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黨往何處去？

2007行政長官選舉辯論會（網絡圖片）

梁家傑雖然落選行政長官，但是他獲得了789位選舉委員中的123票，相信公民黨成為香港民主派的頭號政黨已經成為事實，就算做不了特首，他們在立法會的影響力也必然增加。因此，公民黨和梁家傑的政治理念就非常值得大家注意了，因為他們的主張，很可能影響香港未來的政策變化。

這次選舉以後，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改變，辯論式的選舉模式已經建立，此門一開，相信以後的特首選舉都少不了一場辯論。對於市民來說，辯論確實有助於提高對市民的候選人政策的理解程度，這對政府來說是一種挑戰，不過對民主派來說，何嘗又不是一種挑戰﹖

引入「政府干預」

這次特首選舉的論壇上，梁家傑多番被指「計錯數」，公民黨公共行政的能力備受懷疑，對於整個民主派形象的打擊都是不小的，不過關鍵還不在這裡，治港理念的問題才是更加值得關注的焦點。

一向來說，公民黨的政策是很明確的，他們要求訂立公平競爭法、最低工資（雖然沒有提最高工時）、就業保障等等。但是在第一次選舉辯論上，梁家傑在辯論的時候又認為，不需要通過政府來維繫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並指尋找商機是商家自己的事情雲雲，這和曾蔭權的理念相反。

1974年，主張自由放任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主張政府應該干預（凱恩斯主義）的繆達爾（Gunnar Myrdal）一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標誌著西方世界兩種經濟學思潮理論成形。資本主義世界治理地方的理念，基本上離不開這兩種學派。

一般來說，主張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的人，認為政府不應該用行政的手段刺激經濟，亞當．斯密在他著名的《國富論》中，就主張過「絕對不需要國家為經濟制定計劃」，這是因為政府不會比商人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麼。也就是梁家傑主張的「尋找商機是商家自己的事情」的理論根源。

這樣問題就來了，因為訂立最低工資是政府直接干預勞動市場的行為，任何主張自由放任的支持者，都不會同意限制勞動市場薪酬自由調節的政策。新自由主義的大師米爾頓．佛利民，就罵過那些要求政府訂立最低工資的人背離自由主義理想。他說「在打著福利和平等的旗號下，20世紀的自由主義竟然開始支持國家的干預和專制作風」。

那麼梁家傑的觀點屬於凱恩斯主義嗎﹖遺憾的很，也不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社會福利主義）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前面說的繆達爾的觀點接近這派，他們認為政府可以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一旦工人的收入得到保障，就可以刺激經濟，有利提高社會整體的消費水平。後面的部份（保障工人）看上去和公民黨的政策類似，但前面（通過政府來刺激經濟）的部份又相反，人家的邏輯可是一脈相承，要後面不要前面，難免給人斷章取意的感覺。

別搞「瀨尿牛丸」

更加能說明問題的是，回看梁家傑的在去年9月香港政府宣佈不以「積極不干預政策」作為經濟發展藍圖時，余若薇和梁家傑撰寫的文章，他們均擔心政府的宣佈會導致「新的干預主義」干預出現，可是他們忘記了公民黨的〈制訂公平競爭法報告書〉提倡的正是他們口中「干預主義」。

如果說，積極不干預的討論還可以解釋為是梁家傑個人的觀點，那麼這次作為公民黨的候選人來參加選舉，則無疑應該被視為是公民黨的政策。那麼我們就可以斷言，公民黨自己內部對於應該實行那種政策，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考慮。很多時候，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兩種學派的理論和邏輯推演都是嚴密的，很難混在一起搞「瀨尿牛丸」。

俗話說理直氣壯，如果政黨的主張是自相矛盾的，氣確實很難壯。建議公民黨還是應該認真的研究一下他們的公共政策，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來。

校報，評論版，新六期，2007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