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美國總統特朗普進行伊朗戰爭相關的記者會（ 白宮圖片 ） 美以伊戰爭已持續超過一個月。在多方斡旋之下，美伊雙方達成暫時停火，美軍派出地面部隊登陸伊朗的壓力暫時緩解。然而，美國部署地面部隊需要時間，伊朗也需時整合國內武裝力量，這兩周停火是否只是為下一階段衝突做準備，目前尚不得而知。值得留意的是，即使硝煙暫息，美軍仍維持龐大的軍隊部署，外交資源也持續被德黑蘭的動向牢牢牽制，顯然尚未擺脫「戰爭泥潭」。 打不贏 退不出 何謂「戰爭泥潭」？學術界普遍將其核心特徵概括為「打不贏、退不出」的戰略僵局。美國政治學者喬納．舒荷佛—沃爾（Jonah Schulhofer-Wohl）在Quagmire in Civil War一書中將其定義為「繼續戰鬥的成本已超過預期收益，但撤軍卻會進一步增加而非降低這些成本」。換言之，只要衝突中的沉沒成本使一國無法自由退出，便已符合學術上的泥潭定義。 即使僅依賴海空力量，美軍若被迫長期滯留該海域、無法自由調整部署，便已構成事實上的牽制。派出地面部隊會大幅提高退出成本，令泥潭愈陷愈深，卻不代表不派地面部隊便可免於泥潭之困。如今美國若貿然撤軍，可能動搖其中東盟友體系與區域影響力；若持續維持軍事壓力，則需長期投入大量資源，成本遠超任何可預期的收益。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正是典型的「泥潭」特徵。 梳理相關理論不難發現，特朗普政府幾乎已全方位陷入這一困境。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指出，決策者常因過度樂觀，盲目相信「再加一點兵力就能取勝」，最終導致無法自拔。特朗普在斬首伊朗高層後未能迅速結束衝突，前段時間，更計劃加碼派出地面部隊，或考慮進一步攻擊民生相關的基礎設施，正是此種思維的體現。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前主席萊斯利．蓋爾布（Leslie Gelb）則從「國內政治動機」角度分析，即使決策者明知無法獲勝，也可能為了避免被貼上「失敗者」標籤而選擇維持僵局。共和黨面臨11月中期選舉的壓力，貿然退兵恐影響選情，這構成了難以退出的內在阻力。 斯沃斯莫爾學院政治學教授多米尼克．蒂爾尼（Dominic Tierney）認為，當戰略目標從單純摧毀敵方政權，轉向建立新秩序時，更容易陷入泥潭。特朗普多次公開宣稱要實現伊朗政權更迭，恰好落入此一陷阱。 先前提及的舒荷佛—沃爾教授還指出，外部贊助者持續提供資源，會導致衝突雙方均缺乏妥協動力。這讓...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odore Roosevelt 在美國的政治家族中，羅斯福家族無疑是最重要的。這不僅因為該家族產生了兩位總統——叔叔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侄子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也因為他們在美國歷史上的總統排名中始終位居前列。有趣的是，二人的外交政策取向截然不同：保守派往往更推崇老羅斯福，而進步派則更偏愛小羅斯福。在某種程度上，解讀這兩人的政策，便能大致把握美國左右翼在外交策略上的核心分歧。 2025年12月4日發布的 《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中，在「門羅主義」之後附加了「特朗普推論」（Trump Corollary），其思路無疑是效仿百餘年前老羅斯福對門羅主義的拓展，即「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 「門羅主義」反歐洲列強殖民 美國第五任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在1823年提出的主張，被後世總結為「門羅主義」。其核心是反對歐洲列強在美洲的殖民企圖，將之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同時承諾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在當時的背景下，這一主張雖以維護美國利益為出發點，也遏止了殖民勢力在美洲的擴張，保障了南美各國的獨立。 老羅斯福則在1904年「委內瑞拉危機」後，對門羅主義進行新的詮釋，提出了「羅斯福推論」。他單方面主張，美國應在西半球行使「國際警察權」（international police power），以結束當地的「長期混亂」。當時委內瑞拉拖欠德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債務，三國計劃武力討債。老羅斯福一方面阻止歐洲國家入侵委內瑞拉，另一方面聲明美國會確保歐洲的「合法訴求」得到滿足，從而介入歐洲與南美國家之間的衝突。最終，委內瑞拉以關稅作為抵押，直至1930年才償清債務。 實際上，自1898年起，美國便頻繁軍事干預中南美洲局勢，直至1934年左右才告一段落。雖然這些行動不全發生在老羅斯福任內，但「羅斯福推論」無疑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在此期間，美國干預過的國家包括古巴、巴拿馬、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多米尼加、海地等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國家，以及鄰國墨西哥。這一系列主要由美國海軍陸戰隊執行的軍事行動，多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經濟利益，因此也被後世稱為「香蕉戰爭」（Banan...

石中英傳記《英氣》下卷近日出版。該書上卷聚焦其青年時期投身左派社會運動的經歷，他在六七事件中印製及藏有傳單（尚未派發）而成為青年政治犯，封面以紅色致敬那個火紅年代。下卷則轉向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主角如何從左派機構下海經商，最終成為國際買辦的往事，封面換成劍橋藍，象徵人生新篇章。 下卷共七章，另附四段「餘韻」。內容由創辦時代電腦、承接「紅色經濟圈」電腦化業務起筆；到入職工聯會屬下的華南旅行社，主責拓展內地旅遊；再到從事國際買辦，直至成為中國彩色電視大屏幕彩管的「造王者」。書中展現了主角在改革開放浪潮中如何把握機遇、成就自我，並折射出香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特殊角色，頗具啟發性。 香港之所以成為「東方明珠」，與中國改革開放密不可分。然而，本書副標題卻是「一本你不知道的另類香港史」。誠然，市面上不乏關於改革開放的著作，探討港商北上的研究亦屢見不鮮，這段歷史本不應如此「另類」。但從英殖時期香港愛國青年的視角審視整個改革開放歷程的作品並不多，這正是本書的獨特價值所在。 談及改革開放，人們常以蘇聯為比較對象。許多人認為蘇聯解體源於戈爾巴喬夫先推政治改革、後行經濟改革。然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戈爾巴喬夫最初亦計劃優先推動經濟改革，其標誌包括1987年通過的《合資企業法》，允許外資與蘇聯部委、國企或合作社成立合資企業；同年稍後通過的《國有企業法》，則允許國企依市場需求決定產出，履行國家訂單後可自由處置剩餘產品，實現自負盈虧。這些措施與數年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頗為相似，且均早於1988年啟動的政治改革。甚至，政治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旨在削弱國內保守派與烏克蘭勢力（如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以推進更深層次的經濟改革。 披露超級聯絡人細節 儘管有中國的成功示範，蘇聯亦曾招商引資，但最終還是失敗解體，中蘇兩國差異何在？據傳戈爾巴喬夫曾分析，中國改革成功得益於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指出，香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構性作用，在於憑藉港英時期建立的法治與專業制度，承接並消化國內一切需經市場運作的資金、投機與投資，同時不影響內地民眾日常生活。該學者強調，香港人在此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幾乎所有境外資金、技術、管理與投資均經香港引入。他的直接證據是：約七成外國直接投資（FDI）透過香港進入中國大陸。 然而，這種宏觀論述雖有一定道理，卻未觸及政策落地的細節。改革開放並非一宣布，港資與國際資本便蜂擁而至...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引發國際社會廣泛爭議。綜觀近25年來的美國大戰略，可以發現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政策核心始終圍繞「維持美國霸權」展開，兩黨差異僅在於手段和話語體系。 如果說奧巴馬時代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客觀效果在於制約發展中國家；那麼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本質上也在固化世界格局，確保美國的主導地位。 按照 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 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於2000年左右進入「分散化階段」，其標誌包括中國快速崛起、歐盟經濟整合，以及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在此25年間，美國具備大戰略層級的政策僅有兩項：其一是歐巴馬的碳排放限制機制，其二即為川普的對等關稅。 碳排放 隱性的霸權維持工具 奧巴馬將氣候治理作為工具，主導一系列碳排放的框架，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圍繞美國設定的議程行動。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購買碳排放指標的機制，客觀上也會限制後者的工業化進程。 中國科學院丁仲禮院士2010接受柴靜訪問時直言，「 碳排放權即發展權 」，並警告如果按照美國的方案，二氧化碳排放權將成為稀缺商品。鑑於發達國家歷史累積排放量遠高於發展中國家，此機制其實極不公平。進一步推論，美國可以透過碳排放議題將世界格局固定下來，使任何國家均無法挑戰其霸權地位。 然而，隨著中國憑藉製造業優勢成為全球最大再生能源設備出口國（據 佳能全球研究所2025年3月7日報告，中國占全球太陽能與風能市場45% ），並在電動車領域取得主導權，碳排放的制約效果大幅削弱。拜登上台後試圖重拾氣候牌，但已難以遏制中國的產業升級。 特朗普政府乾脆放棄清潔能源戰略，其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公開稱淨 零排放「邪惡」 ，反映出美國策略的轉向，不能只用兩黨分歧加以解釋。 對等關稅 低成本的霸權工具 相較於奧巴馬的迂迴策略，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更為直接且成本低廉，既無需承擔多邊框架下的協調責任，亦不必補貼發展中國家。 近期案例可見，越南領導人向特朗普求和，提出雙邊零關稅，卻遭白宮貿易顧問 納瓦羅（Peter Navarro）嘲諷 ，稱此舉「毫無意義」，無法消除1230億美元貿易逆差。 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9日發布的《 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 》白皮書指出，若綜合考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企業本...

Mikhail Gorbachev and Donald Trump 2024年11月，俄羅斯反對派傳媒人 Mikhail Zygar 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評論，將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為蘇聯末代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認為二者都只會誇誇其談，「削弱了支撐國家的核心機構，留下的只有混亂」。比較一下特朗普3月5日的國會演說和1986年戈爾巴喬夫的蘇共27大報告，可以發現兩種迥異體制的改革路線確實有一些有趣的「歷史對稱性」。 在官僚體系改革這個核心議題上，兩位領導人展現出驚人的一致。特朗普痛斥聯邦官僚體系不斷膨脹，「 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阻礙了美國潛力的發揮 」，誓言進行「大膽而深刻的改革」；而戈爾巴喬夫早在40年前就指摘官僚主義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在手段上，特朗普通過「政府效率部」將聯邦內部諸多問題暴露在公眾面前，獲得民意授權來推進機構裁員，恰似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政策」破除官僚黑箱的現代翻版。 年輕人在這兩場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也很雷同。特朗普將「政府效率部」的年輕人奉為改革先鋒，戈爾巴喬夫則要求黨政機關配合共青團，把優秀青年提拔到領導職位。兩人重用年輕人，都是希望找尋一種對既有利益集團迂回突破的路徑。 經濟振興方面，特朗普在希望「製造業回流」的同時強調「先進製造業」，與戈爾巴喬夫試圖用嶄新工藝的「機器製造業」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策略殊途同歸。 國際週期處分散化階段 甚至在和盟友的關係方面，特朗普的說法是和歐洲「平起平坐」，戈爾巴喬夫的說法則是同所有共產黨「同志式地交換意見」。實質都是放棄領導角色，要求盟友或衛星國負擔更多責任。 因為蘇聯解體的緣故，戈爾巴喬夫的個人形象十分糟糕，不少論者都指責他的改革過於急速，但對他來說，債務問題和勞動生產率不足都迫在眉睫。同樣的問題又困擾着今天的美國。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 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曾做過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為美國和蘇聯的「總體輪廓」是相似的，只是因為意識形態差異，導致一些說法和做法存在差別。說明了超級大國在發展過程中，總會遭遇相似的治理困境。 要進一步理解特朗普和戈爾巴喬夫的戰略，不妨借用 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 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他將國際體系視為由全球性大國主導的週期，由於週期長達100年，普通人難以憑經驗觀察，不免會有人認為其理論過於陰謀論，科技的進步也會...

Yuri Bezmenov 馬斯克領導的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後續影響持續發酵。近日，世界各地陸續傳出一些NGO和媒體關閉或裁員的消息。 內地網友對此紛紛叫好，美國國內也有不少人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馬斯克此舉無異於 自毀長城 。未來，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外宣機構，可能也會面臨裁員或關停的情況。 在美國開發署的 官方網站 上，該機構明確表示：「美國的對外援助始終具有雙重目的：既促進美國的利益，也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此外，該機構還能為「美國創造市場和貿易夥伴，並培養國外的友好關係」。 美蘇策略趨同進化 換言之，USAID是為美國獲得當地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小布殊時期的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德魯·納西奧斯（Andrew Natsios）在2月4日接受 Politico採訪 時，為美國國際開發署進行了辯護。他指出，USAID僅佔聯邦預算的1%，但其建立的善意、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影響力不可忽視，對於贏得與中國的競爭至關重要。總結起來有三個重點： 1、專業招聘：USAID招聘各個領域的專家，以項目制形式將工作分發到當地大型承包商和項目負責人手中，同時對項目進行評估和總體管控。因為項目複雜，只能長期僱傭大型承包商，比如涵蓋90個國家的疾病資料收集系統就是例證。 2、獨立運作：USAID獨立於美國的公務員系統，避免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納西奧斯強調，建立永續發展的機構至少需要15到20年的時間，而國務院的時間範圍僅為6個月到兩年，國內政治因素如果干預了USAID的運作，就會導致項目時開時停，無法持續。 3、在地化議題：納西奧斯認為，要介入當地政治，必須以當地人關心的議題作為切入點，運用當地的話語體系，逐步引導當地人向USAID關心的議題靠攏。因此，這些議題往往表面上和美國國內的政治無關。納西奧斯舉例稱，如果直接在非洲打出 LGBTQ 旗幟，非洲人會非常不滿，因此「需要找到一種不同的方式來談論這些問題」。 復旦大學 沈逸教授 認為：「如果不是像安德魯·納西奧斯這樣的人出來現身說法，一般情況下，相關材料即使是公開材料，也很少會把話講到這個地步。」 以上種種，不禁令人聯想到叛逃美國的蘇聯KGB特工貝茲梅諾夫（Yuri Bezmenov）的理論，在他1984年出版的一系列書籍中，介紹了蘇聯的意識形態作戰。他估計，KGB的間諜活動只花費15%的...

台灣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ECFA）的學生運動，出現「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更有激進者喊出「香港已死」，要台灣「以港為鑑」。這些消息通過互聯網，迅速得到香港本土派的熱烈回應，港獨和台獨大有合流之勢。 然而，撇開藍綠黨爭和情緒化的反中口號，卻不難發現，對ECFA 的擔憂，背後隱含對經濟全球化的擔憂，中國充其量只是某種意義上的代罪羔羊。 社運議題有虛有實，有表有裏。雖然台灣學運團體和綠營政黨的文宣，都否認自己反對經濟全球化，但諸如保護本地產業、質疑涓滴效應（一般百姓較少從貿易中獲益，反會遭受物價上升之害）、擔憂同質性競爭、害怕失業等問題，早已是反全球化人士討論多年的議題。 這些問題不僅發生在香港和台灣，也出現在拉美、南韓、東南亞、歐洲甚至美國；南韓對美國農產品的擔憂，西歐對東歐廉價勞動力的擔憂，都有很強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資本自然逐利，何處有利可圖就會流向何處，對台灣和香港來說，把中國換成別的國家，上述問題依然存在。 一般印象中，反對全球化是左翼的主張，但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共產黨和納粹黨均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區別在於矛頭所指和解決方式：共產黨最著名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並不籠統反對全球化，反對的只是資本家主導下的全球化。 納粹黨同樣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視經濟全球化為「國際猶太集團」的陰謀，希特拉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最著名的論斷就是：「我對德意志發展的途徑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最堅苦的奮鬥，不在對付敵國而在對付國際資本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毀國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們成為國際資本及其主人——就是猶太人——的奴隸」。 把分析建立在階級還是民族上，是共產黨和納粹黨的主要分別。反ECFA 學運，其實是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真議題，變成「台灣VS中國」的政治操弄；反ECFA 學運領袖林飛帆的「想做台灣人！不想做中國人！」可謂相當有代表性，但只考慮民族不考慮階級，很多事情始終不能有效解釋。 兩岸四地同屬中華民族，是大陸民眾和台灣藍營的共識；綠營則把族群差異說成民族矛盾。就算以族群作為單位，台灣老闆就不會剝削和壓迫台灣勞工？少數港商台商在大陸建立血汗工廠，難道又需要一般淳樸百姓負責？正如不能把富士康的連環自殺歸咎於「台灣人就是壞」；把兩岸正常的經貿活動，視為「吞併台灣」的陰謀，也沒有什麼合理性。 蘇聯解體後，左翼光環消失。今天無論香港或...

支聯會主辦的六四燭光晚會，向來是香港民主派團結的標誌，今年只因提出一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而遭到本土派的杯葛，支聯會最終收回口號，低調處理。 縱使公開理由避談本土派，燭光晚會的出席人數也沒有明顯減少，但能引起廣泛討論，已經令本土派打響名堂；他們敢於挑戰核心理論，更顯示衝擊比2008年立法會選舉「真假民主派」之爭來得深遠。 自中英談判開始，香港華人社會時有各種分裂主張出現，但大家都視為奇談怪論。這次本土派的冒起，卻與過去的模糊概念大不相同。 2011年底，嶺南大學教授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這本厚達二百八十八頁的書，在香港十分暢銷，若到圖書館借閱，甚至須要排期才得一看），書中從一百七十年的殖民地歷史，論證香港異於中國，並提出「放棄民主中國，保住香港城邦」之論；「去中國化」的本土派或自治派，就在此一論題的旗幟下建立。 論述完整 泛民難比 目前，雖然本土派人數依然不多，短期內也難成主流，但其論述的完整和議題的貼身，卻決定思想的輻射範圍比主流民主派還大。近年各種社會運動都能發現「城邦論」的影子，如反高鐵運動的「守護香港邊界」；反國民教育時，部分示威者「視中國為殖民統治」而「抗殖反國教」；在奶粉荒後，打着龍獅旗驅趕水貨客的「光復上水」；甚至不顧人道立場，反對港府捐款救助雅安地震災民等等。 短短兩年，本土派已可儲蓄到足夠力量挑戰民主派的核心論述，雖說意料之外，也算情理之中。這就須要在道德批評之外，做出更多的理論梳理和分析。 支聯會全稱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綱領包括「建設民主中國」，所以「愛國愛民」這一口號並無偏離支聯會立場。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解釋口號時說：「愛國絕不是愛黨，我們希望用這個論述去挑戰中國共產黨。」這說法可視為「反共不反華」或「反共愛華」。 「城邦論」卻完全相反，它是「反華反共」或「反華不反共」。陳雲在《香港城邦論》的前言中說：「假如鱷魚（中國政府）成批死了，鱷魚統治之下的大蟾蜍、水老鼠、食人魚重新組織民主中國，或成批湧來香港，對香港更為有害。」 在這次爭議中，本土派紛紛強調反華立場，facebook群組「朗思製作」說：「雙非孕婦，都是中共黨員嗎？香港人厭惡的、要遠離的，不只是黨，更是中國人！」博客「無待堂」更質疑：「中共教你愛黨、支聯會教你愛國，結果都是不愛自己。」 負面結論 以偏概全 雖然陳雲也曾說過：「如果可以推翻共產黨，那麼拉...

中國近十年來大量進口能源，很難不對國際政局產生影響。（《信報》配圖） 美國地緣政治學家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於1987年提出「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指每一百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世界領導權戰爭。 目前中美兩國在能源消耗、GDP和影響力方面都數一數二，故有論者把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挑戰者。 中國目前的發展戰略為「和平崛起」，希望依靠自身力量解決市場、能源和環境等問題。隨着去年頁岩氣開採技術的突破性發展，以及煤炭直接液化製油等技術的商業化，中國有望隨美國之後實現能源獨立。這將為中國「和平崛起」提供物質支持，也減低中美兩國能源衝突的可能，進而打破兩國走向全面對抗的「宿命」。 中國應「搭車」聯美 莫德爾斯基把世界領導權分為四個階段：首先是「世界大戰」階段，會產生新的世界領導者；其次是「沒有爭議性的世界領導者」階段，由領導者建立新的國際秩序；第三是「去合理化」階段，領導者權威備受質疑但依然強大；而「去中心化」的第四階段則出現領導者權威衰落，新興強權四起，領導者需要依賴戰爭維繫其權威。 蘇聯解體後，中國隨即成為美國的主要「挑戰者」。1995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時殷弘發表了《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一文，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他根據莫德爾斯基的理論，認為近500年來的挑戰者都以失敗告終，新的世界領導者通常是「先前霸權國家的合作者」，而挑戰者的合作方也會遇到重要挫折。因此建議中國應該採取「搭車」的戰略，和美國合作，而不選擇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或繼續孤立主義的韜光養晦戰略。 可是，能否搭車不取決於中國。中美兩國雖有多種合作，但衝突真正發生後，要美國放棄其傳統盟友日本並不可能；反過來說，日本「緊抱美國大腿」企圖搭車也是其最優選擇。故此，溫家寶總理2003年提出的「和平崛起」目前依然是主流，其內涵是中國發展「不應當也不可能依賴外國，必須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點上」，又指中國將依靠國內市場及提高科技，以解決能源和環境問題。這種理論應屬「韜光養晦」戰略的延伸，以減少和其他國家的衝突；但面對國內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卻始終需要依賴進口。 能源獨立非遙不可及 在全球化時代，利用進口能源發展經濟屬於常態，但也無可避免產生大國博弈。國際關係主要流派的現實主義認為，新興大國的崛起，無論其...

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維基百科圖片 ） 西方發展經濟學鼻祖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認為，在進入向成熟推進階段（Drive to maturity）之後，大部分西方國家面臨對外擴張、高福利和高消費社會三種選擇。筆者（本欄8月26日）比較若干經濟數據之後發現，中國經濟體系於2003年步入向成熟推進階段，並於2007年完成起飛階段。發展路徑和西方先進國家基本相同，意味着中國有潛質成為世界一流大國。根據發達國家一般經驗，在完成起飛階段十數年後就會步入高消費社會，2017年可能成為中國轉型的關鍵年份。 羅斯托對成熟之後的社會描述常被誤解，不少論者認為高消費社會是唯一方向，但事實上，羅斯托提供的數據足以支持其觀點，在進入向成熟推進階段之後，大部分發達國家面臨三種選擇：第一是對外擴張，在疆界之外尋求可以征服的他國領土，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和德國為代表；第二是成為福利國家，運用國家的力量來實現社會保障，並冒着犧牲部分發展因素的危險，來緩和商業循環所造成的困難，歐洲諸國是其代表；第三是提高消費水平，令大眾消費超越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以美國為代表。 消費對經濟貢獻已過半 以目前國際環境和中國自身國策而言，第一種選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雖然現在面對「C形包圍」，南海和東海爭議不斷，戰爭呼聲甚囂塵上，但即使最「鷹派」的學者，也僅僅希望遵循「以戰止戰」的方式來解決干擾，這和掠奪資源及生存空間的擴張主義非但不同，而且相反。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字，2011年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過半，達到了55.5%（支出面GDP），超越了投資對於經濟增長貢獻的48.8%。這反映中國經濟增長由投資拉動轉為由消費拉動，一改過去消費率過低的傾向，政府拉動內需雖然和歐美經濟疲弱導致的出口下降有關，但客觀上令中國出現了高消費社會的基本特徵。 高消費社會以美國為代表，在羅斯托看來，也只有美國是最成功的例子。目前，美國只有全球5%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20%的資源；擁有全球25%的汽車，卻使用了40%的汽油。有學者推算，中國人口要達到美國的消費水平，整個地球的資源都將不敷應用。同時，美國經濟增長當中有70%來自消費，但高消費借助信貸，需要社會性的「先用未來錢」，這種將責任留給後代才能維持的模式，在金融海嘯之後隨企業一起破產，並不可以持續發展。美國現在...

勞動力大規模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屬於起飛階段結束時的特徵，中國起飛階段結束的標誌性年份可定於二〇〇七年。 （新華社圖片） 近年來，中國各種社會問題叢生，不少論者因而質疑中國走了歪路。筆者認為，要討論發展模式問題，可由發展路徑和所需時間兩個方面進行研究。對比西方國家一般發展模式，中國模式路徑可謂基本一致。而目前，中國正處於向成熟推進階段初期，西方在類似的時期也曾出現過類似問題。 1960 年，發展經濟學先驅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將經濟現代化分為六個階段，至今仍是不容忽視的經典理論。 第一階段是傳統社會（Traditional society），指沒有近代科學技術的社會。[1] 第二為起飛創造前提條件階段（Preconditionsfor take-off），近代科學技術開始發揮作用，社會逐漸認為經濟進步是必要的，義務教育開始普及，出現願意承擔風險的企業家和商業擴張，並出現近代的製造業。[2] 第三為起飛階段（Take-off），是工業革命發生後的自動成長期，農民人數下降；生產性投資率提高；多種重要製造業部門發展起來。政治、社會和制度結構發生變化，使經濟成長不斷向前推進。[3] 主義不影響發展路徑 而第四是向成熟推進階段（Drive to maturity），投資率將維持在10%至20% 之間，社會能够吸收並有效應用新型技術，勞動力的結構、技術和實質工資都已經改變，社會調整價值觀念和制度以便適應新的經濟環境。 第五是高額群眾消費階段（Age of Highmass consumption），工業高度發達，經濟主導部門轉向生產耐用消費品，高額耐用品普及化，技術工人和城市人口比重比前階段有相當程度的提高，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源也逐漸增大。 而第六階段則在1971 年提出，為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主導部門是服務業與環境改造事業。[4] 羅斯托曾擔任美國肯尼迪和詹森政府的重要謀士，政治立場頗為反共，但這不影響他的觀察。在研究蘇聯經濟發展之後，他認為除了意識形態導致的某些差別外，美國和蘇聯的「總體輪廓」是相似的[5]，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路徑沒有本質性差異。而中國在1952年進入了第三起飛階段。[6] 羅斯托的理論基於對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歸納總結，...

《朱鎔基講話實錄》和《史蒂夫．喬布斯傳》是深圳官員去年購買的兩本熱門書籍 2011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各種紀念活動多不勝數，相關書籍自然引起不少讀者關注，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的《帝制的終結》和另一研究員馬勇的《1911 年中國大革命》均受到一定好評；台灣歷史學家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也於今年在內地出版。 建黨研究 頗受歡迎 與建黨九十周年相關的書籍，獲得很好的銷售成績，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二卷去年發行一百八十八萬套，此書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編寫歷時十六年，是官方版本最權威的黨史著作；《歷史的軌迹：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是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的新書，發行三十萬冊，以半官方的角度，解釋共產黨的革命和建設為何能於過去九十年取得成功。 要知道書籍的暢銷程度，北京圖書訂貨會是很好的參考，這個每年1 月在北京舉辦的訂貨會，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書籍交易平台，期間發布的「年度暢銷書榜」，則是最權威的暢銷榜。 在虛構圖書（小說）方面，郭敬明成為大贏家，在五大暢銷小說當中佔去三席，其餘兩本分別是韓寒的小說和馬奎斯名作《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在非虛構圖書類別當中，前四位均由9 月份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至四卷佔據，其他銷量不俗的書籍包括去年初出版的《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和去年10 月出版的《史蒂夫．喬布斯傳》。 《朱鎔基講話實錄》收錄了朱鎔基1991年至2003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總理期間三百多篇重要講話、談話、文章、信件和批語，共分四冊，論及金融改革、社會保障體制、住房、通脹等問題。跟別的領導人不同，這本書沒有用上《文選》之類的書名。書中透露朱鎔基卸任前，曾經提醒下屆政府要員注意房地產過熱，以及發展私人汽車工業可能帶來的交通堵塞問題。 暢銷書作者宋鴻兵的《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把視角從前兩本書的歐洲和美國拉回亞洲，以金融的角度解釋亞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宋鴻兵從鴉片戰爭談起，到民國時期的金融改革，再談到新中國在貨幣和金融方面遇到的危機和挑戰，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宏觀的視角。不過，中國新聞社的報道說： 「他的書提供了一個大的背景和脈絡，一般人看看也未必有害，只要在見解上保持警惕即可」。 暢銷不一定完全代表影響力，媒體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