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經濟餅 可促上流紓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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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提高青年社會流動性，或已成為港府應對挑戰的主軸。（資料圖片） |
政改遭大比數否決，對特區政府和建制派造成了一定的打擊。不少學者認為激進勢力會因此士氣大振，社會將會更加動盪。但同時，政改被否決也減輕了特區政府的即時壓力，起碼第二次佔領運動很難在短期內發生。如果能夠利用這段時間理清施政思路，社會形勢依然有機會化危為機。
提高社會流動性 不止增收入
對此，特首梁振英曾將社會流動性不足視為主要原因；運動結束一個月後，《施政報告》提出青年發展基金支持創業，兩者遙遙呼應。而年初立法會秘書處也發布了名為「香港的社會流動」的《研究簡報》，同樣呼籲提高社會流動性。顯示社會流動性可能已經成為港府應對挑戰的主軸。
在政改的關鍵時刻，社會注意力無可避免會集中在政治議題，對於社會流動性問題的討論未見充分。在後政改時期，政府有精力，也有必要重新檢視施政思路。目前最成熟的項目，莫過於《施政報告》的青年發展基金，這個計劃會以資金配對的形式，支持非政府機構協助青年人創業。有輿論認為目前的3億資金比預期的5億少，不足以解決目前青年流動性的問題。但其實，無論是3億還是5億，以香港目前資本高度集中的經濟框架，再多的資金投入，或許也只能以各種方式流回地產、金融等行業當中。
一般而言，社會流動性指的是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的變化，要提高社會流動性，不僅要增加青年收入，也要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提高青年社會流動性一個必要條件是經濟增長，立法會《研究簡報》曾表示：「經濟持續增長是社會改善收入流動性的關鍵。」而支持更多的青年創業，無論會否改善收入，由打工仔變老闆，也確實能夠暫時提升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不過，近十年來，社會對流動性的討論不可謂少，在SARS疫情之後的《2004年施政報告》，已經提出鼓勵青年創業。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繼續討論流動性問題，應該具備新的高度和深度。
由政治的角度看：資本主義較為擅長財富創造，卻不擅長財富分配，社會主義正好相反。這又形成了重視經濟增長和重視分配正義的兩種觀點，通常情況下，右翼解決社會矛盾的方式是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社會流動，從而淡化矛盾。而左翼的方式多是重新分配社會資源，如採取累進稅、提高福利等措施。
英治期間 左右翼政策可平衡
左右翼政策交換實施的方式，並不只有依賴政黨輪替才能實現，在沒有政黨政治的港英時期，當自由放任政策出現問題時，港英果斷採取了實際上較為干預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在1979年，時任財政司夏鼎基就表示過：「必須承認有時候干預是實事求是的做法」，顯示施政手段可以十分靈活。
說回香港，《基本法》第五條規定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又將長期繁榮穩定視為原則，很容易被理解為，香港只能採用右翼的方式——即以經濟不斷增長抵消社會矛盾帶來的影響。在這種理解下，以經濟增長增加社會流動性，變成了解決青年問題的唯一手段。
美國加州大學經濟史教授兼系主任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一書中考察了過去700多年的很多社會，發現快速的社會流動性並非常態，而是特定歷史的偶然。正如社會學者伍錫康、鄭素薇、珍妮特薩拉夫和黃紹倫等都曾指出，香港在1997年前的社會流動性受到了移民潮的影響，使得中下階層獲得了暫時性的向上流動，這種現象無疑也屬於歷史的偶然。然而在後佔領時代，導致社經結果不平等程度的體制很少得到認真討論。
保分配公義 防不患寡患不均
長期繁榮和長期穩定兩者如何平衡，是這次政改以至上年的佔領運動所帶出的重要議題。《論語》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尊重一國兩制，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長期繁榮穩定的前提下，如何保持分配的公平正義，值得社會更多討論。
李炘
Roundtable教育及全球發展部研究員
刊於香港《經濟日報》，評論，2015年06月26日，http://www.hket.com/eti/article/099a0965-1377-4bc5-ae47-7dd8f2556f2c-6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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