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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童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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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蘇童(網絡圖片) ■李炘(本刊編輯) □蘇童(著名作家) 早前,蘇童接受本刊電話訪問,茲將摘錄如下: ■:在您開微博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些媒體會稱您為傳統作家,您對這個稱呼怎麼看? □:我對「作家」前面那個名詞或形容詞並不是太在意,傳統也好,先鋒也好,寫出好作品才是好作家。當一個好作家,這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 ■:早前,《百年孤獨》在內地出版,文學評論家朱大可認為您的《1934年的逃亡》受了此書的影響,是這樣的嗎? □:朱大可先生的判斷應該是準確的。我寫《1934年的逃亡》時,正是馬爾克斯風靡中國文壇,受年輕作者膜拜的時候,他的敘述方法,甚至詞語的使用,都對一大批年輕作家產生了影響,我也一樣。不過我想強調馬爾克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一陣大風吹過樹林,樹木免不了鞠躬致意,所以,向一個偉大的作家鞠躬致意不是什麼羞恥,而是必要的文明禮貌。當然,擺脫大師的陰影,是每一個作家成長過程中的另一個環節,也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到目前為止,您最喜歡自己哪一部作品? □:短篇有很多篇,長篇最喜歡的是《河岸》。 ■:有一些評論認為,您的小說特別注重描寫人物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男女關係,內在的邏輯是什麼? □:讀者有權利以自己的方式來解讀一個作家的作品,作為我的寫作主旨,一直關注的是「人」的世界,人與人的關係,包括男女關係,是這個世界中最重要的組合脈絡,是有溫度的,有色彩的,有非常神秘複雜的肌理,其中充滿了愛,也充滿了痛,當然還有虛無和迷惘。沒有一部作品可以終結這個主題,自然也沒有誰有權宣告他昭示了「邏輯」,所有嚴肅的作家只是在試圖勾勒這「邏輯」的線條,一根兩根,線條而已。 ■:在您眼中,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城市? □:幾乎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喜歡香港。我覺得香港不需要大變化了,需要的是安寧。 ■:現在文學的表達方式不僅通過書籍,也可以通過互聯網,和另一位講者徐小斌女士一樣,您也有博客。 □:我還是偏傳統,最喜歡的是別人手裏有我的書。 ■:您對這次的活動有什麼感想嗎? □:印度作家大多用英文寫作,中國作家絕大多數用中文寫作,在一起正好探討亞洲作家的創作境遇,至少反映一個側面。 《明報》,文化人間,2011年10月28日

呼喚與回應——徐小斌的童年呼喚與創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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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斌近照(受訪者提供) ■李炘(本刊編輯) □徐小斌(著名作家、編劇) 編按:蘇童和徐小斌是中國當代文壇的重要人物,星期日(10月30日)他們將會在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兩場講座,這次講座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和亞洲協會主辦,晚上他們兩位還會出席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與香港作家聯會合辦的文學交流講座,本刊在講座之前,訪問了講者,內容談及文化復興和創作道路等諸多話題。以下是徐小斌的訪問記。 ■:您這次演講的題目叫做「呼喚與回應」,請問有什麼特別含義嗎?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有句名言:「寫作是一種使命,它是對一種呼喚的回答,而這個呼喚通常是在一個人小的時候就已經聽到」。這個說法也許聽起來有點神秘,但是很真實。因為童年經驗對於一個作家、特別是純文學作家來講,非常重要。自然,並不是人人都能聽到這種呼喚。或者,只有真正的作家才能體會吧。 我是悲觀主義者 ■:這個觀點很有趣,您童年的呼喚是什麼?現在又作出了怎麼的回應? □:我的寫作一般都是有一個表層的故事和一個深層的內核,我希望讀者喜歡我的故事,但更希望他們了解我故事中深層的含義。 我的童年由「金碧輝煌」和「暗淡破碎」組成,在學校,我學習成績好,因此很受重視,幾乎得過一個人少年時代所能得到的所有的榮譽。但在家裏卻受到母親的漠視,這令我時時感到壓抑和痛苦。小時候,我常會有各種匪夷所思的想像,譬如在夜晚,我會將窗簾縫隙看見的向日葵想像為戴着草帽的人,而他總是陰險地通過窗子窺視進來。我對成人世界充滿恐懼,常有格格不入的感覺,而這又令我內心閉鎖,始終注視着內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記憶變得支離破碎——遇到現實中的醜惡,我經常會產生逃離的想法。 但無論如何,我選擇了寫作,我曾說過:「寫作是置身於地獄,卻夢寐以求着天國的一種行當。」寫作是我童年呼喚的回應,也是我從小的生存方式,事實上,我認為寫作不是記錄生活,而是對生命的觀照。 ■:因此您的作品才會流露出一種淡淡的憂愁吧? □:不是淡淡的憂愁,而是一種徹底的悲觀主義。對,我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我覺得只有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才能樂觀地活着,如同維納所說:「人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是要死的,但不能因為這個就不活了。」不但活,還要活得有價值。 拒絕媚權作文 ■:您提到西蒙.波娃,她是著名的女性主義者,《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