題。以下是徐小斌的訪問記。

■:您這次演講的題目叫做「呼喚與回應」,請問有什麼特別含義嗎?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有句名言:「寫作是一種使命,它是對一種呼喚的回答,而這個呼喚通常是在一個人小的時候就已經聽到」。這個說法也許聽起來有點神秘,但是很真實。因為童年經驗對於一個作家、特別是純文學作家來講,非常重要。自然,並不是人人都能聽到這種呼喚。或者,只有真正的作家才能體會吧。

我是悲觀主義者

■:這個觀點很有趣,您童年的呼喚是什麼?現在又作出了怎麼的回應?

□:我的寫作一般都是有一個表層的故事和一個深層的內核,我希望讀者喜歡我的故事,但更希望他們了解我故事中深層的含義。

我的童年由「金碧輝煌」和「暗淡破碎」組成,在學校,我學習成績好,因此很受重視,幾乎得過一個人少年時代所能得到的所有的榮譽。但在家裏卻受到母親的漠視,這令我時時感到壓抑和痛苦。小時候,我常會有各種匪夷所思的想像,譬如在夜晚,我會將窗簾縫隙看見的向日葵想像為戴着草帽的人,而他總是陰險地通過窗子窺視進來。我對成人世界充滿恐懼,常有格格不入的感覺,而這又令我內心閉鎖,始終注視着內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記憶變得支離破碎——遇到現實中的醜惡,我經常會產生逃離的想法。

但無論如何,我選擇了寫作,我曾說過:「寫作是置身於地獄,卻夢寐以求着天國的一種行當。」寫作是我童年呼喚的回應,也是我從小的生存方式,事實上,我認為寫作不是記錄生活,而是對生命的觀照。

■:因此您的作品才會流露出一種淡淡的憂愁吧?

□:不是淡淡的憂愁,而是一種徹底的悲觀主義。對,我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我覺得只有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才能樂觀地活着,如同維納所說:「人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是要死的,但不能因為這個就不活了。」不但活,還要活得有價值。

拒絕媚權作文

■:您提到西蒙.波娃,她是著名的女性主義者,《第二性》更被譽為經典,她對您有影響嗎?

□:讀過她的《第二性》,也了解到她和薩特之間的真實情况,但如此而已。我的寫作幾乎沒有和任何作家產生互文本關係,如果說影響,那麼只有一本書對我產生過重大的影響,那就是《紅樓夢》。我九歲時第一次讀它,後來讀過無數遍,可以說這本書對我的寫作和人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請問什麼是真正的作家?

□:我想說的是,不是每個寫作的人都是真正的作家,還有寫手,寫手是沒有內心靈魂和原則的人,什麼都可以寫;但作家、特別是純文學作家,他知道什麼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他拒絕命題作文,特別是這種命題作文是媚權的、違背他的做人準則、傷害他的靈魂的,那麼即使是給他一座金山,他也會拒絕——這是真正的作家。

■:回到您的作品,有人說,您很擅長營造出一個場景,並由場景和主角的互動來帶出整個故事,您同意這種評價嗎?

□:我有時會用這種方法,可能跟我從小畫畫有關係,我在寫作的時候經常眼前會出現一些畫面,所以有讀者說我善於營造小說的氛圍,我覺得人物融入這種氛圍會感覺更真實。

■:您曾經表示中國文學缺乏想像力,這是導致您努力營造場景的原因嗎?

□:沒有必然聯繫。中國文學的想像力愈來愈匱乏,跟整個的文學環境有關。題目太大了,恕我在此無法展開。

■:談到想像力,您還說過文學是一種模糊的思維,可以再解釋一下嗎?

□:這是維納(Norbert Wiener)說的,我在思想上受他影響很深,他是控制論的鼻祖。早在上世紀初他就說過,在未來的時代,電腦幾乎可以在一切方面代替人腦,唯獨在文學藝術方面無法替代,因為電腦需要的是明確的指令,而文學藝術是模糊的思維。

這是因為,模糊的思維才是最高級的思維,因為它具有原創力。當代中國還沒有完全認識到原創力的價值,這也是導致中國的創意產業在世界上無法立足的原因之一。有兩件事一直令我無法釋懷,一是美國用中國故事花木蘭拍成電影,結果成功佔領中國市場,我們的創意產業在幹什麼?幾乎等於零!還有一個數據,中國 500間最好的出版社的年收入總和,竟然不及德國貝塔斯曼一家。是什麼導致這樣的結果呢?值得我們深思。

用生命在寫作

■:到目前為止,您最喜歡自己哪一部作品?

□:作品是自己的孩子,個個都喜歡(笑)。但是付出最多的是《羽蛇》,寫了整整三年,為它放棄了一切,幾乎付出了我所有的心力,並且影響到了我的健康。還好很多讀者喜歡這部書,我認為這是對我最大的獎賞——在美國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 Inc.)出版英文版後,有讀者在我的門戶網站留言說:「能感覺這位作家是用生命在寫作,她寫這部書沒有寫死已經很不錯了。」這個話讓我很感動,我覺得他讀懂了。

■:這是您第幾次來香港?對香港的印象怎麼樣?

□:這是第五次來香港。對香港印象真的很好,香港人守規則,樂於助人。我在1999年第一次來港,一天下着雨,我問一個年輕人,地鐵在哪裏,他不但告訴我,還打着傘把我送到地鐵口,讓我對香港市民留下良好印象。我還參加過香港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那次時間比較長,大概有一個月。過去總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在那一個月內,我發現香港學界要比大陸嚴肅得多也乾淨得多。

■:書籍、影視和互聯網都能看到您的作品,您好像還開了博客,您怎麼評價這些平台?

□:我的博客早就關了,現在新浪和騰迅不斷地催促我建微博,我一直沒有答應。我覺得自己沒有這個精力,還是書籍寫作對我是最重要的。當然,在這個讀圖時代,影視也很重要,何况我從小就是電影迷。這次完成的三十集電視劇《虎符傳奇》就是香港美亞投資,他們同時還投了一部我的電影《敦煌遺夢》,這次這部小說也由西蒙發行了全球英文版,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這次講座活動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和亞洲協會(Asia Society)主辦,焦點放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新興亞洲國家,您對這次的活動有什麼感想嗎?

□:這正好很符合我的《敦煌遺夢》的主題,敦煌遺夢中探討了佛教,佛教是印度傳來的,而藏傳密宗與中原佛教的教義有如此大的不同,這是很有趣的事,我在美國的代理通知我,讓我就這個問題和一位印度女作家對話。中國印度是兩大古老文明的發源地,與印度的交流肯定少不了文化的交流,中國文化的復興是迫在眉睫之事,這次的活動很有意義。

《明報》,文化人間,201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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