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香港李鄭屋徙置大廈外牆上的「雙十」徽號和國旗被徙置事務處職員拆除。按照當時的規定，居民可以掛旗，但不能影響建築物觀瞻。當年留港的國民黨支持者（下文簡稱右派）不僅懸掛旗幟，還搭建了近兩層樓高的巨型「雙十」徽號，徙置事務處於是採取清拆行動。港英政府新聞處當晚發出的稿件強調，行動「係依照往年所採取之程序」。[1] 但這項例行的清拆卻引發了香港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暴動。港英的報告指出，除了抗議裝飾被拆，右派還要求懸掛巨幅孫中山及蔣介石肖像[2]。那麼，右派為什麼在一九五六年如此執着，不惜違反港英的規則，也要堅持「非掛不可」？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林孝庭指出，一九六六年國民黨情報單位在廣東多地發動破壞行動，作為慶祝蔣介石八十大壽的「獻禮」[3]。沿着這條線索，香港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先後發生與國民黨有關的騷亂，恰好分別碰上蔣介石的「六六華誕」（六十六歲生日慶祝的習俗，在江浙一帶較為流行）和「七秩華誕」（即七十歲生日，蔣介石生於一八八七年，華誕為虛歲生日）。這種時間上的重疊不能證明雙十暴動是為祝壽而策劃，卻能說明這個年份確實有些特殊。 屋外裝飾是右派表忠 在國民黨的宣傳中，十月十日「國慶」、十月廿一日華僑節、十月廿五日台灣光復節，以及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生日，經常被納入「光輝十月」的框架一同慶祝。一九五一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慶祝總裁（蔣介石）華誕指示要點」，要求活動「不鋪張但須普遍熱烈」，並要求「策動民眾作自動自發的表示，尤應以當地民眾為主體」。實際指引卻十分具體：公共場所須懸掛國旗，黨政機關要設置壽堂，開放簽名祝壽，戲院安排相關劇目，學校講述蔣介石的言行和革命事略[4]。表面上「民眾自發」，實際上有清晰的組織要求。掛旗數量、參與人數、遊行規模和募款成果，都可以成為地方黨部向上級呈報的動員指標。 一九五六年，適逢「國慶」四十五週年和蔣介石七十歲生日，赴台參加活動的香港代表團被稱為「國慶暨祝壽團」[5]，右派報紙報道雙十活動時，也反覆把「國慶」與「七秩華誕」並置。連美國CIA的《情報週報》也注意到，國民黨當年加大了海外雙十活動的宣傳和經費[6]。在這個意義上，李鄭屋外牆和樓頂上的徽號並不只是慶祝裝飾，也是地方組織能否展示忠誠、是否完成動員任務的公開標誌。同時，香港左派為防止右派搗亂，每年十月一日和十月十日要增派人員留守會所，後來連十月三十一日蔣介...

從美國強行控制委內瑞拉總統，到伊朗局勢反覆無常；從北約持續東擴，到烏克蘭境內未曾熄滅的戰火，當今世界局勢動盪不安，變得越來越不太平。 在一團混亂的地緣政治迷霧中，是否存在一套系統性邏輯，能貫穿這些看似零散的事件？筆者認為，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喬治·莫德斯基（George Modelski）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Long Cycle Theory），是最具解釋力和前瞻性的框架。 五百年長周期的歷史脈絡 該理論把國際體系演進劃分為約100至120年的長周期，每一輪周期均由一個「世界領導國」主導，並經歷四個階段，每階段約30年： 1.全球戰爭（Global War）：舊秩序崩潰後的決定性衝突，最終產生新的領導國。 2.世界權力（World Power）：領導國確立霸權，建立全球規則與制度。 3.非正統化（Delegitimation）：領導國的地位受到質疑，挑戰者開始出現。 4.分散化（Deconcentration）：權力從單極向多極擴散，系統進入不穩定狀態。 自 1500 年以來，人類歷史已經走過了五輪的周期。從葡萄牙的海權創新、荷蘭的金融資本主義、到英國兩度憑藉議會制度與工業革命登頂，再到美國主導的「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每一代霸權都憑藉當時的核心競爭工具成為秩序的主導國。 根據此理論，美國主導的體系約於2000年前後進入「分散化階段」。此時領導國的全球治理能力下降，單極秩序逐漸轉向多極競爭，霸權的維護成本亦變得難以持續。因此，大國採取「戰略收縮」以實現「固本培元」就成為了一種合理的選擇。 貌似戰略擴張的戰略收縮 以美國為例，無論是特朗普推行的「對等關稅」、要求歐洲盟友增加防務開支，還是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重拾「門羅主義」以鞏固美洲後院，以及公開表示有意併吞格陵蘭。表面看似戰略進取，實質卻是戰略收縮。其核心目標是鞏固對美洲的控制，對外減少海外承諾，為體系轉型做好準備。唯一可能打亂這一部署的，是誤判形勢而偷襲伊朗，導致陷入戰爭泥潭。 無獨有偶，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亦可被視為其在全球體系分散化背景下，試圖通過軍事手段將斯拉夫民族核心區納入其安全範圍的嘗試。然而，如同美國在伊朗的受挫，俄羅斯也陷入了長期的消耗戰。 除此以外，地區大國的調整亦趨明顯。長期依賴北約及美日安保條約「和平紅利」的歐洲與日本，如今對保護傘的可靠性產生前所未...

過去70多年，沙頭角中英街這個「邊境禁區中的禁區」，對港人而言是一道充滿神秘色彩的「鎖鑰」。 隨着當局開始局部開放，加上北部都會區發展戰略提速，以及國家十五五規劃對深港融合的賦能，這片昔日的「邊陲之地」，正迎來歷史性的蛻變契機。 1949年10月，美國《生活雜誌》攝影記者 伯恩斯（Jack Birns） 在香港與深圳交界的中英街拍下了 一組照片 ：一塊僅及小腿的界碑，兩旁分別站着英國殖民地警察和內地邊防軍人。適逢新中國剛剛舉辦完開國大典，街道兩旁的房屋掛滿五星紅旗，還有不少居民對着記者好奇地張望。冷戰那時剛剛開始，氣氛不算十分緊張，當時的人可能難以想像，這裏兩年後就會成為禁區長達75年。 《人民日報》曾形容，中英街與德國的柏林圍牆、北韓的三八綫、越南的賢良橋一樣，被譽為「 20世紀4條最著名的分界綫 」，這張照片後來也成為東西陣營對峙的標誌之一。 然而，與其他布滿鐵絲網、哨站甚至地雷的分界綫不同，中英街始終是一條沒有高牆的開放式邊界。回歸後不久，沙頭角分區指揮官林慧敏還指，「 這條『開放式』的邊界，令中英街比其他邊界更難管治。 」 開放窗口禁區壁壘並存 對於中英街，中國與港英政府的態度截然不同。1951年，港英政府以防止偷渡及走私為由，將沙頭角共2,800公頃土地劃為邊境禁區。此後數十年間，香港一側嚴禁普通市民以旅遊名義進入沙頭角墟，更遑論踏足中英街，只有持有俗稱「禁區紙」的當地居民才能進出。 而在扮演「竹幕」的中國，卻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便已率先開放中英街旅遊，一度成為內地居民「不出國門也能看世界」的窗口。在全盛時期，前往中英街購物的內地遊客高達每日10萬人次，街上的金舖多達90餘間，令這彈丸之地水洩不通。 有趣的是，香港並非完全沒有旅行團前往中英街。曾主理工聯會華南旅行社中國旅遊業務的石中英，在回憶錄 《英氣》（下卷） 透露，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後的幾年，他做得最落力的業務正是與深圳工會合辦的「中英街旅行團」，「每次旅遊巴20架，浩浩蕩蕩由華界進入中英街。」 能夠組織20輛旅遊巴士，足以證明這個景點對香港遊客有一定的吸引力。無論是尋幽探秘，還是了解歷史，又或是出於愛國情懷。這段記載，印證了一個奇特的現象：香港人若想看一眼「祖國」的中英街，不能直接從香港一側跨過，反而要繞道進入內地（華界），再由北向南進入這條街道。這種旅行團可謂是「上有政策，...

美國總統特朗普進行伊朗戰爭相關的記者會（ 白宮圖片 ） 美以伊戰爭已持續超過一個月。在多方斡旋之下，美伊雙方達成暫時停火，美軍派出地面部隊登陸伊朗的壓力暫時緩解。然而，美國部署地面部隊需要時間，伊朗也需時整合國內武裝力量，這兩周停火是否只是為下一階段衝突做準備，目前尚不得而知。值得留意的是，即使硝煙暫息，美軍仍維持龐大的軍隊部署，外交資源也持續被德黑蘭的動向牢牢牽制，顯然尚未擺脫「戰爭泥潭」。 打不贏 退不出 何謂「戰爭泥潭」？學術界普遍將其核心特徵概括為「打不贏、退不出」的戰略僵局。美國政治學者喬納．舒荷佛—沃爾（Jonah Schulhofer-Wohl）在Quagmire in Civil War一書中將其定義為「繼續戰鬥的成本已超過預期收益，但撤軍卻會進一步增加而非降低這些成本」。換言之，只要衝突中的沉沒成本使一國無法自由退出，便已符合學術上的泥潭定義。 即使僅依賴海空力量，美軍若被迫長期滯留該海域、無法自由調整部署，便已構成事實上的牽制。派出地面部隊會大幅提高退出成本，令泥潭愈陷愈深，卻不代表不派地面部隊便可免於泥潭之困。如今美國若貿然撤軍，可能動搖其中東盟友體系與區域影響力；若持續維持軍事壓力，則需長期投入大量資源，成本遠超任何可預期的收益。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正是典型的「泥潭」特徵。 梳理相關理論不難發現，特朗普政府幾乎已全方位陷入這一困境。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指出，決策者常因過度樂觀，盲目相信「再加一點兵力就能取勝」，最終導致無法自拔。特朗普在斬首伊朗高層後未能迅速結束衝突，前段時間，更計劃加碼派出地面部隊，或考慮進一步攻擊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正是此種思維的體現。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前主席萊斯利．蓋爾布（Leslie Gelb）則從「國內政治動機」角度分析，即使決策者明知無法獲勝，也可能為了避免被貼上「失敗者」標籤而選擇維持僵局。共和黨面臨11月中期選舉的壓力，貿然退兵恐影響選情，這構成了難以退出的內在阻力。 斯沃斯莫爾學院政治學教授多米尼克．蒂爾尼（Dominic Tierney）認為，當戰略目標從單純摧毀敵方政權，轉向建立新秩序時，更容易陷入泥潭。特朗普多次公開宣稱要實現伊朗政權更迭，恰好落入此一陷阱。 先前提及的舒荷佛—沃爾教授還指出，外部贊助者持續提供資源，會導致衝突雙方均缺乏妥協動力。這讓...

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 特朗普政府試圖光用空襲迫使伊朗政權更迭，不但違反軍事常識，更可能把美軍拖入持久戰泥潭。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針對伊朗高層的軍事行動後，多次呼籲伊朗人民推翻政權，但伊朗政府不僅沒有崩潰，反而迅速完成權力交接，由前最高領袖的兒子穆傑塔巴．哈梅內伊（Mojtaba Khamenei）出任新的最高領袖。三月十二日，「小哈梅內伊」發表首次公開講話，宣示將繼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並要求鄰國關閉境內的美軍基地，充分展現了伊朗的抵抗意志 。 許多分析人士對美軍「斬首行動」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回顧相關理論，不難發現，過去百年，空襲戰略經歷了早期過度高估，到如今回歸現實的歷程。其中，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佩普（ Robert Pape ）的理論尤為重要，幾乎準確預言了當下美國所面臨的戰略困境。 空襲理論之父判斷 被譽為「戰略轟炸之父」的意大利將軍朱利奧．杜黑（ Giulio Douhet ）最早系統性闡述了空襲理論，他於一九二一年出版《制空權》（The Command of the Air），主張空軍應優先摧毀敵方空軍力量，隨後大規模轟炸工業中心、交通樞紐、能源設施，甚至平民密集區。他特別強調「士氣攻擊」，即透過無差別轟炸，製造社會恐慌與崩潰，摧毀民眾意志，迫使政府投降。 到了冷戰高峰期，美國博弈論學者托馬斯．謝林（ Thomas C. Schelling ）在一九六六年出版《武器與影響》（Arms and Influence），認為空襲不應追求一次性毀滅，而應逐步升級，讓敵方預見未來將承受更大成本，從而理性讓步。謝林強調，空襲是施加壓力的手段，但需保留談判空間，避免衝突過度升級。在他看來，空襲若被視為「末日審判」而非「可控威脅」，反而可能激發對手更強烈的抵抗。 外科手術式精準打擊 冷戰末期，美國空軍上校約翰．沃登三世（ John A. Warden III ）於一九八八年提出「五環理論」（ Warden's Five Rings ），將敵方國家視為有機系統，由內向外包含：領導層、關鍵生產設施、基礎設施、民心士氣與野戰部隊。他主張空中力量應「由內向外」，優先摧毀核心的領導層環節，以實現「戰略癱瘓」。 沃登認為，現代精確制導武器使空軍有能力以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跳過傳統的地面部隊，直接攻擊敵方中樞。該理論在一九九一年海灣戰爭中大放異...

駿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莊峻岳（輕新聞攝）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自2021年《香港2030+》及《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提出以來，已成為香港未來20至30年最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項目。該區總面積約300平方公里（30000公頃），相當於香港陸地面積的三分之一，涵蓋元朗區及北區多個現有新市鎮及全新發展區。據官方規劃，北部都會區可提供超過50萬個住宅單位及相若就業機會，全面發展後預計容納250萬人口，成為香港未來發展引擎。 香港《輕新聞》專訪駿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港交所代號：08188）主席兼執行董事莊峻岳先生。作為專注地下基建、隧道建設及結構工程的資深從業者，莊峻岳剖析了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藍圖、工程挑戰與創新應對策略。 北部都會區四大區域略圖。（發展區網站擷圖） 打破「南下返工、北上睡覺」困局 莊峻岳指：「如果以現有城市比較，北部都會區約相當於74個天水圍（天水圍約406公頃），或約相當於30個灣仔區（灣仔、灣仔北、銅鑼灣、跑馬地、大坑、渣甸山、司徒拔道、黃泥涌峽及灣仔峽等地區加起來約1000公頃）。」他形容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發展項目。 北部都會區不但解決房屋短缺，更透過「職住平衡」概念重塑香港人居模式。項目分為四大區域：西部洪水橋／厦村定位為高端專業服務及物流樞紐；中部新田科技城聚焦創科、物流及創新產業；古洞北及粉嶺北以商貿及住宅為主，也是口岸商貿及產業區；東部則是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園，強調休閑與保育融合。 北部都會區最大創新在於平衡商業與住宅比例，打破傳統「南下返工、北上睡覺」的通勤格局。「以往天水圍居民每日上下班或需要兩小時，浪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北部都會區致力實現『職住同行』，讓科技城從業員可在附近居住，真正做到work-life balance。」 他指出，新田科技城將提供約5萬個住宅單位，專為科技人才服務。「即使深圳或香港科技企業員工，也可盡量在北部居住，緩解職住不平衡。」洪水橋及古洞北住宅比例較高，生態園則發展為旅遊區，帶動經濟效應。「這不僅解決土地問題，更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基建先行的工程挑戰 基建先行是北部都會區關鍵，莊峻岳以駿傑集團參與的東涌東項目為例：該區率先大規模採用公共設施共同溝（Common Utility Tunnel），將供水、供電、光纖、污水等公用設施集中於一條方形隧道內。「以往舊區如灣仔、北角，維修水管或電纜需要封路，...

2026年1月17日，台灣革命共產黨宣布成立，他們是國際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革命共產國際」（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RCI）的台灣支部。 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是馬克思主義中最激進的分支之一，以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理論為核心，主張「不斷革命論」，強調革命不能止於一國，而須在全球範圍持續輸出革命。因此嚴厲批判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視之為對資本主義的妥協。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托派組織往往獲得相對寬容的生存空間。這些公開主張推翻現行體制的團體，在對共產主義不友善的環境下，卻常被「輕輕放過」。這背後究竟有何原因？ 台灣托派興起與官方寬容態度 2026年1月，台灣革命共產黨（簡稱台革共）正式宣告成立，屬於革命共產國際（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台灣分部，其成員多為年輕人。台革共官方平台發表的宣言性文章主張：「必須推翻所有的資本家統治階級，他們的政黨，以及他們的國家政府——中華民國，並以一個工人民主的政權取代它，以作為推翻整個地區資本主義的一步。」（《革命是台灣唯一的出路：我們為什麼要成立〈火花〉》）建黨宣言更強調，要成為「足以帶領群眾推翻中華民國統治階級並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主導力量」。 托派的綱領遠比主張議會改良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諸如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更激進。台灣從白色恐怖時期嚴厲鎮壓左派，到近年因言論問題而驅逐大陸籍配偶。一個主張推翻政府的政黨宣布成立，本應引發警鈴大作。然而，大陸委員會發言人梁文傑在2026年1月2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對台革共的回應卻只是「輕描淡寫」。 他表示，經查該組織未向內政部申請成立政黨，可視為「思想性社團」或「讀書會」，只要不從事違法行為，即可繼續存在。梁文傑進一步指出，這是「托派」組織，在中共黨史上一直被視為「眼中釘」，不太可能成為中共的在地協力者。這番表態對該黨要「推翻政府」的主張視而不見，反映官方的輕視態度。 香港1970年代托派的歷史鏡鑒 無獨有偶，類似情節早在1970年代香港上演。1967年左派「反英抗暴」失敗後，主流左派如工聯會等團體遭受重創：成員被驅逐、監禁或監視，左派學生運動也幾近崩潰。這一真空期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提供了機會，一些在西方接觸托派思想的青年回港與流亡的中國托派結合，成立了香港...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odore Roosevelt 在美國的政治家族中，羅斯福家族無疑是最重要的。這不僅因為該家族產生了兩位總統——叔叔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侄子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也因為他們在美國歷史上的總統排名中始終位居前列。有趣的是，二人的外交政策取向截然不同：保守派往往更推崇老羅斯福，而進步派則更偏愛小羅斯福。在某種程度上，解讀這兩人的政策，便能大致把握美國左右翼在外交策略上的核心分歧。 2025年12月4日發布的 《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中，在「門羅主義」之後附加了「特朗普推論」（Trump Corollary），其思路無疑是效仿百餘年前老羅斯福對門羅主義的拓展，即「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 「門羅主義」反歐洲列強殖民 美國第五任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在1823年提出的主張，被後世總結為「門羅主義」。其核心是反對歐洲列強在美洲的殖民企圖，將之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同時承諾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在當時的背景下，這一主張雖以維護美國利益為出發點，也遏止了殖民勢力在美洲的擴張，保障了南美各國的獨立。 老羅斯福則在1904年「委內瑞拉危機」後，對門羅主義進行新的詮釋，提出了「羅斯福推論」。他單方面主張，美國應在西半球行使「國際警察權」（international police power），以結束當地的「長期混亂」。當時委內瑞拉拖欠德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債務，三國計劃武力討債。老羅斯福一方面阻止歐洲國家入侵委內瑞拉，另一方面聲明美國會確保歐洲的「合法訴求」得到滿足，從而介入歐洲與南美國家之間的衝突。最終，委內瑞拉以關稅作為抵押，直至1930年才償清債務。 實際上，自1898年起，美國便頻繁軍事干預中南美洲局勢，直至1934年左右才告一段落。雖然這些行動不全發生在老羅斯福任內，但「羅斯福推論」無疑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在此期間，美國干預過的國家包括古巴、巴拿馬、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多米尼加、海地等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國家，以及鄰國墨西哥。這一系列主要由美國海軍陸戰隊執行的軍事行動，多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經濟利益，因此也被後世稱為「香蕉戰爭」（Banan...

菲律賓空軍退役將軍波基茲於2026年1月5日上午被捕。（社交平台X圖片） 2026年伊始，菲律賓政壇即迎來新一輪震盪。1月5日，退役空軍少將羅密歐·波奎茲（Romeo Poquiz）在馬尼拉尼諾·阿基諾國際機場（Ninoy Aquino International Airport）被捕，罪名為「煽動叛亂」（inciting to sedition）。這位67歲的前將領，被指控在2025年11月的反腐敗示威中，公開呼籲軍方「撤回對總統小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 Jr.）的支持」。政府強調 執法依循法律程序 ，而波奎茲的律師則批評此舉屬「明顯的騷擾與恫嚇」，並稱其當事人已經退役，言論僅是「討論貪腐可能造成的結果」，而非直接煽動叛亂。波奎茲在當天獲保釋，預審定於1月14日。 波奎茲現年67歲，曾任菲律賓空軍高級將領，退役後擔任民間組織「聯合人民倡議」（United People's Initiative, UPI）的召集人，該組織批評現屆政府處理貪污不力。是次拘捕的導火線可追溯至2025年11月16日於人民力量紀念碑（People Power Monument）舉行的集會，據報導，波奎茲在現場呼籲軍方「撤回對小馬可斯的支持」，以回應一系列涉及總統及其盟友的貪污指控。 「聯合人民倡議」指控小馬可斯被指從非法賭博經營者收取回扣，以及國會領導層涉於公共工程項目中貪污。波奎茲在Facebook帖文中強調，其言論並非意圖推翻政府，而是「表達對腐敗的不滿」，並否認鼓動軍事行動。惟菲律賓政府視其言論為煽動叛亂，認為可能動搖軍方的忠誠。 「幽靈項目」引起菲律賓國民不滿 2025年7月，強颱風重創菲律賓，多地防洪工程失效，導致災情擴大，據報造成627萬人受災、31人死亡。災後，公眾關注焦點迅速轉向一項名為「未編列資金」（Unprogrammed Funds）的總統辦公室秘密預算池。民眾與反對派質疑，巨額稅金可能被挪用至此；該項資金總額在小馬可斯上台後，據稱從2819億比索驟增至7315億比索，其具體流向成謎。 為平息民憤，菲律賓政府其後被迫披露，在全國9855個防洪項目中，有421個被確認為從未動工的「幽靈項目」，據估算造成高達1185億比索（約157億港元）的經濟損失。此醜聞直接動搖政局，小馬可斯的親信、參議院議長埃斯庫德羅（Chiz Escudero）及其表弟、...

筆者早前於《信報》撰寫了一篇文章，以石中英傳記《英氣》下卷為切入點，探討改革開放成功背後，中央的深遠布局與香港愛國商人所提供的關鍵助力。此書仍有許多細節值得深挖，其中一則是陳方安生叔父、著名骨科醫生方心讓於1980年代投資北京港澳中心的往事，能從側面一窺中央在人事與統戰上的高明手腕。 陳方安生的叔叔方心讓是香港著名的骨科醫生，亦為香港賽馬會會員。內地百科類網站多數會提及，方心讓於1987年與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合資7600萬美元，在北京興建30層高的港澳中心大廈。大廈落成時，方心讓、方召麐、陳方安生等家族成員包機赴京剪綵。 港澳中心之所以具指標意義，在於首度把香港賽馬會的賽事透過衛星直播到北京，並設立直通香港的投注熱線，在禁止賭博的內地，此舉堪稱破天荒。也兌現了鄧小平1984年對鍾士元、鄧蓮如所說的「馬照跑、舞照跳」，成為香港平穩過渡最具象徵性的形象工程之一。 表面看來，這像是方心讓醫生牽頭的商業項目。但石中英在《英氣》下卷第116頁透露了另一版本，原本最有機會成為港方合資夥伴的是由中聯辦（當時稱新華社香港分社）牽頭組建的「香港中國旅遊投資公司」。該公司陣容強大，由五間中資機構合組，包括中國旅行社、香港中國銀行、香港中國民航、中國海外建築及華南旅行社（工聯會轄下），辦事處則設於石中英任董事的華南旅行社內。 香港中國旅遊投資公司有投資上海友誼酒家的成功經驗，前期準備也做了整整兩年。就在一切就緒之際，卻突然接到港澳辦通知，該項目要轉交給方心讓醫生，石中英等人因此被勸退。據石中英在書中透露，負責傳話的官員私下表示，方心讓其實拿不出那麼多錢，資金主要由港澳辦牽頭籌集。換句話說，這是一場由中央主導、主動讓利的政治操作。 中央為何如此大費周章，捨棄愛國陣營而選擇方心讓？筆者認為可能有以下的一些考慮： 首先，在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的著作《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中，將香港賽馬會、滙豐銀行及總督比喻為香港英治時期三大權力中心，象徵英國在香港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核心。與馬會深度綁定，等於向香港主流精英階層宣告：回歸已成定局，中央承諾接手並延續香港核心的生活方式與利益。方心讓作為馬會會員，由他承接項目比愛國陣營更加順理成章。 其次，方心讓的父親方振武將軍是關鍵歷史符號，方振武曾變賣家產...

石中英傳記《英氣》下卷近日出版。該書上卷聚焦其青年時期投身左派社會運動的經歷，他在六七事件中印製及藏有傳單（尚未派發）而成為青年政治犯，封面以紅色致敬那個火紅年代。下卷則轉向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主角如何從左派機構下海經商，最終成為國際買辦的往事，封面換成劍橋藍，象徵人生新篇章。 下卷共七章，另附四段「餘韻」。內容由創辦時代電腦、承接「紅色經濟圈」電腦化業務起筆；到入職工聯會屬下的華南旅行社，主責拓展內地旅遊；再到從事國際買辦，直至成為中國彩色電視大屏幕彩管的「造王者」。書中展現了主角在改革開放浪潮中如何把握機遇、成就自我，並折射出香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特殊角色，頗具啟發性。 香港之所以成為「東方明珠」，與中國改革開放密不可分。然而，本書副標題卻是「一本你不知道的另類香港史」。誠然，市面上不乏關於改革開放的著作，探討港商北上的研究亦屢見不鮮，這段歷史本不應如此「另類」。但從英殖時期香港愛國青年的視角審視整個改革開放歷程的作品並不多，這正是本書的獨特價值所在。 談及改革開放，人們常以蘇聯為比較對象。許多人認為蘇聯解體源於戈爾巴喬夫先推政治改革、後行經濟改革。然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戈爾巴喬夫最初亦計劃優先推動經濟改革，其標誌包括1987年通過的《合資企業法》，允許外資與蘇聯部委、國企或合作社成立合資企業；同年稍後通過的《國有企業法》，則允許國企依市場需求決定產出，履行國家訂單後可自由處置剩餘產品，實現自負盈虧。這些措施與數年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頗為相似，且均早於1988年啟動的政治改革。甚至，政治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旨在削弱國內保守派與烏克蘭勢力（如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以推進更深層次的經濟改革。 披露超級聯絡人細節 儘管有中國的成功示範，蘇聯亦曾招商引資，但最終還是失敗解體，中蘇兩國差異何在？據傳戈爾巴喬夫曾分析，中國改革成功得益於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指出，香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構性作用，在於憑藉港英時期建立的法治與專業制度，承接並消化國內一切需經市場運作的資金、投機與投資，同時不影響內地民眾日常生活。該學者強調，香港人在此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幾乎所有境外資金、技術、管理與投資均經香港引入。他的直接證據是：約七成外國直接投資（FDI）透過香港進入中國大陸。 然而，這種宏觀論述雖有一定道理，卻未觸及政策落地的細節。改革開放並非一宣布，港資與國際資本便蜂擁而至...

Elon Musk 富豪馬斯克（Elon Musk）宣布成立「美國黨」（America Party），將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的技術至上哲學引入政治領域。馬克思（Karl Marx）曾指出，科技進步影響生產方式，進而塑造人們的思想與社會制度，稱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加速主義則將科技發展由工具提高到主體位置，主張加速科技發展，創造技術奇點以改革社會，認為既然技術進步是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傳統道德與文化價值就應為技術發展讓路。 英國哲學家尼克·蘭德（Nick Land）被譽為「加速主義之父」，他的思想一定程度受1980-199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啟發，當時中國政府通過摒棄過時的條條框框，全力招商引資與推動技術進步，快速實現了現代化。加速主義後來傳播至美國矽谷，深刻影響了馬斯克與彼得·蒂爾（Peter Thiel）等科技領袖。 對於技術進步的態度，存在左右兩派觀點。左翼認為資本主義已成為技術生產力的桎梏，強調技術的民主化，例如列寧提出的「電氣化加蘇維埃」，提倡技術惠及人民（可參考《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右翼則主張技術進步應由市場與精英主導，反對政府監管（可參考《Notes on e/acc principles and tenets》）。 馬斯克推崇的「有效加速主義」（e/acc）屬於右翼，視技術進步為最高價值，認為任何人都無法阻止加速，而市場機制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途徑，並假設社會問題可通過技術進步自然解決。馬斯克在2024年7月11日的一次直播中提到，腦機接口Neuralink的終極目標是讓大腦和計算機進行高度鏈接，在人類智能和數碼智能之間建立共生關係，降低AI帶來的風險。換言之，其最終目標不是幫助癱瘓患者恢復行動能力，而是讓植入晶片的人擁有比正常人更強大的能力，顛覆性不亞於創造「超人」。 然而，有效加速主義本質上是「反人類中心主義」的，全人類的福祉並非其首要考量，部份激進觀點如《Notes》一文明確表示，與超人類主義不同，有效加速主義對人類「沒有特別的忠誠」。至於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下的技術進步會擴大貧富差距，最終導致制度崩潰。有效加速主義者多數會迴避這類問題，也不太關心底層民眾是否會受益。而就加速主義的思想源頭上來說，中國人民大學翟東升教授指出，中國當前的發展模式可視為一種「...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引發國際社會廣泛爭議。綜觀近25年來的美國大戰略，可以發現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政策核心始終圍繞「維持美國霸權」展開，兩黨差異僅在於手段和話語體系。 如果說奧巴馬時代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客觀效果在於制約發展中國家；那麼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本質上也在固化世界格局，確保美國的主導地位。 按照 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 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於2000年左右進入「分散化階段」，其標誌包括中國快速崛起、歐盟經濟整合，以及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在此25年間，美國具備大戰略層級的政策僅有兩項：其一是歐巴馬的碳排放限制機制，其二即為川普的對等關稅。 碳排放 隱性的霸權維持工具 奧巴馬將氣候治理作為工具，主導一系列碳排放的框架，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圍繞美國設定的議程行動。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購買碳排放指標的機制，客觀上也會限制後者的工業化進程。 中國科學院丁仲禮院士2010接受柴靜訪問時直言，「 碳排放權即發展權 」，並警告如果按照美國的方案，二氧化碳排放權將成為稀缺商品。鑑於發達國家歷史累積排放量遠高於發展中國家，此機制其實極不公平。進一步推論，美國可以透過碳排放議題將世界格局固定下來，使任何國家均無法挑戰其霸權地位。 然而，隨著中國憑藉製造業優勢成為全球最大再生能源設備出口國（據 佳能全球研究所2025年3月7日報告，中國占全球太陽能與風能市場45% ），並在電動車領域取得主導權，碳排放的制約效果大幅削弱。拜登上台後試圖重拾氣候牌，但已難以遏制中國的產業升級。 特朗普政府乾脆放棄清潔能源戰略，其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公開稱淨 零排放「邪惡」 ，反映出美國策略的轉向，不能只用兩黨分歧加以解釋。 對等關稅 低成本的霸權工具 相較於奧巴馬的迂迴策略，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更為直接且成本低廉，既無需承擔多邊框架下的協調責任，亦不必補貼發展中國家。 近期案例可見，越南領導人向特朗普求和，提出雙邊零關稅，卻遭白宮貿易顧問 納瓦羅（Peter Navarro）嘲諷 ，稱此舉「毫無意義」，無法消除1230億美元貿易逆差。 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9日發布的《 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 》白皮書指出，若綜合考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企業本...

Mikhail Gorbachev and Donald Trump 2024年11月，俄羅斯反對派傳媒人 Mikhail Zygar 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評論，將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為蘇聯末代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認為二者都只會誇誇其談，「削弱了支撐國家的核心機構，留下的只有混亂」。比較一下特朗普3月5日的國會演說和1986年戈爾巴喬夫的蘇共27大報告，可以發現兩種迥異體制的改革路線確實有一些有趣的「歷史對稱性」。 在官僚體系改革這個核心議題上，兩位領導人展現出驚人的一致。特朗普痛斥聯邦官僚體系不斷膨脹，「 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阻礙了美國潛力的發揮 」，誓言進行「大膽而深刻的改革」；而戈爾巴喬夫早在40年前就指摘官僚主義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在手段上，特朗普通過「政府效率部」將聯邦內部諸多問題暴露在公眾面前，獲得民意授權來推進機構裁員，恰似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政策」破除官僚黑箱的現代翻版。 年輕人在這兩場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也很雷同。特朗普將「政府效率部」的年輕人奉為改革先鋒，戈爾巴喬夫則要求黨政機關配合共青團，把優秀青年提拔到領導職位。兩人重用年輕人，都是希望找尋一種對既有利益集團迂回突破的路徑。 經濟振興方面，特朗普在希望「製造業回流」的同時強調「先進製造業」，與戈爾巴喬夫試圖用嶄新工藝的「機器製造業」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策略殊途同歸。 國際週期處分散化階段 甚至在和盟友的關係方面，特朗普的說法是和歐洲「平起平坐」，戈爾巴喬夫的說法則是同所有共產黨「同志式地交換意見」。實質都是放棄領導角色，要求盟友或衛星國負擔更多責任。 因為蘇聯解體的緣故，戈爾巴喬夫的個人形象十分糟糕，不少論者都指責他的改革過於急速，但對他來說，債務問題和勞動生產率不足都迫在眉睫。同樣的問題又困擾着今天的美國。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 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曾做過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為美國和蘇聯的「總體輪廓」是相似的，只是因為意識形態差異，導致一些說法和做法存在差別。說明了超級大國在發展過程中，總會遭遇相似的治理困境。 要進一步理解特朗普和戈爾巴喬夫的戰略，不妨借用 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 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他將國際體系視為由全球性大國主導的週期，由於週期長達100年，普通人難以憑經驗觀察，不免會有人認為其理論過於陰謀論，科技的進步也會...

今年年初，DeepSeek 模型的發布在中國乃至全球 AI 界掀起熱潮。作為 LifeSync Robotics 的創始人，劉方對這一技術突破有著獨到見解。《香港輕新聞》與劉方深入探討了 DeepSeek 模型的創新之處、AI 技術的應用場景，以及在 AI 時代人類應具備的關鍵技能。 記者：感謝您抽空接受我們的採訪，能否請您談談 DeepSeek 模型的創新之處是什麼？ 劉方：很高興能跟大家分享。DeepSeek 模型的發布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突破。長期以來，西方國家的大數據模型在技術上佔據主導，但由於種種限制，這些模型無法在香港或中國大陸廣泛應用。DeepSeek 的問世改變了這一局面，它不僅代表中國在 AI 領域的重大進步，還讓普通民眾有了接觸大數據模型的機會。 DeepSeek 的核心創新在於它的訓練方法。傳統大語言模型，比如 OpenAI 的 ChatGPT，通常需要人類提供反饋，告訴模型哪些答案正確、哪些需要調整，甚至給出標準答案來引導學習。這種方式雖然有效，但耗時費力。而 DeepSeek 採用了純粹的強化學習，完全不需要人類干預。模型能自己尋找結果並自我評估，這大大縮短了訓練時間，也降低了對算力的需求。 根據官方數據，訓練 DeepSeek 的成本僅為 550 萬美元，相比 Meta 或 OpenAI 的模型，這只是它們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這意味著開發大數據模型不再是大公司或富裕國家的專利，發展中國家和中小企業也能參與進來。這種技術普及將推動社會生產力提升，讓更多人受益。 AI的應用場景 記者：除了大語言模型本身，AI 技術還有什麼值得關注的應用場景？ 劉方：AI 的應用範圍遠超想像。除了語言理解與生成，AI 還包括視覺處理，比如影像與視頻分析；聲音與語音處理；動作訊息處理，像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技術；以及數據模型分析，比如統計與預測等領域。 以大語言模型為例，它在日常生活中展現了驚人潛力。我能想到的一些例子包括： 法律賬單核對 ：律師給的賬單往往需要逐項核對是否合理，可能涉及大量郵件和通話記錄。把這些資料和賬單輸入 AI，它能快速比對每項收費是否真實，省時省力。 市場營銷文稿撰寫 ：AI 可以模仿指定風格生成宣傳文稿。只要給它參考樣本，比如公司過往文稿或競爭對手的案例，它就能迅速寫出初稿，稍微修改就能用，效率非常高。 報告撰寫 ：報告通常有固定結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