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2015年，香港數份歷史悠久的報紙陷入停業的危機，也是這一年，網絡新聞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冒起。一起一伏，網絡新聞取代報紙似乎已經是大勢所趨。 然而，除了平台轉變之外，網絡新聞究竟意味什麼？ 網絡新聞令信息傳遞更加迅速：報紙第二天才刊登消息，電視縮短到數小時，網絡幾乎即時刊載，遲一分鐘都會變成「Old News」；同時，網絡新聞改變了新聞機構單向壟斷話語的權力，令信息發布更自由、更民主，借助社交媒體，人人都是記者。 上述種種都是事實，卻不夠全面，互聯網這個概念出現之初，一些評論家樂觀地認為，以後人類互聯互通，所有的意見和概念都可以打破界限自由交流，最終形成共識，邁向世界大同。這種美好的願望，如今看來無疑十分諷刺。 開設網站之前，我們做了一些調查，發現即使最簡單的事實，不同立場的網站的報道可以完全不同。雖然有些「阿媽是女人」，但同時發現，長時間只閱讀某種立場的媒體，確實會對取向產生重大影響，即便是做實驗的我們也不能免俗。 如今，無論左或右，幾乎都在追求同一種網絡新聞模式：以特定的立場吸引志趣相投的讀者，配合短小精悍，而又按照自己立場進行剪輯的新聞，這樣無疑能夠保證擁有忠實的讀者群，但一些弊端已經紛紛呈現。 一、即時新聞雖然又多又快，但過於局部的零碎消息，不能令讀者了解事情的全貌。新聞絕對數量的增加，帶來嚴重的閱讀疲勞，反而導致收集資訊變得更難。 二、立場先於事實的報道方式，能夠提供讀者「期望」的新聞，令讀者誤以為自己的觀點是社會主流。這種方式在一定時間內能夠吸引讀者，能否長期經營卻還屬未知之數。 美國學者桑斯坦（Cass R. Sunstein）認為：「民主要求有兩個條件：一是一定程度的共享經驗；二是能接觸到一些未預期的，事先不經過選擇的多元話題和想法。」如果每個人都只和自己觀點相同的人交流，就必然導致社會的分裂，最終對民主制度造成傷害。 其實，媒體存在發展規律，報紙出現後不久，更加深入報道事件的雜誌隨之誕生；強調中立也不是報紙天然的特性，而是經歷過劣質新聞氾濫的「黃色新聞」時期，立場過於偏頗的報紙遭到讀者唾棄後，才被奉為金科玉律。 輕怡可樂不是減少容量，而是去除了多餘的糖分和卡路里。取名「輕新聞」，也不是減少字數，而是在相同的篇幅當中，去除無益的偏見和立場，提供最有閱讀價值的內容。讓忙於各種事物的讀者，有一個輕鬆了解大事的渠道。 我們堅持報道應有的原則是： 一、完整...

如何提高青年社會流動性，或已成為港府應對挑戰的主軸。（資料圖片） 政改遭大比數否決，對特區政府和建制派造成了一定的打擊。不少學者認為激進勢力會因此士氣大振，社會將會更加動盪。但同時，政改被否決也減輕了特區政府的即時壓力，起碼第二次佔領運動很難在短期內發生。如果能夠利用這段時間理清施政思路，社會形勢依然有機會化危為機。 提高社會流動性 不止增收入 回顧今天主張「勇武抗爭」的激進派系，都不同程度的參與了去年的佔領運動，他們最顯著的特點，是吸引了大量回歸之後才成長起來的「特區第一代新人」參與其中。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佔領運動期間的民調顯示，25至39歲的青年支持佔領運動比例為36.9%，15至24歲的少年更高達67.7%，相當大比例的示威者甚至未在殖民地時代生活過。 對此，特首梁振英曾將社會流動性不足視為主要原因；運動結束一個月後，《施政報告》提出 青年發展基金 支持創業，兩者遙遙呼應。而年初立法會秘書處也發布了名為「 香港的社會流動 」的《研究簡報》，同樣呼籲提高社會流動性。顯示社會流動性可能已經成為港府應對挑戰的主軸。 在政改的關鍵時刻，社會注意力無可避免會集中在政治議題，對於社會流動性問題的討論未見充分。在後政改時期，政府有精力，也有必要重新檢視施政思路。目前最成熟的項目，莫過於《施政報告》的青年發展基金，這個計劃會以資金配對的形式，支持非政府機構協助青年人創業。有輿論認為目前的3億資金比預期的5億少，不足以解決目前青年流動性的問題。但其實，無論是3億還是5億，以香港目前資本高度集中的經濟框架，再多的資金投入，或許也只能以各種方式流回地產、金融等行業當中。 一般而言，社會流動性指的是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的變化，要提高社會流動性，不僅要增加青年收入，也要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提高青年社會流動性一個必要條件是經濟增長，立法會《研究簡報》曾表示：「經濟持續增長是社會改善收入流動性的關鍵。」而支持更多的青年創業，無論會否改善收入，由打工仔變老闆，也確實能夠暫時提升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不過，近十年來，社會對流動性的討論不可謂少，在SARS疫情之後的《2004年施政報告》，已經提出 鼓勵青年創業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繼續討論流動性問題，應該具備新的高度和深度。 由政治的角度看：資本主義較為擅長財富創造，...

亞洲是世界上最有經濟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擁有全球六成的人和三分之一的經濟總量，但是因為建設資金、技術等問題，亞洲一些國家面對道路、港口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亞洲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必要的資金。 《經濟導報》專訪了香港屋宇署前署長、香港工程科學院院長蔡宇略博士，他認為，香港有良好的工程基礎和獨特的管理經驗，可以借助亞投行的契機，將香港的經驗和工程系統帶到亞洲，為香港工程界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經濟導報》：亞投行全稱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目前輿論焦點集中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反而較少人提及，您認為這方面的發展前景如何？ 蔡宇略：基礎設施建設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配合城市化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兩者互為因果，發展了工業才有資源改善民生，民生需求又促進工業發展。在這循環過程中，城市化提供了較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經濟才得以持續增長，服務業才會發達。 香港過去的發展模式就是這樣，現在中國的十二五規劃，也把城市化和工業現代化列為主要的發展目標。亞投行是很大的一個項目，亞洲很多地方都需要城市化，發展潛力無限，以一路一帶為例，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沿線國家都有很多的商機，香港肯定可以分一杯羹。 《經濟導報》：香港一般給人的印象都是金融為主，在基礎建設方面有沒有什麼領先全球的經驗？ 蔡宇略：香港城市建設的特色是高密度和高層建築，在全世界都數一數二，以前不少人認為人口密度高不是好事，但是與高層建築配搭的人口密度高卻可以一方面保持良好的居住環境，又可以帶來社會效益的正面影響。以地鐵為例，能夠盈利的地鐵恐怕只有香港，地鐵投資巨大，但香港市區人口集中，乘客量足以產生盈餘。相比之下，倫敦人口較為分散，地鐵線較長，因此乘客量就不足以維持成本。現在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高密度的城市發展才是有效率及可持續的，如何建構並管理高密度城市，就是香港的特殊經驗。 科技是一種方法論，工程則是一種系統的方式，將原材料、機器和人工結合在一起，把科技理論化為生產。工程師最寶貴的財富在於實踐經驗，數學公式全世界都一樣，任何地方的人拿起書都可以學，但是如何因地制宜，靈活運用，才是香港工程師的優勝之處。 具體來說，香港住宅樓宇普遍高度都達到20層，無論上海、北京這些內地城市，還是東京、紐約和倫敦這些國際性...

無人機，指的是無人駕駛，以無線遙控飛行的飛行器。近年，百多元乃至過千元的玩具無人機熱潮忽然興起，大小商店的貨架都可見其身影。無人機不僅僅是玩具，除了民用外，深圳的 一電科技（AEE） 獲得了公安部的青睞，設計生產用於交通管理、空中安保、防險救災、森林防火等多種用途的無人飛機。《經濟導報》記者專訪了AEE董事長張葉女士，就科技創新的難點、深圳創業情況，民企遇到的困難和無人機行業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經濟導報》：幾乎每個企業在成長的道路上，都會經歷各種困難，您在公司新年致辭中提及“賣房賣車來發工資”的經歷，那時候企業怎麼了？怎麼就這麼難？ 張葉：有句話說，中國的民營企業是沒爹媽的孩子，在政策、資金和技術方面都有困難，基本上都要靠自己。但深圳的創業環境非常好，即便沒有太多的支持，企業也能順利成長起來，對於創業期的企業十分重要。 AEE在1999年成立，最早是做無線監控設備的，當時填補了無線聲音和視頻同步傳輸在中國內地的空白。到了2004年，中國無線監控設備的市場已經飽和了，整個珠三角有上千家做無線監控的企業。無線監控設備生產的門檻很低，我們的產品一出市場，幾個月後就有山寨產品在市面發售。涉及到研發成本，售價沒有辦法和山寨產品相比，因為不想降低質量來壓低價格，所以最後就放棄了這個市場。 《經濟導報》：後來轉到了什麼方向？AEE的發展策略作出了怎麼樣的調整？ 張葉：視野和夢想，決定了部署和構架，AEE的技術規劃是T型或者疊加型的，一開始，我們就不打算只做運動攝像機，而是打算做一體的無人機。在2006年的時候，很多人可能對無人機究竟是什麼還沒有概念，更不知道什麼是一體的無人機。當然，在滿足夢想之前，要先吃飽飯，我們是做監視器出身的，轉到運動攝像機對我們來說最容易。 目前，除了GoPro，Sony和JVC，小米現在也開始做運動攝像機，聯想和樂視也準備做。但是AEE已經做了很多年，所以在技術上可以保持領先。某些牌子的運動攝像機真的很便宜，但銷路並不太好，說明要用高端專業產品的人，還是會用高端專業的產品。 我們在做運動攝像機的時候，就已經在構思無人機了。一些企業，只是專注做運動攝像機，現在才來打算做無人機；而我們在做無人機的時候，已經打算做一體機了，很多企業現在才做一體機。所以在面對競爭的時候，要保持一定技術優勢和前瞻性。 《經濟導報》：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AEE開始轉向...

持續70多天的佔領運動產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政治新人，其中歌手何韻詩宣布會「認真考慮」參選立法會就是一例。雖然她尚未公佈細節，卻表明會組織符合新世代運作方式的政黨，排除了參加現有政黨的可能。此舉對傳統泛民主派造成什麼衝擊？又會令香港的政治版圖產生怎麼樣的變化？值得繼續觀察。 政治新人或政治素人參與選舉，已經不是新鮮事。在台灣，俗稱柯P的台大醫學院教授柯文哲成功挑戰國民黨候選人當選台北市長，顛覆了傳統的政治概念。香港近年不少傳媒人和藝人如鄭經翰、黃毓民和陳志全，也發展出了一套不依靠地區工作，只依靠媒體力量當選立法會的模式。故此，何韻詩倘若參選，要獲得議席並非絕無可能。 傳統政黨依賴地區工作，有助理、區議會到立法會的晉升渠道。好處是對政治工作更為熟悉，能夠更加嫻熟的處理相關工作。壞處是對候選人來說等候時間較長，選民容易對政治人物過於熟悉而缺乏新鮮感。民主黨是泛民黨派中地區工作較好的政黨。然而，在選舉當中，地區工作僅僅是選民思考的其中一個部分而不是全部。 翻查數字可以發現，第一屆立法會，泛民黨派有4個，第二屆增加到了5個，第三四屆都是7個，第五屆上升到了11個。在上屆的立法會選舉當中，只有一個人當選議員的泛民政黨多達6個。這些新成立的政黨只有少數會標榜自己的地區工作，而民主黨在地區直選的議席已經被公民黨超越，也顯示了注重地區工作的民主黨逐漸失去往日的光環。對青年人來說，有更多的途徑參與政治，定會減低傳統地區工作的吸引力。 總體來看，泛民的支持人數比例並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新出現的泛民政黨並不能打動建制派的選民，只能繼續擠壓民主黨的空間。何韻詩以新世代作為口號，也只能吸引原本支持泛民政黨的年輕票源，未必可以爭取本來就反對佔領運動的市民支持，勢必引起泛民內部的龍爭虎鬥。 何韻詩一旦參選，除了對大黨造成衝擊外，對新出現的小型政黨也可能帶來衝擊。目前香港的政治公關和完全商業運作的藝人包裝還有一定距離，何韻詩以歌手的身份參選，無論輸贏，都可能會將更加成熟的商業包裝帶入香港的選舉文化，直接衝擊目前依靠傳媒/新媒體概念包裝的小型政黨，分薄他們的票源。泛民主派的光環拉的很闊，涵蓋各種議題和概念，但總體來看，內部互鬥遠超過對建制派的衝擊，對香港政治版圖的影響，短期內也只會局限在民主派支持者當中。 以常態政治和非常態政治的框架分析，佔領等制度外的方式屬於非常態政治...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資料圖片）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在12月10日提出了「港人優先」議案，雖然最終遭到否決，卻把本土思潮由街談巷議帶進了議會。 「港人優先」議案 本地思潮進議會 表面上，港人優先合乎情理，特首提出過「港人港地」的優先政策，人口承受能力也是過去幾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熱門話題。但在過去的佔領運動中，本土派喜歡用「港豬」形容不支持他們的一般市民，又用「左膠」形容堅持普世價值的社運派。說明本土派口中的香港人與一般定義存在分歧。 街談巷議怎麼說都無所謂，制定政策卻依賴清晰的定義，需先定義甚麼是港人，相關政策才有落實的可能。為免一朝醒來，很多人忽然喪失港人身份，甚麼是本土派口中的香港人，已經成為一個值得對待的話題。 法律上，在香港住夠七年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范國威口中的港人可能也是這個意思，卻未必令其他本土派滿意。去年10月，《人民日報》將新移民形容為「新香港人」，旋即遭到本土派圍攻，如中央政策組前全職顧問練乙錚教授，就用了「稀釋」一詞形容內地新移民對香港人概念的衝擊。說明法律上的香港人，非但不是本土派的自己人，連同路人也未必有資格。 血統劃分身份 本土派失精英 今年2月17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孔誥烽。在報紙撰寫了「甚麼是中國人？」一文，認為中國人的定義在血統劃分的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和價值認同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之間搖擺不定。他的觀點值得參考，不過用同等標準定義港人，也會帶來更多問題。 以血統的角度去看，香港以華人為主毫無爭議，次一級的劃分則是省籍。香港各種同鄉會多不勝數，除了佔主流的廣東人，潮州、客家和福建人，在商界有着重要比例。上海背景也佔據政界一定份額。用單一的省籍作為劃分，本土派無疑要冒着喪失大量精英的風險。況且，廣東話雖是本土派旗幟之一，廣東人卻是不少本土派要排斥的對象，本土派很難用種族民族主義界定港人身份。 香港多元 「中環價值」Vs「旺角價值」 用價值認同定義香港人，對移民城市來說十分適合，而效忠和認同憲法，則是價值認同的最佳方式，美國入籍的要求就是一例。不過很多本土派對《基本法》提出異議，動輒要求修改，更談不上甚麼效忠。主流泛民2004年提出的「香港核心價值」，又一直缺乏廣泛認受性——早有人批評過，在香港多元的格局下，精英的「中環價值」和...

9月底，香港爆發佔據街頭堵塞交通的佔領運動；10月，籌備已久的滬港通仍未推出，引發市場猜測不斷。其中金融安全和滬港通的聯繫，逐漸成為討論焦點。 香港財政司長曾俊華在10月20日表示，滬港通延期和佔領運動無關，三天後他修正了看法，指佔領運動將會對香港中長期的經濟造成影響。緊接着的24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也轉變了看法，認為佔領運動對香港金融市場帶來負面影響，希望示威者考慮佔領帶來的後果。 有輿論認為，滬港通延期是對佔領運動的一種懲罰。不過，滬港通是涉及人民幣國際化及開放資本賬的重大金融改革，對人民幣回流機制產生積極作用，也有助香港建立離岸人民幣中心，可謂互利雙贏，是國家重要的戰略舉措，故此「懲罰論」欠缺足夠說服力。 今年8月份，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上強調，香港可以擔當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防火牆」。然而，佔領運動爆發後，不少輿論關注外資是否會藉此沽空和內地相關的股票，從而影響中港兩地的金融安全。 據財華社報導，自佔領運動開始後一個月內，香港整體沽空比率已經達到10%，騰訊控股及中國移動等列入滬港通的上市公司就在沽空之列。10月17日，中國移動的沽空金額為1.67億元（沽空比率31.43%），沽空排名第四；在10月28日，沽空金額更高達3.13億元（沽空比率20.94%），排名第三。 《大公報》評論文章認為，香港政治不明朗因素，可能引發股票市場震盪。而金融風險隨時通過滬港通機制傳導至內地市場，造成金融風險擴大。同時，國際金融大鱷虎視眈眈，利用本港政治不明朗因素而趁火打劫，此時推出滬港通，可能為金融安全添煩添亂。《文匯報》更指香港應盡快依法結束違法「佔中」，才能為「滬港通」開通創造條件。 但相比2007年的「港股直通車」，滬港通不僅僅停留在政策討論的層面，這次滬港通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親自拍板，中國證監會、香港證監會、上海交易所及港交所都積極參與。在截稿前的11月8日，上海交易所及港交所均進行了滬港通開通儀式演練，並進行了第一筆交易，而特首梁振英也會在亞太經合會（APEC）上直接向中央爭取盡早開通滬港通。在此背景下，相信積累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因素的充分預案後，審慎穩步推出的滬港通，將有效確保滬港兩市的金融安全。 李若浮 香港《經濟導報》，第23期，2014年11月17日

佔領運動發生接近1個月，普遍被視為市民自發，借助互聯網發動的抗爭行動，民主派政黨、佔中三子、學聯、本土派和社運派都未能獲得運動的領導權。 《人民日報》先後將佔領運動形容為「顏色革命」和「港獨」，一般的運動參與者和支持者或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用自己沒有收錢也不支持港獨作為反駁。 黃藍絲帶 動員運動皆有可疑 然而，佔領運動有很多純潔真心的支持者，不代表運動方向不會受到影響，恰恰是無中心、無組織的運動形式，令運動更容易被人引導。連日來，筆者到現場進行觀察，也在互聯網上做了一些收集，發現無論是黃絲帶還是藍絲帶，動員時間和事件爆發的先後順序都有可疑之處。 9月28日晚上10點，也就是警方施放催淚彈後4個小時，銅鑼灣和旺角相繼被示威者佔領。社運派的《獨立媒體》和本土派的《熱血時報》這兩個比較具備動員能力的網絡媒體，對旺角和銅鑼灣加以報道的時候，兩地都已經聚集了過千人。長年參與社運的周諾恆也在facebook上感歎：「市民已經走在了社運的前面」。 據報道，呼籲佔領旺角的是一位叫安琪的15歲少女，她通過facebook組群號召示威者，在1個小時內就完成了佔領行動。可能該組群已經刪除，未能見證其動員過程，但無論如何，這種示威方式的難度，都絕對不是「互聯網」三個字可以輕易解釋。 即使互聯網世界，意見領袖和知名人士擁有的傳播能力也遠大於一般群眾，百傳千的難度，大大低於十傳百，而十傳百的難度，又大大低於一傳十。互聯網資訊氾濫，以情景模擬的角度思考，收到意見領袖以外的信息，一般用戶多數都會有所顧慮，包括信息是否真確、是否有足夠公信力、組織者的背景和目的是否符合自己理念等等問題。 先準備示威者 借互聯網呼籲 在街頭運動的特定時刻，可能還會思考為甚麼是旺角、銅鑼灣，而不是已知的金鐘。搬運鐵馬製造路障，更是香港罕見的抗爭模式，除非多次參與社運，對這樣模式不可能不猶豫。 旺角和銅鑼灣的佔領已經建立了模式，其他地區的佔領難度應該容易的多，但之後如尖沙咀、灣仔和上水等明顯找得出動員痕迹的佔領運動，卻紛紛以失敗告終。這也說明了，要成功佔領一個地區，必須要有足夠多的人，在極短的時間內聚集，才可以防止警方及反佔領人士驅散。 佔領者還需要抱着極大的決心，有一定組織能力製造路障和持續動員。這些條件，一般市民很難做到，絕非在facebook換個頭像或者到佔領區逗留幾個小時如此簡單。 退一步說，即使是有人通過互聯...

香港的佔領運動爆發數日，分成了黃絲帶和藍絲帶兩股力量，相互指摘對方抹黑，在社交媒體facebook上更加出現了絕交潮，不再接收不同政治立場的意見，只接和自己立場相近的信息。 情況如果繼續下去，無疑導致社會更加撕裂，情況也只會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桑斯坦（Cass Robert Sunstein），在2001年出版了《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一書，指互聯網使用者會選擇性接收自己感興趣的信息，長遠會導致觀點和觀點之間的互動減少。 物以類聚 互聯網傷民主 桑斯坦觀察到，不同的虛擬社群更會建立不同的論壇，令相同觀點的人走在一起。這些虛擬社群接收和發放的信息同質化程度很高，容易循環論證自己觀點正確，將特定觀點視為普遍真理，部分本來不屬於社會主流的激進觀點，在某些組群內則是主流，長遠只會導致激進人士更加走向極端。 桑斯坦認為，「民主要求有兩個條件：一是一定程度的共享經驗；二是能接觸到一些未預期的，事先不經過選擇的多元話題和想法。」而「民主可能會被這樣一種系統所傷害，在這種系統中，每個人都能夠實現決定他們要看甚麼和不看甚麼。如果志趣相投的人僅僅或者主要和他們圈子裏的人交談，那麼就可能出現社會的分裂和相互的不理解。」 雖然桑斯坦的觀點在2001年提出，卻並不過時，反而在社交網站成為主流的今天更有價值。2004年，社交網站facebook掀起社交網絡風潮，其中的組群功能（Group）可以毋須任何成本開設組群，使小圈子討論更加容易。在香港，facebook長期在互聯網排名三甲。 連日來的觀察可以發現，無論黃絲帶還是藍絲帶，都運用facebook進行動員，而雙方組群的言論，同質化程度也很高，凡是不同意見都被斥責為收了錢而做評論的「五毛」。具備大眾整合能力的傳統媒體，在這次事件被雙方示威者排斥，黃絲帶斥責某些電視台為「維穩台」，而藍絲帶則指摘支持佔中的報刊和網絡平台為「漢奸媒體」。 「偏信則暗」 多聽不同聲音 黃絲帶和藍絲帶組群的信息多由示威者自己提供，真真假假都有，沒有守門人來負責，就算真實的信息，往往也未必足夠反映全部事實，然而這些組群卻都要求示威者在電光火石之間做出行動的決定。即便沒有任何陰謀，示威者日益激進的情況也可想而知。 對任何社會來說，溝通都是社會穩定至關重要的一環，民主也不僅僅是投票這麼簡單。在奧巴馬當選之後，桑斯坦獲委任為白宮信息管...

「家點綠」的全偉倫和他的二手家具。 香港環保團體「地球之友」的調查顯示，香港每天人均製造2.67公斤垃圾，是全球製造最多垃圾的城市，超越丹麥和美國等「垃圾大國」。如果情況沒有改善，到2015年，香港所有堆填區都將飽和。這些垃圾中，廢棄家具佔了相當比例。不少稍微殘舊，但還可以使用的家具，都被送往堆填區。 近年來，使用二手家具漸成時尚。其中不少人談論的二手家具店，是成立於2012年的「家點綠」，這間店以社企（社會企業）方式經營，將所賺利潤用於支持本身的環保理念。 「家點綠」負責人全偉倫，曾經是月薪十萬的iBanker（投資銀行家），30多歲已經是瑞銀亞太的主管，手下40名員工。全偉倫表示，開辦「家點綠」的初衷，是他幾次搬屋時發覺香港很難購買二手家具；同時，不少還能使用的家具，又都進了堆填區，十分可惜。「在歐美國家，買賣二手家具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車房都可以開小型家具拍賣會，讓街坊選購，但香港卻很難找到這種平台」。因此，他決定為環保出一份力，兩年前投資25萬港元創辦了這間公司。 「家點綠」的主要宣傳途徑卻是社交網絡。全偉倫和環保組織「地球之友」合作，通過社交網站Facebook發佈信息。開業不久，捐贈的家具就堆滿了陳列室，接踵而來的問題是銷售追不上「進貨」的速度。 這與香港人抗拒二手家具有關，尤其是新婚夫婦，認為「新家」必須要新家具，否則不吉利。在農曆新年換新家具，也是不少人迎接新年的習慣；除了習俗，也有人擔心二手家具是否牢固、會否有害蟲等問題。 香港一直有一種「夜冷」店，專門從事二手家具買賣。「夜冷」是葡萄牙文「leilão」的音譯，原意為拍賣。傳統夜冷店以拍賣金屬製作的辦公室桌椅、文件櫃為主，因為金屬材質堅固，且噴漆翻新容易，基本沒有木質的家具交易。全偉倫表示，「家點綠」盡量挑選完好的家具予以回收，回收後也會對木質、布藝、玻璃等材質的家具作清理和翻新。 開辦兩年後，二手家具的概念漸漸為華人所接受。開業初期，華人顧客只佔兩成，其餘都是外籍人士，而目前華人客戶已經達到了六成多。二手家具以原價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價錢銷售，他們還聯絡搬運公司，以相對便宜的送貨費刺激購買者前來消費。網絡宣傳和社企理念結合，也令「家點綠」比傳統買賣二手家具的「夜冷」店更便利，也容易被年輕人接受，甚至樂意在Facebook上轉載銷售信息。 二手家具的貨源百分百是無需成本的捐贈，但整盤生意...

美國憲法起草人漢密爾頓在著名的《聯邦黨人文集》裡說：「危險的野心，多半為熱心於人民權利的漂亮外衣所掩蓋；很少用熱心擁護政府，堅定而有效率的嚴峻面孔作掩護。」 他的話雖然絕對了些，但也值得警醒，《猿人爭霸戰：猩凶崛起》（ Dawn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就是一個關於「危險野心」的故事。 故事講述，高智商猿人凱撒帶領其他猿人逃離人類控制後，在美國的森林裡面建立了家園，十年過去後，凱撒已經生了兩個小孩；而人類則因為「猿流感」喪失大量人口，文明受到重創，在「猿人國」長大的猿人都沒有見過人類。 自從人類這個主要矛盾消失之後，猿人內部開始出現矛盾，初期因為凱撒的權威還能夠壓制。但在剩餘的人類和猿人再度接觸之後，新仇舊恨導致一個猿人背叛凱撒，炮製陰謀，並煽動對人類的戰爭以奪權。 以身份而不是事實作為判斷的依據，對於決策者來說不僅僅是刻板印象，也會令自己陷入危險的境地。凱撒一直以為猿人比人類可靠，結果中伏。最後結論是無論是人類還是猿人，都有好壞之分。雖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過就算「是我族類」，其心也未必同。 作為第一代猿人的革命領袖，凱撒有無上的權威，政變之後，「老一輩猿人革命家」依然效忠凱撒路線。但是，建國之後成長起來的第二代猿人並未直接接觸過人類，他們從父輩那裡聽來關於人類的恐怖故事，反复增強了對人類的恐懼。 因此，第二代猿人對於人類的仇恨，可能比老一輩猿人革命家更加強烈，這可能是政變順利推進的原因。電影中，凱撒兒子批評凱撒對人類的懷柔政策那幕，很能說明問題，處理的相當不俗。 凱撒的兒子經歷過政變之後更加成熟，加上他親自領導反政變，解救被叛變政府圍困的老一輩猿人革命家，應該令他樹立起足夠的權威，能夠成為第二代猿人當之無愧的領袖。不知道下一部猿人系列電影，是否會以他作為主角？ 電影始終是電影，尤其是美國人拍的電影，不能直接拿來對照香港的現實。不過這部電影裡面頗堪玩味的地方甚多。有待繼續發掘。

台灣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ECFA）的學生運動，出現「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更有激進者喊出「香港已死」，要台灣「以港為鑑」。這些消息通過互聯網，迅速得到香港本土派的熱烈回應，港獨和台獨大有合流之勢。 然而，撇開藍綠黨爭和情緒化的反中口號，卻不難發現，對ECFA 的擔憂，背後隱含對經濟全球化的擔憂，中國充其量只是某種意義上的代罪羔羊。 社運議題有虛有實，有表有裏。雖然台灣學運團體和綠營政黨的文宣，都否認自己反對經濟全球化，但諸如保護本地產業、質疑涓滴效應（一般百姓較少從貿易中獲益，反會遭受物價上升之害）、擔憂同質性競爭、害怕失業等問題，早已是反全球化人士討論多年的議題。 這些問題不僅發生在香港和台灣，也出現在拉美、南韓、東南亞、歐洲甚至美國；南韓對美國農產品的擔憂，西歐對東歐廉價勞動力的擔憂，都有很強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資本自然逐利，何處有利可圖就會流向何處，對台灣和香港來說，把中國換成別的國家，上述問題依然存在。 一般印象中，反對全球化是左翼的主張，但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共產黨和納粹黨均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區別在於矛頭所指和解決方式：共產黨最著名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並不籠統反對全球化，反對的只是資本家主導下的全球化。 納粹黨同樣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視經濟全球化為「國際猶太集團」的陰謀，希特拉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最著名的論斷就是：「我對德意志發展的途徑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最堅苦的奮鬥，不在對付敵國而在對付國際資本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毀國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們成為國際資本及其主人——就是猶太人——的奴隸」。 把分析建立在階級還是民族上，是共產黨和納粹黨的主要分別。反ECFA 學運，其實是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真議題，變成「台灣VS中國」的政治操弄；反ECFA 學運領袖林飛帆的「想做台灣人！不想做中國人！」可謂相當有代表性，但只考慮民族不考慮階級，很多事情始終不能有效解釋。 兩岸四地同屬中華民族，是大陸民眾和台灣藍營的共識；綠營則把族群差異說成民族矛盾。就算以族群作為單位，台灣老闆就不會剝削和壓迫台灣勞工？少數港商台商在大陸建立血汗工廠，難道又需要一般淳樸百姓負責？正如不能把富士康的連環自殺歸咎於「台灣人就是壞」；把兩岸正常的經貿活動，視為「吞併台灣」的陰謀，也沒有什麼合理性。 蘇聯解體後，左翼光環消失。今天無論香港或...

支聯會主辦的六四燭光晚會，向來是香港民主派團結的標誌，今年只因提出一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而遭到本土派的杯葛，支聯會最終收回口號，低調處理。 縱使公開理由避談本土派，燭光晚會的出席人數也沒有明顯減少，但能引起廣泛討論，已經令本土派打響名堂；他們敢於挑戰核心理論，更顯示衝擊比2008年立法會選舉「真假民主派」之爭來得深遠。 自中英談判開始，香港華人社會時有各種分裂主張出現，但大家都視為奇談怪論。這次本土派的冒起，卻與過去的模糊概念大不相同。 2011年底，嶺南大學教授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這本厚達二百八十八頁的書，在香港十分暢銷，若到圖書館借閱，甚至須要排期才得一看），書中從一百七十年的殖民地歷史，論證香港異於中國，並提出「放棄民主中國，保住香港城邦」之論；「去中國化」的本土派或自治派，就在此一論題的旗幟下建立。 論述完整 泛民難比 目前，雖然本土派人數依然不多，短期內也難成主流，但其論述的完整和議題的貼身，卻決定思想的輻射範圍比主流民主派還大。近年各種社會運動都能發現「城邦論」的影子，如反高鐵運動的「守護香港邊界」；反國民教育時，部分示威者「視中國為殖民統治」而「抗殖反國教」；在奶粉荒後，打着龍獅旗驅趕水貨客的「光復上水」；甚至不顧人道立場，反對港府捐款救助雅安地震災民等等。 短短兩年，本土派已可儲蓄到足夠力量挑戰民主派的核心論述，雖說意料之外，也算情理之中。這就須要在道德批評之外，做出更多的理論梳理和分析。 支聯會全稱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綱領包括「建設民主中國」，所以「愛國愛民」這一口號並無偏離支聯會立場。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解釋口號時說：「愛國絕不是愛黨，我們希望用這個論述去挑戰中國共產黨。」這說法可視為「反共不反華」或「反共愛華」。 「城邦論」卻完全相反，它是「反華反共」或「反華不反共」。陳雲在《香港城邦論》的前言中說：「假如鱷魚（中國政府）成批死了，鱷魚統治之下的大蟾蜍、水老鼠、食人魚重新組織民主中國，或成批湧來香港，對香港更為有害。」 在這次爭議中，本土派紛紛強調反華立場，facebook群組「朗思製作」說：「雙非孕婦，都是中共黨員嗎？香港人厭惡的、要遠離的，不只是黨，更是中國人！」博客「無待堂」更質疑：「中共教你愛黨、支聯會教你愛國，結果都是不愛自己。」 負面結論 以偏概全 雖然陳雲也曾說過：「如果可以推翻共產黨，那麼拉...

In the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Theory proposed in 1987, American geopolitics scholar George Modelski indicated that a war for world leadership would break out every 100 years. China and America are today’s world leaders in terms of energy consumption, GDP, and influence. With “peaceful rising” as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 hopes to address issues like market, energy, and environment. The breakthrough last year in shale gas exploit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fuel oil by direct coal liquidation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China to become energy independent. This will provide material support for China’s “peaceful rising,” reduce the risk of energy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remove the inevitability of both countries being involved in a confrontation. China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US Modelski divided world leadership into four stages: (1) the “world war” stage, when new world leaders emerged; (2) the “indisputable world leadership” stag...

中國近十年來大量進口能源，很難不對國際政局產生影響。（《信報》配圖） 美國地緣政治學家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於1987年提出「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指每一百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世界領導權戰爭。 目前中美兩國在能源消耗、GDP和影響力方面都數一數二，故有論者把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挑戰者。 中國目前的發展戰略為「和平崛起」，希望依靠自身力量解決市場、能源和環境等問題。隨着去年頁岩氣開採技術的突破性發展，以及煤炭直接液化製油等技術的商業化，中國有望隨美國之後實現能源獨立。這將為中國「和平崛起」提供物質支持，也減低中美兩國能源衝突的可能，進而打破兩國走向全面對抗的「宿命」。 中國應「搭車」聯美 莫德爾斯基把世界領導權分為四個階段：首先是「世界大戰」階段，會產生新的世界領導者；其次是「沒有爭議性的世界領導者」階段，由領導者建立新的國際秩序；第三是「去合理化」階段，領導者權威備受質疑但依然強大；而「去中心化」的第四階段則出現領導者權威衰落，新興強權四起，領導者需要依賴戰爭維繫其權威。 蘇聯解體後，中國隨即成為美國的主要「挑戰者」。1995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時殷弘發表了《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一文，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他根據莫德爾斯基的理論，認為近500年來的挑戰者都以失敗告終，新的世界領導者通常是「先前霸權國家的合作者」，而挑戰者的合作方也會遇到重要挫折。因此建議中國應該採取「搭車」的戰略，和美國合作，而不選擇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或繼續孤立主義的韜光養晦戰略。 可是，能否搭車不取決於中國。中美兩國雖有多種合作，但衝突真正發生後，要美國放棄其傳統盟友日本並不可能；反過來說，日本「緊抱美國大腿」企圖搭車也是其最優選擇。故此，溫家寶總理2003年提出的「和平崛起」目前依然是主流，其內涵是中國發展「不應當也不可能依賴外國，必須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點上」，又指中國將依靠國內市場及提高科技，以解決能源和環境問題。這種理論應屬「韜光養晦」戰略的延伸，以減少和其他國家的衝突；但面對國內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卻始終需要依賴進口。 能源獨立非遙不可及 在全球化時代，利用進口能源發展經濟屬於常態，但也無可避免產生大國博弈。國際關係主要流派的現實主義認為，新興大國的崛起，無論其...

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維基百科圖片 ） 西方發展經濟學鼻祖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認為，在進入向成熟推進階段（Drive to maturity）之後，大部分西方國家面臨對外擴張、高福利和高消費社會三種選擇。筆者（本欄8月26日）比較若干經濟數據之後發現，中國經濟體系於2003年步入向成熟推進階段，並於2007年完成起飛階段。發展路徑和西方先進國家基本相同，意味着中國有潛質成為世界一流大國。根據發達國家一般經驗，在完成起飛階段十數年後就會步入高消費社會，2017年可能成為中國轉型的關鍵年份。 羅斯托對成熟之後的社會描述常被誤解，不少論者認為高消費社會是唯一方向，但事實上，羅斯托提供的數據足以支持其觀點，在進入向成熟推進階段之後，大部分發達國家面臨三種選擇：第一是對外擴張，在疆界之外尋求可以征服的他國領土，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和德國為代表；第二是成為福利國家，運用國家的力量來實現社會保障，並冒着犧牲部分發展因素的危險，來緩和商業循環所造成的困難，歐洲諸國是其代表；第三是提高消費水平，令大眾消費超越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以美國為代表。 消費對經濟貢獻已過半 以目前國際環境和中國自身國策而言，第一種選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雖然現在面對「C形包圍」，南海和東海爭議不斷，戰爭呼聲甚囂塵上，但即使最「鷹派」的學者，也僅僅希望遵循「以戰止戰」的方式來解決干擾，這和掠奪資源及生存空間的擴張主義非但不同，而且相反。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字，2011年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過半，達到了55.5%（支出面GDP），超越了投資對於經濟增長貢獻的48.8%。這反映中國經濟增長由投資拉動轉為由消費拉動，一改過去消費率過低的傾向，政府拉動內需雖然和歐美經濟疲弱導致的出口下降有關，但客觀上令中國出現了高消費社會的基本特徵。 高消費社會以美國為代表，在羅斯托看來，也只有美國是最成功的例子。目前，美國只有全球5%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20%的資源；擁有全球25%的汽車，卻使用了40%的汽油。有學者推算，中國人口要達到美國的消費水平，整個地球的資源都將不敷應用。同時，美國經濟增長當中有70%來自消費，但高消費借助信貸，需要社會性的「先用未來錢」，這種將責任留給後代才能維持的模式，在金融海嘯之後隨企業一起破產，並不可以持續發展。美國現在...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China is on the right development path, we have to look at both the chosen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time it takes for full development to occur. China is actually following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model used by Western countries. China is now at the stage called "Drive to Maturity." The problems it is now encountering are similar to those encountered by Western countries at that stage. The classical theory that still applies today is Rostow's Stages of Growth, formulated by the pione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lt Whitman Rostow in 1960. The first stage, Traditional Society, refers to a society without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econd stage, Preconditions for Takeoff, occurs when the society ha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acceptance of the necessity of economic progress, compulsory education, risk-tolerant entrepreneurs, commercial expansion, and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third stage, Take-off, sees a decline...

勞動力大規模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屬於起飛階段結束時的特徵，中國起飛階段結束的標誌性年份可定於二〇〇七年。 （新華社圖片） 近年來，中國各種社會問題叢生，不少論者因而質疑中國走了歪路。筆者認為，要討論發展模式問題，可由發展路徑和所需時間兩個方面進行研究。對比西方國家一般發展模式，中國模式路徑可謂基本一致。而目前，中國正處於向成熟推進階段初期，西方在類似的時期也曾出現過類似問題。 1960 年，發展經濟學先驅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將經濟現代化分為六個階段，至今仍是不容忽視的經典理論。 第一階段是傳統社會（Traditional society），指沒有近代科學技術的社會。[1] 第二為起飛創造前提條件階段（Preconditionsfor take-off），近代科學技術開始發揮作用，社會逐漸認為經濟進步是必要的，義務教育開始普及，出現願意承擔風險的企業家和商業擴張，並出現近代的製造業。[2] 第三為起飛階段（Take-off），是工業革命發生後的自動成長期，農民人數下降；生產性投資率提高；多種重要製造業部門發展起來。政治、社會和制度結構發生變化，使經濟成長不斷向前推進。[3] 主義不影響發展路徑 而第四是向成熟推進階段（Drive to maturity），投資率將維持在10%至20% 之間，社會能够吸收並有效應用新型技術，勞動力的結構、技術和實質工資都已經改變，社會調整價值觀念和制度以便適應新的經濟環境。 第五是高額群眾消費階段（Age of Highmass consumption），工業高度發達，經濟主導部門轉向生產耐用消費品，高額耐用品普及化，技術工人和城市人口比重比前階段有相當程度的提高，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源也逐漸增大。 而第六階段則在1971 年提出，為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主導部門是服務業與環境改造事業。[4] 羅斯托曾擔任美國肯尼迪和詹森政府的重要謀士，政治立場頗為反共，但這不影響他的觀察。在研究蘇聯經濟發展之後，他認為除了意識形態導致的某些差別外，美國和蘇聯的「總體輪廓」是相似的[5]，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路徑沒有本質性差異。而中國在1952年進入了第三起飛階段。[6] 羅斯托的理論基於對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歸納總結，...

The year 2011 marked the centenary of China's 1911 Republican Revolution and also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emorations across China were too numerous to count, and literature on related topics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readers country-wide. Two works, both written by researchers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re critically acclaimed: Yang Tianshi's The End of Monarchy, and Ma Yong's 1911 - China's Great Revolution. Last year also saw the mainland publication of Taiwanese historian Chang Yu-Fa's Revolutionary Bodie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Books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90th anniversary have sold very well.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dited by the Party Historical Research Office, sold a total of 1.88 million copies last year. Authorize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is tome was w...

◆「香港は『スワン・ソング』（白鳥が死ぬ間際に歌う声）、英国植民地時代の最後の成功例だ」。昨夏に発足した「港英管治研究委員会」の発起人の一人、李◆（火ヘンに斤）さんの言葉だ。この委員会は主に１９８０、９０年代生まれの香港人学生から成る。　　 ◆メンバーは「英領香港」の記憶がほとんどない世代。しかし、もう一人の発起人、梁明徳さんによれば、これまでの香港の歴史は説明が足りない、帝国主義や植民地主義、国際関係、文化意識などを分析・考察し、新たな歴史の解釈を加える必要がある、と彼らは考えた。 ◆このほどプレ創刊した「港英管治研究業刊」は単なる雑誌ではなく、「今の香港政府と中国政府の参考にしてもらいたい」（李さん）と方向性は明確だ。英領時代の記憶がないことを逆手に取り、香港の過去と現在、未来を見据え、あくまで中立の姿勢を貫く。歴史や政治についてさまざまな人々と意見を交換しながら、将来的には本にまとめるという。 ◆香港では近年、８０、９０年代生まれの世代に関して、過激なデモや自由な言動ばかりが取り上げられることが多い。しかし、彼らのような若者の存在こそが「スワン・ソング」なのではないか。どんな歌声になるか、どれだけ人々の心に響くか。真価が問われるのはこれからだ。（真） 【アジア風・香港だより】2012/03/31 按：接受了一次日本媒體的採訪，因為我的名字沒有對應的日文漢字，故此使用了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