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中國近十年來大量進口能源，很難不對國際政局產生影響。（《信報》配圖） 美國地緣政治學家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於1987年提出「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指每一百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世界領導權戰爭。 目前中美兩國在能源消耗、GDP和影響力方面都數一數二，故有論者把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挑戰者。 中國目前的發展戰略為「和平崛起」，希望依靠自身力量解決市場、能源和環境等問題。隨着去年頁岩氣開採技術的突破性發展，以及煤炭直接液化製油等技術的商業化，中國有望隨美國之後實現能源獨立。這將為中國「和平崛起」提供物質支持，也減低中美兩國能源衝突的可能，進而打破兩國走向全面對抗的「宿命」。 中國應「搭車」聯美 莫德爾斯基把世界領導權分為四個階段：首先是「世界大戰」階段，會產生新的世界領導者；其次是「沒有爭議性的世界領導者」階段，由領導者建立新的國際秩序；第三是「去合理化」階段，領導者權威備受質疑但依然強大；而「去中心化」的第四階段則出現領導者權威衰落，新興強權四起，領導者需要依賴戰爭維繫其權威。 蘇聯解體後，中國隨即成為美國的主要「挑戰者」。1995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時殷弘發表了《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一文，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他根據莫德爾斯基的理論，認為近500年來的挑戰者都以失敗告終，新的世界領導者通常是「先前霸權國家的合作者」，而挑戰者的合作方也會遇到重要挫折。因此建議中國應該採取「搭車」的戰略，和美國合作，而不選擇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或繼續孤立主義的韜光養晦戰略。 可是，能否搭車不取決於中國。中美兩國雖有多種合作，但衝突真正發生後，要美國放棄其傳統盟友日本並不可能；反過來說，日本「緊抱美國大腿」企圖搭車也是其最優選擇。故此，溫家寶總理2003年提出的「和平崛起」目前依然是主流，其內涵是中國發展「不應當也不可能依賴外國，必須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點上」，又指中國將依靠國內市場及提高科技，以解決能源和環境問題。這種理論應屬「韜光養晦」戰略的延伸，以減少和其他國家的衝突；但面對國內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卻始終需要依賴進口。 能源獨立非遙不可及 在全球化時代，利用進口能源發展經濟屬於常態，但也無可避免產生大國博弈。國際關係主要流派的現實主義認為，新興大國的崛起，無論其...

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維基百科圖片 ） 西方發展經濟學鼻祖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認為，在進入向成熟推進階段（Drive to maturity）之後，大部分西方國家面臨對外擴張、高福利和高消費社會三種選擇。筆者（本欄8月26日）比較若干經濟數據之後發現，中國經濟體系於2003年步入向成熟推進階段，並於2007年完成起飛階段。發展路徑和西方先進國家基本相同，意味着中國有潛質成為世界一流大國。根據發達國家一般經驗，在完成起飛階段十數年後就會步入高消費社會，2017年可能成為中國轉型的關鍵年份。 羅斯托對成熟之後的社會描述常被誤解，不少論者認為高消費社會是唯一方向，但事實上，羅斯托提供的數據足以支持其觀點，在進入向成熟推進階段之後，大部分發達國家面臨三種選擇：第一是對外擴張，在疆界之外尋求可以征服的他國領土，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和德國為代表；第二是成為福利國家，運用國家的力量來實現社會保障，並冒着犧牲部分發展因素的危險，來緩和商業循環所造成的困難，歐洲諸國是其代表；第三是提高消費水平，令大眾消費超越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以美國為代表。 消費對經濟貢獻已過半 以目前國際環境和中國自身國策而言，第一種選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雖然現在面對「C形包圍」，南海和東海爭議不斷，戰爭呼聲甚囂塵上，但即使最「鷹派」的學者，也僅僅希望遵循「以戰止戰」的方式來解決干擾，這和掠奪資源及生存空間的擴張主義非但不同，而且相反。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字，2011年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過半，達到了55.5%（支出面GDP），超越了投資對於經濟增長貢獻的48.8%。這反映中國經濟增長由投資拉動轉為由消費拉動，一改過去消費率過低的傾向，政府拉動內需雖然和歐美經濟疲弱導致的出口下降有關，但客觀上令中國出現了高消費社會的基本特徵。 高消費社會以美國為代表，在羅斯托看來，也只有美國是最成功的例子。目前，美國只有全球5%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20%的資源；擁有全球25%的汽車，卻使用了40%的汽油。有學者推算，中國人口要達到美國的消費水平，整個地球的資源都將不敷應用。同時，美國經濟增長當中有70%來自消費，但高消費借助信貸，需要社會性的「先用未來錢」，這種將責任留給後代才能維持的模式，在金融海嘯之後隨企業一起破產，並不可以持續發展。美國現在...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China is on the right development path, we have to look at both the chosen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time it takes for full development to occur. China is actually following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model used by Western countries. China is now at the stage called "Drive to Maturity." The problems it is now encountering are similar to those encountered by Western countries at that stage. The classical theory that still applies today is Rostow's Stages of Growth, formulated by the pione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lt Whitman Rostow in 1960. The first stage, Traditional Society, refers to a society without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econd stage, Preconditions for Takeoff, occurs when the society ha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acceptance of the necessity of economic progress, compulsory education, risk-tolerant entrepreneurs, commercial expansion, and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third stage, Take-off, sees a decline...

勞動力大規模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屬於起飛階段結束時的特徵，中國起飛階段結束的標誌性年份可定於二〇〇七年。 （新華社圖片） 近年來，中國各種社會問題叢生，不少論者因而質疑中國走了歪路。筆者認為，要討論發展模式問題，可由發展路徑和所需時間兩個方面進行研究。對比西方國家一般發展模式，中國模式路徑可謂基本一致。而目前，中國正處於向成熟推進階段初期，西方在類似的時期也曾出現過類似問題。 1960 年，發展經濟學先驅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將經濟現代化分為六個階段，至今仍是不容忽視的經典理論。 第一階段是傳統社會（Traditional society），指沒有近代科學技術的社會。[1] 第二為起飛創造前提條件階段（Preconditionsfor take-off），近代科學技術開始發揮作用，社會逐漸認為經濟進步是必要的，義務教育開始普及，出現願意承擔風險的企業家和商業擴張，並出現近代的製造業。[2] 第三為起飛階段（Take-off），是工業革命發生後的自動成長期，農民人數下降；生產性投資率提高；多種重要製造業部門發展起來。政治、社會和制度結構發生變化，使經濟成長不斷向前推進。[3] 主義不影響發展路徑 而第四是向成熟推進階段（Drive to maturity），投資率將維持在10%至20% 之間，社會能够吸收並有效應用新型技術，勞動力的結構、技術和實質工資都已經改變，社會調整價值觀念和制度以便適應新的經濟環境。 第五是高額群眾消費階段（Age of Highmass consumption），工業高度發達，經濟主導部門轉向生產耐用消費品，高額耐用品普及化，技術工人和城市人口比重比前階段有相當程度的提高，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源也逐漸增大。 而第六階段則在1971 年提出，為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主導部門是服務業與環境改造事業。[4] 羅斯托曾擔任美國肯尼迪和詹森政府的重要謀士，政治立場頗為反共，但這不影響他的觀察。在研究蘇聯經濟發展之後，他認為除了意識形態導致的某些差別外，美國和蘇聯的「總體輪廓」是相似的[5]，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路徑沒有本質性差異。而中國在1952年進入了第三起飛階段。[6] 羅斯托的理論基於對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歸納總結，...

The year 2011 marked the centenary of China's 1911 Republican Revolution and also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emorations across China were too numerous to count, and literature on related topics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readers country-wide. Two works, both written by researchers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re critically acclaimed: Yang Tianshi's The End of Monarchy, and Ma Yong's 1911 - China's Great Revolution. Last year also saw the mainland publication of Taiwanese historian Chang Yu-Fa's Revolutionary Bodies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Books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90th anniversary have sold very well.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dited by the Party Historical Research Office, sold a total of 1.88 million copies last year. Authorize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is tome was w...

◆「香港は『スワン・ソング』（白鳥が死ぬ間際に歌う声）、英国植民地時代の最後の成功例だ」。昨夏に発足した「港英管治研究委員会」の発起人の一人、李◆（火ヘンに斤）さんの言葉だ。この委員会は主に１９８０、９０年代生まれの香港人学生から成る。　　 ◆メンバーは「英領香港」の記憶がほとんどない世代。しかし、もう一人の発起人、梁明徳さんによれば、これまでの香港の歴史は説明が足りない、帝国主義や植民地主義、国際関係、文化意識などを分析・考察し、新たな歴史の解釈を加える必要がある、と彼らは考えた。 ◆このほどプレ創刊した「港英管治研究業刊」は単なる雑誌ではなく、「今の香港政府と中国政府の参考にしてもらいたい」（李さん）と方向性は明確だ。英領時代の記憶がないことを逆手に取り、香港の過去と現在、未来を見据え、あくまで中立の姿勢を貫く。歴史や政治についてさまざまな人々と意見を交換しながら、将来的には本にまとめるという。 ◆香港では近年、８０、９０年代生まれの世代に関して、過激なデモや自由な言動ばかりが取り上げられることが多い。しかし、彼らのような若者の存在こそが「スワン・ソング」なのではないか。どんな歌声になるか、どれだけ人々の心に響くか。真価が問われるのはこれからだ。（真） 【アジア風・香港だより】2012/03/31 按：接受了一次日本媒體的採訪，因為我的名字沒有對應的日文漢字，故此使用了拆字。

the RECOBRIGO In one of his many lasting quotes, Dr. Sun Yat-sen remarked that "The tides of the world are sweeping and vast; one prospers should he follow them; one withers should he resist them." If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post-war decolonisation movement was one of these which prospered by following the tides, then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n Hong Kong, which ruled the city effectively for half a century after the war, was nothing less than a "swansong" of the old times. Understanding "revolutions" was, undoubtedly, an area of inquiry which stood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intellectual arena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by Gustave Le Bon, and "Why Men Rebel" by Ted Gurr, to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by Theda Skocpol - these works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y described the processes of revolution; on these, were induced univ...

The 1967 riots (Anti-British Anti-Violence Struggle) In 2004, a group of Hong Kong democrats published the Hong Kong Core Values Declaration, proclaiming these to be ‘liberty, democracy, human rights, rule of law, fairness, social justice, peace and compassion, integrity and transparency, plurality, respect for individuals, and upholding professionalism’. Although not widely recognised at the time, the idea of core values has gradually been permeating people’s consciousness since then. Those of the post-80s generation are likely to agree with the author, having grown used to clean effective government, public housing, comprehensive healthcare and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However, none of these were inevitable. The 1967 riots—or what its participants referred to as the ‘Anti-British Anti-Violence Struggle’—spanning from May to December 1967, were initiated by Hong Kong’s Leftist (pro-Beijing) forces, beginning with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evolving into violent insurrection...

《朱鎔基講話實錄》和《史蒂夫．喬布斯傳》是深圳官員去年購買的兩本熱門書籍 2011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各種紀念活動多不勝數，相關書籍自然引起不少讀者關注，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的《帝制的終結》和另一研究員馬勇的《1911 年中國大革命》均受到一定好評；台灣歷史學家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也於今年在內地出版。 建黨研究 頗受歡迎 與建黨九十周年相關的書籍，獲得很好的銷售成績，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二卷去年發行一百八十八萬套，此書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編寫歷時十六年，是官方版本最權威的黨史著作；《歷史的軌迹：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是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的新書，發行三十萬冊，以半官方的角度，解釋共產黨的革命和建設為何能於過去九十年取得成功。 要知道書籍的暢銷程度，北京圖書訂貨會是很好的參考，這個每年1 月在北京舉辦的訂貨會，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書籍交易平台，期間發布的「年度暢銷書榜」，則是最權威的暢銷榜。 在虛構圖書（小說）方面，郭敬明成為大贏家，在五大暢銷小說當中佔去三席，其餘兩本分別是韓寒的小說和馬奎斯名作《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在非虛構圖書類別當中，前四位均由9 月份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至四卷佔據，其他銷量不俗的書籍包括去年初出版的《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和去年10 月出版的《史蒂夫．喬布斯傳》。 《朱鎔基講話實錄》收錄了朱鎔基1991年至2003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總理期間三百多篇重要講話、談話、文章、信件和批語，共分四冊，論及金融改革、社會保障體制、住房、通脹等問題。跟別的領導人不同，這本書沒有用上《文選》之類的書名。書中透露朱鎔基卸任前，曾經提醒下屆政府要員注意房地產過熱，以及發展私人汽車工業可能帶來的交通堵塞問題。 暢銷書作者宋鴻兵的《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把視角從前兩本書的歐洲和美國拉回亞洲，以金融的角度解釋亞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宋鴻兵從鴉片戰爭談起，到民國時期的金融改革，再談到新中國在貨幣和金融方面遇到的危機和挑戰，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宏觀的視角。不過，中國新聞社的報道說： 「他的書提供了一個大的背景和脈絡，一般人看看也未必有害，只要在見解上保持警惕即可」。 暢銷不一定完全代表影響力，媒體機構...

一眾嘉賓在文學座談會上，左起：本刊特邀主編潘耀明先生、徐小斌女士，蘇童先生，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副秘書長李俊杰先生，香港作聯執行會長陶然先生。（付曉攝） 提到當代中國作家，蘇童和徐小斌這兩個名字一定不會陌生。蘇童的《妻妾成群》（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家喻戶曉；徐小斌的《羽蛇》則被譽為九十年代女性文學的代表作之一。10月30日，兩位作家應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的邀請，赴港進行了三場演講。當日上午及中午，蘇童先生和徐小斌女士分別以「作者與讀者」及「呼喚與回答」在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了兩場演講。晚上則應香港作家聯會的邀請舉行了一場文學座談會。 蘇童經常被視為內地「先鋒派」小說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長篇小說《河岸》以文革為背景，2009年，他憑藉這本小說獲得了有亞洲諾貝爾文學獎之譽的「曼氏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蘇童的文字被評為頹靡耽美，甚至很多評論家會視之為男性版的張愛玲。在座談會上，蘇童認為文字帶有時代的烙印，閱讀文字，可以讀出那個時代的氣息。在閱讀由清末民初到現在的小說後，蘇童發現，在五四運動之後，明清時代的小說傳統斷了，而他們那一輩1949年之後出生的作家，在成長過程當中很少閱讀古文，這更令他們對傳統的繼承相對薄弱。 對此，蘇童嘗試不再糾結於小說中的文字，他認為文字最好的表現方式是脫離時代烙印，使用文字應該做到「看不見雕琢的痕跡」，以情節吸引讀者。蘇童認為，當讀者不再談論他使用的文字，而關注小說給人的震撼感，這才是他可以宣布成功的一天。在談到這點時，蘇童特別提及本刊早前對他的採訪，說他受到了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很大影響，這是因為：「（《百年孤獨》）的敘述方法，甚至詞語的使用，都對一大批年輕作家產生了影響」。他也認為，一陣大風吹過樹林，樹木免不了鞠躬致意，向偉大的作家鞠躬致意不是什麼羞恥。但，擺脫大師的陰影，才是作家成長的另一個環節。 席間，有人問蘇童，說張愛玲是否也對他產生過影響，蘇童則笑道，張愛玲曾經在看了他的小說後，給了「就他（蘇童）學的像」的評語，但是張愛玲在內地長時間被禁，令蘇童很晚才看到張愛玲的小說，因此在創作前幾部被認為「學的像她」的小說之時，還未看過張愛玲的小說。但張愛玲在蘇童心目中佔據很重要的地位，他認為中國最偉大的作家，是魯迅第一、沈從文第二、張愛玲第三。 有着編劇...

著名作家蘇童（網絡圖片） ■李炘（本刊編輯） □蘇童（著名作家） 早前，蘇童接受本刊電話訪問，茲將摘錄如下： ■：在您開微博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些媒體會稱您為傳統作家，您對這個稱呼怎麼看？ □：我對「作家」前面那個名詞或形容詞並不是太在意，傳統也好，先鋒也好，寫出好作品才是好作家。當一個好作家，這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 ■：早前，《百年孤獨》在內地出版，文學評論家朱大可認為您的《1934年的逃亡》受了此書的影響，是這樣的嗎？ □：朱大可先生的判斷應該是準確的。我寫《1934年的逃亡》時，正是馬爾克斯風靡中國文壇，受年輕作者膜拜的時候，他的敘述方法，甚至詞語的使用，都對一大批年輕作家產生了影響，我也一樣。不過我想強調馬爾克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一陣大風吹過樹林，樹木免不了鞠躬致意，所以，向一個偉大的作家鞠躬致意不是什麼羞恥，而是必要的文明禮貌。當然，擺脫大師的陰影，是每一個作家成長過程中的另一個環節，也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到目前為止，您最喜歡自己哪一部作品？ □：短篇有很多篇，長篇最喜歡的是《河岸》。 ■：有一些評論認為，您的小說特別注重描寫人物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男女關係，內在的邏輯是什麼？ □：讀者有權利以自己的方式來解讀一個作家的作品，作為我的寫作主旨，一直關注的是「人」的世界，人與人的關係，包括男女關係，是這個世界中最重要的組合脈絡，是有溫度的，有色彩的，有非常神秘複雜的肌理，其中充滿了愛，也充滿了痛，當然還有虛無和迷惘。沒有一部作品可以終結這個主題，自然也沒有誰有權宣告他昭示了「邏輯」，所有嚴肅的作家只是在試圖勾勒這「邏輯」的線條，一根兩根，線條而已。 ■：在您眼中，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城市？ □：幾乎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喜歡香港。我覺得香港不需要大變化了，需要的是安寧。 ■：現在文學的表達方式不僅通過書籍，也可以通過互聯網，和另一位講者徐小斌女士一樣，您也有博客。 □：我還是偏傳統，最喜歡的是別人手裏有我的書。 ■：您對這次的活動有什麼感想嗎？ □：印度作家大多用英文寫作，中國作家絕大多數用中文寫作，在一起正好探討亞洲作家的創作境遇，至少反映一個側面。 《明報》，文化人間，2011年10月28日

徐小斌近照（受訪者提供） ■李炘（本刊編輯） □徐小斌（著名作家、編劇） 編按：蘇童和徐小斌是中國當代文壇的重要人物，星期日（10月30日）他們將會在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兩場講座，這次講座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和亞洲協會主辦，晚上他們兩位還會出席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與香港作家聯會合辦的文學交流講座，本刊在講座之前，訪問了講者，內容談及文化復興和創作道路等諸多話題。以下是徐小斌的訪問記。 ■：您這次演講的題目叫做「呼喚與回應」，請問有什麼特別含義嗎？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有句名言：「寫作是一種使命，它是對一種呼喚的回答，而這個呼喚通常是在一個人小的時候就已經聽到」。這個說法也許聽起來有點神秘，但是很真實。因為童年經驗對於一個作家、特別是純文學作家來講，非常重要。自然，並不是人人都能聽到這種呼喚。或者，只有真正的作家才能體會吧。 我是悲觀主義者 ■：這個觀點很有趣，您童年的呼喚是什麼？現在又作出了怎麼的回應？ □：我的寫作一般都是有一個表層的故事和一個深層的內核，我希望讀者喜歡我的故事，但更希望他們了解我故事中深層的含義。 我的童年由「金碧輝煌」和「暗淡破碎」組成，在學校，我學習成績好，因此很受重視，幾乎得過一個人少年時代所能得到的所有的榮譽。但在家裏卻受到母親的漠視，這令我時時感到壓抑和痛苦。小時候，我常會有各種匪夷所思的想像，譬如在夜晚，我會將窗簾縫隙看見的向日葵想像為戴着草帽的人，而他總是陰險地通過窗子窺視進來。我對成人世界充滿恐懼，常有格格不入的感覺，而這又令我內心閉鎖，始終注視着內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記憶變得支離破碎——遇到現實中的醜惡，我經常會產生逃離的想法。 但無論如何，我選擇了寫作，我曾說過：「寫作是置身於地獄，卻夢寐以求着天國的一種行當。」寫作是我童年呼喚的回應，也是我從小的生存方式，事實上，我認為寫作不是記錄生活，而是對生命的觀照。 ■：因此您的作品才會流露出一種淡淡的憂愁吧？ □：不是淡淡的憂愁，而是一種徹底的悲觀主義。對，我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我覺得只有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才能樂觀地活着，如同維納所說：「人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是要死的，但不能因為這個就不活了。」不但活，還要活得有價值。 拒絕媚權作文 ■：您提到西蒙．波娃，她是著名的女性主義者，《第二性》更被譽為經典，她對您有影響嗎？ □：讀過她的《第二性》，也了...

陳校長、各位老師，各位來賓： 大家好！我很高興地宣布：第九屆研究生會任期順利結束，本會即將迎來第十屆的執行委員會及顧問委員會。在此，我僅代表第九屆研究生會，向幫助過我們的研究院、學生事務處、校牧處、各位老師、校內外的各個團體及政府有關部門表示感謝。 我在研究生會服務了兩屆，第八屆是秘書長，第九屆時當選會長，研究生會伴隨了我的校園生活，令人感到非常充實。 在我的任期當中，浸會大學可謂是變動的一年，吳校長榮休、陳校長就任，加上校慶等諸多事宜，令本屆工作異常忙碌，但很多工作始終尚未完成，後續的工作，有賴孫會長和第十屆研究生會。藹雯，辛苦你們了！ 記得和陳校長第一次見面，就是主持研究生會舉辦的講座。當時陳校長尚未上任，同學、校友和社會各界都十分關心陳校長的政策，研究生會當仁不讓，承擔起橋樑的工作。講座解答了同學、校友的很多問題，也被不少媒體報導，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在任期內，我們還舉辦或協辦了幾次較為大型的講座，例如在今年2月，我們和合作單位邀請了前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及著名新左派學者胡鞍鋼在我校舉辦了全天的講座；在去年6月，政改方案通過前夕，我們也邀請了著名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先生，對香港政治走勢做出了及時的分析，皆獲得同學好評。 在學術交流方面，去年11月，我代表研究生會參與了南山學術論壇，這是兩岸四地高等院校的一次學術交流活動，會議主辦方是北京及台灣的清華大學研究生會，也有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澳門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會參與。這是我會第一次參與兩岸四地的學術活動，我們和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代表了香港的高等院校，展示了風采。 而參觀考察方面，今年的台灣交流團步入第二屆，我們在4月組織的台灣交流活動，本來只有20人的名額，但是卻有超過100位同學報名。在活動期間，不少同學希望研究生會能夠舉辦更多的活動，豐富校園生活，但基於人手和財力的限制，未能如願，這不得不說是一大的遺憾。除了陸委會和國民黨以外，今年我們也首次拜訪民進黨、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和文化大學，帶給同學們十分寶貴的經驗。 此外，我們還受中聯辦青年部邀請，協助組織同學參觀解放軍軍營，增加同學們對於國情的感性認識；而每年9月的傳統活動——迎新晚會也圓滿結束，節目全由我校同學演出，大學禮拜堂座無虛席。縱觀過往，我們組織的活動，每次報名人數都超過原本預期，這是同學們對我們工作的...

左起：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梁元生、白先勇先生、中文大學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聖華、文化人間特邀主編潘耀明 編按：白先勇先生於本月14 日出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六十周年誌慶的訪問學人，並舉行一系列演講活動。期間接受「文化人間」的優先訪問，談及他正在撰寫的《白崇禧傳記》、對中國文化的見解和推廣崑曲藝術的趣事，本刊在上周五刊出主要談及《白崇禧傳記》的上篇，今天刊出談論中國文化和崑曲藝術的下篇。白先生以他獨特的視角，分析中西文化，認為應對傳統文化重新評估，在學校教育中加強傳統文化的教育，頗有見地。 ■：潘耀明、金聖華、李炘、鍾宏志 □：白先勇 ■：我有一種印象，就是您很少談及政治，但看到梁元生教授在上兩期《文化人間》（編按：該文刊於2011 年2 月11 日《明報．文化人間》）上說時常和您談論「政事」，是我的印象有錯誤嗎？ □ ： 那是60、70 年代， 我和梁院長（崇基學院院長）在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那個時候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今天這麼巨大的變化，當時中國正值文革，我們都對前途非常憂慮，我在看一些外國記者拍過的鏡頭，一些紅衛兵把寺廟裏面上千年的佛像一個榔錘打掉，眼睜睜看着我們幾千年的文化在眼前毀掉了，那時覺得是文化大浩劫，所以特別憂心。 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國家的前途總是憂心忡忡，今天還是，總是希望整個中國復興起來，希望中國不要走錯了路，這種情懷我想不管在海外、香港、內地和台灣都是。 ■：我記得白先生在《明報月刊》上寫，應該再來一次五四運動，來恢復中國的傳統文化，現在中國在推廣國學，您之前的論斷很有遠見。 □：二十世紀，好像整個中國民族有些失魂落魄，不僅政治、軍事上的，整個民族在心靈上都有些躁動漂浮。而為什麽會這麼動盪，和傳統文化的解體很有關係。我也一直在思考，二十一世紀是對我們整個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大考驗，這個世紀還能不能復興，重振大漢天聲，還能不能恢復我們漢唐文化的輝煌，文化是最關鍵的。 ■：五四運動是在中國被打敗後產生的，當時要去尋找物質方面的解藥，西方文明就是解藥。但現在的中國崛起也是依照西方的模式，那麼，國學的復興對於現在的中國有沒有意義？ □：五四運動有他正面的東西，但是他的後遺症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五四時代向西方學習有他的歷史背景，就是救亡圖存，當時中國無論軍事、政治、文化方面都是一邊倒的被西方和日本壓倒，中國知識分子第一要務就是救國，那時沒有時間、機會給...

白先勇教授將會出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六十周年誌慶的訪問學人。 編按：白先勇教授2 月14 日訪港，出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六十周年誌慶的訪問學人，並舉行一系列演講活動。「文化人間」在白先生到香港的翌日採訪了他，歷時兩個多小時，內容廣泛，涉及他正在撰寫的《白崇禧傳記》、崑曲和對中國文化見解，談笑風生，不乏真知灼見。值茲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本期刊出的上篇，白先勇主要談及他父親在辛亥革命扮演重要的角色和他在北伐、抗戰時期的史蹟，不乏第一手資料。 ■：潘耀明、金聖華、李炘、鍾宏志 □：白先勇 ■：聽說您一直在寫您父親的傳記——《白崇禧傳記》，為什麼呢？有什麼特別珍貴的事情可以和讀者分享的嗎？ □：中國大陸以前對國民史沒有很好的記錄，這可以理解，但現在也開始恢復。可惜的是，現在台灣很多年輕人都對民國初年的歷史沒有興趣了。我在想，不知道過去，怎麼能對現在有個清晰的歷史定位，沒有歷史關照是很危險的，方向很容易錯誤。 父親的傳記還沒有這麼快出來，最近我在做的是我父親的畫傳，這個畫傳有幾張照片，我覺得非常珍貴，是歷史的見證。其中一張在北伐戰爭時期拍攝，北伐中我父親白崇禧將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國民革命軍副參謀長，也是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這場戰爭可以說是我父親軍事生涯第一個高峰。 他跟蔣介石從廣州一路打到江浙一帶，再一直打到當時叫北平的北京，那時候他才三十出頭。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軍隊可以從兩廣發兵打到北京的，當年太平天國差一點，只打到了天津附近。 ■：北伐時期的白崇禧將軍居功厥偉，可以談談嗎？ □：最後完成北伐的是我父親，在唐山。之後張學良易幟，中國統一。我父親回來的時候，在唐山的火車站，歡迎他們的隊伍拉了一個很長的旗子，上面寫 「歡迎最後完成北伐的白總指揮」。這張照片是當時一位姓張的隨軍記者拍攝的，他拍了幾百張照片，但是現在只剩了30 張，很多都散失了。他拿了這張最後完成北伐的照片來給我父親。北伐是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統一國家的最關鍵的一次，這張照片最寶貴。 ■：台兒莊大戰也是關鍵的一役，全國軍民士氣大振，白崇禧功不可沒。 □：有一張是關於台兒莊大戰的照片，1937 年，日本人在南京陷落後屠城，那個時候整個國家的氣氛低迷，日本人一路打下來簡直勢如破竹，八一三淞滬會戰國軍損失20 多萬精英，不能想像整個國家怎麼打成這個樣子，覺得中國的軍隊就要完了。日本誇口3 個月解...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躲避日本侵華戰火的北方文人紛紛南下，掀起香港新文學的一場盛宴。香港本土文學青年劉火子，在北方文人主導的香港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與北方文人融合成一片，親身參與這場文學盛宴的製作，取得不菲的成果。 此書收錄了劉火子46 首具代表性的詩歌，以及翔實細緻的創作經歷，反映當時香港進步青年在國難當頭時的所思所想所為。並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黃康顯教授、香港教育學院陳智德及許定銘先生撰文導讀，分析劉火子詩歌顯著的個人特點，對了解香港文學史有重要參考價值。（天地圖書出版，定價港幣70 元） 《明報》，文化人間，2011年2月11日

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呈現出一個繽紛活潑的新氣象。躲避日本侵華戰火的北方文人紛紛南下，集聚香港，掀起香港新文學的一場盛宴。 有一位香港本土的文學青年，與北方南下文人融成一片，在北方文人主導的香港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積極組織及響應新文學活動，親身參與這場文學盛宴的製作，幷取得不菲的成果。他就是劉火子，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却完全融入時代洪流的激情滿溢的文學青年。 本書經過編者十餘年的辛勤尋覓和考證，從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四地多家圖書館查閱整理而成的劉火子文學創作資料，相當扎實和豐富細緻。通過對劉火子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幾十首詩歌作品的分析欣賞，和對他一生文學生涯活動的深入瞭解，以點帶面，可以窺見香港本地文學青年的成長的踪迹，也可以從這個點，鏈接到北方南下文人的頻繁活動的軌迹。 能够從容而又緊密結合著北方南下文人和香港本地文學青年兩個方面的人，劉火子是罕見的例子，也是香港文學青年在文學新浪潮中成長幷逐漸顯露出個性的絕佳例子。更難能可貴的是，劉火子在戰火紛飛的日子，身兼戰地記者，對親眼所見的前綫感人事迹所創作的詩歌，情緒飽滿，生動流暢，頗有個人風格。 《紋身的墻——劉火子詩歌賞評》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32開本 302頁 中文繁體 出版公司：天地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29日 定價港幣70元 各大書局有售 《豆瓣》，豆瓣讀書，2011年1月6日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908844/

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被捕，轟動一時。 廉政公署無疑是香港的標誌之一，它的廣告詞：「香港勝在有ICAC」，可謂膾炙人口，深入人心。根據國際反貪污組織「透明國際」的評估，2010年香港的清廉指數為8.4分，排名全球13位，是全球最清廉的政府之一。 肩負着香港反貪污任務的廉政公署，只有1200個職員，相對於香港15.6萬公務員和3.2萬警察來說，是一個很低的比例。這個機構的英文名稱ICAC（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直譯為「反貪污獨立委員會」，其職員差不多都以合約形式受聘，和傳統意義「鐵飯碗」的公務員也不相同。在公務員事務局的網站上面，更特別註明：法官、司法人員和廉政公署的人員，不計算在公務員的編制之內。 廉政公署成立的背景 廉政公署的成立，和三個人的名字分不開，一個是首任的廉政專員姬達（Jack Cater），另外一個是全力支持廉政公署的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最後一個則是成就廉政公署威信的反面角色——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 先有行賄還是先有貪污，或許永遠無法說清楚。在20世紀6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了供應和需求的不平衡，不少市民為了擠進廉價公屋或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往往會使用賄賂的途徑。這是因為，當時大部分市民的文化程度不高，政府文件又一律使用英文，看不懂，不會填，給一點錢行賄換取利益，已經成為社會普遍風氣。 到了70年代，香港已經變得無官不貪。一些老警員回憶，當時警員收取黑道白道的賄賂是公開的秘密，每個警員上班時，都可能在抽屜裡發現放有來歷不明的錢，當差的都心知肚明，不便過問——收了錢，自己人；不收錢，同袍反而認為你是異己，提防你，排擠你，在警隊也就呆不下去了，不少警員被迫妥協，同流合污。香港的警察在當時也被譏笑為「有牌爛仔」，即合法的黑社會，無人乾淨。 英雄的成名需要壞蛋的襯托，廉政公署的威信，也由打擊貪污巨犯而來。1973年，當時的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被警察的反貪污部發現擁有財產437萬元，而他1952年加入警隊到1973年的正常工資僅為89萬港元，如此巨款，完全無法解釋，無疑是非法所得。 當然，作為反面人物的葛柏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曾經獲得過殖民地警察服務獎章及英女皇警察服務勳章，一度是警...

2010年11月19日，香港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件，一隊警察商業罪案調查科人員，到廉署總部拘捕三名廉署行動組人員。之所以說不尋常，因為向來只有廉署抓警察，從來沒有警察抓廉署。此事旋即成為了香港​​傳媒的第二天的頭條，媒體多用「警廉衝突」來形容此事，有廉署人員對記者事先收到通知進行採訪表示不滿，認為警察高調的執法，刻意令廉署「面目無光」。 這案子可由2008年的廉署的一次執法說起，當年的里昂證券交易員，有「窩輪大王」之稱的吳鎮濤，被控聯同妻子行賄，和4家窩輪發行商的交易員串通「造市」，在短短三年間獲利過億元港幣。負責調查逮捕的「行動組」出動了150人，拘捕了29名嫌犯，最後成功令吳鎮濤夫婦分別判處4年和3年，另有兩名吳的下屬也被判囚，事件曝光後震驚全港。當時出現了一個不為人留意的小插曲，吳鎮濤的原下屬張青浩一度答應廉署成為污點證人，上法庭時卻忽然拒絕作供。廉署隨即取消他的污點證人身份，追加他4條詐騙罪，指張青浩也涉嫌使用行賄的方式，製造交投活躍的假象。到了今年6月，張青浩案件開審，辯方律師向法庭提交​​了長達6小時的錄音文件。這些錄音文件包括兩次張青浩和廉署人員的談話，涉案的3名廉署人員均涉嫌誘導張青浩作供。 這個案子交給了警察的商業罪案調查科處理，在確認錄音沒有做手腳後，警方認為廉署人員涉嫌誘導證人作供，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嫌疑。於是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往北角的廉署總部抓人。在當天上午10點，警察由廉署內部調查單位「L組」成員陪同進行拘捕行動。消息傳開後，吸引大批媒體採訪，於是警察再加派40名軍裝警員維持秩序，到了下午4點多，也就是將近7小時後，警察才帶同涉案3人和大批文件離開。警察的工作依照正常的手續，事先也通知了廉署高層，但依然惹來廉署的不滿。這是因為廉署和警察一向有相互低調的調查原則。 除了相互低調的原則，警察和廉署還有4個定期聯絡的會議，一向是兩個部門互信的象徵。但是遇到重大事件，這套溝通機制的成效就需要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在2002年，香港也發生過另外一次被稱為「警廉衝​​突」的事件，最後需要特首董建華親自出面才能解決問題。這多少可以反映出，警察和廉署的關係並不十分融洽，當時無論警察還是廉署，都沒有通過既定的溝通渠道進行聯絡，反而各自聯絡媒體，爆發公開論戰，險令特區政府的管制威信遭受打擊。 警察和廉署都是政府機構，但任何的組織都不是鐵板一塊，分別只是這種內...

蔡啟仁和他的廢品雕塑（受訪者提供） 在全球致力推行環保的今天，廢物利用早已不是新鮮事。在香港，常常有機構或組織舉辦環保比賽，小朋友利用膠樽、紙皮等做成小玩意，實在很有趣。利用比賽去增強市民關注環保意識，很有教育義意。但小朋友們做的雖然有趣，卻不能存放太久，比真正的雕塑相差很遠，可謂小兒科及兒戲了。 為了為環保出一分力，雕塑家蔡啟仁親自操刀，把萬千廢鐵變成藝術品，除了呼喚市民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外，更可把廢料變成藝術品，化作有金錢價值的商品，實在不是兒戲。 蔡啟仁的好朋友陳先生在東莞開設手袋廠，規模不小，擁有3000個員工。由於每個手袋都需要60多個模具才可生產出來，手袋款式又不停轉變，因此數年來積存了許多已經沒有用的舊刀模，大大小小，形狀不一。由於蔡啟仁經常與陳先生提及環保設計，終於談到雕塑上了，「我和他合作，利用他們的廢金屬來製作藝術品，千萬別當廢品是廢品呀！」其實單在東莞就有數萬間大小工廠，這些工廠每年產生的各種金屬廢料多到不能想像。在別人的眼中的廢品，到了蔡啟仁手上就變成藝術創作的原材料。 蔡啟仁認為，廢料雕塑對企業形象也有幫助：「環保已經成為逼在眉睫的話題了，這個雕塑將會放在企業的門口，有人過來，看見是用廢品做成的雕塑，會覺得這個企業對環境有承擔，形象立即提升不少。」 金屬值錢，賣出去不方便快捷又可以收回一筆錢嗎？「一來陳先生很關心社會及環保，二來如果買出去，一斤只能買1.5元，但是做成藝術品，他的價值就無可限量。」就這樣，他們選擇踏上把廢鐵變成藝術品的路。於是由九年初一做就做到暑假，到現在還未完成，尚欠上色工序。 蔡啟仁利用這些廢金屬，製作了一個比真人還大的皇帝出巡系列雕塑，全是立體的，除了有馬車、馬夫和皇帝，還有各式樂師和侍衛。樂師有敲鑼打鼓的，也有拉二胡的，侍衛分別有士兵和將軍造型，每個都不一樣。 蔡啟仁說，用廢料製作雕塑的難度，比傳統的雕塑難度更大，這是因為廢料大小不一，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可以按需要倒模製作，也沒有辦法畫草圖，「一定要臨場發揮創意，一邊找材料，一邊構思整體設計。」 「例如這個樂師的喇叭，就是用舊風扇做的，而車輪，則是用廢的模具逐塊拼砌而成。」這種拼接手法非常耗時，「一個星期做三天，早上8點開始燒焊，往往要工作到晚上9點。」對於這種工藝，蔡啟仁十分得意，他不怕別人抄襲，因為全是臨場發揮，根本沒辦法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