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國大革命看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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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浪漫主義畫家歐仁·德拉克羅瓦，為紀念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而畫的作品《自由引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維基百科圖片） |
建國六十周年，引發坊間和輿論不少對愛國主義的討論。有論者認為，愛國是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不涉及政權；更有人質疑閱兵、奧運和經濟發展等「強國符號」何以與國慶有關云云。
為眾多論者所忽略的是，「國家」這個概念本來就是源自西方。中國雖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但都只有忠君思想，並無愛國主義；就算開明一點的文人，也只有社稷（土地和糧食）概念，並無國家主權意識。今年恰巧也是法國大革命220周年，除為自由、平等和人權提供了理論基礎外，法國大革命也和愛國主義（Patriotism）息息相關。筆者認為，既然討論的是一個西方概念，不妨由西方的角度做一下追本溯源的功夫。
愛國對象是政權
西方學術界，多將愛國主義思潮的興起和法國大革命加以聯系。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推翻了法王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並將他斬首，成立了共和政體。路易十六的統治雖然令人民無可忍受，但在當時，「君權神授」依然大有影響，起義的民眾急需一套新理論解釋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就為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社會契約論認為，國家是人民和國王訂立的契約；而人民主權論認為「主權在民」，不在君主，當人民極度不滿國王時，有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盧梭闡述時說：「（人民主權）本質上就存在於共同體的全體成員之中。」
不過，當時也有保皇和革命兩種不同的主張，與其說人民的主權是「全體成員」的共識，到不如說是為了保衛的新生的政權而設。革命需要人民參與，革命的成功，就被視為是新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無可爭辯的證明。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著名演講稿《路易必須死，因為祖國必須生》中一語道破：「勝利和人民决定了只有他（路易十六）是叛亂者」，其背後的根源更因為「共和國並未死亡」——存在就是合理。
從此以後，愛國主義和保衛新生政權畫上了等號。「祖國萬歲」這句著名口號，指的是新生的共和國，而不是歷史上的法蘭西王國。英文有三個和國家相關的詞匯，Country，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national，指民族；而State，指政權。要說愛國，就必須指出是那個政權，因為保皇黨和革命派在Country和national上並無分別，但支持的State卻完全相反。
愛國等於愛憲法
和愛國主義相關的另一個重要觀念是憲法精神。憲法除了諸多條文規範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大部分憲法的序言都說明為何要建立這個國家，這種說明，也就是人民主權化為文字的表達方式。
每個國家有自己的立國精神。法國憲法遵從《人權宣言》作為立國之本；美國憲法表明規定了聯邦制，保障追求自由的幸福；日本的和平憲法除了尊重基本人權和主權在民等原則外，還有放棄戰爭，諸如此類。談愛國，除了必須清楚講明效忠的哪個政權，也必須認同該國憲法，作為對立國本意的支持。如入籍美國，便需要宣誓放棄對別國主權的擁護，改為支持和護衛美國憲法。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勝選演說強調，美國不分「黑人還是白人，拉丁裔、亞裔還是美國本土人……我們從來不分紅色之州和藍色之州，我們永遠都是美利堅合眾國。」實際上就是回歸憲法的基本精神，任何人效忠美國憲法，就是美國的愛國者，並不源自什麼特定的民族，也和土地沒有關係，奧巴馬對愛國主義的理解可謂相當準確。
立國本意包含強國意識
回看中國，中國憲法在序言部分，花了四段回溯中國在1804年之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並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放在人民追求富強的宏大敘事當中，至於今後的根本任務更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因此，慶祝國家強大，本來就是中國愛國主義的組成部分，閱兵也可以理解為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後，「站起來了」的實際表現。諸如經濟的強大、奧運的成功和神舟飛船上天等建設成就，更加合情合理，皆因立國本意就是如此。
在香港談愛國，有時比較尷尬，因為「一國兩制」本來就是為不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而設計的，在登記選民時，也沒有要求必須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但是，認為國家不夠民主和法制，希望促其改善；與否認政權的合法性，稱國慶為「國觴」，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思維。在邏輯上，不認同立國精神，為何自稱愛國？
本文只提供愛國主義的淵源供讀者參考，大多是常識，完全無意越俎代庖為愛國主義下什麼定義。只談淵源，不談變化，固然流於空談。但是不談淵源，沙上筑城，似乎也沒有什麼價值。
李炘
《研究院通訊》，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院，Volum31，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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