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引發國際社會廣泛爭議。綜觀近25年來的美國大戰略，可以發現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政策核心始終圍繞「維持美國霸權」展開，兩黨差異僅在於手段和話語體系。 如果說奧巴馬時代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客觀效果在於制約發展中國家；那麼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本質上也在固化世界格局，確保美國的主導地位。 按照 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 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於2000年左右進入「分散化階段」，其標誌包括中國快速崛起、歐盟經濟整合，以及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在此25年間，美國具備大戰略層級的政策僅有兩項：其一是歐巴馬的碳排放限制機制，其二即為川普的對等關稅。 碳排放 隱性的霸權維持工具 奧巴馬將氣候治理作為工具，主導一系列碳排放的框架，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圍繞美國設定的議程行動。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購買碳排放指標的機制，客觀上也會限制後者的工業化進程。 中國科學院丁仲禮院士2010接受柴靜訪問時直言，「 碳排放權即發展權 」，並警告如果按照美國的方案，二氧化碳排放權將成為稀缺商品。鑑於發達國家歷史累積排放量遠高於發展中國家，此機制其實極不公平。進一步推論，美國可以透過碳排放議題將世界格局固定下來，使任何國家均無法挑戰其霸權地位。 然而，隨著中國憑藉製造業優勢成為全球最大再生能源設備出口國（據 佳能全球研究所2025年3月7日報告，中國占全球太陽能與風能市場45% ），並在電動車領域取得主導權，碳排放的制約效果大幅削弱。拜登上台後試圖重拾氣候牌，但已難以遏制中國的產業升級。 特朗普政府乾脆放棄清潔能源戰略，其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公開稱淨 零排放「邪惡」 ，反映出美國策略的轉向，不能只用兩黨分歧加以解釋。 對等關稅 低成本的霸權工具 相較於奧巴馬的迂迴策略，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更為直接且成本低廉，既無需承擔多邊框架下的協調責任，亦不必補貼發展中國家。 近期案例可見，越南領導人向特朗普求和，提出雙邊零關稅，卻遭白宮貿易顧問 納瓦羅（Peter Navarro）嘲諷 ，稱此舉「毫無意義」，無法消除1230億美元貿易逆差。 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9日發布的《 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 》白皮書指出，若綜合考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企業本...

這期影片會介紹一下馬克思的分工理論，討論資本全球化對國際格局的影響，並淺談一下中美兩國在這種格局中的戰略選擇。 分工 分工就是不同的人負責不同的工作，提高專業化的程度。在馬克思看來，分工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反過來也可以衡量一個民族生產力的水平。分工越精細，代表生產力越高。 在採集和狩獵為主的原始社會沒有分工，部落內的所有成員都需要共同製作工具和參與勞動。後來慢慢經歷了畜牧業和農業的分工，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以及手工業等產業和商業的分工，稱為三次社會大分工，也稱為「產業間分工」。進入封建社會後，城市內發展出行業及專業的分工，出現了鐵匠、石匠、水手、畫師和醫生等不同行業，也稱為「產業內分工」。 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有了農業技術，才可能有專業的農民，當出現了一定數量的農民，才會反過來促進農業技術進一步發展。分工導致農民不知道如何打鐵，鐵匠也不清楚如何耕田，社會成員之間必須合作，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前提，也促進了貿易的發展。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隨著機器生產，出現了單一產品在生產工序上的分工，也稱為「產品內分工」，工人專注在其中一個生產工序上，熟練度大幅提高、犯錯率大幅降低。 馬克思認為，提高生產力有兩種方法：一是量的變化，人口和生產規模的增加往往都能帶來更高的生產力。二是質的變化，新的生產方式可以用更少的人力、資源和時間，生產出更多的商品。資本主義的明顯特徵，是運用科技提高生產力，實現了更精細的分工，由量變達到了質變。 勞動異化 分工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財富的增加和文明的進步。但一個事物如果能帶來好處，一定也會有一些代價，分工的一個代價是「勞動異化」。異化指的是主體變成了客體；勞動異化的意思是，人本來應該是勞動生產的主人，結果卻變成了機器的奴隸。 馬克思認為，勞動的意義在於「自我實現」，如果勞動者能夠在自己生產的物品中反映出自己存在的價值，工作就能成為快樂的源泉。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無產階級將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之後，雖然會獲得工資，發展自己的職業技巧，卻也會同時喪失對產品的控制權。 在大規模實行流水線生產之後，勞動異化體現得尤其明顯。流水線分工帶有強迫性質，生產線上的工人幾乎不可能隨意選擇分工。工人只能負責一個工序上簡單的步驟，沒辦法知道一個產品究竟是怎麼製作出來的，有時候連產品的用途也不知道，工作單純為了領取工資，沒有辦法理解自己的工作可以怎樣貢獻社會，自然也沒有...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由勞動價值論出發，推導出剩餘價值論，解釋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分析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原因，再預言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 上期影片介紹了生產過剩和週期性經濟危機。這次將話題再深入一些，介紹資本主義必須無休止擴張的原因：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Labor theory of value）是英國在工業革命（1759）之後，主流的經濟學共識。 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對消費者有用，或有需求，不管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的都稱為使用價值；二、可以買賣，稱為交換價值，如果使用貨幣作為中介交換，就表現為價格；三、由勞動產生，也就是價值。勞動時間越長，價值就越高。 舉個例子，「小達」在水井裡喝了一口水，獲得了使用價值。他把水消毒、裝瓶和搬運，這些勞動使得瓶裝水有了價值。他再拿兩瓶水和「小德」換了一塊麵包，水就有了交換價值。 假設「小達」平均每天可以製作20瓶水；「小德」平均每天可以製作10個麵包，兩瓶水的價值便等於一個麵包。他們交換的時候，平均勞動時間就會相同。交換令兩人不用學習對方的技術，就可以有對方的勞動成果，達到一個幸福的均衡狀態。 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認為，供求和勞動價值這兩個因素決定了價格，然而商品的價格不斷波動，價格和價值總是不能達到均衡狀態。李嘉圖認為，供求關係決定短期價格，而價值決定長期價格。 勞動二重性 馬克思對李嘉圖的解釋並不滿意，他認為價格不能反映價值，不是勞動價值論出了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的固有問題。馬克思在李嘉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勞動二重性理論，將勞動價值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 具體勞動（Concrete labour）創造特定的「使用價值」。如製作麵包或瓶裝水，都需要相關的技能和知識。 抽象勞動（Abstract labour）則創造「價值」。是撇開具體形式的體力和腦力勞動。工人和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士的具體勞動有些複雜有些簡單，性質不同，無法比較，但他們都有耗費勞動時間這個共通點。 同時，馬克思在論述抽象勞動時認為，每個人的生產效率不同，工人把工作拖慢來做，產出的商品不會影響使用和交換的價值，自然也不會影響其價值。工人效率比別人高一倍，當然也不等於可以用半價購買。因此，商品的價值不是由「個別勞動時間」決定，而是平均化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 定義了抽象勞動之後...

在之前的影片中，我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部分，建議您先看一下，現在我們將焦點轉到政治經濟學，討論一下馬克思為什麼認為資本主義一定會崩潰。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界定，原始部落、奴隸、封建和資本主義等社會，都先是一種生產方式，然後才是一種社會形態。總體而言，人類社會朝著生產力越來越高的方向發展。  而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矛盾關係的發展，推動了事物整體的發展。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是最主要的矛盾。私有制在一開始可以促進生產社會化，令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比之前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的生產力都要高。但資本主義不斷發展，也會由量變到質變，私有制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對生產社會化產生制約，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無法繼續運作。 一、什麼是私有制？ 要理解這個觀點，首先需要介紹一下什麼是私有制。私有制指的不是個人財產的「私有」，而是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個人財產如果不用來投資生產資料，沒有辦法再產出新的價值。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私有制的主體是資本家，資本家擁有土地、工廠、技術等生產資料，並且僱傭無產階級進行生產。與之相反的概念是公有制，也指生產資料的「公有」，而非個人財產的「公有」。 私有制衍生出的「自由貿易」同樣重要，指的是資本家可以不受干預，自由買賣生產資料以及商品，也可以叫做自由交換，或者自由競爭。 同樣道理，產品如果不進行交換，也無法產生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由交換永遠佔第一位，其他自由都處於次要位置。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政府通常無法干預生產，只依賴市場的調節；政權通常由資產階級政黨掌握，並致力維護資本家的「自由貿易」，確保資產階級可以掌握生產資料，控制社會分配，令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向資產階級。 私有制是自由貿易的前提，自由貿易則為私有制提供財富，以上兩點注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不斷競爭，不斷擴張「無休止的運動」。 二、什麼是生產社會化？ 然後，我們介紹一下生產社會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變得越來越複雜，分散的小規模生產已經不能提高生產力，也不能帶來最大利潤，因此企業的規模變得越來越大，企業和企業之間的聯繫變得越來越緊密，令社會每一個人都參與到生產的過程當中，稱為生產社會化或者社會化大生產。這也是社會主義當中社會這一詞彙的由來。 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生產工序需要不同的企業配合，大量的生產資料也需要不同的人共同使用。因此，生產的過程越來越依賴...

科學的意義某程度上在於發現規律，例如元素週期表，發現了元素之間的規律；而進化論，發現了生物進化的規律。規律不但可以解釋過去，也可以推演未來。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總結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稱為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發展規律。 第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馬克思認為，人類首先面對生存問題，需要衣食住行等必需品，然後才能從事科學、政治、藝術和宗教等活動。要獲得「生活必需品」就需要「生產」，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使用工具、原料、技術、資本和能源等「生產資料」。 一個社會的生產力（productivity）由從事生產的人和「生產資料」結合起來，代表了生產效率。 狹義來說，「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是人類在生產的過程當中，與其他人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擁有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沒有生產資料，只能付出自己的體力或腦力給資本家。廣義來説，生產關係除了生產，還可以放大到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環節之中。 馬克思認為，按照辯證唯物主義中的對立統一規律和質量互變規律，生產力的增加決定了生產關係的變化。同時，生產關係可以反作用於生產力——先進的生產關係，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落後的生產關係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以西方歷史為例，石器的生產力，產生了原始共產主義部落制的「生產關係」；金屬工具的出現，產生奴隸主和奴隸的「生產關係」；冶煉技術發展，促成封建領主和佃農的「生產關係」；蒸汽機等機器取代手工生產，產生了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勞工的「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每次的變革，都能夠帶來更加先進的生產力，對於生產資料的利用也更有效率。 按照否定之否定規律，資本主義是當時最先進的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發展有推動作用。但資本主義會產生壟斷，存在週期性經濟危機，而資本家壓榨勞工導致階級鬥爭等因素不斷地累積，都會阻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因此馬克思曾斷言，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就包含自我毀滅的種子。 第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經濟基礎指社會的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上層建築指社會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思想和哲學等等。 經濟基礎是先決因素，決定了上層建築的性質。上層建築也會對經濟基礎產生反作用，上層建築為經濟基礎提供政治上的保障，提供各種思潮供社會大眾...

要在短時間介紹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相關著作、無數術語和公式。同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一環套一環，涉及哲學、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甚至是你可以想像到的各方各面。 幸好，馬克思主義有幾個基本概念，這些基本概念並不複雜。 要了解馬克思主義，可以先由哲學部分入手。「辯證法」（dialectics）和「唯物主義」（materialism）是馬克思主義最基礎的哲學觀點。 「唯物主義」認為，世界由物質構成，客觀物質是決定性因素。人類的意識來自大腦，先有物質組成的大腦，受到各種感官刺激，再由大腦的物質活動產生意識。意識不能脫離大腦這個物質基礎而單獨存在，稱為「物質決定意識」。 與「唯物主義」相對的是「唯心主義」，認為「意識決定物質」，「唯心主義」的例子包括宗教和萬物有靈論（animism）。 唯物主義聽起來沒什麼破綻，但難以解釋事物的變化，因此馬克思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結合了「辯證法」。 辯證法認為，任何已知的事物都處於運動狀態（matter in motion），而事物和事物之間存在聯繫（interconnected）。換句話說，不存在「不變」的事物，也沒有孤立的事物。唯物辯證法當中，有三條基本規律： 第一、對立統一規律（The law of the unity and conflict of opposites）：認為運動中的事物之間形成對立、又相互統一的矛盾。對立指事物的反面。例如在力學上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統一指正反兩面包含在同一系統中，當作用力消失，反作用力也不能存在。矛盾關係的發展，推動了事物的整體發展。 第二、質量互變規律（The law of the passage of quantitative changes into qualitative changes）：建立在對立統一之上，指「數量」或「運動」的變化，會導致事物的性質發生變化，例如大家常說的「劑量決定毒性」，人需要喝水，但喝太多水就會導致水中毒，水對人體有益還是有害，取決於水的數量。數量改變導致性質改變，既對立又統一。 第三、否定之否定規律（The law of the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建立在前面的規律之上，事物發展過程中，會因為負面因素的累積而被否定，否定發展到一定階段，又會累積新的負面因素，進行否定之否定，形成一個週期，否定之...

內地電子支付工具因為一輪又一輪的宣傳攻勢，在香港造成不少話題，過去不太流行的支付寶，甚至在蘋果手機的App Store變成下載量第一的軟件。電子支付貌似勢不可擋，但事實是否如此理想？ 其實，今年初，香港發生了一個不太受公眾關注，卻可能十分重要的事。1月10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在立法會回覆議員質詢時表示，金管局正與業界合作，構建一個快速支付系統，全面連接銀行和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這是香港特區政府首次向社會發出信號——政府會促進電子支付的發展。 劉怡翔表示，即將建立的快速支付系統可以提供跨銀行即時轉帳、扣帳服務，以及商戶、客戶之間的支付服務和個人對個人的轉帳服務。為了促進儲值支付工具市場的發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數個政府部門，正研究以先導方式讓市民以電子錢包繳交政府帳單。 同時，金管局也會訂立二維碼標準，使商戶能夠利用同一個二維碼，接受客戶透過不同儲值支付工具進行支付。9月份會公佈細節。 香港現有的電子支付系統 目前，香港的電子支付受到《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監管，共有13間註冊機構，其中較為知名的包括內地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和騰訊的微信支付；國際的PayPal；香港本地八達通的o! ePay、香港電訊的Tap&Go和TNG等。表面上林林總總，但除了八達通以外，普及率都不算太高。 在1997年，香港已經有主要用作支付車資的八達通。比1999年的上海公共交通卡；2001年的新加坡易通卡和2002年的台灣悠遊卡都早。如今，八達通已經將勢力擴張到各行各業，連鎖經營的商店基本上都接受使用八達通。 八達通依托地鐵而生，其中一個普及的原因是獨占香港的交通工具支付，學生希望申請地鐵乘車優惠，必須申請個人版的八達通，多年下來足令八達通人手一張。據八達通網站的介紹，目前相關市面流通的八達通卡已超過3,300萬張，遠超過香港常住人口，有99%的市民擁有八達通。 劉怡翔將電子支付分為商戶、客戶之間的支付服務和個人對個人的轉帳服務，即Business to Consumer（B2C）和Consumer to Consumer（C2C）。在B2C部份，藉著傳統及非接觸式信用卡、八達通、易辦事等方式的電子支付約佔港私人消費支出總額約六成，二維碼支付則是剛起步階段。 對電子支付的正反意見 對此，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批評政府「後知後覺」，認為以往本港八達通支付系統領先全球各地...

2017年11月24日，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宣布，自12月1日起減低187種消費品的進口關稅，其中香港媒體最關注的，莫過於四種嬰兒配方奶粉完全免稅。適逢香港正在檢討奶粉限購令（限奶令），有媒體認為內地零關稅能減輕香港水貨壓力，主張為了維護自由港的地位，應該撤銷限奶令；也有媒體擔心撤銷限奶令，香港嬰兒將會再度面對奶粉荒。 自從2013年3月1日香港實施限奶令，至今接近五年。目前，除非獲得工業貿易署的出口許可證，否則個人禁止從香港帶1.8公斤（兩罐）以上的嬰幼兒食用奶粉或豆奶粉離境，最高可判兩年徒刑。 特首林鄭月娥在2017年10月份的《施政報告》表示會檢討「限奶令」，並研究如何保障本地配方奶粉穩定供應的長遠措施。其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10月17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限奶令不是長期措施，加上海關檢控以及奶粉短缺數字穩定，故有需要檢討。此言一出，自然引起輿論嘩然。 所謂「奶粉短缺數字」和「海關檢控數字」，根據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提交給立法會的報告，從2014年到2016年，香港嬰兒奶粉的總入口量分別為5,600萬公斤、5,400萬公斤及5,900萬公斤；留港內銷的奶粉總量分別為4,700萬公斤、4,200萬公斤及4,200萬公斤，兩者基本持平，顯示供應充足，為撤銷限奶令創造了條件。 但是香港在實施限奶令後，截至2017年10月，各邊境管制站已經查獲約20,620宗違規個案，當中19,522人次被法庭定罪，罰金最低為200元，最高為15萬元，被判監刑期最高為180天。反映香港奶粉供應充足，和海關執法嚴厲不無關係。 翻查近期媒體評論，可以發現，支持開放限奶令的媒體，關注焦點多數是「奶粉短缺數字」，如一貫支持自由主義經濟學的 《蘋果日報》 就以此為據，批評前特首「借市場的一時失衡，譁眾取寵、背叛自由港道統，禁制嬰兒奶粉出口，而貽笑天下。」反對撤銷限奶令的 媒體 ，其關注的焦點自然是「海關檢控數字」。 零關稅奶粉屬特別配方 根據《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調整部分消費品進口關稅的通知》，零關稅的四種奶粉是「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氨基酸配方、無乳糖配方特殊嬰幼兒奶粉」。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張德榮 接受訪問 時指，這四種奶粉是腸胃敏感嬰幼兒的特別配方奶粉，不是一般普通配方奶粉，佔藥房銷售不足百分之一，估計對本地藥房生意影響不大...

新政策出台，不免會引起爭議。兼聽則明應是討論審議香港發展項目的良方。10月11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布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最為傳媒關注的是「港人首置上車盤」。這個旨在幫助較高收入人群的政策概念自出現在林鄭月娥的《競選政綱》之後，爭議就未曾間斷。 《施政報告》公佈，將於明年底選觀塘的兩公頃住宅用地興建約1,000個單位作為先導計劃。不少細節要明年中才能公佈，其中包括售價、轉讓年期、轉售補貼處理，還有最重要的，即是否設收入下限等。 正視負面評價 《施政報告》表示，這個政策是「讓較高收入的家庭在私樓樓價持續上升下能重燃置業希望」，會透過地契條款，要求發展商作混合發展，在興建私人房屋的同時，預留一定數目的「首置」單位。申請者需要居港滿7年、從未在香港置業。單身人士收入上限是每月不超過3.4萬元（港幣，下同），二人或以上家庭則不超過6.8萬元。 由於政府尚未公佈完整的信息，也導致了一些混亂。 9月份，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曾表示，單位或只能售回給政府，當局再按市況轉售予合資格申請者：「因此申請者需考慮日後轉售時，將不能享有樓價上升的好處。」旋即被中產人士譏諷為供「死會」，即申請人雖然享有折扣，但是依然需要銀行供款，不過這種供款卻不會升值，只會隨著通脹貶值。是否真的只能由政府回購，《施政報告》中沒有明確提出，但也沒有明確否認。 香港由政府資助的房屋大致有兩類，一類是給無力置業人士租住的公屋，一類是有政府補助，低於市場價格出售的居屋。港人首置上車盤的入息上限，比居屋的個人入息限額2.74萬元、家庭入息限額5.47萬元，分別高了6600元及1.33萬元。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簡報》，香港個人收入中位數是1.55萬，而家庭月收入超過6萬的，隻大概佔16.5%。港人首置上車盤受惠的階層，肯定在香港頭兩成的精英之內。多份媒體都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指，大概有5.5萬人屬首置盤入息範圍內（換句話說可能有下限），不過該數字未扣除已置業人士，相信數字只會更低。資助有能力置業的人置業，受惠的又非社會大多數。因此，輿論對這個政策有不少負評。 例如，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阮穎嫻，質疑「首置上車盤」的入息上限不合理：「如果夫妻倆月入六萬多元，租樓買樓都綽綽有餘，亦可通過壓力測試。」她認為香港超過八成青年月入少於2.5萬元，如沒有父母幫助根本...

8月3日，行政會議成員任志剛發表了一篇名為《 香港公共財政管理 》的網誌，批評過去十年，對《基本法》107條理解錯誤，不能有效「投資未來」，為經濟注入新動力，又指「政府一直採取『守財奴』政策，導致大量盈餘出現，拖著經濟後腿，可說是穩健有餘，進取不足，亦不合時宜。」 《基本法》10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可謂香港公共理財方面最重要的條文。任志剛曾在1993至2009年擔任央行性質的金融管理局總裁，有「經濟沙皇」之稱，「守財奴」一詞出現在他的文章當中，又涉及對《基本法》的理解，份量非同小可，需要仔細討論。 過去十年，剛好由曾俊華就任財政司司長，由於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曾俊華是林鄭月娥最主要的對手，而任志剛支持林鄭月娥，有輿論以黨爭的角度解讀。不過，作為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過去寫的文章從未「無的放矢」。加上當時在新加坡訪問的特首林鄭月娥也專門回應，指任志剛的看法與她的理財新哲學「異曲同工」。故此，香港媒體估計，任志剛的言論並非打算「藉機批評前朝」，而是為了十月份發表的《施政報告》設下輿論鋪墊，提前對財經政策「試水溫」。 任總的四點解讀 任志剛對《基本法》107條的理解提出了四點解讀： 一、條文並沒有規定每年都需要平衡預算，應該理解為「在一個經濟周期中達至收支平衡」； 二、《基本法》指的是財政預算而非實況，因此是否符合《基本法》也應該由預算而不是從實況去評論； 三、107條屬概念性質而不是具體規定，「遵守『原則』不等於墨守成規；『力求』不排除力有不逮；『避免』亦不代表不能發生。」 四、任志剛認為，財政預算是「量」，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是「速」。《基本法》要求「量」與「速」計算的指標「相適應」，基於兩者之間有互動關係，但「相適應」非「同步」，否則《基本法》的表述應該為「政府的支出應限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一個固定比例，例如20%」。 任志剛的結論是：「當經濟增長速度太慢，便需要增加政府開支、減稅和作出赤字預算；而當經濟增長速度太快，便可以用相反的財政政策。」也即逆週期。 至於逆週期和「應對低於正常增長的結構性問題」的措施，任志剛認為可以優先考慮具有「較高乘數效應」及「提升生產力」作用的項目，同時也可以優先考慮那些對經常性開支影響較低的項目。 令人疑惑的是，爭議之...

「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這個差不多五十多年前的經濟政策，至今依然頻繁出現在香港的主流媒體上，每一任特首都會對此做出回應，或修訂，或事實上遵循，或認為其過時而否定。林鄭月娥七月一日正式上任，也不例外要直面這一政策。 林鄭月娥曾任香港「二把手」的政務司長，因希望延續梁振英的施政理念而參選，經濟政綱是「政府新角色」和「理財新哲學」，已有聲音質疑她背離積極不干預。甚至有海外媒體擔憂，香港會走向大政府高稅負的福利社會。是耶非耶？恐怕不梳理一下歷史和邏輯，難以說得清楚。 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政策，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時期，分別是二戰後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和六七暴動後實行的積極不干預。 自由放任和福利不直接掛鉤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由轉口港變成輕工業基地。1961年的財政司長歧樂嘉（Arthur Clarke）在最後一任的財政預算案上表示：「我的繼任者將會犯我一直在犯的錯誤。他會低估收入，因為就像我和很多人那樣，他無法理解為何能在許多不足下，既新且成功的工業可以於一夜之間從無到有，為何前所未見的行業會突然出現。」 對殖民地官員來說，變化比計劃快，政府確實無法比市場更英明。在1961至1971年繼任財政司長的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延續了自由放任政策，他表示：「我們是一個經濟極度開放的地區，『無形之手』是我們經濟的最佳指引者。」這可不是個人見解，因為同時期的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做了幾乎相同闡述：「政府不主動干預任何企業的發展，而讓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去決定他們的命運。」 在郭伯偉時代，貧窮家庭的比例由50%下降到了15%，實質工資也上升了50%。使得港英充滿自信，在一份1965年的政府白皮書當中說：「無論任何社會，其經濟福祉都端賴於社會中每名居民盡力為充實其資源而貢獻，而非從中取用消耗。」 雖然如此，當時港英已經開始著手改善福利，在1963年興建的公營瑪麗醫院，成為當時英聯邦最大的醫院；小學免費教育在1971年戴麟趾和郭伯偉卸任同年得以落實。這顯示，即便最遵循自由主義的時代，福利也和自由放任不直接掛鉤，不干預的主要對象是行業和企業。 四種情況港英會進行干預 而在1967年5月，香港發生了被史學界普遍視為分水嶺的「六七暴動」，一般而言，外因是受到了文革思潮的衝擊...

香港樓價常年世界第一，也連續7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的地區，據美國顧問機構Demographia今年1月公佈的《 全球樓價負擔能力報告 》，香港樓價中位數比家庭年入息中位數（「中位倍數」）高18.1倍，即不進行任何消費，也需要18年才能夠置業（ 2016年是19倍，2015年是17倍 ）。值得關注的是，Demographia界定中位倍數5.1或以上，已代表樓價「極度不可負擔」，被視為香港主要競爭對手的新加坡則是4.8。 今年3月26日，香港將進行特首選舉，本屆有三位前高官、一位退休法官競逐。他們都有一定行政和政治經驗，無論最後誰當選特首，他們的政綱也會藉著特首選舉，成為全港市民關心的公共話題。 退休法官 胡國興 於2016年12月14日最早發表政綱；前保安局局長 葉劉淑儀 緊接著在15日發佈政綱；前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 於今年2月6日；被視為大熱門的 林鄭月娥 則在2月13日發布教育、稅務及置業三方面的初步政綱，據稱完整政綱要在3月初才和公眾見面。 2012年特首梁振英以「穩中求變」的口號當選，在經濟方面則「適度有為」。相比上屆選舉，本屆較少宏大敘事，候選人集中討論政策細節，側重點卻也各有不同。 政府部門怎麼整合？ 林鄭月娥曾任發展局長，是掌管土地供應的主要官員；曾俊華以財政司長身分，兼任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主席，這兩位對土地問題較其他候選人更有經驗。 曾俊華的政綱由改革政府機構著手，主張把規劃、土地及房屋政策納入同一政策局，名為「規劃、地政及房屋局」；葉劉淑儀主張十分類似，名為「土地規劃房屋局」。另外她建議成立土地發展局，建立長遠土地規劃的「熟地倉」，必要時用土地基金儲備收購土地或私人發展項目。林鄭月娥未有完整版的政綱，暫不作討論。 目前運輸及房屋局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發展局由財政司司長領導，曾俊華的特別之處是試圖將整個房屋體系納入財政司領導之下，無疑會增強財政司的權力。由於他長期擔任財政司，對這樣改動的利弊應該十分清楚，由於不用增加主要官員，無論日後是否成事，這個思路也值得關注。 而葉劉淑儀的「熟地倉」概念，早前由工商界人士提出過，目的是提供未來三至五年可隨時興建住宅的土地，穩定土地供應，也令政府具備「低買高賣」的能力，對平抑地價有一定幫助。其中最大的阻力在於開發土地涉及很多不同部門，以及市場土地供應已經不足，「熟地倉」只能在充足供應之下才能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