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論」是愛港還是禍港？

支聯會主辦的六四燭光晚會，向來是香港民主派團結的標誌，今年只因提出一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而遭到本土派的杯葛，支聯會最終收回口號，低調處理。

縱使公開理由避談本土派，燭光晚會的出席人數也沒有明顯減少，但能引起廣泛討論，已經令本土派打響名堂；他們敢於挑戰核心理論，更顯示衝擊比2008年立法會選舉「真假民主派」之爭來得深遠。

自中英談判開始，香港華人社會時有各種分裂主張出現，但大家都視為奇談怪論。這次本土派的冒起，卻與過去的模糊概念大不相同。

2011年底，嶺南大學教授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這本厚達二百八十八頁的書，在香港十分暢銷，若到圖書館借閱，甚至須要排期才得一看），書中從一百七十年的殖民地歷史，論證香港異於中國，並提出「放棄民主中國，保住香港城邦」之論；「去中國化」的本土派或自治派，就在此一論題的旗幟下建立。

論述完整 泛民難比

目前，雖然本土派人數依然不多，短期內也難成主流，但其論述的完整和議題的貼身，卻決定思想的輻射範圍比主流民主派還大。近年各種社會運動都能發現「城邦論」的影子，如反高鐵運動的「守護香港邊界」；反國民教育時，部分示威者「視中國為殖民統治」而「抗殖反國教」；在奶粉荒後，打着龍獅旗驅趕水貨客的「光復上水」；甚至不顧人道立場，反對港府捐款救助雅安地震災民等等。

短短兩年，本土派已可儲蓄到足夠力量挑戰民主派的核心論述，雖說意料之外，也算情理之中。這就須要在道德批評之外，做出更多的理論梳理和分析。

支聯會全稱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綱領包括「建設民主中國」，所以「愛國愛民」這一口號並無偏離支聯會立場。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解釋口號時說：「愛國絕不是愛黨，我們希望用這個論述去挑戰中國共產黨。」這說法可視為「反共不反華」或「反共愛華」。

「城邦論」卻完全相反，它是「反華反共」或「反華不反共」。陳雲在《香港城邦論》的前言中說：「假如鱷魚（中國政府）成批死了，鱷魚統治之下的大蟾蜍、水老鼠、食人魚重新組織民主中國，或成批湧來香港，對香港更為有害。」

在這次爭議中，本土派紛紛強調反華立場，facebook群組「朗思製作」說：「雙非孕婦，都是中共黨員嗎？香港人厭惡的、要遠離的，不只是黨，更是中國人！」博客「無待堂」更質疑：「中共教你愛黨、支聯會教你愛國，結果都是不愛自己。」

負面結論 以偏概全

雖然陳雲也曾說過：「如果可以推翻共產黨，那麼拉着香港一起死都沒問題。」可是，人總有細緻思考和隨便說說的時候，「反華不反共」才真正符合「城邦論」的邏輯，關鍵是把中國人視為非我族類的他者，並與台灣綠營一樣「去中國化」。面對反華論述，支聯會的「愛國不等於愛黨」根本搔不到癢處，更談不上有力反擊。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引述了民族主義煽動者的觀點：「除非我們憎恨非我族類，否則便不可能愛我族類」，並視之為衝突的肇因。

奧地利學者賴希（Wilhelm Reich）更早於1933年已發現法西斯主義的秘密：「維也納的社會民主黨，把維也納有軌電車系統視為一個特殊的社會民主成就；莫斯科的共產主義工人，把莫斯科地鐵視為一種共產主義特有的成就；而德國工人也把計劃的巴格達鐵路視為一種德國特有的成就。」他認為，這種幻想自己特別而得到的滿足是法西斯主義基礎。

前者樹立敵人，後者美化自己，本土派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外來人和本地人的矛盾，卻只是一種普遍現象。在2012年2月1日《蘋果日報》刊登「香港人，忍夠了！」的「反蝗」廣告後，中國各大城市也出現「北京人，扛不住了！」、「上海人，切伐消了！」、「廣州人，頂唔蒲了！」等當地化的版本，反證內地和香港面對相同困難，沒有根本差異。

過度強調共性，固然脫離現實，但過度把負面消息集中，再得出負面結論，也是一種以偏概全。相比之下，六十年代由內地遷港的人數比現在多，內地和香港的制度差異比現在大，當時卻能夠吸收和消化這些差異，才造就香港的經濟起飛。

生活文化 收為己論

誠然，如德國哲學家尼采所說：「只有不存在歷史的事務才能加以定義」。「城邦論」與法西斯主義和台灣綠營有其相似之處，也有很大分別。納粹黨的理論建立在民族血統，台獨理論建立在省籍身份，香港大部分人口都是廣東籍的移民，加上地理貼近，沒有海峽分割兩地，導致本土派不能把論述建立在血統和省籍之上，只能把論述建立在香港生活文化的「魅化」上。

例如英文譯名，本是習慣與否的問題，但「城邦論」指出，香港的「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不同於大陸的「撒切爾」或台灣的「柴契爾」，於是變成香港文化優雅的例證；繁體字的使用，更視為抗拒大陸化的重要手段。陳雲在網上專欄說：「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

這種方式很有效，也很取巧。生活文化極為貼身，把抗爭建立在生活文化之上，人人只須維持習慣就可參與，毋須門檻，十分方便。如繁體字，毋須本土派強調也會正常使用，英文譯名更是如此，「城邦論」把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納入自己的論述，並賦予神聖的光環，卻頗能夠造成心理暗示，令人誤會自己的觀察、習慣和本土派的結論相同。

相比之下，主流民主派是精英政黨，除了四年一次的投票、一年一度的燭光晚會之外，外人很難參與其中，可謂門檻高、參與難，導致積極性下降；而且，在生活的外部尋找道德高地，也過於遙遠而不切身。

群眾一旦被發動起來，總期待會達到某種目標，對香港民主派來說，這種目標可以是雙普選，可以是民主派執政；但把目標建立在文化身份的抽象想像之上，則永遠不能證明文化是否保留，香港是否依然城邦，導致運動沒有終結的一天，難以恢復正常的秩序。

更值得關注的是，「城邦論」建立在「與中國內地和平共處」的假設之上。陳雲說：「香港自治，就是更好地維持這種互相依存的關係。」不過，以誇大差異、鼓勵歧視的方式進行，那跟假設根本是背道而馳。當矛頭指向族群而非政府時，希望國際干預或者期待中國政治改革都不可能；一旦港人對內地的歧視失去控制，上升到暴力行為，更可能導致七百萬香港人與十三億同胞的衝突，那麼失敗是無可避免的。

「城邦」「港獨」 一步之遙

言論自由是普世價值，任何言論都應該有發表的空間。本土論述由左翼社運轉向分離主義的過程，與社會輕視論述的重要性、對危險的思潮缺乏警惕有關。「城邦論」跟「港獨」只距一步之遙，會否發展為港獨，危害一國兩制，值得關注。

對於不認同「城邦論」的人來說，現在重要的工作，是梳理本土派的邏輯，並解釋清楚可能造成的後果。更重要的是，可能需要一套民間的「愛國論述」，只有這樣，才能在正常的政治秩序下追求民主。

信報，時事評論，A9，201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