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化「獨派」民意 是特區政府之要務

即將於9月4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是香港最重要的選舉之一。各派政治力量摩拳擦掌，爭奪35個地區直選、5個超級區議員及30個功能組別議席。和往年最大的不同是，番號眾多的「港獨」和本土派政黨紛紛提早預告會參與地區直選，要將「港獨」的聲音帶進立法會。

據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7月發布的「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報告顯示，有69.6%受訪者支持2047年後香港維持一國兩制，17.4%表示支持「香港獨立」。雖然主流民意依然贊同一國兩制，但「港獨」支持度也創下史無前例的新高。

香港立法會使用「比例代表制」，以每一參選名單所得選票，佔全部選票的比例分配議席，較能反映民意分佈，也有利於小型政黨。17.4%的民意在全社會來說並不算多，但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之下，若干主張「港獨」的參選人勝出，可說是毫不意外。

為了避免「獨派」借選舉宣揚政治理念的尷尬情況，香港的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參選人額外簽署一份「確認書」，擁護《基本法》內「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一部份」的條文。

結果，主張香港是一個民族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堅持不簽署確認書，喪失了參選資格；簽署確認書，又暗示自己委屈求全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被選舉主任認為不真誠，未獲參選資格。而經濟實力，政治人脈和理論水平都更強的「熱普城」（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及城邦派合組的選舉聯盟）參選人，如提倡「城邦論」的陳雲根、主張「全民制憲」的熱血公民領袖黃洋達，卻獲得了參選資格。

以激進程度劃分，普羅政治學苑的「變相公投」、陳雲的「城邦論」和熱血公民的「全民制憲」等主張，都未必比梁天琦溫和。而且和熱血公民密切相關的《熱血時報》，之前也舉辦過「香港國旗設計比賽」，黃洋達更表示過要「大範圍談港獨」。至於是否「真誠地」不再主張港獨，梁天琦比陳雲的「旨在留低（下）曾經被迫害的紀錄」及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的「簽咗（了）反而成為一個公民抗命」低調的多。

對此，香港傳媒普遍批評選舉主任標準曖昧不明，坊間更有不少的陰謀論，認為「熱普城」是無間道。也有人擔心，確認書在剔除了部分「獨派」之後，「熱普城」將更加容易獲得議席，進一步強化「獨派」實力。

無論喜歡與否，選戰都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之後的形勢才是真正值得關注的焦點。

「政治交易」才是香港日常生態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總結過去港英殖民地政府管治手段為「行政吸納政治」，即通過行政局和立法局吸納本地華人經濟精英，對精英進行整合，同時對草根進行廣泛的諮詢，建立服務型政府，最終達到精英「共治」的穩定局面，這是香港在殖民地時代沒有重要政治家的原因。金耀基的文章寫於1975年，他認為「行政吸納政治」始終祗是精英階層解決權力分配的方式，在市民對政治日益關注的情況下，「行政吸納政治」將不再能夠提供足夠的合法性。

就「行政吸納政治」而言，誰被吸納？誰被排斥？表面上同樣曖昧不明。由結果反推，能夠進行「政治交易」幾乎是被吸納者的共同點，而這種香港特色的政治交易，也有一個中英夾雜的特色的名詞叫「做deal」。

如果「共治」是目的，吸納的對象就不限於經濟精英，政治精英也可以是被吸納的對象。臨近回歸時，港英政府主動「加持」了某些反對派的政治能量，令「已成氣候」的一些民間主張可以被少數政治精英代表。最大的反對派政黨民主黨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而民主黨善於和港英「做deal」也是公開的秘密。

特區府院之爭不如想像激烈

早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一個論壇上透露，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關係沒有傳媒說的那麼緊張。相反，過去四年「政府提交的89條法案中，有86條獲通過。」他又指，政府如果一定要通過某些議案，「總有其辦法」，坦言政治是一種充滿「政治交易」的計算。

換句話說，造成威脅的不是一時半刻的政治主張，也不是在議會內的「表演」，更不是表面是否順從，而是立法會議員是否懂得和政府「做deal」。

「熱普城」的多位成員都是政界老手——陳雲從德國畢業回港後就加入香港政策研究所，又在民政事務局工作過，時常標榜和中、英、美都可以聊天；而黃毓民早年從事媒體時已經和各大政治勢力交往頗深，政治技巧非常純熟，其他「弟子」，祗需要服從他安排，自然不成問題。

反觀本土民主前線成立時間較短，手法一開始就比較激進，和政府周旋的方式也與過去的政黨不同。加上本民前另一發言人黃台仰被警方搜出大量不能解釋的現金，政府未必知道其底細，更可能懷疑這些年輕人是否願意「做deal」。

選舉主任是否刻意選擇「熱普城」，恐怕永遠無法得知。但是「熱普城」知道政府底線，在簽署「確認書」的關鍵時刻不做挑戰，顯示他們政治較為成熟。故此，「熱普城」實力雖強，衝擊現在政治體制的可能性，卻遠低於本土民主前線。不會玩政治遊戲的小朋友，遠比會玩政治遊戲的老狐狸危險。因為小朋友連討價還價的空間都沒有，但對老狐狸則最多付出多些成本，不至於「談都不談」。

獨派因參選進一步分化

「確認書」的另外一個客觀效果，是分化能夠參選和不能參選的「獨派」組織。香港教育大學講座教授呂大樂6月10日在報紙撰文，認為現實的政治需要思考結盟、合作，但「年輕一代人的合作能力是超乎想像的低」，雖然可以在某些「爆炸點」上跟其他人短暫合作，但很快合作就會消失。

8月5日，民族黨的陳浩天在政府總部外舉辦了一個「獨派」組織的大型集會，邀請同樣不獲參選資格的「獨派」發言，陳浩天不但沒有在集會上支持其他能夠參選的本土派參選人，反而要求支持者以自己的方式投給已經喪失資格的參選人，變成廢票。某程度上，證實了呂大樂教授的觀察，獨派內部合作的能力也十分低，也反映在短期內，「獨派」組織對政府的挑戰十分有限。

對選舉稍有了解的人都會明白，除了個別情況，大部份的選民都有固定的政治立場。建制派的選民不會忽然會轉向投給泛民主派或港獨派，反之亦然。因此真正你死我活的鬥爭，通常發生在立場接近的政黨當中。獨派政黨因為「確認書」而進一步分裂，也將這個本來就屬於天方夜譚的思潮進一步推向失敗。

然而，正如金耀基所說，在高度政治化的今天，僅僅依靠「行政吸納政治」的精英共治早已經不合時宜。「確認書」充其量祗能爭取時間，如何從根本上轉化「獨派」民意，還是特區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

刊於《東方財經》雜誌，201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