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論」是愛港還是禍港?


支聯會主辦的六四燭光晚會,向來是香港民主派團結的標誌,今年只因提出一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而遭到本土派的杯葛,支聯會最終收回口號,低調處理。

縱使公開理由避談本土派,燭光晚會的出席人數也沒有明顯減少,但能引起廣泛討論,已經令本土派打響名堂;他們敢於挑戰核心理論,更顯示衝擊比2008年立法會選舉「真假民主派」之爭來得深遠。

自中英談判開始,香港華人社會時有各種分裂主張出現,但大家都視為奇談怪論。這次本土派的冒起,卻與過去的模糊概念大不相同。

2011年底,嶺南大學教授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這本厚達二百八十八頁的書,在香港十分暢銷,若到圖書館借閱,甚至須要排期才得一看),書中從一百七十年的殖民地歷史,論證香港異於中國,並提出「放棄民主中國,保住香港城邦」之論;「去中國化」的本土派或自治派,就在此一論題的旗幟下建立。

論述完整 泛民難比


目前,雖然本土派人數依然不多,短期內也難成主流,但其論述的完整和議題的貼身,卻決定思想的輻射範圍比主流民主派還大。近年各種社會運動都能發現「城邦論」的影子,如反高鐵運動的「守護香港邊界」;反國民教育時,部分示威者「視中國為殖民統治」而「抗殖反國教」;在奶粉荒後,打着龍獅旗驅趕水貨客的「光復上水」;甚至不顧人道立場,反對港府捐款救助雅安地震災民等等。

短短兩年,本土派已可儲蓄到足夠力量挑戰民主派的核心論述,雖說意料之外,也算情理之中。這就須要在道德批評之外,做出更多的理論梳理和分析。

支聯會全稱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綱領包括「建設民主中國」,所以「愛國愛民」這一口號並無偏離支聯會立場。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解釋口號時說:「愛國絕不是愛黨,我們希望用這個論述去挑戰中國共產黨。」這說法可視為「反共不反華」或「反共愛華」。

「城邦論」卻完全相反,它是「反華反共」或「反華不反共」。陳雲在《香港城邦論》的前言中說:「假如鱷魚(中國政府)成批死了,鱷魚統治之下的大蟾蜍、水老鼠、食人魚重新組織民主中國,或成批湧來香港,對香港更為有害。」

在這次爭議中,本土派紛紛強調反華立場,facebook群組「朗思製作」說:「雙非孕婦,都是中共黨員嗎?香港人厭惡的、要遠離的,不只是黨,更是中國人!」博客「無待堂」更質疑:「中共教你愛黨、支聯會教你愛國,結果都是不愛自己。」

負面結論 以偏概全


雖然陳雲也曾說過:「如果可以推翻共產黨,那麼拉着香港一起死都沒問題。」可是,人總有細緻思考和隨便說說的時候,「反華不反共」才真正符合「城邦論」的邏輯,關鍵是把中國人視為非我族類的他者,並與台灣綠營一樣「去中國化」。面對反華論述,支聯會的「愛國不等於愛黨」根本搔不到癢處,更談不上有力反擊。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引述了民族主義煽動者的觀點:「除非我們憎恨非我族類,否則便不可能愛我族類」,並視之為衝突的肇因。

奧地利學者賴希(Wilhelm Reich)更早於1933年已發現法西斯主義的秘密:「維也納的社會民主黨,把維也納有軌電車系統視為一個特殊的社會民主成就;莫斯科的共產主義工人,把莫斯科地鐵視為一種共產主義特有的成就;而德國工人也把計劃的巴格達鐵路視為一種德國特有的成就。」他認為,這種幻想自己特別而得到的滿足是法西斯主義基礎。

前者樹立敵人,後者美化自己,本土派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外來人和本地人的矛盾,卻只是一種普遍現象。在2012年2月1日《蘋果日報》刊登「香港人,忍夠了!」的「反蝗」廣告後,中國各大城市也出現「北京人,扛不住了!」、「上海人,切伐消了!」、「廣州人,頂唔蒲了!」等當地化的版本,反證內地和香港面對相同困難,沒有根本差異。

過度強調共性,固然脫離現實,但過度把負面消息集中,再得出負面結論,也是一種以偏概全。相比之下,六十年代由內地遷港的人數比現在多,內地和香港的制度差異比現在大,當時卻能夠吸收和消化這些差異,才造就香港的經濟起飛。

生活文化 收為己論


誠然,如德國哲學家尼采所說:「只有不存在歷史的事務才能加以定義」。「城邦論」與法西斯主義和台灣綠營有其相似之處,也有很大分別。納粹黨的理論建立在民族血統,台獨理論建立在省籍身份,香港大部分人口都是廣東籍的移民,加上地理貼近,沒有海峽分割兩地,導致本土派不能把論述建立在血統和省籍之上,只能把論述建立在香港生活文化的「魅化」上。

例如英文譯名,本是習慣與否的問題,但「城邦論」指出,香港的「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不同於大陸的「撒切爾」或台灣的「柴契爾」,於是變成香港文化優雅的例證;繁體字的使用,更視為抗拒大陸化的重要手段。陳雲在網上專欄說:「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

這種方式很有效,也很取巧。生活文化極為貼身,把抗爭建立在生活文化之上,人人只須維持習慣就可參與,毋須門檻,十分方便。如繁體字,毋須本土派強調也會正常使用,英文譯名更是如此,「城邦論」把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納入自己的論述,並賦予神聖的光環,卻頗能夠造成心理暗示,令人誤會自己的觀察、習慣和本土派的結論相同。

相比之下,主流民主派是精英政黨,除了四年一次的投票、一年一度的燭光晚會之外,外人很難參與其中,可謂門檻高、參與難,導致積極性下降;而且,在生活的外部尋找道德高地,也過於遙遠而不切身。

群眾一旦被發動起來,總期待會達到某種目標,對香港民主派來說,這種目標可以是雙普選,可以是民主派執政;但把目標建立在文化身份的抽象想像之上,則永遠不能證明文化是否保留,香港是否依然城邦,導致運動沒有終結的一天,難以恢復正常的秩序。

更值得關注的是,「城邦論」建立在「與中國內地和平共處」的假設之上。陳雲說:「香港自治,就是更好地維持這種互相依存的關係。」不過,以誇大差異、鼓勵歧視的方式進行,那跟假設根本是背道而馳。當矛頭指向族群而非政府時,希望國際干預或者期待中國政治改革都不可能;一旦港人對內地的歧視失去控制,上升到暴力行為,更可能導致七百萬香港人與十三億同胞的衝突,那麼失敗是無可避免的。


「城邦」「港獨」 一步之遙


言論自由是普世價值,任何言論都應該有發表的空間。本土論述由左翼社運轉向分離主義的過程,與社會輕視論述的重要性、對危險的思潮缺乏警惕有關。「城邦論」跟「港獨」只距一步之遙,會否發展為港獨,危害一國兩制,值得關注。

對於不認同「城邦論」的人來說,現在重要的工作,是梳理本土派的邏輯,並解釋清楚可能造成的後果。更重要的是,可能需要一套民間的「愛國論述」,只有這樣,才能在正常的政治秩序下追求民主。

信報,時事評論,A9,201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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