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我們的博客城2008》封面 影星莎朗史東在康城說，四川地震很「有趣」，因為早前中國對達賴不友善，後來中國就遭遇地震，是報應（Karma）。一邊說，一邊還笑得很燦爛。 真是鬼扯！這種話沒有人性，不屬於人，只屬於鬼。又因邏輯謬誤，因此連鬼話也談不上，只能是鬼扯。 中國鎮壓西藏，因此四川地震？莎朗史東小姐，你知道這次地震的地方是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嗎？區內52.3%的居民屬於藏族，只有26.6%屬於漢族。早幾個月，藏人鬧得最厲害的其中一個地方就是阿壩，真善忘呀。 神要懲罰人，應該不會打錯隔壁。這次地震在藏區，按照鬼邏輯，我是不是也可以說是早前的藏獨暴動觸怒孫中山在天之靈，因此才降罪於阿壩。如何？聽了都心寒吧？ 人有不忍之心，聽到受苦，第一時間的反應應該是傷心才對。可是四川死這麼多人，莎朗小姐有的只是幸災樂禍，對於流亡藏人希望去救災反而感動到哭。只能說，她不愛人，她只愛自己。 不是我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而是她通篇講話都是這個腔調。我這個、我那個，自我中心到了極點，第一次聽還以為天災是她降下的。特別是最後一段：「有時你得學會低下頭幫助別人，即使是對那些對你不友善的人。」呵，好一個小故事大道理，死這麼多平民百姓，就是為了叫你高貴的莎朗小姐理解這個呀？！ 在香港，也有李怡的「天譴論」，可見鬼扯的人也有市場。歸根結底，某些人在靈魂深處，沒有把自己當人，還以為自己在人類之上。主張地震是「天譴」、「報應」，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普通人的性命根本不算什麼，為了懲罰中國政府，不但可以死老百姓，而且「死得其所」。 說到底，其實「人道主義」這個概念之所以提出，就是為了抗擊「神道主義」，只有將人的幸福放在核心價值來考慮，否定神可以隨便殺人，才能有無差別的「人道」出現。這點，鬼，大概是不明白的。 Jeremy Lee 2008年5月27日 《我們的博客城2008》，星島出版，2008年7月

自從丹增嘉措（第14世達賴喇嘛）聲稱放棄藏獨之後，一種他稱為「一國兩制」的政治綱領被達賴集團大力推銷。吊詭的是，這樣被傳媒廣泛報道的政治主張，不但沒有寫入任何的憲制文件當中，也鮮有系統化的闡述。 不難理解，「一國兩制」和民族自治區並不是程度的分別，而是本質的分別。民族自治區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特別行政區」，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31條，會「按照具體的情況決定制度」。 「政教合一」特首是靈童？ 雖然丹增嘉措並沒有道出他心目中的「西藏特別行政區」是甚麼樣子，但根據達賴集團官方對於「政教合一」的說法，可以推斷，丹增嘉措所主張的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因為在「流亡政府」憲制性文件：《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的總則已經明文規定，西藏是一個「政教結合」的「民眾國家」。由此，他們所主張的「一國兩制」大概也不會放棄這個原則。「政教結合」意味着，作為政治和宗教領袖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擁有任命西藏地區各級官員的權利。 作為宗教傳統，無論何種傳承制度都應該被尊重，但政治制度涉及「眾人之事」，當然不是同一概念。如果，西藏特首產生辦法和宗教領袖一樣，是先在水裏面看見異像，找出某時段、某地域出生的小孩，再由小孩子認出前一世達賴的用品，來選定「靈童轉世」成為特首，這種制度能否被其民主盟友接受也相當存疑。 「憲章」法源來自達賴 當然，丹增嘉措也說過，將來的西藏制度可以由西藏人自己決定，不會出現一個喇嘛政權，但是這樣一來，就和他們的一貫主張的「政教合一」相違背。同時，就算丹增嘉措真的懷着天真的心，但是達賴集團可未必有同一想法，很多事情沒有可能按照人的主觀意志去發展，法源和制度問題，可不是說說而已的東西。 直到目前為止，達賴所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依然沒有放棄獨立的主張，在《西藏流亡藏人憲章》中，不但沒有「一國兩制」這幾個字，而且很清楚的表明了要建立政教合一的世俗政權。 這份「憲章」的法源來自達賴喇嘛，開宗明義說是「在神聖的達賴喇嘛所指引」下所產生的政權，同時又是以「政教合一」為基礎，就表明了達賴喇嘛是最高的政治領袖。既然法源都在達賴，很難令人相信這種體制存在制衡或者分權。 甚至在公民權這個部分，該「憲章」還認為無論何處出生的藏族同胞都可以是他們的公民，而現在有別的國籍的藏人，都還可以用精神上效忠「西藏國」的方式保留西藏的國籍。 「一國兩制」沒有實際內涵，憲章上面又寫明追求獨立，丹增嘉措所追求的，真...

要給爛片下一個定義很難，每部爛片都有不同的爛法。但大多的爛片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一部電影里面包含了多部電影的元素，風格變來變去，結果看的人一頭霧水。 例如本來是鬼片的《異度見鬼》，在見鬼之後，男女主角忽然大膽，變成了《X檔案》到墨西哥查案；女主角再度失明後，又忽然變成了福音電影，講起了人生的大道理。這怎麼叫人吃得消？ 電影畢竟是只有2小時的東西，能夠做好一個主題已經不錯了，稍微的加上其他片種的元素完全可以，卻最忌喧賓奪主。正如凍檸茶，只容許酸甜兩種味道，如果硬是要將美極鮮醬油和辣椒仔都加在里面，只能是畫蛇添足，難以下咽。 或許是編劇罷工的關系，荷里活最近拍的電影實在乏善可陳。《異》這是續《無間道風云》後，第二部由荷里活翻拍的港片。故事的原型是6年前彭順、彭發兄弟的《見鬼》。整個故事基本上沒有改過，也是講女主角移植眼角膜之後可以見鬼，在找尋的捐獻者過程中發現背後的故事，不過是將場地由香港到泰國，變成美國到墨西哥。題材並不新鮮，本來就難以在這種故事裡面加上什麼大道理，硬加上去，顯得十分粗糙。 可幸，主角謝茜嘉艾芭（Jessica Alba）表現值得一贊，無論是扮盲人，做回正常和剛做完手術的懵懂樣，都能應付自如。全套電影都由女角擔大梁，醫生男角色性格平平、外形一般，怎麼看也只能算是配角，劇中也不見有什麼發揮機會。 平心而論，看女主角在一個不怎樣的劇本中發揮也是樂趣，加上幾個場景做的尚算震撼，如果能做到「能聽故不駁故」，一看倒也無妨。

《潛水鐘與蝴蝶》海報 對香港的觀眾來說，「潛水鐘」這個名詞太陌生了。單看名字可能未必知道作者想表達什麼，甚至看電影也可能誤會那只是一件潛水衣，不能表達出那種絕望的無力感。 潛水鐘（Diving Bell）是十六世紀發明的潛水用具，因為早期通常都是一個鐘形的金屬容器而得名，密封之後放在水裡面慢慢下沉，改良後，成為電影中衣服的形狀。與潛艇不同，潛水鐘沒有動力，全靠水面上的船隻控制升降。 那種在深海中吶喊卻沒有人聽到，壓抑、緊促和由別人控制自己生死的無力感，大概只有對潛水鐘這個詞匯有認識的觀眾才能深切體會。戲中主角的一隻眼睛被縫合，無法表達心中極端的恐懼和不願意，用潛水鐘來形容，包含很多暗喻和聯想，作者的文學修養確實不俗。 《潛水鐘與蝴蝶》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改編自法國著名時裝雜誌《ELLE》總編輯Jean-Dominique Bauby的同名傳記，本來的生活多姿多彩，受人尊敬，一下子因中風而癱瘓，只剩下眼皮能夠活動，Bauby不能說話，但是思維依然清晰，醫院的醫生抓住這個機會，設計了一套用眨眼來拼出法語字母的方法給Bauby。在這種情況下，寫作就成為他唯一的精神寄託，也就是自由飛翔的蝴蝶。書名用「與」，意味著潛水鐘沒有變為蝴蝶，而是並存，作者亦在書籍出版之後去世。 中風的人不少，好作家也不少，但是中風的好作家，而且能夠維持自己思維的人真的不算多。《潛》的故事由一個看上去如同活死人的病人角度來觀察世界，屬於可遇不可求的那種故事，很多細節，如想看電視卻不能開的這種無奈，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描述得這麼生動。 其中一幕令人印象深刻，Bauby的長子為他擦掉流出的口水，然後不禁抱著母親痛哭，而比他年紀小的妹妹則在另一邊玩耍，整個場景沒有特寫，沒有對白，甚至只有兩秒的畫面，卻簡明有力。另外一個場景是Bauby的父親來電，有點語無倫次的對白，也真實感人。 事前，我很擔心這部電影被拍成廉價的罐頭心靈雞湯，幸好片子並不煽情，值得一讚，Bauby沒有因為生病而改變信念和態度（而且還很有幽默感和好色）。而一開始Bauby半昏迷的主觀鏡頭，據聞是將乳膠塗在鏡頭上拍攝而成，也見巧思。 誠然，這是一部很感人的電影，不過一般觀眾未必了解其具深度的內容，120分鐘的長度也是一般觀眾所能接受的極限。不過看完這套電影，不難理解它為何可以擊敗《色戒》而拿下金球獎最佳外語...

很多人喜歡買幼犬回家飼養，對幼犬來說，父母不在身邊，可以依靠的自然是飼主，教育的責任也自然落在飼主身上。尤其香港這種地少人多的地方，狗隻與人的接觸頻率遠高於鄉村地區，狗的教育顯得尤為重要。 心理學中有一個著名概念叫做「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也就是通俗所說的條件反射。這一理論由俄國科學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首次證實：他每次搖鈴後才給狗隻餵食，重複多次後，即使只搖鈴不給食物，狗也會因為聯想而流口水。這表明，如果兩件事同時發生，大腦對一件事的記憶會附帶上同時發生的事。 用體罰來阻止狗隻某些行為，正是古典制約的一種應用。許多人認為打狗是最快捷的訓練方式，但這種方法其實隱患重重。道理很簡單，飼主無法精準控制狗隻將懲罰與什麼具體事物聯繫起來。例如，打狗可能讓牠們誤將懲罰與飼主本人、某個環境甚至無關的動作連繫，進而產生心理陰影，甚至對人類失去信任。 狗是極其聰明的動物，記憶力也相當出色。若僅依靠體罰進行訓練，可能讓狗隻對人類產生戒心，甚至在訓練過程中無所適從。長遠來看，這不僅不利於狗隻的心理健康，也會損害人與狗之間的和諧關係。比起恐懼與壓力，一個更溫和且科學的教育方式，才能真正培養出與人類相處融洽的狗隻。 以下是我在養狗過程中總結的心得。這些心得未必適用於每隻狗，具體情況還需飼主根據自家狗隻的個性隨機應變。 首先，要建立統一的「家規」，例如禁止狗隻睡在床上，應該全家一起去執行，不能有些人允許，另些人反對。這樣才能令狗隻明白，有些行為「本身」是不被許可的，而不是有些「人」不允許狗隻這樣做如此，狗隻就不會對個別家庭成員產生反感，也更容易接受規範。 其次，所有的指令都應簡單、明確，每個指令只對應一個具體動作。例如要求狗坐下，應始終使用同一個詞，不能有些時候使用「sit」，有些時候用「坐下」。對於剛加入家庭的小狗，訓斥時最好使用統一的詞彙（如「NO」或「不可以」），並避免直接呼喚牠們的名字，以免將名字與責罵聯繫起來。此外，在狗隻完成一個指令前，不要急於發出下一個指令。特別是在教育初期，耐心等待牠們理解並執行完畢，才能逐步增加複雜度。否則，指令的混亂只會讓狗隻無所適從，甚至忘記已學會的內容。 最後，建立明確的賞罰制度至關重要。一些獎勵例如雞肉乾和牛肉乾，只有在狗隻達成要求時才給予，其意義不在於食物本身，而在於培養狗隻的成就感，將...

陳冠希前日在記者會上多次就淫照事件道歉。（《蘋果日報》配圖） 陳冠希承認拍攝淫照，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媒體刊登這些照片屬於侵犯版權。此舉可以阻止照片在主流媒體上出現，卻無法淡化事件，因為人們關心的早就不是照片本身了。 發展到這種地步，意料之外，卻也是情理之中。英皇聲明和報警內容不一致，早已埋下伏筆，聲明寫的是移花接木，報警時的說法卻是發佈淫褻照片。就算今天承認照片不是移花接木，也不至陷入報假案的困局，一早就能思考到這個地步，相信是律師團的傑作。 版權為事件添懸疑 法律上沒有問題，卻難塞住公眾的嘴巴。或許他們以為報警就有阻嚇作用，但是事情卻恰恰因為報警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翻看和這個事件有關的新聞，不難發現，真正關於淫照的比例不多，人們更關心的是警權、偽善和言論自由。新聞最重要的是素材，沒有素材，單靠記者憑空去挖，很難有甚麼好新聞。遊行、記者招待會都擺明車馬是素材，而淫照引起的一次遊行和數次記者招待會，無一不是報警所致。單靠幾張淫照，絕對沒有可能令記者們追這個新聞追足半個多月。 難道不是？鄧竟成的藏有也可能犯法、黃福全的朋友傳閱不犯法，都是故意擴大事件的做法，前者搞得人人自危，後者則引發「警字兩個口」的信用危機。我深信，報警才是將娛樂新聞變成社會新聞的元凶。 陳冠希坦然承認拍攝淫照值得讚賞，不過隨後又由律師提出版權的問題，為本來已經奇怪的事件又添了一層懸疑的元素，進一步迫使這個議題成為社會議題：這麼極力的阻止照片流出，到底背後想保護的是甚麼？ 沒有承認前，如果僅僅是發佈淫褻照片，媒體只需要打了馬賽克就可以發。現在說有版權，也就是無論照片是不是淫褻，都不可以刊登。總有人會天真地認為，阻止淫照直接在媒體上發佈，就可以減輕影響。卻不知道，此話說的太遲，當大家都在關注一個事件的時候，想的也會比較多，照片本身已經沒有衍生出來的問題重要了。 要知道，陳冠希此舉不但犧牲自己前途（退出娛樂圈而不是演藝事業，意味不會成立經理人公司），而且也會犧牲很多女星的形象。畢竟，公眾認為這些照片是真的，和有人出來肯定還是不同，明星都是演藝人公司花錢堆出來的，涉及不少人的利益。 說謊只會弄糟事情 姑且不說已經退出演藝圈的陳文媛、陳育嬬、陳思慧和顏穎思，鍾欣桐的英皇娛樂及張柏芝的環球唱片都是行內首屈一指的品牌。不知道這些公司有沒有和陳冠希協商過，否則單方面承認這些照片是真的，就等於損害了其他女星...

陳方安生贏了，不過充其量只是慘勝。以陳太的超高人氣，反對派的全力動員，加上區議會選舉失利的刺激，依然只比葉劉淑儀多38,000票，我是反對派的話，一定笑不出來。 其實，只要看看反對派的記者招待會和報紙上的評論，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立法會補選當中，陳方安生這種「皇牌」都只能是慘勝，而且正逐漸喪失中間選民的心。 區議會選舉失利之後，反對派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分析原因。民主黨說對手的鐵票太強、公民黨說反對派資源不足、民協則歸咎新移民不投他們票，明顯這三個理由都不成立。 如果親建制派的鐵票如此強而有力的話，那麼2004年的區議會選舉，親建制派根本不可能失敗。至於資源方面，反對派這次有協調機制，資源整合力度只會比 2004年的時候更加強。內部討論的結果不得而知，但是由公開的言論來看，前兩個分析都只能說明反對派不能掌握民意的方向，缺乏橫向和縱向分析的能力。 歸咎新移民不投他們票，則是政治人物最要不得的政治自殺。新移民的數量在這幾年內並沒有大幅增加的迹象，不去爭取選民的票，而去侮辱選民不理解(或者不能理解)自己的政策，這還會有人投你的票？政治人物要推行自己的主張，只能是耐心說服，哪裏有「選民負我」這一說？ 說回整體的戰略，反對派的策略很清楚，就是拉闊政治光譜，建立一個囊括任何政治議題的政治集團。社民聯吸引基層票，公民黨吸引中產票，政治分工比以前民主黨、職工盟細緻得多。強無可強，不可再強。這些政治連帶平時各自行動，但是到了關鍵時刻，還是協同作戰，綑綁推翻政改五號報告書就是最好例子。在論及區議會失利的問題時，有反對派論者認為是光譜拉得還不夠闊，卻忽略了本質的問題。 傳播學是變化最快的科目，因為民意不斷變化，而且會識破公關技巧。過去的成功要素，正好就是今天的票房毒藥。反對派的敗局不在於戰術，而在於這種當香港市民是傻子的傲慢心態。拉闊政治光譜，只會導致反對派政治面貌越來越模糊，沒有統一的政治綱領，只是東騙騙、西騙騙，根本不可能吸引選民支持。 反對派的傲慢心態不是偶然現象，而是非常普遍。一連幾日，反對派論者賴來賴去，說的都是蛇宴、荔枝團這種被譏諷為「噓寒問暖、挑水劈柴」的小惠，並責罵選民見利忘義。說白了，就是低估選民智慧，真的以為香港人都不看報紙？況且，到地區走走就知道，反對派照樣有荔枝團，有些價錢比建制派還要便宜。 不尊重選民如何贏得選舉？如果一個政...

根據2005年的統計數據，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每年約「人道毀滅」12,000隻狗和5,000隻貓。然而，近年公布的數字顯示，這一數字已攀升至每年約20,000隻流浪貓狗，相當於每天有40至50隻動物失去生命。漁護署的獸醫坦言，被遺棄的動物大多「九死一生」。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後，是無數生命的消逝。 被「人道毀滅」的動物中，不乏雪橇犬、金毛尋回犬和拉布拉多犬等名貴品種。遺棄原因難以盡數，專家推測，除了飼主對寵物失去興趣外，部分動物因不再「流行」而乏人問津，淪為街頭流浪者。更令人不安的說法指出，有些人為維持寵物市場價格，故意減少其數量。與此同時，香港每年仍進口約4,500隻寵物貓狗。一邊無情殺戮，一邊持續交易，這種矛盾令人唏噓。 單靠捕殺無法解決問題 然而，現實不容忽視：香港的都市環境無法承載大量流浪貓狗，否則將嚴重威脅公共衛生。以南丫島為例，這座僅13.55平方公里的小島居住著約700隻流浪貓。若不加以控制，其數量將呈倍數增長。一旦超過環境承載極限，貓群間可能因爭奪資源而打鬥，或因生活條件惡化而疾病叢生。這種「自然淘汰」對動物而言同樣殘酷，因此控制數量勢在必行。 不過，依靠捕殺控制流浪動物數量的方式未必有效，動物的繁殖與食物供給和生存空間息息相關：充足的營養加速性發育，縮短繁殖週期；大量捕殺後形成的「動物真空區」，反而吸引其他地區的貓狗「遷入」。結果，流浪動物數量不僅未減，甚至可能不降反升，問題根源依然未解。 更人道、更有效的替代方案 自2000年起，關注動物權益人士開始推廣以絕育取代人道毀滅。這一方法源於國際實踐。例如，美國洛杉磯在1971年有110,000隻流浪狗被殺，推行絕育後，至1986年數字減半。加拿大溫哥華的成效更顯著：1976年至1984年間，被殺狗隻數從80,000銳減至9,000，流浪狗數量得到顯著控制。 在香港，較知名的「捕捉、結紮、放回原處」（CNR）計劃包括貓隻領域護理計劃（CCCP），獲得漁護署及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支持。其中，南丫島的試驗頗具代表性。當地南丫島動物保護組織的義工每日為貓群提供食物和水，逐一捕捉進行絕育手術後放回原地。對於友善或年幼的貓隻，則盡力尋找領養家庭。絕育後的貓無法生育，數量得以穩定並逐漸下降，同時減少了爭地盤、隨地小便及發情期叫聲對居民的干擾。多年實踐證明，這一計劃成效顯著。 絕育的科學與人性化設計 接受絕育的貓隻會在手...

中大學生閱讀民主牆上的《中大學生報》（網絡圖片） 因為稿期剛過，這篇文章出街的時候，大概社會上對《中大學生報》的情色風波的討論已經很成熟了。未免給人「抽水」的感覺，不得不做一些「懶學術」的討論。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在5月16日寫了一篇名為《衝破禁忌重建道德》的聲明，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不追問封建體制就沒有資本主義，也就沒有今天的商學院；不追問教廷權威就沒有科學發展，也就沒有今天的理學院；不追問種種文化典範社會規範就沒有人文學科，也就沒有今天的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 禁忌有其道理 如果禁忌是出於愚昧，我們去挑戰他，自然有利於產生更加合理的制度。不過今天，主流社會對於亂倫、人獸交和在公眾場合做愛的禁忌是完全出於愚昧嗎？ 魔鬼總是藏在細節里面，這些貌似擲地有聲的主張，其實卻是偷換概念。以上羅列的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價值，確實由顛覆「禁忌」而來。不過，值得說明的則是，上面種種的「追問」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通過「追問」這種哲學思辨來建設更加合理的社會制度。那麼，試圖打破亂倫、人獸交和在公眾場合做愛禁忌的同學們究竟想建立什麼呢？ 現代文明之所以是現代文明，正因為經歷上面所說的種種革命，而令愚昧消失，產生了文明、理性和共識。禁忌，泛指一些在一定文化圈里面不可以做的事情，有些源自宗教，也有些純粹是習慣。不排除今天還有些禁忌依然是愚昧的，不過經過時間考驗的這些禁忌，同時有著整合社會國民根本意志（organic will）的功能，並非全無道理。如果只是抱著「為反對而反對」的心態挑戰禁忌，不思考這些禁忌打破之後的世界，難以被贊譽成為有開拓性的知識份子。 自由應有底線 筆者向來認為，「為反對而反對」的那種拿來主義是很不要得的東西，其惡不在於沒有建設性，而在於沒有評定是非對錯的標準，今天我需要反對A，就拿B的理論來用用，明天要反對B了，又拿A的文章抄抄。其結果就是，失去自己的立場，除了可以「搏出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反對什麼。 說到自由，且不論西方自由主義本來就存在穆勒（John Mill）所主張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也就是多數人覺得不可以的事情，就不可以去做）。就算是尊重個體，中大學生報的同學們，似乎也不理解人的自由以不影響別人的自由作為底線，在公眾場合做愛已經影響他人，更別說人獸交了。自由是個體和個體出於自愿形式的一種交換。擴...

2007行政長官選舉辯論會（網絡圖片） 梁家傑雖然落選行政長官，但是他獲得了789位選舉委員中的123票，相信公民黨成為香港民主派的頭號政黨已經成為事實，就算做不了特首，他們在立法會的影響力也必然增加。因此，公民黨和梁家傑的政治理念就非常值得大家注意了，因為他們的主張，很可能影響香港未來的政策變化。 這次選舉以後，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改變，辯論式的選舉模式已經建立，此門一開，相信以後的特首選舉都少不了一場辯論。對於市民來說，辯論確實有助於提高對市民的候選人政策的理解程度，這對政府來說是一種挑戰，不過對民主派來說，何嘗又不是一種挑戰？ 引入「政府干預」 這次特首選舉的論壇上，梁家傑多番被指「計錯數」，公民黨公共行政的能力備受懷疑，對於整個民主派形象的打擊都是不小的，不過關鍵還不在這裡，治港理念的問題才是更加值得關注的焦點。 一向來說，公民黨的政策是很明確的，他們要求訂立公平競爭法、最低工資（雖然沒有提最高工時）、就業保障等等。但是在第一次選舉辯論上，梁家傑在辯論的時候又認為，不需要通過政府來維繫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並指尋找商機是商家自己的事情雲雲，這和曾蔭權的理念相反。 1974年，主張自由放任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主張政府應該干預（凱恩斯主義）的繆達爾（Gunnar Myrdal）一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標誌著西方世界兩種經濟學思潮理論成形。資本主義世界治理地方的理念，基本上離不開這兩種學派。 一般來說，主張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的人，認為政府不應該用行政的手段刺激經濟，亞當．斯密在他著名的《國富論》中，就主張過「絕對不需要國家為經濟制定計劃」，這是因為政府不會比商人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麼。也就是梁家傑主張的「尋找商機是商家自己的事情」的理論根源。 這樣問題就來了，因為訂立最低工資是政府直接干預勞動市場的行為，任何主張自由放任的支持者，都不會同意限制勞動市場薪酬自由調節的政策。新自由主義的大師米爾頓．佛利民，就罵過那些要求政府訂立最低工資的人背離自由主義理想。他說「在打著福利和平等的旗號下，20世紀的自由主義竟然開始支持國家的干預和專制作風」。 那麼梁家傑的觀點屬於凱恩斯主義嗎﹖遺憾的很，也不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社會福利主義）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前面說的繆達爾的觀點接近這派，他們認為政府可以通過增加需求...

候選人「落區」爭取市民支持自然不過，但是候選人也有義務說明要別人支持你甚麼，這是最起碼的政治道德。很簡單，是支持你做特首呢﹖還是支持你搞局﹖意義完全不同，特別是特首選舉這種大事。因為你的動機，是直接影響我是否支持你的重要考慮。 梁家傑在《亞洲週刊》上說，民主派準備搞一次遊行，目的是「給想投票而無法投票」的街坊表達心情。那麼，一切的謎都已經解開。參選是假，遊行是真，所謂的支持梁家傑，就是在梁生落選後，鼓動支持他的市民參與遊行。整個選舉拉票的過程是一個幌子，目的就是複製2003年的遊行。 如今經濟好轉，民主派遊行的參加人數已經一年不如一年，站在民主派的角度來說，確實有必要找出新的增長點，但通過參與選舉來進行遊行動員，是一個非常令人反感的舉措，不但政治誠信有問題，也為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作出極端錯誤的示範。 到現在還有不少民主派的支持者希望梁生能夠當選特首，利用他們對於梁失敗後的失望心情來動員遊行，難度比沒有議題的動員來的容易，不過這可是純粹的權術主義，根本就不是民主派所宣稱的信任人民，而是當人民是任意擺布的棋子，既不民主也不道德。現在梁的民意支持度並不很高，多個民意調查都顯示其支持程度不超過20個百分點，那麼還打著市民支持的旗幟就很成問題。 不難想像，梁家傑會在失敗後，在將自己的落選歸咎於「小圈子」選舉，但因他事實上得不到廣大市民支持，參與遊行的，相信只是民主派的「鐵票」，難以尋求新的增長點，這樣也就會自己局限自己。而當一般市民無法理解民主派舉措的時候，整個香港的民主派就會陷入「自我感覺良好」的小圈子裡面。 《am730》，2007年3月2日

手上有一份公民黨創黨時的宣傳小冊子，其中說︰「我們支持《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與中央政府保持良好溝通。中央政府及公民黨的政策理念同樣是為香港好，我們深信彼此有很大的溝通空間。」又指公民黨要有建設性和「非為反對而反對」的思維處理問題，說得讓人熱淚盈眶。 本以為香港終於有一個務實的民主派出現，這個民主派不會像民主黨那樣意氣用事，也不會像親台人士那般專關心一些市民大眾不關心的意識形態。公民黨這番話揭示了過去民主派不溝通、沒建設性和為反對而反對的毛病，而這些公民黨都不會再犯，應該才是公民黨的價值所在。 但眼看梁家傑的第七份政綱《我們所要的民主政府》，和公民黨在特首選舉這段時間殺氣騰騰的表現，心由「灰」到「傷」。梁家傑聲稱要「挑戰得到中央祝福的候選人」，要求修改《基本法》以取消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等言論，有多少能夠回應立黨之初的理念？原來，公民黨依然是那種對抗思維，怎樣能叫人不失望？ 民主黨失敗的地方，就是長期抱着「民主抗共」的意識形態，實踐已經說明此路不通。即便是2003年的「七一遊行」有50萬人參加，民主黨的黨員人數也沒有大幅增加，充分說明： 就算對於特區政府存在不滿，普遍市民也不支持對抗思維。 有前車可鑑，公民黨又何苦朝着這個方向繼續前進？何況沒有民主黨這樣龐大的地區網絡，公民黨搞對抗，也不可能比民主黨更加出色。更加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他們創黨時已經知道問題所在，還要朝着這個方向走，不得不叫人懷疑他們已經改變初衷。 梁家傑先生，香港有一個民主黨已經夠了，不需要多一個公民黨來玩對抗，民主黨做不到的，應該由公民黨來承擔，你們沒有必要重複扮演民主黨的角色，請再想想吧。 《都市日報》，2007年2月22日

在香港的政治活動當中，有兩個概念是經常混淆的，就是普選和直選。 普選（Universal suffrage，普及選舉權）的含義，是指一個社會上的成年公民都擁有選舉的權力，不因為他/她的性別、社會狀況或者信仰而喪失了這種權力。普選權僅僅是選舉的權力，而並不涉及選舉的方式。基本法所提到的，就是這個普選。 而直選（Direct election，直接選舉）才是一種選舉的方式，指政府機關的首長由民眾直接通過選舉產生。直選的相對概念是間選（Indirect election，間接選舉），間選指先選出一些代表，再由代表選出政府首長。 因此，普選和直選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一個指權力，而另外一個指選舉的方式。一人一票的概念，就是出自普選而不是直選。事實上，既可以有普選而沒直選，也可以有直選而沒普選。 美國就是有普選而沒直選的典型例子，美國以選舉人票的方式間接選出總統，民主黨的戈爾（Albert Arnold Gore Jr.）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當中取得的總票數比共和黨的小布殊（George Walker Bush）多，但是因為選舉人票不夠而落選。中國人大的逐級選舉制度，也是有普選而沒直選的例子。因為普選只是選舉權，和選舉的制度沒有關係，因此選舉人票和人大逐級選舉的制度，和普選的原則並無抵觸。 有直選而沒普選看起來不可能，但是在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女性曾經普遍的沒有選舉權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國在19世紀中期（1885年）已經通過憲章運動，提倡無論男性的種族、階級都有參政選舉的權利，但女性的選舉權力，則要等到20世紀初（1928年）才有。順便一提，18歲以下市民的普選權力，到現在都是被限制的。 說回香港，確實是沒有普選的，因為香港的行政長官不是由公民普及的選舉產生。但是整天要求普選的民主派，卻事實上否定了普選。政府在2005年提出的五號報告書，其實就是增加了普選的成份。如果區議員可以進入選委會，那麼就可以成為一種變相的間選和變相的普選，先有了這個基礎，再循序漸進減少委任議席，比一步到位的普選容易的多。 《星島日報》，時事Blog評，2007年2月10日

夏鼎基爵士（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港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令香港掀起一陣不小的風波。 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港英時代的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1979年9月，夏鼎基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了著名的演說︰《過渡中的香港經濟》，首次提到了這個詞彙，並以此總結了70年代到80年代港英政府的經濟政策。其後一次演講中夏鼎基更指出，政府在進行經濟規劃的時候，會積極的「研判利害所在」、「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再決定政府是否出手進行干預。 在當時香港的特定情況下，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英文涵義相反的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一次思想交鋒，雖然兩者的中文翻譯都是「新自由主義」。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出台，是以一種委婉的方式宣佈－－港英政府放棄從1960年代郭伯偉開始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New liberalism是對自由主義進行批判和修正的思潮，認為市場並不是絕對完美，政府有權在適當時候進行干預，也稱社會自由主義最準確﹔Neo -liberalism則是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並承繼發展那種自由放任態度的思潮（為行文方便，下面Neo-liberalism翻譯為新自由主義，而 New liberalism翻譯為社會自由主義）。 自由放任政策是什麼都不管，積極不干預則不相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理念由社會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和凱恩斯主義（Keynesian economics）發展而來，承認市場並非絕對完美，認為政府有責任對市場進行控制。強調社會責任論中「在自由的同時，也必須負責任」的觀點。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夏鼎基在《過渡中的香港經濟》中說到︰「必須承認有時候干預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經濟穩定。」又表示了不要過份相信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並列舉了一些市場的缺陷，認為政府需要干預以糾正。這些邏輯並不出自古典自由主義，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背後的意思，只有用社會自由主義加以解釋才能夠順理成章。 干預（intervention）的負面意義，僅僅是政府破壞市場「自我完善功能」的行為，並不是任何市場的管理都是「干預」（不...

北京後海酒吧街 梁詠琪2006年的主打歌《北京之夏》，有這麼一段：「若你會出現，願意花一晚陪同後海醉掉嗎？」 對喜歡「泡吧」朋友來說，北京有兩個地方不得不去，一個是工人體育館附近的三里屯，另外一個就是後海的酒吧街。後海是什剎海的一部份，整個什剎海由三個湖泊組成，分別是前海（也稱什剎海）、後海和西海，源頭來自玉泉山，和中海、南海與北海相通。 元朝的時候，什剎海是一個重要的港口，是南北大運河的起點，南方來的糧船在這裡停泊，年代久遠，附近有不少很有歷史價值的胡同。後來口岸東移，這裡逐漸變成人們消暑遊玩的場所，前國家副主席宋慶齡也曾經在這裡住過。 沿著整個前、後海一圈都是酒吧，聯綿不斷，附近的大小胡同內，更加是潮流樂隊、創作人的集中地。 現在後海比前海還要熱鬧，可惜不少香港旅遊書還沒標注後海，多數在介紹什剎海的時候輕輕帶過，更有書將兩者混為一談。也難怪，因為兩個湖確實很難分，全靠銀錠橋來做分界線。現在前後海的酒吧聯成一線，更加分不清楚。一些旅遊書還將後海評價為「歷史文化風景區」，幸好看見後海這麼熱鬧就知道——會玩的人早就發現這裡了。 什剎海風景區的總面積達54萬平方米，湖泊佔了34萬平方米，湖邊上可以容納很多酒吧，也因為這樣，後海有很多不同主題的酒吧和餐廳。價錢也相差很大，從50元一杯啤酒到20元任飲的雞尾酒都有，需要小心選擇。想優雅一點，也可以花180元包船在湖面蕩漾，加多100元，還可以請琴師小姐在船上演奏，滿足不同人士的遊玩需要。 和三里屯不同，後海多了一份隨意的感覺，不少北京人下班之後，就到後海喝上一杯或者隨便逛逛，不時看見情侶或者三五知己在酒吧閑聊，穿的很隨便，就像「落街吃D野」的樣子。因為後海胡同多的關係，不少三輪車夫在此攬生意，帶人遊覽老北京的胡同。什剎海前的荷花市場也有不少北京人跳交際舞，氣氛就是出奇的隨和。而相比之下，三里屯就顯得有點「人多擠逼」，缺乏生活氣息了。

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在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上演講（網絡圖片）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在3月21日的「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香港的角色」論壇上，提出香港邊緣化的問題。許司長說：「面對珠三角城市這些基礎建設的發展，它們又在位置上較接近貨物的源頭，我們必須正視香港被邊緣化的問題。」這個說法是很深刻的。 可惜的是，這個重要的議題，正如香港的一切重要議題，在喋喋不休一段時間後，就被人淡忘了。最近，中國銀行在香港上市，邊緣化問題被重新炒熱，認為香港不會邊緣化的聲音日趨高漲。不少人覺得，香港股市已經成為中國的「主版」，可以為中國的發展進行融資和技術上的資源，並認為香港的法制環境、規範化和國際規模短期不會被內地城市取代。 不應曲解邊緣化原意 這兩種說法其實是兩條沒有交叉的平行線，「十一五」規劃將香港定為於「金融、商貿、航運」三個「中心」。可想而知，許司長在談論邊緣化問題的時候，主要是針對物流業，而中行上市，則是金融業的範疇。 物流必須有「物」才可以「流」，內地物流的基礎建設發展起來後，確實看不到廣東的企業有任何理由輾轉到香港去出口海外。那麼，三個中心之中，至少「航運中心」的地位就值得擔憂了。而中行上市，只是一個「輸血工程」，和允許內地企業到港上市、實施CEPA、人民幣流通、開放內地居民來港旅遊等性質相同。被輸血自然沒有什麼不好，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果香港長期都處於要中央輸血的角色，根本就沒有可能成為領導潮流的「亞洲國際都會」。 軟件優勢僅能保持十年 撇開對許司長擔憂的曲解不談，否認香港存在邊緣化問題的意見，多數都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人才、政治制度和法律，這些優勢在數十年內不會被內地取代，他們將這些優勢稱之為「軟件」，並認為軟件比硬件（基礎建設）還要難學。 當然，內地要提昇金融方面的國際公信力還需要一定時間，不過十年之後呢？眾所週知，現在內地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主要面對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競爭。去年廣東的GDP達到了21701.28億元，按現行匯率折算為2648.44億美元。廣東省長黃華華更加表示，希望在「十一五」規劃結束前，將廣東省的GDP超越台灣。僅僅在2000年，廣東的GDP才剛剛超過1萬億元，六年翻了一倍，這種飛速增長，不得不說是令人羨慕的。 相信在二十年前，大家都不會相信內地的硬件可以超越香港。十年後，國內城市在軟件上也會建設起來，如果沒有很好的規劃，到時我們又怎麼...

作者方蘭生教授 自由與自律是新聞學中經久不衰的議題。自由主義新聞學（Libertarian Theory）主張，人是理性的動物，報紙是「意見自由市場」，無論資訊真偽，只要確保充分流通，公眾自能辨別真相，這奠定了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石。相對地，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則借助心理學研究指出，「人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1]，媒體的影響力客觀存在且不容忽視，若無邊界約束，可能帶來負面效應，為政府介入媒體提供了正當性依據。 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方蘭生教授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出版於1984年3月，同年10月，著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遭國民黨買兇殺害，這一事件與當時的白色恐怖氛圍相呼應，也為該書蒙上一層時代陰影，成為理解當時新聞學論述的特殊文本。 全書分為「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兩大章，共十節。其中，新聞自由部分論述較為系統，條理分明；新聞自律部分則顯得零散，多以報導式介紹為主，缺乏深度分析。部分內容重複出現，甚至完整收錄新聞評議會的組織章程，略顯冗餘。這或許反映了作者在威權體制下的某種無奈與妥協。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此書存在很多不足，無法不帶著批判眼光審視。但作為白色恐怖時期新聞學教材的範本，此書卻極有參考價值，因為作者幾乎窮盡了威權統治下對新聞管制的各種論據，成為研究當時媒體環境的珍貴史料。 一、新聞自由不容雙重標準 在「新聞自由」章節中，方蘭生對其重要性僅輕描淡寫，卻花費不少篇幅批評稍有鬆動的媒體環境。例如，他認為「政府開放辦報……反而使新聞專業精神失落」，並指出「左傾風氣蔓延，新聞自由反成為危害國家的利器」[2]。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對新聞自由的定義：「只有性善者得以享有，性惡者則不得享有。」[3]恐怕也很難被現在的讀者接受。 在論及「新聞自由概況」時，作者不僅未批判白色恐怖，反而稱讚「三民主義」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是「達成報業的積極功能……崇高的理想與完美的設計」[4]。他舉出的破壞新聞自由案例，也僅限於國民黨的政敵，如袁世凱與汪精衛，卻對執政當局的作為隻字不提。這使得他在論述「新聞自由必須有限度」[5]時，顯得論證蒼白，缺乏說服力。 方蘭生在書中寫道：「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最堅強的堡壘」[6]，與馬克思的名言「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7]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若承認新聞自由本身是一種...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名畫《誹謗》 國際上，毀損名譽的行為統稱為誹謗（defamation）。英國的《誹謗法》歷史悠久，香港法律繼承自英國，同樣將毀損名譽的行為稱為誹謗。香港法律第21章的《誹謗條例》及其相關判例，共同構成了香港的誹謗法。[1] 在香港，言論爭議通常屬於民事案件，只有在嚴重影響公眾安全的情況下才會涉及刑事責任。這意味著，法院不會主動審查傳媒機構是否誹謗他人，而是由當事人對傳媒機構提起訴訟。 《誹謗條例》對誹謗的定義是：「一個人登載有關另一個人的事物，而使後者被社會上有識之士，對其敬而遠之，或對之憎恨或厭惡或取笑；或使其生意或事業受到損害。」 因此，任何毀損他人名譽的言論都可視為誹謗。簡單來說，原告只需證明：一、言論已經發表；二、言論針對自己；三、言論損害了自己的聲譽，法院即應受理起訴。 值得注意的是，誹謗訴訟與言論的真實性無關。 幸而，普通法採用抗辯式（Adversarial System）審訊制度，即「控辯雙方各自提出對己方有利的證供和論據，由法官作為一個第三者進行裁決。」[2] 根據英美誹謗法的原則，真實性（justification，或稱有理可據）、特許權（privilege）和公正評論（fair comment）這三項全面抗辯理由，被視為在誹謗案中保護新聞自由的「三大保障」。[3] 1、真實性：由於新聞發布的主動權在於傳媒機構，香港法律規定，新聞的真實性應由被告（傳媒機構）證明，符合「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 2、特許權：指為了公眾利益或保護個人合法權益，可以發表誹謗性言論而不承擔法律責任。根據香港誹謗法，傳媒機構的特許權有三項原則：一是公正、準確；二是所報導的事項應與公益有關；三是不具有惡意（Malice）。[4] 3、公正評論：又稱「誠實評論」（honest comment），其前提是承認公眾有權自由評論社會的公共事務、公眾人物，以及一切進入公共領域的事物，如文化藝術作品、科學成果和各類消費品等。 新聞學強調平衡報導，即給予當事人回應的機會，讓公眾自行判斷是非。這不僅是法律和道德的要求，也是新聞專業的核心觀念。[5] 然而，網絡媒體的興起為誹謗法帶來新挑戰，例如匿名網絡言論與跨境傳播的法律管轄等問題，對回應機會及公眾判斷帶來挑戰。未來，香港可加強對網絡平台誹謗行為的規範，明確中介平台的責任，確保法律與時俱進...

假新聞聯署網站（網絡圖片） 最近一個關於「聯合國將於二零零八年廢除繁體字」的新聞引起了不少轟動，幾天後甚至有網友自發組織「反對聯合國廢止繁體中文」的聯署[1]，瞬即就有十萬多網友簽了名，一時間鬧的沸沸揚揚，可笑的是，這個消息本身不是真的。 網上資料引發誤解 事源中國原國家語委常務副主任陳章太，在一個會議中引用了一個叫做「二零零五年世界主要語種、分布和應用力調查報告」的網絡資料[2]，陳章太指該份文件出自聯合國，並引用該報告的資料說：「聯合國將不再同時發行簡繁兩種漢字文本，只保留簡體文本」，據後來聯合報的消息，陳教授自己表示此份報告並不在聯合國的官方網站上。但經過各大論壇和博客們的渲染，就成為了聯合國要「廢除」繁體字。 事實上，自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後，聯合國就已經開始全面使用簡體字了，根本沒有在聯合國停止使用繁體字這個問題，更何況聯合國怎麼會有權力廢除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常用文字？這些都屬於基本常識性的問題，只要簡單思索一下就可以辨別真偽，不過互聯網的威力如此之大，令不少人都將這個假議題變成了真議題。 網絡影響大於主流媒體 網絡已經成為不少年輕人獲取資訊的主要平台，根據內地學者謝新洲和王宇所做的調查，互聯網已經超越報紙和電視，成為年輕人最多接觸的平台，在一千三百多名受訪的大學生中，有四百八十多人最常使用互聯網獲得資訊。而互聯網的使用者當中，又有八成的人將論壇作為「僅有或者主要」的信息渠道[3]。也就是說，很多人現在只看論壇而不看報紙和電視。 雖然互聯網的興起對於人們獲得多元化資訊有正面幫助，但是網絡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無須任何審查就可以發佈資訊，撰稿人就是編輯和發行人。這樣一來，非專業人士自願或非自願的取代了專業的記者，雖然寫作者未必有意散佈不實消息，不過論壇上普遍存在轉載他人消息的習慣，以訛傳訛的情況下，失真是難以避免的。 媒體顛覆公眾安全的歷史 記得在「非典」疫情爆發期間，有一個「香港宣佈成為疫埠」的假消息就引起過公眾恐慌，一個少年冒充《明報》製作了假消息，指香港成為疫埠後，將停止所有活動，並指政府呼籲市民準備糧食和食水。通過互聯網，這個假消息也是一傳十，十傳百，一度引起本港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同樣，根據世衛組織所頒布的「國際衛生條例」，「疫埠」這個詞彙只有在霍亂、瘟疫（即黑死病）和黃熱病時才會使用，並不適用於「非典」。 歷史上有兩次因為濫...

《真實的謊言》封面 數字能幫助我們理解宏觀概念，作出理性的規劃或選擇。比方說「《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很大」，這句話提供的信息量極為有限，必須借助具體數字來說明其地位。 根據世界報業協會的數據，《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在中國排名第一，但若放在全球範圍內，卻只能排到第八[1]。 這一數據反映了，雖然《參考消息》發行量確實很高，但以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來說，中國報業尚有不少發展空間。而世界發行量頭五位的報紙都在日本，也可以引發對日本報紙成功因素的思考。 由此可見，數字十分重要。然而，當數字被操縱時，用以作出理性決策的基礎便變得岌岌可危。 對民調的總體批判 《真實的謊言：揭開民調與統計的黑盒子》（Tainted Truth: The Manipulation of Fact In America）出版於1994年，曾榮獲當年《彭博商業雜誌》（BusinessWeek）的十大商業書籍。作者辛西雅．克羅森（Cynthia Crossen）1983年加入美國《華爾街日報》，是報導金融市場和社會趨勢的資深記者，對「媒體騙術」有深刻的洞察。 全書共分八章，從民意調查的方法談起（〈民意調查的遊戲規則〉），探討其與商業利益之間的糾葛（〈操縱家口袋裏的民意指標〉），接著分析具體案例，例如醫藥、食品和廣告行業（〈揭開醫藥研究黑盒子〉、〈食物的真相〉、〈廣告騙術〉），最後討論民調對公共政策和司法的影響（〈公共政策〉、〈訴訟調查挑戰法庭正義〉），並在〈向不實調查說「不！」〉一章中作出總結。全書論述層層遞進，結構緊湊。 作者認為，數字之所以變得不可信，根源在於商業元素的日益加重。她尖銳地指出：「在資訊產業中，真相只屬於出錢的人」[2]。以美國蓋洛普公司為例，每個調查問題的定價為1500美元[3]，價格極為昂貴。 這帶來了兩個問題：首先，個人幾乎無法負擔獨立驗證的費用；其次，民調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商業或政治利益的驅動。這構成了民調的基本局限。 現代傳播挑戰理性 理性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前提假設是「人是理性的動物」，有能力分辨是非、不盲從權威，從而實現民主。然而，作者在〈公共政策〉一章中提到，資訊爆炸和現代傳媒的手法削弱了理性：一、在各種資訊的「疲勞轟炸」之下，人們無法分辨資訊的真實性；二、隨著傳播學的進步，各種傳媒騙術也在不斷進步，往往修改若干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