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書評

作者方蘭生教授

自由與自律是新聞學中經久不衰的議題。自由主義新聞學（Libertarian Theory）主張，人是理性的動物，報紙是「意見自由市場」，無論資訊真偽，只要確保充分流通，公眾自能辨別真相，這奠定了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石。相對地，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則借助心理學研究指出，「人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1]，媒體的影響力客觀存在且不容忽視，若無邊界約束，可能帶來負面效應，為政府介入媒體提供了正當性依據。

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方蘭生教授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出版於1984年3月，同年10月，著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遭國民黨買兇殺害，這一事件與當時的白色恐怖氛圍相呼應，也為該書蒙上一層時代陰影，成為理解當時新聞學論述的特殊文本。

全書分為「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兩大章，共十節。其中，新聞自由部分論述較為系統，條理分明；新聞自律部分則顯得零散，多以報導式介紹為主，缺乏深度分析。部分內容重複出現，甚至完整收錄新聞評議會的組織章程，略顯冗餘。這或許反映了作者在威權體制下的某種無奈與妥協。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此書存在很多不足，無法不帶著批判眼光審視。但作為白色恐怖時期新聞學教材的範本，此書卻極有參考價值，因為作者幾乎窮盡了威權統治下對新聞管制的各種論據，成為研究當時媒體環境的珍貴史料。

一、新聞自由不容雙重標準

在「新聞自由」章節中，方蘭生對其重要性僅輕描淡寫，卻花費不少篇幅批評稍有鬆動的媒體環境。例如，他認為「政府開放辦報……反而使新聞專業精神失落」，並指出「左傾風氣蔓延，新聞自由反成為危害國家的利器」[2]。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對新聞自由的定義：「只有性善者得以享有，性惡者則不得享有。」[3]恐怕也很難被現在的讀者接受。

在論及「新聞自由概況」時，作者不僅未批判白色恐怖，反而稱讚「三民主義」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是「達成報業的積極功能……崇高的理想與完美的設計」[4]。他舉出的破壞新聞自由案例，也僅限於國民黨的政敵，如袁世凱與汪精衛，卻對執政當局的作為隻字不提。這使得他在論述「新聞自由必須有限度」[5]時，顯得論證蒼白，缺乏說服力。

方蘭生在書中寫道：「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最堅強的堡壘」[6]，與馬克思的名言「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7]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若承認新聞自由本身是一種價值，而非一種手段，邏輯上不可能說國民黨有新聞自由，但共產黨除外，否則無疑暴露出作者明顯的雙重標準。

恐怕作者意識到這種矛盾，因此又說：「性善者享有自由，性惡者不得享有」，偏偏這種說法與毛澤東的：「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兩者僅名詞有別，內在邏輯驚人相似。「性善」與「性惡」可輕易置換為「人民」與「反動派」。不過，「性善」「性惡」的判斷比「人民」「反動派」更為主觀，有「一百步笑五十步」之感。

二、社會責任不應淪為獨裁工具

在「新聞自律」部分，方蘭生強調：「『新聞自律』主要的意義，是先由新聞界建立嚴格的專業標準，在維護國家安全，保障社會利益，尊重個人權力的大前提下享用新聞自由。」[8]《中國大百科全書》也指：「西方國家開展傳播學研究以來，將社會責任理論納入傳播學『控制分析』的研究範圍。」[9]

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理論還是會產生歧義。當時台灣奉行反共國策，「反共」成為新聞自律的社會責任之一。書中甚至提及「新聞自由委員會」主動建議，若媒體未能善盡社會責任，「政府即可直接經營新聞事業」[10]，這種提議在民主社會下顯得有些荒誕。

社會責任論本源於西方民主制度，而1991年前的台灣，以戰爭為由，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取代憲法，實施黨禁與報禁。這種法理上的斷裂，使台灣難以稱為民主社會[11]，其人權與新聞自由紀錄更是乏善可陳。

誠然，民主國家如美國在伊拉克戰爭期間，也曾操控媒體，顯示即使在民主體制下，新聞自由也不是沒有限制。但美國的民主成熟度與手段，遠非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可比。方蘭生在自序中屢次強調「適合我國的新聞自由價值觀」，並舉出自由被濫用的例子，發人深省。然而，若以「社會責任」為名，掩蓋獨裁作為，甚至製造冤案，顯然背離了社會責任論的本意，淪為概念偷換。

結語：自由應屬人民還是機構？

方蘭生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鏡子。雖有不足與矛盾，但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它記錄了一個學者在威權體制下對新聞自由與自律的艱難探索，值得後人深思。

受制於白色恐怖時期的環境，方蘭生在闡述理念時常顯得含糊不清，前後矛盾。例如第一章第五節〈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作者說「新聞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力，在任何時候－－平時與戰爭－－都應當受到合法的保障」[12]；在第二章第二節〈社會責任論在新聞自律中扮演的角色〉作者又說「言論自由為人類的基本人權，而新聞自由只是新聞界的權力。」[13]

那麼，究竟新聞自由是「人民的權力」還是「新聞機構的權力」？這種模稜兩可的表述令人費解。筆者認為，這一矛盾恰恰觸及新聞自由與自律的核心：如果新聞自由的本質是人民的知情權，媒體僅為執行工具，則兩者利益可能會有分歧，自律才有其正當性。此觀點若深入探討，或能更具啟發性。

台灣解除報禁後，媒體發展迅猛，藍綠陣營相互攻訐，小道消息與黃色新聞氾濫，正適合反思自由與自律的界限。可惜，方蘭生後來轉型為「公關名師」，於1994年出版的《魅力公關》中稱讚台灣「民主政治逐步落實，新聞傳播事業蓬勃發展」[14]，似乎已無意再糾結於此議題。

李炘

2006年6月6日

註釋

1.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54
2.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5
3.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6
4.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1
5.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8
6.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9。
7.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卷，94頁
8.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51
9. 林珊：〈社會責任論〉，中國大百科全書，（1990）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2179&Query=1
10.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58
11.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僅僅是政府行事準則
12.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38
13.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78
14. 方蘭生：《魅力公關》，台北：希代，1994年，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82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