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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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方蘭生教授 |
自由和自律是新聞學的恆久議題，自由主義新聞學（Libertarian theory）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報紙是「意見自由市場」，無論真假，只要確保資訊充份流通，公眾自然會辨識真相，也是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礎；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則通過心理學實證「人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1]，認為媒體影響力客觀存在，不應沒有邊際，為政府干預媒體提供了理據。
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方蘭生教授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出版於1984年3月，同年10月，著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慘遭國民黨買兇殺害，和當時很多書籍一樣，此書留下了白色恐怖的烙印。
書籍分新聞自由和新聞自律兩章，共十節。新聞自由的部份較有系統，新聞自律的部份則比較凌亂，多為報導式介紹，欠缺深度分析。部份內容反复出現，甚至還將整個新聞評議會組織章程刊錄在書上。多少顯示作者在特定時空下的無奈。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此書存在很多不足，無法不帶著批判眼光審視。但作為一本白色恐怖時期新聞學教材的樣板，此書卻極有參考價值，因為作者幾乎窮盡了在威權統治下對新聞管制的論據。
新聞自由不能雙重標準
在新聞自由的部分，作者對新聞自由的重要性只是輕輕帶過，卻有不少篇幅對稍微鬆動的媒體氛圍加以批判，例如「政府開放辦報……反而使新聞專業精神失落。」更認為「左傾風氣的蔓延，新聞自由反成了危害國家政府的利器」[2]。而作者對新聞自由的定義：「只有性善者得以享有，性惡者則不得以享有之。」[3]恐怕也很難被現在的讀者接受。
在論及「新聞自由概況」時，作者非但沒有對白色恐怖進行批評，反而讚揚「三民主義」限制新聞自由的政策為「達成報業的積極功能……崇高的理想與完美的設計」[4]。破壞新聞自由的例子，更只有國民黨的政敵，如袁世凱、汪精衛等。這些都導致作者在論述「新聞自由必須是有限度的」 [5]時，顯得十分無力。
作者在書中表示「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最堅強的堡壘」[6]，和馬克思的「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7]有異曲同工之妙。可是，承認新聞自由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而不是一種手段，邏輯上不可能說國民黨有新聞自由，但共產黨除外，否則無疑是嚴重的雙重標準。
至於性惡者則不得以享有新聞自由，令人聯想到大陸文革時期強調的「人民民主專政」。「性善」和「性惡」可以輕易替換成「人民」和「反動派」，對比一下毛澤東所言：「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可發現只有名詞不同，內在邏輯幾乎一致。更糟糕的是，性善性惡與否，比人民和反動派更主觀，更難界定，有「一百步笑五十步」之感。
社會責任不應淪為獨裁工具
在新聞自律的部分，作者強調：「『新聞自律』主要的意義，是先由新聞界建立嚴格的專業標準，在維護國家安全，保障社會利益，尊重個人權力的大前提下享用新聞自由。」[8]《中國大百科全書》也指：「西方國家開展傳播學研究以來，將社會責任理論納入傳播學『控制分析』的研究範圍。」[9]
理論雖然如此，但在特定時空的語境還是會產生歧義。當時台灣奉行反共國策，此書其中一個自律的社會責任便是「反共」。在其他篇幅更出現「新聞自由委員會」主動建議政府在媒體「對社會未能善盡責任，政府即可直接經營新聞事業」[10]的咄咄怪事。
歸根究底，社會責任論建立在西方民主制度上。1991年之前，台灣以戰爭為藉口，用《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取代憲法，實行黨禁和報禁，法理上已經無法說通[11]，人權和新聞自由記錄更是一塌糊塗，以任何標準都不可以說是民主社會。
雖然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上，也曾使用各種手段操控媒體，說明就算民主國家，媒體也有被政府操縱的風險。但美國的民主程度和使用的手段，絕非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所能夠攀比。
作者從自序中一再強調「適合我國的新聞自由價值觀」，並引用很多新聞自由被歪曲、濫用的例子。這些引用誠然值得深思，但值得注意的是，濫用自由固然需要防範，不過用「社會責任」作為幌子，製造冤假錯案，並不符合社會責任論的觀點，明顯是偷換概念。
自由應屬人民還是機構？
在白色恐怖時期，作者對很多理念無法說清說透，導致前後矛盾，也是此書一大缺失。例如第一章第五節〈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作者說「新聞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力，在任何時候－－平時與戰爭－－都應當受到合法的保障」[12]；在第二章第二節〈社會責任論在新聞自律中扮演的角色〉作者又說「言論自由為人類的基本人權，而新聞自由只是新聞界的權力。」[13]那麼，究竟新聞自由是「人民的權力」還是「新聞機構的權力」？令人困惑，難以明白作者的真實想法。
這點恰恰是新聞自由和新聞自律的關鍵，如果新聞自由的本質是人民的知情權，媒體只是執行這種自由的機構，兩者的利益才可能不一致，新聞自律才可能有合理存在的空間。由這方面進行探討，或者可以更加深入。
台灣解除報禁之後，媒體發展一日千里，藍綠兩大陣營互相攻擊，各種小道消息、黃色新聞氾濫，正是探討新聞自由和自律空間和界限的時候。可惜後來成為「公關名師」的作者，已經修正了他的觀點，在1994年的書內稱讚台灣：「民主政治的逐步落實，以及新聞傳播事業的蓬勃發展」[14]，未必有興趣再糾結於新聞自由和自律的問題上了。
李炘
新聞道德與法規功課，2006年6月6日
註釋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54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5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6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1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8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9。
-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卷，94頁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51
- 林珊：〈社會責任論〉，中國大百科全書，（1990）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2179&Query=1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58
-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僅僅是政府行事準則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38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78
- 方蘭生：《魅力公關》，台北：希代，1994年，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8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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