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法國浪漫主義畫家歐仁·德拉克羅瓦，為紀念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而畫的作品《自由引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建國六十周年，引發坊間和輿論不少對愛國主義的討論。有論者認為，愛國是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不涉及政權；更有人質疑閱兵、奧運和經濟發展等「強國符號」何以與國慶有關云云。 為眾多論者所忽略的是，「國家」這個概念本來就是源自西方。中國雖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但都只有忠君思想，並無愛國主義；就算開明一點的文人，也只有社稷（土地和糧食）概念，並無國家主權意識。今年恰巧也是法國大革命220周年，除為自由、平等和人權提供了理論基礎外，法國大革命也和愛國主義（Patriotism）息息相關。筆者認為，既然討論的是一個西方概念，不妨由西方的角度做一下追本溯源的功夫。 愛國對象是政權 西方學術界，多將愛國主義思潮的興起和法國大革命加以聯系。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推翻了法王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並將他斬首，成立了共和政體。路易十六的統治雖然令人民無可忍受，但在當時，「君權神授」依然大有影響，起義的民眾急需一套新理論解釋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就為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社會契約論認為，國家是人民和國王訂立的契約；而人民主權論認為「主權在民」，不在君主，當人民極度不滿國王時，有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盧梭闡述時說：「（人民主權）本質上就存在於共同體的全體成員之中。」 不過，當時也有保皇和革命兩種不同的主張，與其說人民的主權是「全體成員」的共識，到不如說是為了保衛的新生的政權而設。革命需要人民參與，革命的成功，就被視為是新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無可爭辯的證明。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著名演講稿《路易必須死，因為祖國必須生》中一語道破：「勝利和人民决定了只有他（路易十六）是叛亂者」，其背後的根源更因為「共和國並未死亡」——存在就是合理。 從此以後，愛國主義和保衛新生政權畫上了等號。「祖國萬歲」這句著名口號，指的是新生的共和國，而不是歷史上的法蘭西王國。英文有三個和國家相關的詞匯，Country，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national，指民族；而State，指政權。要說愛國，就必須指出是那個政權，因為保皇...

近年來，吸煙者受到的歧視越來越厲害。自慚形穢，以致曾俊華將煙稅增加至50%，也沒出現很大的反對聲音。考察一下這段時期政府做的傳播工作，確實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一場「溫水煮蛙」的現代活劇正在上演。 只是不久前，吸煙者和非吸煙者還是和諧的。而現在，在吸煙區吸煙也不時會受到異樣的目光，身為一個煙民，感覺確實不很好受。這種對立，始於2005年香港大學一份名為《吸煙引致香港經濟損失年逾50億港元》的報告，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副主席林大慶在這份報告上，七拼八湊地將成人住院、額外求診開支和二手煙等等數據混在一起計算，得出了50億這個數字；更稱1998年因二手煙死亡的人數，達到了1324人。 按理說，這種最核心的數字，應該有大量的證據來闡述，不過除了大家都知道的50億和1324人，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和港大有關的網站上，都沒有進一步的詳細解釋。筆者不是讀醫出身，不知道數字的真確性究竟如何。但筆者是讀傳理的，深知要群眾覺得害怕，只可以有一個印象。沒人深究，沒人討論，本來值得懷疑的數字就可以變得和定律一樣到處宣揚。 對立源於政府煽動 香港的戒煙廣告習慣用群眾壓力來迫使人戒煙，相比之下，外國反吸煙廣告重視吸煙對自身的危害，則顯得無力很多。早期的反煙廣告，打的旗號就是1324人這個數字，更加很巧妙地將港大報告中，「1998年因二手煙而死的1324人」，偷換成「每年吸煙死亡的數字都有1324人」。這頂帽子一扣，已經令很多煙民嚇得不敢出聲了，令非吸煙者覺得自己的利益直接受到了吸煙者的損害，也令吸煙者覺得對社會有虧欠，將吸煙者與非吸煙者置於對立位置。 在2006年社會討論禁煙立法時，主要經費來自政府的「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甚至推出廣告，以楚楚可憐的小女孩在立法會外說著「吸煙會殺人」，來要求議員「為民請命」，支持禁煙立法，可謂開創以公帑賣廣告企圖影響立法的先河。廣告不再以說服吸煙者戒煙為主題，而是以其他人的權利和福祉出發。 後來「戒煙一定贏」的廣告則給煙民一個穿拖鞋、背心，不修邊幅的刻板印象，又將戒煙之後的境況描繪的如田園詩一般，財神會送錢給你，聖誕老人則會給你健康的小孩；現在電視正熱播的廣告，更為好男人取下定義，那就是不管你做了甚麼好事情，不戒煙就不是好男人──真可謂「半是謗文，半是恫嚇」了。如此將「戒煙」與「好」等同，不禁令人想起奧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