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內地電子支付工具因為一輪又一輪的宣傳攻勢，在香港造成不少話題，過去不太流行的支付寶，甚至在蘋果手機的App Store變成下載量第一的軟件。電子支付貌似勢不可擋，但事實是否如此理想？ 其實，今年初，香港發生了一個不太受公眾關注，卻可能十分重要的事。1月10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在立法會回覆議員質詢時表示，金管局正與業界合作，構建一個快速支付系統，全面連接銀行和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這是香港特區政府首次向社會發出信號——政府會促進電子支付的發展。 劉怡翔表示，即將建立的快速支付系統可以提供跨銀行即時轉帳、扣帳服務，以及商戶、客戶之間的支付服務和個人對個人的轉帳服務。為了促進儲值支付工具市場的發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數個政府部門，正研究以先導方式讓市民以電子錢包繳交政府帳單。 同時，金管局也會訂立二維碼標準，使商戶能夠利用同一個二維碼，接受客戶透過不同儲值支付工具進行支付。9月份會公佈細節。 香港現有的電子支付系統 目前，香港的電子支付受到《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監管，共有13間註冊機構，其中較為知名的包括內地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和騰訊的微信支付；國際的PayPal；香港本地八達通的o! ePay、香港電訊的Tap&Go和TNG等。表面上林林總總，但除了八達通以外，普及率都不算太高。 在1997年，香港已經有主要用作支付車資的八達通。比1999年的上海公共交通卡；2001年的新加坡易通卡和2002年的台灣悠遊卡都早。如今，八達通已經將勢力擴張到各行各業，連鎖經營的商店基本上都接受使用八達通。 八達通依托地鐵而生，其中一個普及的原因是獨占香港的交通工具支付，學生希望申請地鐵乘車優惠，必須申請個人版的八達通，多年下來足令八達通人手一張。據八達通網站的介紹，目前相關市面流通的八達通卡已超過3,300萬張，遠超過香港常住人口，有99%的市民擁有八達通。 劉怡翔將電子支付分為商戶、客戶之間的支付服務和個人對個人的轉帳服務，即Business to Consumer（B2C）和Consumer to Consumer（C2C）。在B2C部份，藉著傳統及非接觸式信用卡、八達通、易辦事等方式的電子支付約佔港私人消費支出總額約六成，二維碼支付則是剛起步階段。 對電子支付的正反意見 對此，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批評政府「後知後覺」，認為以往本港八達通支付系統領先全球各地...

2017年11月24日，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宣布，自12月1日起減低187種消費品的進口關稅，其中香港媒體最關注的，莫過於四種嬰兒配方奶粉完全免稅。適逢香港正在檢討奶粉限購令（限奶令），有媒體認為內地零關稅能減輕香港水貨壓力，主張為了維護自由港的地位，應該撤銷限奶令；也有媒體擔心撤銷限奶令，香港嬰兒將會再度面對奶粉荒。 自從2013年3月1日香港實施限奶令，至今接近五年。目前，除非獲得工業貿易署的出口許可證，否則個人禁止從香港帶1.8公斤（兩罐）以上的嬰幼兒食用奶粉或豆奶粉離境，最高可判兩年徒刑。 特首林鄭月娥在2017年10月份的《施政報告》表示會檢討「限奶令」，並研究如何保障本地配方奶粉穩定供應的長遠措施。其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10月17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限奶令不是長期措施，加上海關檢控以及奶粉短缺數字穩定，故有需要檢討。此言一出，自然引起輿論嘩然。 所謂「奶粉短缺數字」和「海關檢控數字」，根據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提交給立法會的報告，從2014年到2016年，香港嬰兒奶粉的總入口量分別為5,600萬公斤、5,400萬公斤及5,900萬公斤；留港內銷的奶粉總量分別為4,700萬公斤、4,200萬公斤及4,200萬公斤，兩者基本持平，顯示供應充足，為撤銷限奶令創造了條件。 但是香港在實施限奶令後，截至2017年10月，各邊境管制站已經查獲約20,620宗違規個案，當中19,522人次被法庭定罪，罰金最低為200元，最高為15萬元，被判監刑期最高為180天。反映香港奶粉供應充足，和海關執法嚴厲不無關係。 翻查近期媒體評論，可以發現，支持開放限奶令的媒體，關注焦點多數是「奶粉短缺數字」，如一貫支持自由主義經濟學的 《蘋果日報》 就以此為據，批評前特首「借市場的一時失衡，譁眾取寵、背叛自由港道統，禁制嬰兒奶粉出口，而貽笑天下。」反對撤銷限奶令的 媒體 ，其關注的焦點自然是「海關檢控數字」。 零關稅奶粉屬特別配方 根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調整部分消費品進口關稅的通知》，零關稅的四種奶粉是「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氨基酸配方、無乳糖配方特殊嬰幼兒奶粉」。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張德榮 接受訪問 時指，這四種奶粉是腸胃敏感嬰幼兒的特別配方奶粉，不是一般普通配方奶粉，佔藥房銷售不足百分之一，估計對本地藥房生意影響不大...

新政策出台，不免會引起爭議。兼聽則明應是討論審議香港發展項目的良方。10月11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布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最為傳媒關注的是「港人首置上車盤」。這個旨在幫助較高收入人群的政策概念自出現在林鄭月娥的《競選政綱》之後，爭議就未曾間斷。 《施政報告》公佈，將於明年底選觀塘的兩公頃住宅用地興建約1,000個單位作為先導計劃。不少細節要明年中才能公佈，其中包括售價、轉讓年期、轉售補貼處理，還有最重要的，即是否設收入下限等。 正視負面評價 《施政報告》表示，這個政策是「讓較高收入的家庭在私樓樓價持續上升下能重燃置業希望」，會透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作混合發展，在興建私人房屋的同時，預留一定數目的「首置」單位。申請者需要居港滿7年、從未在香港置業。單身人士收入上限是每月不超過3.4萬元（港幣，下同），二人或以上家庭則不超過6.8萬元。 由於政府尚未公佈完整的信息，也導致了一些混亂。 9月份，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曾表示，單位或只能售回給政府，當局再按市況轉售予合資格申請者：「因此申請者需考慮日後轉售時，將不能享有樓價上升的好處。」旋即被中產人士譏諷為供「死會」，即申請人雖然享有折扣，但是依然需要銀行供款，不過這種供款卻不會升值，只會隨著通脹貶值。是否真的只能由政府回購，《施政報告》中沒有明確提出，但也沒有明確否認。 香港由政府資助的房屋大致有兩類，一類是給無力置業人士租住的公屋，一類是有政府補助，低於市場價格出售的居屋。港人首置上車盤的入息上限，比居屋的個人入息限額2.74萬元、家庭入息限額5.47萬元，分別高了6600元及1.33萬元。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簡報》，香港個人收入中位數是1.55萬，而家庭月收入超過6萬的，隻大概佔16.5%。港人首置上車盤受惠的階層，肯定在香港頭兩成的精英之內。多份媒體都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指，大概有5.5萬人屬首置盤入息範圍內（換句話說可能有下限），不過該數字未扣除已置業人士，相信數字只會更低。資助有能力置業的人置業，受惠的又非社會大多數。因此，輿論對這個政策有不少負評。 例如，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阮穎嫻，質疑「首置上車盤」的入息上限不合理：「如果夫妻倆月入六萬多元，租樓買樓都綽綽有餘，亦可通過壓力測試。」她認為香港超過八成青年月入少於2.5萬元，如沒有父母幫助根本...

8月3日，行政會議成員任志剛發表了一篇名為《 香港公共財政管理 》的網誌，批評過去十年，對《基本法》107條理解錯誤，不能有效「投資未來」，為經濟注入新動力，又指「政府一直採取『守財奴』政策，導致大量盈餘出現，拖著經濟後腿，可說是穩健有餘，進取不足，亦不合時宜。」 《基本法》10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可謂香港公共理財方面最重要的條文。任志剛曾在1993至2009年擔任央行性質的金融管理局總裁，有「經濟沙皇」之稱，「守財奴」一詞出現在他的文章當中，又涉及對《基本法》的理解，份量非同小可，需要仔細討論。 過去十年，剛好由曾俊華就任財政司司長，由於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曾俊華是林鄭月娥最主要的對手，而任志剛支持林鄭月娥，有輿論以黨爭的角度解讀。不過，作為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過去寫的文章從未「無的放矢」。加上當時在新加坡訪問的特首林鄭月娥也專門回應，指任志剛的看法與她的理財新哲學「異曲同工」。故此，香港媒體估計，任志剛的言論並非打算「藉機批評前朝」，而是為了十月份發表的《施政報告》設下輿論鋪墊，提前對財經政策「試水溫」。 任總的四點解讀 任志剛對《基本法》107條的理解提出了四點解讀： 一、條文並沒有規定每年都需要平衡預算，應該理解為「在一個經濟周期中達至收支平衡」； 二、《基本法》指的是財政預算而非實況，因此是否符合《基本法》也應該由預算而不是從實況去評論； 三、107條屬概念性質而不是具體規定，「遵守『原則』不等於墨守成規；『力求』不排除力有不逮；『避免』亦不代表不能發生。」 四、任志剛認為，財政預算是「量」，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是「速」。《基本法》要求「量」與「速」計算的指標「相適應」，基於兩者之間有互動關係，但「相適應」非「同步」，否則《基本法》的表述應該為「政府的支出應限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一個固定比例，例如20%」。 任志剛的結論是：「當經濟增長速度太慢，便需要增加政府開支、減稅和作出赤字預算；而當經濟增長速度太快，便可以用相反的財政政策。」也即逆週期。 至於逆週期和「應對低於正常增長的結構性問題」的措施，任志剛認為可以優先考慮具有「較高乘數效應」及「提升生產力」作用的項目，同時也可以優先考慮那些對經常性開支影響較低的項目。 令人疑惑的是，爭議之...

梁振英特首任內主張「內交」，和內地城市建立關係。今年3月5日，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上，提到了要「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具體怎麼落實還有待具體措施，但已經可以視為中央的定調。區域融合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涉及到香港未來方向。不過事實上，要扮演好香港的角色，不僅要緊貼內地，更應該放眼國際。 區域融合在回歸後的演變 回歸後，區域融合出現了廣度和深度的變化。1998年3月30日，由時任廣東省常委、副省長王岐山牽頭成立的粵港聯席會議首次召開，港方組長是時任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會議由廣東省與香港特區政府高層人員組成。據媒體透露，該會議一度流於形式，港方官員擔心粵港走的太近，會令香港喪失自治和獨特性，甚至變成內地普通城市。 變化出現在2003年，當時非典（SARS）襲港，導致百業蕭條。2003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正式簽署，這個措施一般被解讀為中央對港的救助措施，其中在同年7月28日開始港澳個人遊（自由行）為當時的香港注入了經濟活力，內地遊客呈倍數上升，改善了香港的失業率。實際上，CEPA旨在減少市場壁壘及政府管制，也為內地金融業提高了競爭能力，屬於互利共贏。CEPA不僅遵循一國兩制，也需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因為規定清晰具體，加上幾乎每年都有補充協議，因此至今依然是內地和香港最重要的一份經貿協議。 區域融合出現在同年11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提出「泛珠三角經濟區」（即9+2），包括香港、澳門、廣東、廣西、海南省等11個行政區，合作在CEPA框架內實行，每年舉行發展論壇。到了2009年1月，發改委公佈《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由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並由總理溫家寶批准，第一次將粵港合作明確為國家政策。和9+2不同，範圍收窄到港澳和廣東省內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及肇慶，也稱「新9+2」，與「大灣區」範圍相同。計劃到2020年，形成粵港澳三地分工合作。 在《規劃綱要》之下，旨在加速粵港人員往來的基礎建設開始興建，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和河套區發展逐漸成形，「一小時生活圈」概念被熱炒。其指導思想列明「為保持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有力支撐」。2010年4月在《規劃綱要》之下簽署《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其中十分進取的措施，包括允許香港保險業機構在粵開業，允許香港金融機構...

「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這個差不多五十多年前的經濟政策，至今依然頻繁出現在香港的主流媒體上，每一任特首都會對此做出回應，或修訂，或事實上遵循，或認為其過時而否定。林鄭月娥七月一日正式上任，也不例外要直面這一政策。 林鄭月娥曾任香港「二把手」的政務司長，因希望延續梁振英的施政理念而參選，經濟政綱是「政府新角色」和「理財新哲學」，已有聲音質疑她背離積極不干預。甚至有海外媒體擔憂，香港會走向大政府高稅負的福利社會。是耶非耶？恐怕不梳理一下歷史和邏輯，難以說得清楚。 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政策，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時期，分別是二戰後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和六七暴動後實行的積極不干預。 自由放任和福利不直接掛鉤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由轉口港變成輕工業基地。1961年的財政司長歧樂嘉（Arthur Clarke）在最後一任的財政預算案上表示：「我的繼任者將會犯我一直在犯的錯誤。他會低估收入，因為就像我和很多人那樣，他無法理解為何能在許多不足下，既新且成功的工業可以於一夜之間從無到有，為何前所未見的行業會突然出現。」 對殖民地官員來說，變化比計劃快，政府確實無法比市場更英明。在1961至1971年繼任財政司長的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延續了自由放任政策，他表示：「我們是一個經濟極度開放的地區，『無形之手』是我們經濟的最佳指引者。」這可不是個人見解，因為同時期的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做了幾乎相同闡述：「政府不主動干預任何企業的發展，而讓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去決定他們的命運。」 在郭伯偉時代，貧窮家庭的比例由50%下降到了15%，實質工資也上升了50%。使得港英充滿自信，在一份1965年的政府白皮書當中說：「無論任何社會，其經濟福祉都端賴於社會中每名居民盡力為充實其資源而貢獻，而非從中取用消耗。」 雖然如此，當時港英已經開始著手改善福利，在1963年興建的公營瑪麗醫院，成為當時英聯邦最大的醫院；小學免費教育在1971年戴麟趾和郭伯偉卸任同年得以落實。這顯示，即便最遵循自由主義的時代，福利也和自由放任不直接掛鉤，不干預的主要對象是行業和企業。 四種情況港英會進行干預 而在1967年5月，香港發生了被史學界普遍視為分水嶺的「六七暴動」，一般而言，外因是受到了文革思潮的衝擊...

香港樓價常年世界第一，也連續7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的地區，據美國顧問機構Demographia今年1月公佈的《 全球樓價負擔能力報告 》，香港樓價中位數比家庭年入息中位數（「中位倍數」）高18.1倍，即不進行任何消費，也需要18年才能夠置業（ 2016年是19倍，2015年是17倍 ）。值得關注的是，Demographia界定中位倍數5.1或以上，已代表樓價「極度不可負擔」，被視為香港主要競爭對手的新加坡則是4.8。 今年3月26日，香港將進行特首選舉，本屆有三位前高官、一位退休法官競逐。他們都有一定行政和政治經驗，無論最後誰當選特首，他們的政綱也會藉著特首選舉，成為全港市民關心的公共話題。 退休法官 胡國興 於2016年12月14日最早發表政綱；前保安局局長 葉劉淑儀 緊接著在15日發佈政綱；前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 於今年2月6日；被視為大熱門的 林鄭月娥 則在2月13日發布教育、稅務及置業三方面的初步政綱，據稱完整政綱要在3月初才和公眾見面。 2012年特首梁振英以「穩中求變」的口號當選，在經濟方面則「適度有為」。相比上屆選舉，本屆較少宏大敘事，候選人集中討論政策細節，側重點卻也各有不同。 政府部門怎麼整合？ 林鄭月娥曾任發展局長，是掌管土地供應的主要官員；曾俊華以財政司長身分，兼任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主席，這兩位對土地問題較其他候選人更有經驗。 曾俊華的政綱由改革政府機構著手，主張把規劃、土地及房屋政策納入同一政策局，名為「規劃、地政及房屋局」；葉劉淑儀主張十分類似，名為「土地規劃房屋局」。另外她建議成立土地發展局，建立長遠土地規劃的「熟地倉」，必要時用土地基金儲備收購土地或私人發展項目。林鄭月娥未有完整版的政綱，暫不作討論。 目前運輸及房屋局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發展局由財政司司長領導，曾俊華的特別之處是試圖將整個房屋體系納入財政司領導之下，無疑會增強財政司的權力。由於他長期擔任財政司，對這樣改動的利弊應該十分清楚，由於不用增加主要官員，無論日後是否成事，這個思路也值得關注。 而葉劉淑儀的「熟地倉」概念，早前由工商界人士提出過，目的是提供未來三至五年可隨時興建住宅的土地，穩定土地供應，也令政府具備「低買高賣」的能力，對平抑地價有一定幫助。其中最大的阻力在於開發土地涉及很多不同部門，以及市場土地供應已經不足，「熟地倉」只能在充足供應之下才能實現。 ...

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無疑是2016年的兩件大事，都被視為反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勝利。與此同時，各界都在競猜下一隻黑天鵝到底是法國的國民陣線、意大利的五星運動，還是德國的另類選擇。 「黑天鵝」之所以震撼，因為發生在一般公眾意料之外，當全球都在熱烈討論黑天鵝的時候，這個詞彙已經失去了意義。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範圍，各種不同程度的本土派都在蠢蠢欲動，不斷衝擊過去的主流社會。問題在於這種衝擊是曇花一現，還是徹底改變全球化的進程。 美國兩黨都是本土派 和英國脫歐不同，美國大選並非全球化和本土化之爭，希拉里也不贊成涵蓋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特朗普的分別，可能只是本土化進程的快慢。1988年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加拿大前總理梅龍尼（Brian Mulroney）在選前的擔憂很有代表性，他既不欣賞特朗普廢除貿易協定，也對希拉里感到不安，梅龍尼更表示：「如果民主黨重掌參議院，加拿大在國際貿易就會受到打擊。」 要本土化，反的自然不僅僅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希拉里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也不買賬，表示「會終止任何扼殺職位或壓低工資的貿易協議，包括TPP」。她也主張對中國徵收更多的關稅，這些都在特朗普發布類似的經濟政綱之後三天才公佈。以希拉里的政治智慧和選舉班底的研究實力，自然不會不知道「拾人牙慧」的弊端，何況希拉里任國務卿時，還推動韓國和哥倫比亞達成協議，結果被共和黨舊事重提大造文章。希拉里要出此下策，恐怕反映民主黨內，本土化也已經成為主流。 美國是過去全球化當之無愧的領導者，本屆共和民主兩黨候選人卻都是本土派，足以令人震驚。如果按照選票分析，可以發現共和黨主流派雖然不支持特朗普，但投票給共和黨的選民比對上屆只少了1.4%（2012年為60,933,504票，2016年為60,086,008票）；而民主黨的總選票，則由2012年的65,915,795票跌到了60,556,142票，少了8.3%。這種現象，一方面是希拉里沒能力團結民主黨人，另一方面也代表民主黨人確實不太喜歡希拉里。究竟是嫌希拉里不夠本土，還是不滿希拉里推翻民主黨過往政策，無法得知。不過，隨著特朗普當選，這些細節很快都會變得不再重要。 全球化已經失敗過一次？ 在此番亂局下，各方都在尋找一個夠說服力的解釋。近日，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引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詹姆斯（...

本屆立法會，希望擺脫中央影響的「本土派」和「自決派」各取三席，兩派全部得票分別佔10.96%和8.02%（加上落選參選人）。對比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7月的調查，17.4%民眾支持香港在2047年獨立，數字上十分接近。 「本土派」認定香港是一個民族，要求「民族自決」及「全民制憲」，青年新政的游蕙禎和梁頌恆，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屬於該派；「自決派」則主張「民主自決」，認為香港應「完全自治」，成員包括香港眾志的羅冠聰、獨立的劉小麗及朱凱廸。 這六位「新貴」在政治上的立場固然值得關注，他們在經濟上的立場，也變得越來越值得討論。香港政府的財政預算需要立法會的審核及通過，最大黨派民建聯在地區直選獲得的議席不過是7席，6人已經是不容忽視的力量。土地和經濟發展等，都是香港的大議題，今後四年的討論也沒理由無故終止。 縱觀兩派經濟政綱，「政治決定經濟」的意味都十分濃厚，為了達到香港獨立或者完全自治，兩派都希望建立一個獨立於中國內地的經濟模式。 土地是香港政治和經濟最大的問題之一，政府收入有約15%來自賣地和補地價（最高是利得稅和薪俸稅約40%）。兩派討論土地問題時，卻將焦點集中在香港是否能夠「自給自足」上。他們的考慮是，香港的食水和蔬菜依賴大陸，一旦獨立或自決，可能會面臨內地「斷水斷食」的局面。 對此，青年新政主張「有效增加農業自給率」；香港眾志的羅冠聰政剛中列明「打擊囤積農地，荒廢農地全面復耕」；理工大學專上學院講師的劉小麗主張「提升食物自給」；社運人士朱凱廸的政綱，更主張食水和蔬菜要「自給自足」。 值得一提的是，朱凱廸是一個「苦行僧」式的人物，常年關注新界土地問題。他在新界西選區以8.4萬票當選，佔該選區13.94%，是新界西第一高票的「票王」。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他表示：「一個地方要維持自主，需要考慮基本物資供應能否達到一定程度的自給，而1997年後的香港，被納入珠三角規劃範圍，以削弱香港的自主，方法是消滅『鄉』，令鄉郊從此失去農業」。 根據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資料，本地的農業生產總值在2015年為9.4億，農作物佔2.9億，牲畜佔2.5億，家禽佔3.9億。平均每日生產蔬菜41公噸，生豬235頭，活雞11,100隻。這個數字看起來不小，但是以蔬菜來說，本地農產供應全港所需蔬菜只佔1.8%，使用的耕地為287公頃。 按比例計算，要真的做到蔬菜...

即將於9月4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是香港最重要的選舉之一。各派政治力量摩拳擦掌，爭奪35個地區直選、5個超級區議員及30個功能組別議席。和往年最大的不同是，番號眾多的「港獨」和本土派政黨紛紛提早預告會參與地區直選，要將「港獨」的聲音帶進立法會。 據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7月發布的「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報告顯示，有69.6%受訪者支持2047年後香港維持一國兩制，17.4%表示支持「香港獨立」。雖然主流民意依然贊同一國兩制，但「港獨」支持度也創下史無前例的新高。 香港立法會使用「比例代表制」，以每一參選名單所得選票，佔全部選票的比例分配議席，較能反映民意分佈，也有利於小型政黨。17.4%的民意在全社會來說並不算多，但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之下，若干主張「港獨」的參選人勝出，可說是毫不意外。 為了避免「獨派」借選舉宣揚政治理念的尷尬情況，香港的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參選人額外簽署一份「確認書」，擁護《基本法》內「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一部份」的條文。 結果，主張香港是一個民族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堅持不簽署確認書，喪失了參選資格；簽署確認書，又暗示自己委屈求全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被選舉主任認為不真誠，未獲參選資格。而經濟實力，政治人脈和理論水平都更強的「熱普城」（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及城邦派合組的選舉聯盟）參選人，如提倡「城邦論」的陳雲根、主張「全民制憲」的熱血公民領袖黃洋達，卻獲得了參選資格。 以激進程度劃分，普羅政治學苑的「變相公投」、陳雲的「城邦論」和熱血公民的「全民制憲」等主張，都未必比梁天琦溫和。而且和熱血公民密切相關的《熱血時報》，之前也舉辦過「香港國旗設計比賽」，黃洋達更表示過要「大範圍談港獨」。至於是否「真誠地」不再主張港獨，梁天琦比陳雲的「旨在留低（下）曾經被迫害的紀錄」及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的「簽咗（了）反而成為一個公民抗命」低調的多。 對此，香港傳媒普遍批評選舉主任標準曖昧不明，坊間更有不少的陰謀論，認為「熱普城」是無間道。也有人擔心，確認書在剔除了部分「獨派」之後，「熱普城」將更加容易獲得議席，進一步強化「獨派」實力。 無論喜歡與否，選戰都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之後的形勢才是真正值得關注的焦點。 「政治交易」才是香港日常生態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總結過去港英殖民地政府管治手段為「行政吸納政治」，即通過行政局和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