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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推動電子支付的困境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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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電子支付工具因為一輪又一輪的宣傳攻勢,在香港造成不少話題,過去不太流行的支付寶,甚至在蘋果手機的App Store變成下載量第一的軟件。電子支付貌似勢不可擋,但事實是否如此理想?

其實,今年初,香港發生了一個不太受公眾關注,卻可能十分重要的事。1月10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在立法會回覆議員質詢時表示,金管局正與業界合作,構建一個快速支付系統,全面連接銀行和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這是香港特區政府首次向社會發出信號——政府會促進電子支付的發展。

劉怡翔表示,即將建立的快速支付系統可以提供跨銀行即時轉帳、扣帳服務,以及商戶、客戶之間的支付服務和個人對個人的轉帳服務。為了促進儲值支付工具市場的發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數個政府部門,正研究以先導方式讓市民以電子錢包繳交政府帳單。

同時,金管局也會訂立二維碼標準,使商戶能夠利用同一個二維碼,接受客戶透過不同儲值支付工具進行支付。9月份會公佈細節。

香港現有的電子支付系統
目前,香港的電子支付受到《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監管,共有13間註冊機構,其中較為知名的包括內地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和騰訊的微信支付;國際的PayPal;香港本地八達通的o! ePay、香港電訊的Tap&Go和TNG等。表面上林林總總,但除了八達通以外,普及率都不算太高。

在1997年,香港已經有主要用作支付車資的八達通。比1999年的上海公共交通卡;2001年的新加坡易通卡和2002年的台灣悠遊卡都早。如今,八達通已經將勢力擴張到各行各業,連鎖經營的商店基本上都接受使用八達通。

八達通依托地鐵而生,其中一個普及的原因是獨占香港的交通工具支付,學生希望申請地鐵乘車優惠,必須申請個人版的八達通,多年下來足令八達通人手一張。據八達通網站的介紹,目前相關市面流通的八達通卡已超過3,300萬張,遠超過香港常住人口,有99%的市民擁有八達通。

劉怡翔將電子支付分為商戶、客戶之間的支付服務和個人對個人的轉帳服務,即Business to Consumer(B2C)和Consumer to Consumer(C2C)。在B2C部份,藉著傳統及非接觸式信用卡、八達通、易辦事等方式的電子支付約佔港私人消費支出總額約六成,二維碼支付則是剛起步階段。

對電子支付的正反意見
對此,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批評政府「後知後覺」,認為以往本港八達通支付系統領先全球各地…

【獨家專訪】兒科醫生李家仁 釐清過度活躍症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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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輕新聞】早前香港發生倫常慘案,一位52歲外婆疑因照顧6歲患過度活躍症(AD/HD)的孫兒心力交瘁,「不想孫兒辛苦」將其勒死。香港輕新聞發現,除了世界衛生組織、香港醫院管理局等官方資訊外,坊間對過度活躍症也有不少討論和偏方,為了解其可信程度,專訪了李家仁醫生。

過度活躍症有多普遍?
李家仁醫生表示,世界範圍有記錄的兒童過度活躍症發病率約為3-7%;香港過往的調查顯示,本港6至16歲兒童的發病率相若,其中男童比女童發病率更高,比例約為5:1,估計在香港兒童及青少年中有4萬人是患者。

頑皮和過度活躍症怎麼分辨?
李家仁醫生形容,過度活躍症的不像其他症狀,「譬如發燒,燒到多少度就是多少度」,過度活躍症通常都是從兒童的一些表現進行判斷,其中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病徵界定就是症狀持續半年以上,以及病徵在兩個或以上環境出現:「兒童通常在較陌生的環境下通常會感覺拘束,相反若有兒童並未因環境陌生緊張感到局促,而是繼續表現得過度活潑:例如一些兒童一回到幼稚園學校就不停『拆嘢』,那都有可能是(過度活躍症)表現。有些人會認為是過度活躍症,有些人則認為不是,所以初步判斷過度活躍症患者現在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過度活躍不是病?只是人格特質?
網上有看法認為,過度活躍症是一種人格特質,一些名人也具有明顯過度活躍症傾向,遂認為過度活躍症不屬於疾病,甚至不應該被矯正。李家仁回應稱:

過度活躍症與腦部發展有關,由大腦前額葉(Frontal lobe)功能失調(一般為血流量低),或者多巴胺功能不足及腎上腺素活性不夠造成,和一般頑皮有本質分別。

按醫生實際接診的觀察,家屬及其身邊人撫養有過度活躍症症狀的兒童是件十分艱難的事,其中辛苦非外人可想像。因此李家仁認為,消極對待過度活躍症的看法並不實際。



過度活躍症會遺傳?
醫院管理局的數據顯示,如果父母任意一方患過度活躍症,其子女患病機率為57%。而兄弟姐妹任意患有過度活躍症,也可能有32%機會。李醫生認同相關數據,但指要注意對家庭的意義:「即使低到只有1%的發病率,如果真的病發也無可奈何」,尤其是「無理由告訴已經確診的家長『因為遺傳機率高所以別生孩子』」。

不吃糖可以防止過度活躍症?
網上有傳言稱糖類、味精、奶精、色素或任何人工再製品(包括零食)可能導致兒童過度活躍,只要避免食用含以上…

反疫苗是一門大生意?神秘自然療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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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謝安琪在一段五分鐘的錄音裡面表示,不認同用疫苗做對抗疾病的方法(4:35),指責接種疫苗的人是產生突變「勁菌」的源頭(3:05)。還有諸如疫苗含水銀和沒有安全檢測等等指控。(錄音全文及醫學界反駁

此番言論引起各界討論,有人為之辯護,指私人言論外界不應過多批評;也有人認為體現了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等等。相比之下,令筆者最感興趣的是,這樣離奇的想法究竟來自何處?

翻看謝安琪2月8日在FB的回應,透露了一個關鍵字「自然療法」。在google打一下「自然療法」和「疫苗」這倆個關鍵字,不難找到香港《晴報》一篇題為《疫苗有陰謀?》的文章,作者是美國自然醫療學會(1999)核准執業醫師(非醫生)梁某。文章指:
「一位謝小姐馬上和我說她就是在三年前接種了這種疫苗,導致左邊身體痛了三年,經常麻痹,屢醫不癒。我告訴她是疫苗侵害了她左邊血管組織,令她如斯受苦,所以我會用我的方法解去她體內的疫苗毒素,幫她復元。」 不知道這位謝小姐是否和那位謝小姐有關,也不清楚疫苗內有何種毒素。但謝安琪的主要說法和論據,都在梁某的文章內可以找到,諸如:
「其實硫汞撒並非唯一罪魁禍首,因為所有藥廠都會加上各種危害健康的防腐劑。」「有些活體或不安全的也可變成病毒,甚至引致自體免疫細胞互相殘殺,永遠潛伏在體內威脅人類的健康。」「最重要是接種了疫苗一樣會染病!」 梁某本人,在成為醫師之前,是一名藝人經理人,和演藝界關係良好,也本港不少傳媒名人關係良好,他由2002年開始在《經濟日報》撰寫「醫學」專欄,並集結成《令你震驚的健康真相》,據稱已經再版20多次,更在另外一篇文章自稱「成為香港史上最暢銷的醫藥健康類書籍」。謝安琪是否受到影響不得而知,但邏輯卻一脈相承。類似的觀點也早已堂而皇之的見諸報端(梁某文章已經不算最誇張),只是因為謝安琪的知名度才引起軒然大波,或者反映主流醫學對反疫苗思潮過於掉以輕心。

其實,自然療法並非首次攻擊接種疫苗,不少自然療法信徒深信藥廠為了賺錢才推銷疫苗。梁某的文章也不例外,在《疫苗有陰謀?》一文當中,也強調「市值萬億藥廠的總裁便可每年拿數千萬美元花紅」。不過諷刺的是,梁某本人卻也創立正本會和正本堂,前者是診所,後者銷售各種保健產品。

據《蘋果日報》2016年7月8日的報導,梁某的正本會「手上有不少富豪級大客,撈到風生水起!」翻查正本堂網站資料,各種聲稱能夠平衡身體機能的保健食品價格均在…

檢討奶粉限購令 未到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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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4日,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宣布,自12月1日起減低187種消費品的進口關稅,其中香港媒體最關注的,莫過於四種嬰兒配方奶粉完全免稅。適逢香港正在檢討奶粉限購令(限奶令),有媒體認為內地零關稅能減輕香港水貨壓力,主張為了維護自由港的地位,應該撤銷限奶令;也有媒體擔心撤銷限奶令,香港嬰兒將會再度面對奶粉荒。

自從2013年3月1日香港實施限奶令,至今接近五年。目前,除非獲得工業貿易署的出口許可證,否則個人禁止從香港帶1.8公斤(兩罐)以上的嬰幼兒食用奶粉或豆奶粉離境,最高可判兩年徒刑。

特首林鄭月娥在2017年10月份的《施政報告》表示會檢討「限奶令」,並研究如何保障本地配方奶粉穩定供應的長遠措施。其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10月17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限奶令不是長期措施,加上海關檢控以及奶粉短缺數字穩定,故有需要檢討。此言一出,自然引起輿論嘩然。

所謂「奶粉短缺數字」和「海關檢控數字」,根據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提交給立法會的報告,從2014年到2016年,香港嬰兒奶粉的總入口量分別為5,600萬公斤、5,400萬公斤及5,900萬公斤;留港內銷的奶粉總量分別為4,700萬公斤、4,200萬公斤及4,200萬公斤,兩者基本持平,顯示供應充足,為撤銷限奶令創造了條件。

但是香港在實施限奶令後,截至2017年10月,各邊境管制站已經查獲約20,620宗違規個案,當中19,522人次被法庭定罪,罰金最低為200元,最高為15萬元,被判監刑期最高為180天。反映香港奶粉供應充足,和海關執法嚴厲不無關係。

翻查近期媒體評論,可以發現,支持開放限奶令的媒體,關注焦點多數是「奶粉短缺數字」,如一貫支持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蘋果日報》就以此為據,批評前特首「借市場的一時失衡,譁眾取寵、背叛自由港道統,禁制嬰兒奶粉出口,而貽笑天下。」反對撤銷限奶令的媒體,其關注的焦點自然是「海關檢控數字」。

零關稅奶粉屬特別配方
根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調整部分消費品進口關稅的通知》,零關稅的四種奶粉是「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氨基酸配方、無乳糖配方特殊嬰幼兒奶粉」。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張德榮接受訪問時指,這四種奶粉是腸胃敏感嬰幼兒的特別配方奶粉,不是一般普通配方奶粉,佔藥房銷售不足百分之一,估計對本地藥房生意影響不大。

實際上,中國和澳洲在2015年6月達…

兼聽對《施政報告》的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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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出台,不免會引起爭議。兼聽則明應是討論審議香港發展項目的良方。

10月11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布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最為傳媒關注的是「港人首置上車盤」。這個旨在幫助較高收入人群的政策概念自出現在林鄭月娥的《競選政綱》之後,爭議就未曾間斷。 《施政報告》公佈,將於明年底選觀塘的兩公頃住宅用地興建約1,000個單位作為先導計劃。不少細節要明年中才能公佈,其中包括售價、轉讓年期、轉售補貼處理,還有最重要的,即是否設收入下限等。

正視負面評價
《施政報告》表示,這個政策是「讓較高收入的家庭在私樓樓價持續上升下能重燃置業希望」,會透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作混合發展,在興建私人房屋的同時,預留一定數目的「首置」單位。申請者需要居港滿7年、從未在香港置業。單身人士收入上限是每月不超過3.4萬元(港幣,下同),二人或以上家庭則不超過6.8萬元。

由於政府尚未公佈完整的信息,也導致了一些混亂。 9月份,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曾表示,單位或只能售回給政府,當局再按市況轉售予合資格申請者:「因此申請者需考慮日後轉售時,將不能享有樓價上升的好處。」旋即被中產人士譏諷為供「死會」,即申請人雖然享有折扣,但是依然需要銀行供款,不過這種供款卻不會升值,只會隨著通脹貶值。是否真的只能由政府回購,《施政報告》中沒有明確提出,但也沒有明確否認。

香港由政府資助的房屋大致有兩類,一類是給無力置業人士租住的公屋,一類是有政府補助,低於市場價格出售的居屋。港人首置上車盤的入息上限,比居屋的個人入息限額2.74萬元、家庭入息限額5.47萬元,分別高了6600元及1.33萬元。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簡報》,香港個人收入中位數是1.55萬,而家庭月收入超過6萬的,隻大概佔16.5%。港人首置上車盤受惠的階層,肯定在香港頭兩成的精英之內。多份媒體都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指,大概有5.5萬人屬首置盤入息範圍內(換句話說可能有下限),不過該數字未扣除已置業人士,相信數字只會更低。資助有能力置業的人置業,受惠的又非社會大多數。因此,輿論對這個政策有不少負評。

例如,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阮穎嫻,質疑「首置上車盤」的入息上限不合理:「如果夫妻倆月入六萬多元,租樓買樓都綽綽有餘,亦可通過壓力測試。」她認為香港超過八成青年月入少於2.5萬元,如沒有父母幫助根本不能置業,才是需要協助的一群…

《基本法》107條是什麼? 任志剛為何高調呼籲重新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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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行政會議成員任志剛發表了一篇名為《香港公共財政管理》的網誌,批評過去十年,對《基本法》107條理解錯誤,不能有效「投資未來」,為經濟注入新動力,又指「政府一直採取『守財奴』政策,導致大量盈餘出現,拖著經濟後腿,可說是穩健有餘,進取不足,亦不合時宜。」

《基本法》10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可謂香港公共理財方面最重要的條文。任志剛曾在1993至2009年擔任央行性質的金融管理局總裁,有「經濟沙皇」之稱,「守財奴」一詞出現在他的文章當中,又涉及對《基本法》的理解,份量非同小可,需要仔細討論。

過去十年,剛好由曾俊華就任財政司司長,由於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曾俊華是林鄭月娥最主要的對手,而任志剛支持林鄭月娥,有輿論以黨爭的角度解讀。不過,作為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過去寫的文章從未「無的放矢」。加上當時在新加坡訪問的特首林鄭月娥也專門回應,指任志剛的看法與她的理財新哲學「異曲同工」。故此,香港媒體估計,任志剛的言論並非打算「藉機批評前朝」,而是為了十月份發表的《施政報告》設下輿論鋪墊,提前對財經政策「試水溫」。

任總的四點解讀
任志剛對《基本法》107條的理解提出了四點解讀:

條文並沒有規定每年都需要平衡預算,應該理解為「在一個經濟周期中達至收支平衡」;《基本法》指的是財政預算而非實況,因此是否符合《基本法》也應該由預算而不是從實況去評論;107條屬概念性質而不是具體規定,「遵守『原則』不等於墨守成規;『力求』不排除力有不逮;『避免』亦不代表不能發生。」任志剛認為,財政預算是「量」,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是「速」。《基本法》要求「量」與「速」計算的指標「相適應」,基於兩者之間有互動關係,但「相適應」非「同步」,否則《基本法》的表述應該為「政府的支出應限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一個固定比例,例如20%」。
任志剛的結論是:「當經濟增長速度太慢,便需要增加政府開支、減稅和作出赤字預算;而當經濟增長速度太快,便可以用相反的財政政策。」也即逆週期。

至於逆週期和「應對低於正常增長的結構性問題」的措施,任志剛認為可以優先考慮具有「較高乘數效應」及「提升生產力」作用的項目,同時也可以優先考慮那些對經常性開支影響較低的項目。

令人疑惑的是,爭議之處究竟是什麼?截至今年5月,香港財政儲備共9,634億港…

致新特首:未來五年香港需兼顧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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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特首任內主張「內交」,和內地城市建立關係。今年3月5日,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上,提到了要「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具體怎麼落實還有待具體措施,但已經可以視為中央的定調。區域融合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涉及到香港未來方向。不過事實上,要扮演好香港的角色,不僅要緊貼內地,更應該放眼國際。

區域融合在回歸後的演變
回歸後,區域融合出現了廣度和深度的變化。1998年3月30日,由時任廣東省常委、副省長王岐山牽頭成立的粵港聯席會議首次召開,港方組長是時任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會議由廣東省與香港特區政府高層人員組成。據媒體透露,該會議一度流於形式,港方官員擔心粵港走的太近,會令香港喪失自治和獨特性,甚至變成內地普通城市。

變化出現在2003年,當時非典(SARS)襲港,導致百業蕭條。2003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正式簽署,這個措施一般被解讀為中央對港的救助措施,其中在同年7月28日開始港澳個人遊(自由行)為當時的香港注入了經濟活力,內地遊客呈倍數上升,改善了香港的失業率。實際上,CEPA旨在減少市場壁壘及政府管制,也為內地金融業提高了競爭能力,屬於互利共贏。CEPA不僅遵循一國兩制,也需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因為規定清晰具體,加上幾乎每年都有補充協議,因此至今依然是內地和香港最重要的一份經貿協議。

區域融合出現在同年11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提出「泛珠三角經濟區」(即9+2),包括香港、澳門、廣東、廣西、海南省等11個行政區,合作在CEPA框架內實行,每年舉行發展論壇。到了2009年1月,發改委公佈《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由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並由總理溫家寶批准,第一次將粵港合作明確為國家政策。和9+2不同,範圍收窄到港澳和廣東省內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及肇慶,也稱「新9+2」,與「大灣區」範圍相同。計劃到2020年,形成粵港澳三地分工合作。

在《規劃綱要》之下,旨在加速粵港人員往來的基礎建設開始興建,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和河套區發展逐漸成形,「一小時生活圈」概念被熱炒。其指導思想列明「為保持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有力支撐」。2010年4月在《規劃綱要》之下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其中十分進取的措施,包括允許香港保險業機構在粵開業,允許香港金融機構在…

再議積極不干預政策——林鄭月娥是干預主義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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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這個差不多五十多年前的經濟政策,至今依然頻繁出現在香港的主流媒體上,每一任特首都會對此做出回應,或修訂,或事實上遵循,或認為其過時而否定。林鄭月娥七月一日正式上任,也不例外要直面這一政策。

林鄭月娥曾任香港「二把手」的政務司長,因希望延續梁振英的施政理念而參選,經濟政綱是「政府新角色」和「理財新哲學」,已有聲音質疑她背離積極不干預。甚至有海外媒體擔憂,香港會走向大政府高稅負的福利社會。是耶非耶?恐怕不梳理一下歷史和邏輯,難以說得清楚。

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政策,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時期,分別是二戰後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和六七暴動後實行的積極不干預。

自由放任和福利不直接掛鉤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由轉口港變成輕工業基地。1961年的財政司長歧樂嘉(Arthur Clarke)在最後一任的財政預算案上表示:「我的繼任者將會犯我一直在犯的錯誤。他會低估收入,因為就像我和很多人那樣,他無法理解為何能在許多不足下,既新且成功的工業可以於一夜之間從無到有,為何前所未見的行業會突然出現。」

對殖民地官員來說,變化比計劃快,政府確實無法比市場更英明。在1961至1971年繼任財政司長的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延續了自由放任政策,他表示:「我們是一個經濟極度開放的地區,『無形之手』是我們經濟的最佳指引者。」這可不是個人見解,因為同時期的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做了幾乎相同闡述:「政府不主動干預任何企業的發展,而讓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去決定他們的命運。」

在郭伯偉時代,貧窮家庭的比例由50%下降到了15%,實質工資也上升了50%。使得港英充滿自信,在一份1965年的政府白皮書當中說:「無論任何社會,其經濟福祉都端賴於社會中每名居民盡力為充實其資源而貢獻,而非從中取用消耗。」

雖然如此,當時港英已經開始著手改善福利,在1963年興建的公營瑪麗醫院,成為當時英聯邦最大的醫院;小學免費教育在1971年戴麟趾和郭伯偉卸任同年得以落實。這顯示,即便最遵循自由主義的時代,福利也和自由放任不直接掛鉤,不干預的主要對象是行業和企業。

四種情況港英會進行干預
而在1967年5月,香港發生了被史學界普遍視為分水嶺的「六七暴動」,一般而言,外因是受到了文革思潮的衝擊,…

【獨家專訪】《香港政策法》是什麼?究竟重要嗎?訪國際關係學者馮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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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輕新聞】早前有美國國會議員呼籲重訂《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即《香港關係法》。這是一部聲明美國在對外政策上,會把香港特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區別對待;也會在出口管制、關稅、航運交通、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給予香港區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優待的法案。

《香港關係法》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主流媒體提及,但是這部法案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影響有多大?一旦被取消,香港有沒有機制應對?諸如此類的問題,往往在媒體上僅有只言片語。為了搞清楚《香港關係法》,香港輕新聞訪問了國際關係學者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馮智政。

馮智政認為,《香港關係法》代表了一國兩制的國際因素,是美國政府承認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書,一旦駐港的美國領事館人員認為香港已經喪失自治,會導美國國會從新審定和香港有關的法律條文及其持殊地位,因此雖然《香港關係法》只是一個原則性文件,並不是美國和香港相關法律文件的上級,卻依然能夠釋放一些意識形態上的「危險信號」。以下是經作者審閱的採訪全文:

■記者:通常被稱之為「法」的文件都有固定格式,為何《香港關係法》的內文並不像一份正式的「法案」?它的法律地位是怎樣的?
馮智政:《香港關係法》實際上是一原則性文件,隱含了增加開支、政治及行政程序的「預算計劃」,根據行政程序,發布這份文件後會召開聽證會(hearings),隨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也會增派人手進行調查撰寫報告,而這一切都需要原則性文件支持。

換言之《香港關係法》不是真正的聯邦法案,它雖然被稱為「Acts」,直譯「法案」,但它並非人們傳統認知上的「法案」。

事實上,《香港關係法》屬於美國政府列出的一份「承諾」(commitment),證明自己承認香港在經貿等方面的「特殊地位」;而美國政府經常會推出類似的「Acts」,它們的性質其實更像「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編者註:諒解備忘錄,MOU)。

■記者:《香港關係法》的報告由誰撰寫?應遞交誰來審閱?報告通過與否會分別產生什麼後果?
馮智政:資料蒐集與報告撰寫是由美國駐港領事館的人員執筆,報告完成後遞交對象分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交給美國外交部門,因為報告內容涉及外交工作範疇,經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卿,最終會交給美國國務卿辦公室。

第二種情況,也就是在《香港關係法》規定下,報告應交予美國…

三分鐘懶人包 政改還有多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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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重啟政改,是外界關注3名特首候選人政綱的重點,人大「831決定」又變成新聞話題,究竟831是什麼?政改還有多大空間?香港輕新聞為你一一解答。

「831決定」是2014年8月31日,人大對2017年及之後,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規定。提名方面,「831決定」有三個要求:
首先、1200人提名委員會沿用特首選委會產生辦法;其次、提名票由150人上升到過半數,即601票;第三、候選人數目限制在2~3人,不能只有一位。 候選人在過三關之後,由全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要同時滿足「2至3名候選人」和「過半支持」,1200票就不夠分。因此,由林鄭月娥牽頭的政改三人組,在2015年4月22日公佈港府方案,將提名程序分拆成「推薦」和「提名」兩個階段。
「推薦」部分,提名委員會一人一票推薦參選人,每名參選人確認提名資格的底線為120票,上限為240票。換句話說,1200票最少可以產生5個,最多產生10個參選人;「提名」部分,提名委員會委員最少投給兩個參選人,最多可每名參選人各投一票,獲得最高票、且過半數的二至三名參選人成為正式候選人。 《基本法》45條規定,「提名委員會」必須具有廣泛代表性,但目前選舉委員會選舉的選民人數,只佔全港選民的7%,而且各界別所擁票數,並非以從業人數決定,非建制派很難獲得半數支持。

政府宣傳口號是「袋住先」,意思是就算未盡如人意,日後也可以逐步完善。而泛民就認為代住先會「袋一世」,如果接受政府的選舉方案,政府已經完成《基本法》內的普選要求,日後未必再有機會完善。

最後,立法會投票時,建制派不夠2/3多數票,拉大隊離場,政改因此拉倒。本次選舉沿用上次選舉的方案。

本次選委會選舉,非建制派獲得325席,卻選擇用來支持建制派的候選人,已經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維度,用間接方式發揮政治影響力。新一輪政改會如何進行?還考驗政府和民間的智慧。

刊於香港輕新聞,2017-03-23,https://litenews.hk/?p=29399

誰掌握公務員才是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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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論壇昨天結束,除了一些相互批評的鬥嘴外,特區政府將怎麼改組,權力將如何分配才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林鄭月娥是前政務司長,曾俊華則是前財政司長,不僅是特區最高層的官員,也代表特區政府兩批不同的公務員力量。林鄭月娥提出下一屆財金官員「大換血」,曾俊華即時表示擔憂,指此舉會影響香港長遠金融政策落實,更罕有放低姿態,要求林鄭月娥「三思」。

事實上,曾俊華如果上台,也會對政務司長的權力做不亞於「大換血」的改組。其一是曾俊華會將整個房屋體系納入財政司長領導之下;其二是將公務員事務局改由財政司長領導。

目前「運輸及房屋局」由政務司長領導,「發展局」由財政司長領導,曾俊華政綱則建議:把規劃、土地及房屋政策納入同一政策局,並納入財政司領導之下。換句話說,也就是將整個房屋系統,由現在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分權的狀態,變成財政司長獨大。

同時,目前執掌公務員「生殺大權」的「公務員事務局」由政務司長領導,這一傳統延續自港英布政司,因此政務司長也被視為「公務員之首」。曾俊華政綱則建議「公務員事務局」改為由財政司長領導,客觀上也奪了政務司長的權。

前公務員事務局王永平,曾在專欄以《曾俊華的管治政綱針對林鄭?》為題,指:「不過,公務員事務局長向財政司長負責是否較好,值得討論。」可惜當時並未得到廣泛關注。

按照曾俊華的政綱,財政司長的權力無疑將會大大增強,刺激到前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的神經,也屬無可避免。



刊於香港輕新聞,2017年3月20日,https://litenews.hk/?p=29237

面對全球最高樓價 特首候選人有何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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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樓價常年世界第一,也連續7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的地區,據美國顧問機構Demographia今年1月公佈的《全球樓價負擔能力報告》,香港樓價中位數比家庭年入息中位數(「中位倍數」)高18.1倍,即不進行任何消費,也需要18年才能夠置業(2016年是19倍,2015年是17倍)。值得關注的是,Demographia界定中位倍數5.1或以上,已代表樓價「極度不可負擔」,被視為香港主要競爭對手的新加坡則是4.8。

今年3月26日,香港將進行特首選舉,本屆有三位前高官、一位退休法官競逐。他們都有一定行政和政治經驗,無論最後誰當選特首,他們的政綱也會藉著特首選舉,成為全港市民關心的公共話題。

退休法官胡國興於2016年12月14日最早發表政綱;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緊接著在15日發佈政綱;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今年2月6日;被視為大熱門的林鄭月娥則在2月13日發布教育、稅務及置業三方面的初步政綱,據稱完整政綱要在3月初才和公眾見面。

2012年特首梁振英以「穩中求變」的口號當選,在經濟方面則「適度有為」。相比上屆選舉,本屆較少宏大敘事,候選人集中討論政策細節,側重點卻也各有不同。
政府部門怎麼整合? 林鄭月娥曾任發展局長,是掌管土地供應的主要官員;曾俊華以財政司長身分,兼任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主席,這兩位對土地問題較其他候選人更有經驗。

曾俊華的政綱由改革政府機構著手,主張把規劃、土地及房屋政策納入同一政策局,名為「規劃、地政及房屋局」;葉劉淑儀主張十分類似,名為「土地規劃房屋局」。另外她建議成立土地發展局,建立長遠土地規劃的「熟地倉」,必要時用土地基金儲備收購土地或私人發展項目。林鄭月娥未有完整版的政綱,暫不作討論。

目前運輸及房屋局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發展局由財政司司長領導,曾俊華的特別之處是試圖將整個房屋體系納入財政司領導之下,無疑會增強財政司的權力。由於他長期擔任財政司,對這樣改動的利弊應該十分清楚,由於不用增加主要官員,無論日後是否成事,這個思路也值得關注。

而葉劉淑儀的「熟地倉」概念,早前由工商界人士提出過,目的是提供未來三至五年可隨時興建住宅的土地,穩定土地供應,也令政府具備「低買高賣」的能力,對平抑地價有一定幫助。其中最大的阻力在於開發土地涉及很多不同部門,以及市場土地供應已經不足,「熟地倉」只能在充足供應之下才能實現。
優先發展公營房屋成為共識 香港土地只有…

如果第二輪投票是胡官對林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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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提名期即將結束,曾俊華、胡國興、林鄭月娥分別先後遞交160、179及579個提名。胡國興所獲得的提名票比曾俊華多,為原本兩位司長的對決帶來了不少變數。胡國興強調特首選舉和立法會不同,不存在鎅票的情況,筆者無意支持任何一位參選人,但不存在鎅票這個說法卻值得商榷。

早前,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在接受訪問時表示,提及了第二輪選舉和流選的可能。第二輪選舉——即第一輪選舉當中,無人能拿到601票當選,得票最高的兩名候選人再進行一次投票。流選則是兩輪選舉當中,都無人有601票。

即使胡國興和曾俊華的提名票相加,也不夠林鄭月娥多,林鄭依然是大熱門。在林鄭較為強勢,曾胡又入閘的情況下,不少人想到的自然是「鎅票」。

胡國興對這一疑問回答十分巧妙,他表示越多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中入閘,則林鄭將越難在26日投票中拿到601票;若到第二輪投票,只剩下得票最高的兩人競爭的情況下,自己與曾俊華的提名重疊,票源自然將流回剩下對抗林鄭月娥的一方。

不過,按照提名票的分佈來說,胡國興主要的票源是泛民,曾俊華除了泛民外,也獲得一些商界的支持。倘若出現第二輪選舉,可能出現兩種情況:

一、曾俊華在第一輪選舉當中得票比胡國興多,林鄭月娥和曾俊華二選其一,泛民為了顯示自己拒絕「欽點」,300多票有可能「含淚投票」給曾俊華,如果還能爭取更多的商界票,曾俊華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二、第一輪選舉胡國興得票比曾俊華多,變成胡國興和林鄭月娥對決,原本支持曾俊華的商界票,是否一定會給胡國興,實在是未知之數。其結果,極大機會是林鄭全取商界選票,對只剩300多票的胡國興。

刊於香港輕新聞,2017年3月1日,https://litenews.hk/?p=28356

三分鐘了解特朗普及其團隊有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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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墨西哥邊境起圍牆,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及TPP,揚言放棄一中政策,如果你認為這些都只是特朗普口出狂言,未必當真。那麼當你了解特朗普的內閣,可能又有另一番看法。

美國內閣包括副總統及15個行政部門的部長,除副總統外,各部部長經總統提名後,須經參議院通過;同時,亦有7位高級別官員,擁有內閣級別身份,其中白宮幕僚長由總統直接任命。

特朗普提名的內閣被稱為「3G」,即「高盛、將軍和億萬富翁」。2001年小布殊內閣總財富超過2.5億,被批為「富豪內閣」,但這僅是特朗普提名的商務部長羅斯25億美元的十分之一,更無法和特朗普本人的37億身價比較。

特朗普內閣的爭議性不僅如此。如上文提到的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主張中國商品收取高額關稅,外界關注他上任後,中美會不會展開貿易戰。

原前高盛合伙人的財政部長史蒂芬·姆欽(Steven Mnuchin),會推行自列根政府以來最大規模減稅,估計十年內會減少4.4萬億-5.9萬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大幅增加財政赤字。

而反對提高最低工資,及增加工人福利的快餐業大亨普斯德(Andy Puzder),擔任……勞工部長?!

住屋及都市發展部長卡森(Ben Carson)大力反對奧巴馬的房屋政策,認為每年花費470億美元為500萬低收入家庭提供住屋,只會使窮人更加依賴政府的補助。

前海豹突擊隊指揮官津凱(Ryan Zinke),擔任內政部長。他認為氣候暖化並無科學證據,反對奧巴馬醫保,還強烈反對墮胎,甚至指責支持墮胎的希拉里是假基督徒。

至於環境保護局長普魯伊特(Scott Pruitt),被視為柴油工業的好朋友,他甚至在自傳中自豪地強調曾如何「領導對抗環境保護政策」。

再加上主張廢除能源部的前德州州長佩里(Rick Perry)將擔任能源部長。

特朗普與他的內閣團隊即將走馬上任。全球各國!你們準備好了嗎?

香港輕新聞,2017-01-20, https://litenews.hk/?p=26616

反全球化浪潮來襲 大勢所趨還是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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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無疑是2016年的兩件大事,都被視為反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勝利。與此同時,各界都在競猜下一隻黑天鵝到底是法國的國民陣線、意大利的五星運動,還是德國的另類選擇。

「黑天鵝」之所以震撼,因為發生在一般公眾意料之外,當全球都在熱烈討論黑天鵝的時候,這個詞彙已經失去了意義。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範圍,各種不同程度的本土派都在蠢蠢欲動,不斷衝擊過去的主流社會。問題在於這種衝擊是曇花一現,還是徹底改變全球化的進程。
美國兩黨都是本土派 和英國脫歐不同,美國大選並非全球化和本土化之爭,希拉里也不贊成涵蓋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特朗普的分別,可能只是本土化進程的快慢。1988年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加拿大前總理梅龍尼(Brian Mulroney)在選前的擔憂很有代表性,他既不欣賞特朗普廢除貿易協定,也對希拉里感到不安,梅龍尼更表示:「如果民主黨重掌參議院,加拿大在國際貿易就會受到打擊。」

要本土化,反的自然不僅僅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希拉里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也不買賬,表示「會終止任何扼殺職位或壓低工資的貿易協議,包括TPP」。她也主張對中國徵收更多的關稅,這些都在特朗普發布類似的經濟政綱之後三天才公佈。以希拉里的政治智慧和選舉班底的研究實力,自然不會不知道「拾人牙慧」的弊端,何況希拉里任國務卿時,還推動韓國和哥倫比亞達成協議,結果被共和黨舊事重提大造文章。希拉里要出此下策,恐怕反映民主黨內,本土化也已經成為主流。

美國是過去全球化當之無愧的領導者,本屆共和民主兩黨候選人卻都是本土派,足以令人震驚。如果按照選票分析,可以發現共和黨主流派雖然不支持特朗普,但投票給共和黨的選民比對上屆只少了1.4%(2012年為60,933,504票,2016年為60,086,008票);而民主黨的總選票,則由2012年的65,915,795票跌到了60,556,142票,少了8.3%。這種現象,一方面是希拉里沒能力團結民主黨人,另一方面也代表民主黨人確實不太喜歡希拉里。究竟是嫌希拉里不夠本土,還是不滿希拉里推翻民主黨過往政策,無法得知。不過,隨著特朗普當選,這些細節很快都會變得不再重要。
全球化已經失敗過一次? 在此番亂局下,各方都在尋找一個夠說服力的解釋。近日,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引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詹姆斯(Ha…

呂秉權成高教界票王 泛民主流派全取30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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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界選舉委員會選舉結果出爐,由戴耀廷領導的泛民主流派「高教界民主行動」全取30席,建制派和泛民非主流派全部大敗。如果以得票進行排列,可以發現名單的效應在這次選舉當中十分明顯,得票幾乎完全按照名單分佈。

「高教界民主行動」名單中得票最高的,是獲得2,766票的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該名單得票最低的嶺大政治學系客座講師袁效賢也有2,061 票,和落選的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雷鼎鳴幾乎有一倍的差距,比泛民非主流派的「學者抗命」成員何式凝更多了幾條街。

何式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她的參選口號「每一條女都是一場運動,我們可以一齊仆出一條新街。」令不少人反感,但以學術資歷來說,呂秉權確實難以和何式凝比較。更不用說「香港重建」名單,幾乎粒粒皆星,王于漸、雷鼎鳴更經常接受訪問及在報章撰稿,具社會知名度。「高教界民主行動」名單當選的阮頴嫻,也多次在媒體上讚揚雷鼎鳴的學術貢獻。

不僅僅是宣傳口號出位,「學者抗命」被視為非主流派,還在於王慧麟撰寫《香港前途決議文》和高等教育界泛民協調失敗,在2011年選舉當中,46位候選人競逐30個席位,而泛民24人全部當選。而本次選舉,卻出現48位泛民主派名單互相搶票局面,更有「學者抗命」界票的傳言。

高教界出現這樣的選舉結果,一方面歸功於合法掌心雷和團隊的功效。另一方面,在中英聯手打擊本土派的格局下,香港整體政治格局會否恢復到之前的狀態,也應是關注的焦點。

刊於香港輕新聞,2016年12月12日,https://litenews.hk/?p=25010

美國社會深刻變革 如何得知真正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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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出爐,部份人感到意外,除了主觀願望不希望特朗普當選,原因還在於選前的民調都不太準確。例如,自由派的《赫芬頓郵報》( Huffington Post)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分別預測希拉里支持度為:98.3%、85%。而美國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也估計希拉里會以51%險勝。

如果說民調都不準確,實在過於廉價,至少不是《香港輕新聞》的風格,真正的原因恐怕還要從民調怎麼做,為什麼不準確入手。

可供比較的是1936年美國總統選舉,當時民主黨的羅斯福對共和黨的蘭登。美國一份全國性雜誌《文學文摘》(The Literary Digest)郵寄了1,000萬份問卷予其讀者,回收230萬份,結果預測共和黨候選人蘭登會在531份選票中獲得370份並勝出。最後當然大家都知道,民主黨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蘭登實際上只獲得8票。

此事導致《文學文摘》信用破產,數月後停止發行。是新聞傳播學的經典案例,筆者在修讀相關課程的時候的依然是必讀個案,大部分學者將這次的嚴重失誤歸咎於抽樣不隨機,《文學文摘》的讀者比美國人口擁有更多共和黨人,傾向於投票給蘭登。同時,會郵寄回問卷的讀者,也是對政治比較感興趣的人,這兩點都決定了結果不是完全隨機。

應該說,《文學文摘》的樣本不能算小,之前甚至有5次準確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記錄。真正發生變化的,恐怕是選民。

1920年,美國女性第一次有投票權,選民的熱情也越來越高,對比之前五屆選舉,無論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有大幅度的進賬,換言之,選民的絕對數量有了增加。而有興趣投票的人,也由過去的精英,逐漸向普羅大眾轉移。

比照這次美國選舉,有趣之處在於特朗普的獲勝,也和選民變化有關。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明(Paul Robin Krugman)撰文,指這次特朗普的當選,反映了美國「城鄉差距」,以香港的術語來說,愛看《紐約時報》的城市居民多少都有離地中產的傾向,既不理解,也不願意理解住在鄉郊居民等本土派的意志。究其原因,恐怕在於兩種人接收資訊的不同。而過去的選舉,城市居民的投票意欲遠遠超過了鄉郊居民。

以傳播學的術語來說,這正正是知識鴻溝(Knowledge gap hypothesis)的具體表現,該理論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獲得的知識量比地位低的人多的多,久而久之,高低兩群人的知識差…

三分鐘了解特首選委會點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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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3月,就是特首選舉的大日子。負責產生特首的選舉委員會,會在12月進行選舉。選舉委員會有1200人,選委除了最後選出特首外,還有提名功能,如果希望選特首,最少要有150人提名。縱使大部分市民都無份選特首,但是要順利當選,都要經過一番龍爭虎鬥。在2012年選舉中,CY當選時獲得689票,只是勉強過半。

泛民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下也能獲得一定選票,今年立法會選舉,泛民在功能組別取得突破,大受鼓舞,因此積極部署選委會選舉。早前有傳聞,可能將目標調高到270票,足以成為關鍵少數。香港輕新聞介紹下各個界別的競爭情況。

目前特首選委會有四大界別,每個界別都為300人。而選民資格分團體和個人:例如勞工界全部都是工會團體票。而衛生服務界全部為註冊護士或理療師,沒有團體票。

代表工商、金融既第一界別。多為公司票,部分分組由特定組織推舉,如「商界(第一)」、「商界(第二)」的36席,分別由香港總商會及中華總商會推舉產生,競爭可能只在大財團之間。雖然該界別中的飲食、批發及零售,選民資格較為寬鬆,只要是相關行業持牌人即可,但學自由黨鍾國斌咁話「有D界別,是不需要我們拜票的~」

專業、教育和醫學等,是第二界別,幾乎全是個人票,因此也是泛民主攻的界別。其中泛民票倉包括:上屆獲得30席的法律界;25席的教育界和20席的資訊科技界。

至於第三界別,包括勞工、社會福利及宗教等。當中60席的社會福利界,選民條件是註冊社工就可以,亦是泛民第一大票倉,上屆取得59席。由於今年泛民在立法會選舉功能組別有不少收穫,消息指今次選舉中,泛民亦積極搶攻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第四界別競爭最小,其中人大、立法會議員屬於當然議員,政協、鄉議局席位經協調產生,而有競爭的只在區議會,因為區議會席位只有117個,且由全港400名民選區議員相互選出,因此一直被區議員人數佔優的建制派壟斷,上屆選舉泛民派出6人參選,但全部落敗。

根據當前選舉制度,所有界別按照行業劃分,如果您已經退休,失業,或者尚未開始工作,那麼對不起,是沒有任何代表的。這可能也是這一制度最大,而且從沒有人討論過的問題。

香港輕新聞,2016-11-11, https://litenews.hk/?p=23793

香港僵局該怎麼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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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青年新政兩位議員宣誓引發的政治風波已經陷入僵局,無論建制派還是本土派,都以討好自己支持者為主要目標,喪失了退步迴旋的空間,事件如何收場變成了難題。

對於本土派來說,宣誓的「小學雞」行為自然不是簡單的情緒宣洩,而在討好自己的選民以及「玩爛」議會。在本土派聚集的網絡社群當中,認為不需要就「支那」和refxxking道歉仍是主流;同樣,對建制派來說,如果此時表現溫和,恐怕也會大大得罪支持者。

不少人認為,「蛇齋餅粽」是建制派獲得支持的手段,「阿爺吹雞,全部跪低」則是每次行動的背後原因。但事實上,保守民意經常對建制派產生制約,在建制派的組群當中,連日來民意逐步升溫,群情洶湧,不會輕易放過青年新政。

本站讀者留言,說現在的局勢類似宋朝的黨爭而非現代政黨政治,確實頗有啟發。你很難說王安石和司馬光誰是忠臣誰是奸臣,新舊黨爭水平固然比小學雞高的多,但就格局而言,結果都在加速整個政治體系的崩潰。

歷史很難重演,筆者也不想危言聳聽。只是在目前的僵局下,政治明顯失去了靈活性,一旦政治領袖只懂得討好支持者,不懂得做出妥協,政治領袖之間剩下的就只是激進程度的比拼,而這些激進主張又會刺激支持者變得更加激進,陷入死循環。在這種格局下,派系當中的成員無論出於何種動機,是忠是奸,有沒有外部勢力干預,甚至是不是「鬼」,各方行為日益趨同也是可以預見的。

由青年新政近日的行為來看,絲毫沒有退步的意思,像是完全不在乎兩個議席,故意要激起建制派支持者的情緒。歷史上,參加議會選舉,目的在於破壞議會的例子不在少數。列寧曾經表示參加國會的目的在於:「使我們更容易向群眾證明,為什麼這種國會必須解散。」這種手段是中立的,任何人都可以用。

香港的政治制度縱使有一些不足,至今卻還是能夠反映各種民意的一種政治制度,也是行政吸納政治的重要手段。香港要依法治港,而不是「依政治港」,關鍵在於不能採取法律以外的手段處理政治事務。在青年新政玩爛的時候,如果建制派不能引導自己的支持者,以正常手段回應,反而採取包圍立法會這種鬥人多的方式,難道不是正中下懷?

電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裡面有一句經典對白,大意指「我們不要騙自己說外面什麼一切如常。」不過認識到一切都不如常,和自己的行為一切如常並不是同一回事,在如此格局之下,更應該一切如常,堅守理性和專業。

刊於香港輕新聞,2016-10-25,http://lite…

游蕙禎「扑嘢論」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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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新政的游蕙禎日前在理工大學的論壇上說:「就算我哋o依家想去扑嘢,都搵唔到房」引起一些討論,建制泛民兩派都有人乘機抽水。工黨落選議員何秀蘭說:「俗語、粗鄙語隨著文化轉變成為新進議員隨口而出的用語,只是集體選擇的結果」。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更在電台煞有介事地揶揄:「顯露咗每個人性格、每個人水平」。

本來「扑嘢」這樣的詞彙在坊間已經不算粗鄙,而沒地方「扑嘢」在網絡上早已廣泛討論,並無稀奇之處。自2011年聖誕節的「扑性day」公園野戰事件之後,因為高樓價和住宅空間狹小而只能在公園「野戰」的悲哀,早已廣為人知。

沒地方「扑嘢」僅僅是表象,背後牽涉到的社會問題十分廣泛:土地問題固然是重要因素;也有論者認為涉及中港矛盾——過多的陸客自由行導致時鐘酒店紛紛改為日租酒店;還有更直接的香港人口政策等等。這些議題是否真的那麼回事,還需要更多的驗證,但都絕非不值得關注。

古時晉惠帝在發生飢荒之後問:「何不食肉糜?」法國大革命前瑪麗皇后則問「何不食蛋糕?」雖然後者真實度有一定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兩者都被視為亡國之音。原因無他,以中國政治術語來說是「脫離群眾」,以本土派的術語來說就是離地。如果政治領袖只「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用獵奇心態去批判出格言論,不對提出的問題認真加以探究,對社會一點益助也沒有。大驚小怪,更只能顯得自己「脫離群眾」。

代議士之所以叫代議士,其職責就是將民間已經成型的意見帶入朝堂。因此,游蕙禎並無過錯,也不特別有功,只是說了應該說的話。如果連代議士都不能反映市民心聲,其後果必然導致政府和人民的進一步撕裂。但願建制泛民諸君吸取教訓,日後貌似冠冕堂皇,實質沒有內容的抽水,還是少說為妙。

刊於香港輕新聞,2016年10月10日,https://litenews.hk/?p=22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