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的困局

Jeremy
香港工聯會慶祝特區政府成立五週年（網絡圖片）

和朋友閒談中無意談到了這個話題。有些朋友歸咎於左派的老人黨作風落伍、另一些朋友則認為是包裝形象不如民主派；而我的看法是，香港左派正面對一個嚴重的道德危機。

香港的左派，泛泛而言是民建聯和工聯會，前者現在已經發展成一個以愛國主義為號召的資產階級政黨，而後者雖然是一個為工人階級服務的工會，但也因為回歸以後減少活動而被職工盟和街工搶盡了風頭。

毫無疑問，溫和理性、穩定發展也是一種很好的核心價值，在中國當前的發展形勢下，可能也是唯一的發展途徑。但畢竟香港已經是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模式不能不加思索地套用在香港人身上。更為重要的是，不能完全放棄左派的批判性。批判從來都是左派的特色，無論學術上的衝突學派（Conflict Theory）也好，還是社會上的各種工會組織也好，左派扮演的角色就是一種對社會上不公平、不合理制度的批判者。

穩定前提局限左派工會發展


香港的工會發展有其特殊性，在反英抗暴期間，工聯會是一個批評建制最激烈的工會。這種批評性直接導致了殖民地當局改變統治手法，在香港引入了更多的勞工保障；而現在的工會會員和工會幹部也多是那個時期培養出來的。但左派工會在回歸祖國之後，這些懷有理論基礎和強烈民族情感的工會會員，不但實際上沒有分得利益，更因為要維護「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和社會穩定的大前提，被逼接受回歸前大為不滿的殖民地政治體系和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關乎到整條「愛國統一戰線」的政治穩定性，工會由「批判者」變成「維護者」，引致了強烈的角色混亂。叫一些無論在理論上還是行動上都是反建制的人，忽然變成建制的維護者，不出現「理不直氣不壯」的現象才是咄咄怪事。

所以儘管現在的香港左派還扮演一個服務社會、服務大眾的角色，不過在愛國主義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倒過來限制了左派工會爭取勞工權益的空間。況且從一個政治現實的角度來說，沒有嚴謹的、清晰的政治綱領就沒有辦法吸引群眾。

內部矛盾可能激化


據我個人交流的經驗得知，部分工聯會會員其實已經和工會領導層貌合神離。很難想象這些工會會員還可以忍耐多久，最壞的結果就是工會因為老化而慢慢凋謝，這樣對香港的工人保障是非常不利的，更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2002年8月14日，特首董建華先生在工聯會訪問時，曾遭遇工聯會基層會員的質詢，這就是最好的注腳[1]。

比較工聯會影響力最大的60、70年代，現在的工聯會不但不進行街頭運動（只有數十人的遊行，與當年聲勢浩大的工會運動相去甚遠），而且很多時候為了愛國主義這個大前提，犧牲工人利益也是一種難免的事。

相信大家都同意，如果PCCW（電訊盈科）日前一次過裁員529人的事情 [2]在70年代發生，工聯會必然是第一個走上街頭抗議的團體。但現在，由於為了顧及社會穩定與和諧，工聯會主動讓出陣地，職工盟順利地接管了以前工聯會的工作，工人階級不滿左派工會態度軟化也是合理的情緒。

左派的出路在什麼地方


左派工會是香港最有組織和動員力量的團隊，要復興工人運動，有效保障公民社會的空間，還是必須要依靠左派工會的力量。

只有完備的理論才能夠應對各種不同的問題，這樣形象樹立也就容易的多。要重新塑造香港左派的形象，近期來說就是要在社會議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該說什麼就說什麼，做好工會的本職。長遠來說，就是要在整個社會上取回左派的道德制高點，堅定立場、清晰目標。

與其讓右翼掌握社會資源，到不如左派自己來做。相當明顯，因為工會的社會動員能力要比純粹的政治議題來的現實的多。一旦右翼掌握了本來屬於左翼的話語權，動輒借社會議題挑戰政府，對日後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將更加不利。

李炘（Knightship#0443）

寫於2002年12月5日，未有發表。後刊於Roundtable《E-Journal》，No.046B，2005年5月17日

註釋

  1. 蔡文豪（2002年8月15日），〈工人紛向董建華直陳困境〉，《大公報》[Online]. Available: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002-8-15/GW-42948.htm
  2. 鄭雷（2002年11月21日），〈電盈再裁員529人，3000人轉職減薪〉，《大公報》[Online]. Available: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002-11-21/GW-762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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