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操控》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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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操控》封面 |
日本漫畫家坂口尚在《石之花》中說：「世上的正義多如天上的流星」。現實當中，每個政府都會為自己的政策找尋合理的解釋，無論是二戰時的納粹德國、還是現代的阿富汗神教士政權，都宣稱自己的行為符合正義……美國作為普世價值的推廣者，似乎也不能免俗。
知道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台譯杭士基）是因為反戰，他在美國《紐約時報》上刊登的一系列文章，成為了反戰學生的「新聖經」。故此，喬姆斯基、薩伊德（Edward Said）和桑塔格（Susan Sontag）三位並稱左翼自由派知識份子旗手。
《媒體操控》（Media Control）出版於2002年12月，中文版由台灣麥田出版社在2003年2月翻譯出版。此書被稱為喬姆斯基最容易入手的一本書[1]，只有117頁，通讀一次不消一個小時，但書中涉及的觀點卻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的清楚。
該書分兩個獨立篇幅：一篇「媒體操控——宣傳的驚人成就」（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共分10章。主要說明，宣傳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而且也出現在美國——這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中，而且，美國的宣傳更加是最無孔不入的集體洗腦。這個說法並不新鮮，反美國家多數都持有類似這樣的觀點，問題是怎麼證明。
筆者認為，文章分上中下三品，下品動之以情、中品曉之以理，上品則需情理兼備。喬姆斯基的文章能夠做到情理兼備，當屬上品。喬姆斯基簡述了宣傳的歷史——從威爾遜到老布殊，羅列了大量事實，充分證明了戰前或戰時宣傳是一個轉移國內問題視線的障眼法，美國憑空塑造一個敵人，然後「你得嚇老百姓，恐嚇他們。威脅他們……然後就可以對這些毫無抵抗能力的第三世界軍隊來一場漂亮的大勝仗。」[2]（敵人來了）喬姆斯基在批判美國雙重標准方面可謂一針見血。
另外一篇是「火星來的記者——反恐戰爭應該如何報導」（The Journalist from the Mars; How he “War on Terror” Should Be Reported）用了一種抽離的方式，用第三者（一個火星上的記者）的角度來考察美國的具體手法。
（一）宣傳vs.新聞
喬姆斯基論及兩種民主，雖沒有明言，但在後面的文章中我們不難理解，這兩種民主，其一是帶有哲學色彩的理想民主，而另外一種是基於政治現實考慮的操縱式的民主。第二種民主，認為人民不能夠正確分析公共利益，而需要通過政府或者知識份子來推動時代的巨輪，這和列寧主義（Leninism）的精英政黨（先鋒黨）的理論不謀而合[3]。
淺略學過傳播理論的讀者，都不難理解此書的內容，雖然喬姆斯基沒有使用任何的學術名詞，但依然可以發現「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沉默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等概念在其書中頻頻出現。喬姆斯基的「媒體操控」包括了「媒體操控大眾」及「美國政府操控媒體」兩層意思，在媒體操控大眾的具體過程中，首先就要影響精英知識份子，其實這些精英知識份子也就是意見領袖，而這些知識份子一旦被影響，理念就可以廣泛地流傳。
民主是否受到認真的對待，是喬姆斯基關注的焦點。簡單來說，喬姆斯基反對美國外交政策上的雙重標准：不能一方面自己扶植反動的獨裁政權，另外一方面說別國破壞人權。事實上，美國很多對恐怖軸心國的批評可以直接套用在美國自己身上。在美國，納粹的屠殺是經常被提起的恐怖事件，而越戰給予的聯想則多是美軍如何反抗強敵，（很多美國拍的越戰電影都是如此），但當本書提到納粹屠殺了30萬猶太人，而美軍在越南屠殺了300萬越南人時，確實叫人腦子一片空白。
（二）如何制造民意
民主，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人民意志的一種體現，而不僅僅是選舉，喬姆斯基批評美國政府擅長操縱民意「Mohawk Valley Formula」，他戲謔道，當民意反對向海外派軍的時候，稱之為「民主脫軌」[4]，政府就要開動輿論機器，通過恐嚇、利誘、宣傳愛國主義等手段來將民眾本來反對的方案強迫灌輸給他們，令民意改變方向，在選舉過後，選民的任務就結束了，應該退回原來不關心政治的被動情況，公共利益（Common Good）則應該由政府決定。雖然人民不滿，但只要反對意見被邊緣化，缺乏組織，民眾就會陷入沉默螺旋[5]之中，沒有能力反對政府意見。
這在伊拉克戰爭中特別明顯，雖然美軍在伊拉克戰爭中沒有具體找到什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mass destructive weapons，即便是有，相信也不會多過美國），但美國依然出兵攻打了伊拉克，布殊（George W. Bush）在美國暴發有史以來最大的反戰游行後說，要成為「有為的」總統就需要主動推動時代的巨輪[6]，並且認為自己應該先開戰，後取得民意支持（當時還有沉默的大多數支持開戰一說）。
無奈的是，在布殊利用國家機器進行大量的宣傳後，民意確實發生了變化，特別是美軍在媒體上節節勝利的形象，也令很多國民支持開戰。值得注意的是，布殊將反恐議題凌駕在公共議題上，即使社會福利不停削減，卻依然獲得連任[7]，體現了民主的可操控性。
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的《美國參考》則赤裸裸的表達到：「（薩達姆）保留了生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知識、材料、手段和意圖。他還可能把有關知識傳授給我們的恐怖主義敵人。」而布殊的行動「使美國和世界更加安全。」[8]僅是意圖就可開戰，可見美國已經沒有什麼是非標准了，唯一的標准就是「美國利益」。
簡單的制造共識流程：
上面是我根據喬姆斯基理論所繪制的簡圖，在現實當中也是首先由政府制定議題，通過知識份子的宣傳和鼓動來推行，最後在社會上形成攻打伊拉克的「共識」，這種共識是被推動的，而不是民意本身。推動的方式有很多，鼓吹愛國主義、恐嚇國民、將對手妖魔化等都是方法。
雖然年逾古稀，可是喬姆斯基洞察力依然敏銳，詞鋒也相當尖刻。因此一些反對喬姆斯基的論者常批評美國他及左翼自由派是「沒有愛國心的知識份子」，或者評論左翼自由輕視了人民的理性能力（將媒體的作用誇大，而不認為民眾有分析的能力），但仔細考察書中的例子，卻無奈發現喬姆斯基的例子難以反駁。
（三）知識份子和民意的確立
此書最有趣的論點是，喬姆斯基認為無論政治體制是什麼，「制造共識」的手法同樣有效。他在論述知識份子對民眾的影響時說，西方杜威派知識份子和列寧主義的宣傳手法是相同的，通過知識份子，人民在幾年間就可以從一個政治立場轉到另外一個政治立場[9]。如果套用在中國，也可以發現，由文革時期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到現在的「致富光榮」、「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等口號，知識份子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甚至中國共產黨歷次大型的改革，如人民公社、改革開放政策、六四事件和資本家入黨等，都是先發表社論，影響知識份子，然後制造輿論，才可以順利推行政策，民意也確實順著政府的立場發生變化，這種現象甚具普遍性。
在香港，政治團體要發揮影響力，也會尋求一些高級知識份子的認同。基本法23條的立法過程中，當大律師梁家傑、余若薇等紛紛表態反對立法時，對香港市民（特別是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影響不可謂不大。反觀香港政府在宣傳23的時候，只能搬出若干歌星如「阿叻」的基本法show時，香港特區政府宣傳技術明顯低於美國。
此舉的重要性在於：當保安局長葉劉淑儀指責反對23條立法的市民是的士司機、酒樓侍應，不懂立法意義時，市民可以輕易的使用律師的觀點進行反駁。結果政府宣傳不成，反而造成50萬市民「上街」，真是一個典型的研究個案。
結語
此書分析了美國的宣傳手法，也評擊了美國的雙重標准，實在是一本難得的參考讀物，加上語調輕松，文字簡練，對了解美國的政策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也可以令讀者更加容易篩選美國的新聞，重新組織美國發布新聞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由另外一個方面來說，也有利於學習傳播和宣傳的手法。
喬姆斯基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的時候曾說過，美國是「全世界最好的國家」[10]，這和他激烈批判美國公共政策的立場貌似相反，其實辯證統一：喬姆斯基的批判是出於對美國憲法和美國立國精神的熱愛，書中援引的事實，正是對美國政府歪曲民主和歪曲人權的批判。他是當之無愧的愛國主義者。
李炘
新聞及傳播學系功課，2005年6月1日
註釋：
- 喬姆斯基：導讀〈張錦華：是宛如真實的表述？〉，《媒體操控》，P.17
- 喬姆斯基：〈敵人來了〉，《媒體操控》，P.62
- 喬姆斯基：〈民主的旁觀者〉，《媒體操控》，P.35
- 喬姆斯基：〈宛如真實的表述〉，《媒體操控》，P.49
- 沉默螺旋的理論由西德的諾爾紐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於1970年代提出，參考自：http://www.get.com.tw/counter/master/teacher/t49.htm
- 成報新聞：http://www.singpao.com/20031216/local/491870.html
- 不少美國人支持布殊連任的理由就是「覺得打倒伊拉克以後覺得更加安全了」，新華網，劉愛成：專題：美公布911最終調查報告（2004年7月）：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7/24/content_1638443.htm
- 美國參考，〈布希說盡管沒有發現WMD 美國也有理由推翻薩達姆〉，美國參考：http://usinfo.americancorner.org.tw/archive04/1008bushiraq.htm
- 喬姆斯基：媒體操控民主的旁觀者，P.35
- 所羅門：〈學者派頭的鼓吹者——近訪喬姆斯基〉，《紐約時報》，2003年11月2日：http://guancha.gmw.cn/2003-11/031112/031112-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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