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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佛學、人生觀——專訪港大副校長李焯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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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李焯芬教授 水利土木工程、中國文學、佛學,你們看出當中的關聯嗎?沒有關聯?這就錯了!港大副校長李焯芬教授身體力行地將三者連結在一起,想知道這三種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如何走在一起並互相配合應用?且聽李教授道出其中奧秘吧! □本報記者李炘 ■香港大學副校長李焯芬教授 學習土木工程 源於文學 □您是水利、土木工程方面的專家,同時也是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席,為什麼同時對這兩方面有興趣呢? ■這就說來話長了,在年青的時候我很喜歡文學,參加過一些「文社」的活動,寫了一些散文、小說等,當時也看了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如巴金、矛盾、蕭軍、蕭紅、端木蕻良等,20、30年代的小說經常反映中國農村的生活,不是水災就是旱災,題材十分沉重。中國有八成人口是農民,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沒有水,農業就失收,很容易造成民變。而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在文學作品中就能夠了解中國人民的痛苦,所以轉而學習比較務實的土木工程學。在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由於當時中國正在進行「文革」,無法回國建設,加上覺得自己的水利的知識還不夠,又知道加拿大的水利工程很發達,就去了加拿大進修,所以我對文學和理工都有興趣。 鼓勵大學生 學多元化的知識 □大學生一般只關心本科事,理科人很少接觸文學文化、文科人亦很少接觸科學,大學裏縱有通識教育可選修,但一般也不會特別重視,您覺得這是導致大學生思維狹隘的原因嗎?問題出在哪裡? ■我認為社會是多元化的,人生也是很多姿多彩的,太專於一門科目確實會令視野變窄。我們經常說人生有「真、善、美」,真,就是科學和社會發展的追求;善就是自己情操的培養,可以是宗教或者行善事等;美就是對美的追求,美化生活,能夠做到這些,才能夠有一個豐富的人生。了解文學和藝術,有助我們從壓力中解放出來,令我們的生活可以調節的更加好。 現在香港各大學都有不同的通識教育的活動,希望通過這些活動可以增強大學生對其它知識的掌握,當然現在大學都是三年制,三年對於專業的教育來說,都可能不太足夠,更加何況是通識教育?大學生還是要以掌握本科知識為主,現在本科知識大約是八成,而其余兩成為通識教育。學習一些中國國情,對理工科學生將來到內地發展也是很有幫助的。 用理科的方法學習佛學 □您是香港佛教學院院長,怎樣看待佛學的呢? ■我認識佛學是在一個機緣巧合的情況下開始。一次我在

長毛是馬克思主義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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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當選議員後被傳媒追問(網絡圖片) 這個綱領既沒談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也沒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綱領的政治要求除了陳舊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義的廢話,如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力,人民軍隊等等之外,沒有任何其它內容。這純粹是資產階級的人民黨,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聲。所有這些要求凡不屬於空想的,都已經實現了。不過實現了這些要求的國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國境內,而是在瑞士,美國等等。 ——馬克思(Karl Marx):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5月)[1] 梁國雄,人稱「長毛」,是香港著名的街頭鬥士,在「火紅年代」是毛派、後來參加「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轉為托派,在當選議員後,則表明他「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新信念。在多個場合,他堅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公民抗命只是手段。 當然,任何人都可以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邏輯上是否存在矛盾則是另外一回事。梁國雄反對的東西很多,主張的東西卻很少,對於搞街頭運動的目的,他只籠統說是為了窮人的利益。僅批判別人,而不明確表達自己政治立場的人,是最難展開討論的,不過我們依然可以從理論和實踐的蛛絲馬跡進行分析。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乃在於馬克思主義雖然反建制,但反建制不都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雖然關心窮人,也不代表關心窮人的都是馬克思主義。在歷史上,法西斯主義也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思潮,也是利用了工人階級的各種運動,其結果卻是建立了極右的極權統治。因此對於理論問題,必須敲問清楚。 公民抗命非馬克思主義 文前引述了馬克思對《哥達綱領》的批判,梁國雄實踐中不屬於空想的,如普選權和直接立法權,都已經在歐洲和美國實現了。和馬克思所批評的一樣,梁國雄既沒有提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也沒有構想未來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那麼,梁國雄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符合馬克思的主張?又憑什麼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呢? 梁國雄宣稱自己實踐的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根據定義:「公民抗命是透過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故意觸犯一些不合理的法例,藉此引起公眾的注意,喚醒人性中的良知,最後達致社會法例制度的改變。公民抗命者雖然犯法,但他們的手段和目的都是道德的。」[2] 對於什麼是不合理,一千個人有一千種定義,對於良知更是如此。換句話說,公民抗命的要點是不認同革命,不推翻建制,僅就法律中不合理(或自己不認同)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