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陳方安生贏了，不過充其量只是慘勝。以陳太的超高人氣，反對派的全力動員，加上區議會選舉失利的刺激，依然只比葉劉淑儀多38,000票，我是反對派的話，一定笑不出來。 其實，只要看看反對派的記者招待會和報紙上的評論，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立法會補選當中，陳方安生這種「皇牌」都只能是慘勝，而且正逐漸喪失中間選民的心。 區議會選舉失利之後，反對派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分析原因。民主黨說對手的鐵票太強、公民黨說反對派資源不足、民協則歸咎新移民不投他們票，明顯這三個理由都不成立。 如果親建制派的鐵票如此強而有力的話，那麼2004年的區議會選舉，親建制派根本不可能失敗。至於資源方面，反對派這次有協調機制，資源整合力度只會比 2004年的時候更加強。內部討論的結果不得而知，但是由公開的言論來看，前兩個分析都只能說明反對派不能掌握民意的方向，缺乏橫向和縱向分析的能力。 歸咎新移民不投他們票，則是政治人物最要不得的政治自殺。新移民的數量在這幾年內並沒有大幅增加的迹象，不去爭取選民的票，而去侮辱選民不理解(或者不能理解)自己的政策，這還會有人投你的票？政治人物要推行自己的主張，只能是耐心說服，哪裏有「選民負我」這一說？ 說回整體的戰略，反對派的策略很清楚，就是拉闊政治光譜，建立一個囊括任何政治議題的政治集團。社民聯吸引基層票，公民黨吸引中產票，政治分工比以前民主黨、職工盟細緻得多。強無可強，不可再強。這些政治連帶平時各自行動，但是到了關鍵時刻，還是協同作戰，綑綁推翻政改五號報告書就是最好例子。在論及區議會失利的問題時，有反對派論者認為是光譜拉得還不夠闊，卻忽略了本質的問題。 傳播學是變化最快的科目，因為民意不斷變化，而且會識破公關技巧。過去的成功要素，正好就是今天的票房毒藥。反對派的敗局不在於戰術，而在於這種當香港市民是傻子的傲慢心態。拉闊政治光譜，只會導致反對派政治面貌越來越模糊，沒有統一的政治綱領，只是東騙騙、西騙騙，根本不可能吸引選民支持。 反對派的傲慢心態不是偶然現象，而是非常普遍。一連幾日，反對派論者賴來賴去，說的都是蛇宴、荔枝團這種被譏諷為「噓寒問暖、挑水劈柴」的小惠，並責罵選民見利忘義。說白了，就是低估選民智慧，真的以為香港人都不看報紙？況且，到地區走走就知道，反對派照樣有荔枝團，有些價錢比建制派還要便宜。 不尊重選民如何贏得選舉？如果一個政...

根據2005年的統計數據，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每年約「人道毀滅」12,000隻狗和5,000隻貓。然而，近年公布的數字顯示，這一數字已攀升至每年約20,000隻流浪貓狗，相當於每天有40至50隻動物失去生命。漁護署的獸醫坦言，被遺棄的動物大多「九死一生」。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後，是無數生命的消逝。 被「人道毀滅」的動物中，不乏雪橇犬、金毛尋回犬和拉布拉多犬等名貴品種。遺棄原因難以盡數，專家推測，除了飼主對寵物失去興趣外，部分動物因不再「流行」而乏人問津，淪為街頭流浪者。更令人不安的說法指出，有些人為維持寵物市場價格，故意減少其數量。與此同時，香港每年仍進口約4,500隻寵物貓狗。一邊無情殺戮，一邊持續交易，這種矛盾令人唏噓。 單靠捕殺無法解決問題 然而，現實不容忽視：香港的都市環境無法承載大量流浪貓狗，否則將嚴重威脅公共衛生。以南丫島為例，這座僅13.55平方公里的小島居住著約700隻流浪貓。若不加以控制，其數量將呈倍數增長。一旦超過環境承載極限，貓群間可能因爭奪資源而打鬥，或因生活條件惡化而疾病叢生。這種「自然淘汰」對動物而言同樣殘酷，因此控制數量勢在必行。 不過，依靠捕殺控制流浪動物數量的方式未必有效，動物的繁殖與食物供給和生存空間息息相關：充足的營養加速性發育，縮短繁殖週期；大量捕殺後形成的「動物真空區」，反而吸引其他地區的貓狗「遷入」。結果，流浪動物數量不僅未減，甚至可能不降反升，問題根源依然未解。 更人道、更有效的替代方案 自2000年起，關注動物權益人士開始推廣以絕育取代人道毀滅。這一方法源於國際實踐。例如，美國洛杉磯在1971年有110,000隻流浪狗被殺，推行絕育後，至1986年數字減半。加拿大溫哥華的成效更顯著：1976年至1984年間，被殺狗隻數從80,000銳減至9,000，流浪狗數量得到顯著控制。 在香港，較知名的「捕捉、結紮、放回原處」（CNR）計劃包括貓隻領域護理計劃（CCCP），獲得漁護署及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支持。其中，南丫島的試驗頗具代表性。當地南丫島動物保護組織的義工每日為貓群提供食物和水，逐一捕捉進行絕育手術後放回原地。對於友善或年幼的貓隻，則盡力尋找領養家庭。絕育後的貓無法生育，數量得以穩定並逐漸下降，同時減少了爭地盤、隨地小便及發情期叫聲對居民的干擾。多年實踐證明，這一計劃成效顯著。 絕育的科學與人性化設計 接受絕育的貓隻會在手...

中大學生閱讀民主牆上的《中大學生報》（網絡圖片） 因為稿期剛過，這篇文章出街的時候，大概社會上對《中大學生報》的情色風波的討論已經很成熟了。未免給人「抽水」的感覺，不得不做一些「懶學術」的討論。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在5月16日寫了一篇名為《衝破禁忌重建道德》的聲明，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不追問封建體制就沒有資本主義，也就沒有今天的商學院；不追問教廷權威就沒有科學發展，也就沒有今天的理學院；不追問種種文化典範社會規範就沒有人文學科，也就沒有今天的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 禁忌有其道理 如果禁忌是出於愚昧，我們去挑戰他，自然有利於產生更加合理的制度。不過今天，主流社會對於亂倫、人獸交和在公眾場合做愛的禁忌是完全出於愚昧嗎？ 魔鬼總是藏在細節里面，這些貌似擲地有聲的主張，其實卻是偷換概念。以上羅列的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價值，確實由顛覆「禁忌」而來。不過，值得說明的則是，上面種種的「追問」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通過「追問」這種哲學思辨來建設更加合理的社會制度。那麼，試圖打破亂倫、人獸交和在公眾場合做愛禁忌的同學們究竟想建立什麼呢？ 現代文明之所以是現代文明，正因為經歷上面所說的種種革命，而令愚昧消失，產生了文明、理性和共識。禁忌，泛指一些在一定文化圈里面不可以做的事情，有些源自宗教，也有些純粹是習慣。不排除今天還有些禁忌依然是愚昧的，不過經過時間考驗的這些禁忌，同時有著整合社會國民根本意志（organic will）的功能，並非全無道理。如果只是抱著「為反對而反對」的心態挑戰禁忌，不思考這些禁忌打破之後的世界，難以被贊譽成為有開拓性的知識份子。 自由應有底線 筆者向來認為，「為反對而反對」的那種拿來主義是很不要得的東西，其惡不在於沒有建設性，而在於沒有評定是非對錯的標準，今天我需要反對A，就拿B的理論來用用，明天要反對B了，又拿A的文章抄抄。其結果就是，失去自己的立場，除了可以「搏出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反對什麼。 說到自由，且不論西方自由主義本來就存在穆勒（John Mill）所主張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也就是多數人覺得不可以的事情，就不可以去做）。就算是尊重個體，中大學生報的同學們，似乎也不理解人的自由以不影響別人的自由作為底線，在公眾場合做愛已經影響他人，更別說人獸交了。自由是個體和個體出於自愿形式的一種交換。擴...

2007行政長官選舉辯論會（網絡圖片） 梁家傑雖然落選行政長官，但是他獲得了789位選舉委員中的123票，相信公民黨成為香港民主派的頭號政黨已經成為事實，就算做不了特首，他們在立法會的影響力也必然增加。因此，公民黨和梁家傑的政治理念就非常值得大家注意了，因為他們的主張，很可能影響香港未來的政策變化。 這次選舉以後，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改變，辯論式的選舉模式已經建立，此門一開，相信以後的特首選舉都少不了一場辯論。對於市民來說，辯論確實有助於提高對市民的候選人政策的理解程度，這對政府來說是一種挑戰，不過對民主派來說，何嘗又不是一種挑戰？ 引入「政府干預」 這次特首選舉的論壇上，梁家傑多番被指「計錯數」，公民黨公共行政的能力備受懷疑，對於整個民主派形象的打擊都是不小的，不過關鍵還不在這裡，治港理念的問題才是更加值得關注的焦點。 一向來說，公民黨的政策是很明確的，他們要求訂立公平競爭法、最低工資（雖然沒有提最高工時）、就業保障等等。但是在第一次選舉辯論上，梁家傑在辯論的時候又認為，不需要通過政府來維繫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並指尋找商機是商家自己的事情雲雲，這和曾蔭權的理念相反。 1974年，主張自由放任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主張政府應該干預（凱恩斯主義）的繆達爾（Gunnar Myrdal）一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標誌著西方世界兩種經濟學思潮理論成形。資本主義世界治理地方的理念，基本上離不開這兩種學派。 一般來說，主張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的人，認為政府不應該用行政的手段刺激經濟，亞當．斯密在他著名的《國富論》中，就主張過「絕對不需要國家為經濟制定計劃」，這是因為政府不會比商人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麼。也就是梁家傑主張的「尋找商機是商家自己的事情」的理論根源。 這樣問題就來了，因為訂立最低工資是政府直接干預勞動市場的行為，任何主張自由放任的支持者，都不會同意限制勞動市場薪酬自由調節的政策。新自由主義的大師米爾頓．佛利民，就罵過那些要求政府訂立最低工資的人背離自由主義理想。他說「在打著福利和平等的旗號下，20世紀的自由主義竟然開始支持國家的干預和專制作風」。 那麼梁家傑的觀點屬於凱恩斯主義嗎﹖遺憾的很，也不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社會福利主義）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前面說的繆達爾的觀點接近這派，他們認為政府可以通過增加需求...

候選人「落區」爭取市民支持自然不過，但是候選人也有義務說明要別人支持你甚麼，這是最起碼的政治道德。很簡單，是支持你做特首呢﹖還是支持你搞局﹖意義完全不同，特別是特首選舉這種大事。因為你的動機，是直接影響我是否支持你的重要考慮。 梁家傑在《亞洲週刊》上說，民主派準備搞一次遊行，目的是「給想投票而無法投票」的街坊表達心情。那麼，一切的謎都已經解開。參選是假，遊行是真，所謂的支持梁家傑，就是在梁生落選後，鼓動支持他的市民參與遊行。整個選舉拉票的過程是一個幌子，目的就是複製2003年的遊行。 如今經濟好轉，民主派遊行的參加人數已經一年不如一年，站在民主派的角度來說，確實有必要找出新的增長點，但通過參與選舉來進行遊行動員，是一個非常令人反感的舉措，不但政治誠信有問題，也為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作出極端錯誤的示範。 到現在還有不少民主派的支持者希望梁生能夠當選特首，利用他們對於梁失敗後的失望心情來動員遊行，難度比沒有議題的動員來的容易，不過這可是純粹的權術主義，根本就不是民主派所宣稱的信任人民，而是當人民是任意擺布的棋子，既不民主也不道德。現在梁的民意支持度並不很高，多個民意調查都顯示其支持程度不超過20個百分點，那麼還打著市民支持的旗幟就很成問題。 不難想像，梁家傑會在失敗後，在將自己的落選歸咎於「小圈子」選舉，但因他事實上得不到廣大市民支持，參與遊行的，相信只是民主派的「鐵票」，難以尋求新的增長點，這樣也就會自己局限自己。而當一般市民無法理解民主派舉措的時候，整個香港的民主派就會陷入「自我感覺良好」的小圈子裡面。 《am730》，2007年3月2日

手上有一份公民黨創黨時的宣傳小冊子，其中說︰「我們支持《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與中央政府保持良好溝通。中央政府及公民黨的政策理念同樣是為香港好，我們深信彼此有很大的溝通空間。」又指公民黨要有建設性和「非為反對而反對」的思維處理問題，說得讓人熱淚盈眶。 本以為香港終於有一個務實的民主派出現，這個民主派不會像民主黨那樣意氣用事，也不會像親台人士那般專關心一些市民大眾不關心的意識形態。公民黨這番話揭示了過去民主派不溝通、沒建設性和為反對而反對的毛病，而這些公民黨都不會再犯，應該才是公民黨的價值所在。 但眼看梁家傑的第七份政綱《我們所要的民主政府》，和公民黨在特首選舉這段時間殺氣騰騰的表現，心由「灰」到「傷」。梁家傑聲稱要「挑戰得到中央祝福的候選人」，要求修改《基本法》以取消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等言論，有多少能夠回應立黨之初的理念？原來，公民黨依然是那種對抗思維，怎樣能叫人不失望？ 民主黨失敗的地方，就是長期抱着「民主抗共」的意識形態，實踐已經說明此路不通。即便是2003年的「七一遊行」有50萬人參加，民主黨的黨員人數也沒有大幅增加，充分說明： 就算對於特區政府存在不滿，普遍市民也不支持對抗思維。 有前車可鑑，公民黨又何苦朝着這個方向繼續前進？何況沒有民主黨這樣龐大的地區網絡，公民黨搞對抗，也不可能比民主黨更加出色。更加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他們創黨時已經知道問題所在，還要朝着這個方向走，不得不叫人懷疑他們已經改變初衷。 梁家傑先生，香港有一個民主黨已經夠了，不需要多一個公民黨來玩對抗，民主黨做不到的，應該由公民黨來承擔，你們沒有必要重複扮演民主黨的角色，請再想想吧。 《都市日報》，2007年2月22日

在香港的政治活動當中，有兩個概念是經常混淆的，就是普選和直選。 普選（Universal suffrage，普及選舉權）的含義，是指一個社會上的成年公民都擁有選舉的權力，不因為他/她的性別、社會狀況或者信仰而喪失了這種權力。普選權僅僅是選舉的權力，而並不涉及選舉的方式。基本法所提到的，就是這個普選。 而直選（Direct election，直接選舉）才是一種選舉的方式，指政府機關的首長由民眾直接通過選舉產生。直選的相對概念是間選（Indirect election，間接選舉），間選指先選出一些代表，再由代表選出政府首長。 因此，普選和直選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一個指權力，而另外一個指選舉的方式。一人一票的概念，就是出自普選而不是直選。事實上，既可以有普選而沒直選，也可以有直選而沒普選。 美國就是有普選而沒直選的典型例子，美國以選舉人票的方式間接選出總統，民主黨的戈爾（Albert Arnold Gore Jr.）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當中取得的總票數比共和黨的小布殊（George Walker Bush）多，但是因為選舉人票不夠而落選。中國人大的逐級選舉制度，也是有普選而沒直選的例子。因為普選只是選舉權，和選舉的制度沒有關係，因此選舉人票和人大逐級選舉的制度，和普選的原則並無抵觸。 有直選而沒普選看起來不可能，但是在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女性曾經普遍的沒有選舉權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國在19世紀中期（1885年）已經通過憲章運動，提倡無論男性的種族、階級都有參政選舉的權利，但女性的選舉權力，則要等到20世紀初（1928年）才有。順便一提，18歲以下市民的普選權力，到現在都是被限制的。 說回香港，確實是沒有普選的，因為香港的行政長官不是由公民普及的選舉產生。但是整天要求普選的民主派，卻事實上否定了普選。政府在2005年提出的五號報告書，其實就是增加了普選的成份。如果區議員可以進入選委會，那麼就可以成為一種變相的間選和變相的普選，先有了這個基礎，再循序漸進減少委任議席，比一步到位的普選容易的多。 《星島日報》，時事Blog評，2007年2月10日

夏鼎基爵士（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港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令香港掀起一陣不小的風波。 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港英時代的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1979年9月，夏鼎基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了著名的演說︰《過渡中的香港經濟》，首次提到了這個詞彙，並以此總結了70年代到80年代港英政府的經濟政策。其後一次演講中夏鼎基更指出，政府在進行經濟規劃的時候，會積極的「研判利害所在」、「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再決定政府是否出手進行干預。 在當時香港的特定情況下，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英文涵義相反的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一次思想交鋒，雖然兩者的中文翻譯都是「新自由主義」。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出台，是以一種委婉的方式宣佈－－港英政府放棄從1960年代郭伯偉開始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New liberalism是對自由主義進行批判和修正的思潮，認為市場並不是絕對完美，政府有權在適當時候進行干預，也稱社會自由主義最準確﹔Neo -liberalism則是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並承繼發展那種自由放任態度的思潮（為行文方便，下面Neo-liberalism翻譯為新自由主義，而 New liberalism翻譯為社會自由主義）。 自由放任政策是什麼都不管，積極不干預則不相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理念由社會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和凱恩斯主義（Keynesian economics）發展而來，承認市場並非絕對完美，認為政府有責任對市場進行控制。強調社會責任論中「在自由的同時，也必須負責任」的觀點。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夏鼎基在《過渡中的香港經濟》中說到︰「必須承認有時候干預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經濟穩定。」又表示了不要過份相信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並列舉了一些市場的缺陷，認為政府需要干預以糾正。這些邏輯並不出自古典自由主義，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背後的意思，只有用社會自由主義加以解釋才能夠順理成章。 干預（intervention）的負面意義，僅僅是政府破壞市場「自我完善功能」的行為，並不是任何市場的管理都是「干預」（不...

北京後海酒吧街 梁詠琪2006年的主打歌《北京之夏》，有這麼一段：「若你會出現，願意花一晚陪同後海醉掉嗎？」 對喜歡「泡吧」朋友來說，北京有兩個地方不得不去，一個是工人體育館附近的三里屯，另外一個就是後海的酒吧街。後海是什剎海的一部份，整個什剎海由三個湖泊組成，分別是前海（也稱什剎海）、後海和西海，源頭來自玉泉山，和中海、南海與北海相通。 元朝的時候，什剎海是一個重要的港口，是南北大運河的起點，南方來的糧船在這裡停泊，年代久遠，附近有不少很有歷史價值的胡同。後來口岸東移，這裡逐漸變成人們消暑遊玩的場所，前國家副主席宋慶齡也曾經在這裡住過。 沿著整個前、後海一圈都是酒吧，聯綿不斷，附近的大小胡同內，更加是潮流樂隊、創作人的集中地。 現在後海比前海還要熱鬧，可惜不少香港旅遊書還沒標注後海，多數在介紹什剎海的時候輕輕帶過，更有書將兩者混為一談。也難怪，因為兩個湖確實很難分，全靠銀錠橋來做分界線。現在前後海的酒吧聯成一線，更加分不清楚。一些旅遊書還將後海評價為「歷史文化風景區」，幸好看見後海這麼熱鬧就知道——會玩的人早就發現這裡了。 什剎海風景區的總面積達54萬平方米，湖泊佔了34萬平方米，湖邊上可以容納很多酒吧，也因為這樣，後海有很多不同主題的酒吧和餐廳。價錢也相差很大，從50元一杯啤酒到20元任飲的雞尾酒都有，需要小心選擇。想優雅一點，也可以花180元包船在湖面蕩漾，加多100元，還可以請琴師小姐在船上演奏，滿足不同人士的遊玩需要。 和三里屯不同，後海多了一份隨意的感覺，不少北京人下班之後，就到後海喝上一杯或者隨便逛逛，不時看見情侶或者三五知己在酒吧閑聊，穿的很隨便，就像「落街吃D野」的樣子。因為後海胡同多的關係，不少三輪車夫在此攬生意，帶人遊覽老北京的胡同。什剎海前的荷花市場也有不少北京人跳交際舞，氣氛就是出奇的隨和。而相比之下，三里屯就顯得有點「人多擠逼」，缺乏生活氣息了。

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在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上演講（網絡圖片）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在3月21日的「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香港的角色」論壇上，提出香港邊緣化的問題。許司長說：「面對珠三角城市這些基礎建設的發展，它們又在位置上較接近貨物的源頭，我們必須正視香港被邊緣化的問題。」這個說法是很深刻的。 可惜的是，這個重要的議題，正如香港的一切重要議題，在喋喋不休一段時間後，就被人淡忘了。最近，中國銀行在香港上市，邊緣化問題被重新炒熱，認為香港不會邊緣化的聲音日趨高漲。不少人覺得，香港股市已經成為中國的「主版」，可以為中國的發展進行融資和技術上的資源，並認為香港的法制環境、規範化和國際規模短期不會被內地城市取代。 不應曲解邊緣化原意 這兩種說法其實是兩條沒有交叉的平行線，「十一五」規劃將香港定為於「金融、商貿、航運」三個「中心」。可想而知，許司長在談論邊緣化問題的時候，主要是針對物流業，而中行上市，則是金融業的範疇。 物流必須有「物」才可以「流」，內地物流的基礎建設發展起來後，確實看不到廣東的企業有任何理由輾轉到香港去出口海外。那麼，三個中心之中，至少「航運中心」的地位就值得擔憂了。而中行上市，只是一個「輸血工程」，和允許內地企業到港上市、實施CEPA、人民幣流通、開放內地居民來港旅遊等性質相同。被輸血自然沒有什麼不好，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果香港長期都處於要中央輸血的角色，根本就沒有可能成為領導潮流的「亞洲國際都會」。 軟件優勢僅能保持十年 撇開對許司長擔憂的曲解不談，否認香港存在邊緣化問題的意見，多數都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人才、政治制度和法律，這些優勢在數十年內不會被內地取代，他們將這些優勢稱之為「軟件」，並認為軟件比硬件（基礎建設）還要難學。 當然，內地要提昇金融方面的國際公信力還需要一定時間，不過十年之後呢？眾所週知，現在內地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主要面對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競爭。去年廣東的GDP達到了21701.28億元，按現行匯率折算為2648.44億美元。廣東省長黃華華更加表示，希望在「十一五」規劃結束前，將廣東省的GDP超越台灣。僅僅在2000年，廣東的GDP才剛剛超過1萬億元，六年翻了一倍，這種飛速增長，不得不說是令人羨慕的。 相信在二十年前，大家都不會相信內地的硬件可以超越香港。十年後，國內城市在軟件上也會建設起來，如果沒有很好的規劃，到時我們又怎麼...

作者方蘭生教授 自由與自律是新聞學中經久不衰的議題。自由主義新聞學（Libertarian Theory）主張，人是理性的動物，報紙是「意見自由市場」，無論資訊真偽，只要確保充分流通，公眾自能辨別真相，這奠定了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石。相對地，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則借助心理學研究指出，「人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1]，媒體的影響力客觀存在且不容忽視，若無邊界約束，可能帶來負面效應，為政府介入媒體提供了正當性依據。 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方蘭生教授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出版於1984年3月，同年10月，著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遭國民黨買兇殺害，這一事件與當時的白色恐怖氛圍相呼應，也為該書蒙上一層時代陰影，成為理解當時新聞學論述的特殊文本。 全書分為「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兩大章，共十節。其中，新聞自由部分論述較為系統，條理分明；新聞自律部分則顯得零散，多以報導式介紹為主，缺乏深度分析。部分內容重複出現，甚至完整收錄新聞評議會的組織章程，略顯冗餘。這或許反映了作者在威權體制下的某種無奈與妥協。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此書存在很多不足，無法不帶著批判眼光審視。但作為白色恐怖時期新聞學教材的範本，此書卻極有參考價值，因為作者幾乎窮盡了威權統治下對新聞管制的各種論據，成為研究當時媒體環境的珍貴史料。 一、新聞自由不容雙重標準 在「新聞自由」章節中，方蘭生對其重要性僅輕描淡寫，卻花費不少篇幅批評稍有鬆動的媒體環境。例如，他認為「政府開放辦報……反而使新聞專業精神失落」，並指出「左傾風氣蔓延，新聞自由反成為危害國家的利器」[2]。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對新聞自由的定義：「只有性善者得以享有，性惡者則不得享有。」[3]恐怕也很難被現在的讀者接受。 在論及「新聞自由概況」時，作者不僅未批判白色恐怖，反而稱讚「三民主義」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是「達成報業的積極功能……崇高的理想與完美的設計」[4]。他舉出的破壞新聞自由案例，也僅限於國民黨的政敵，如袁世凱與汪精衛，卻對執政當局的作為隻字不提。這使得他在論述「新聞自由必須有限度」[5]時，顯得論證蒼白，缺乏說服力。 方蘭生在書中寫道：「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最堅強的堡壘」[6]，與馬克思的名言「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7]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若承認新聞自由本身是一種...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名畫《誹謗》 國際上，毀損名譽的行為統稱為誹謗（defamation）。英國的《誹謗法》歷史悠久，香港法律繼承自英國，同樣將毀損名譽的行為稱為誹謗。香港法律第21章的《誹謗條例》及其相關判例，共同構成了香港的誹謗法。[1] 在香港，言論爭議通常屬於民事案件，只有在嚴重影響公眾安全的情況下才會涉及刑事責任。這意味著，法院不會主動審查傳媒機構是否誹謗他人，而是由當事人對傳媒機構提起訴訟。 《誹謗條例》對誹謗的定義是：「一個人登載有關另一個人的事物，而使後者被社會上有識之士，對其敬而遠之，或對之憎恨或厭惡或取笑；或使其生意或事業受到損害。」 因此，任何毀損他人名譽的言論都可視為誹謗。簡單來說，原告只需證明：一、言論已經發表；二、言論針對自己；三、言論損害了自己的聲譽，法院即應受理起訴。 值得注意的是，誹謗訴訟與言論的真實性無關。 幸而，普通法採用抗辯式（Adversarial System）審訊制度，即「控辯雙方各自提出對己方有利的證供和論據，由法官作為一個第三者進行裁決。」[2] 根據英美誹謗法的原則，真實性（justification，或稱有理可據）、特許權（privilege）和公正評論（fair comment）這三項全面抗辯理由，被視為在誹謗案中保護新聞自由的「三大保障」。[3] 1、真實性：由於新聞發布的主動權在於傳媒機構，香港法律規定，新聞的真實性應由被告（傳媒機構）證明，符合「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 2、特許權：指為了公眾利益或保護個人合法權益，可以發表誹謗性言論而不承擔法律責任。根據香港誹謗法，傳媒機構的特許權有三項原則：一是公正、準確；二是所報導的事項應與公益有關；三是不具有惡意（Malice）。[4] 3、公正評論：又稱「誠實評論」（honest comment），其前提是承認公眾有權自由評論社會的公共事務、公眾人物，以及一切進入公共領域的事物，如文化藝術作品、科學成果和各類消費品等。 新聞學強調平衡報導，即給予當事人回應的機會，讓公眾自行判斷是非。這不僅是法律和道德的要求，也是新聞專業的核心觀念。[5] 然而，網絡媒體的興起為誹謗法帶來新挑戰，例如匿名網絡言論與跨境傳播的法律管轄等問題，對回應機會及公眾判斷帶來挑戰。未來，香港可加強對網絡平台誹謗行為的規範，明確中介平台的責任，確保法律與時俱進...

假新聞聯署網站（網絡圖片） 最近一個關於「聯合國將於二零零八年廢除繁體字」的新聞引起了不少轟動，幾天後甚至有網友自發組織「反對聯合國廢止繁體中文」的聯署[1]，瞬即就有十萬多網友簽了名，一時間鬧的沸沸揚揚，可笑的是，這個消息本身不是真的。 網上資料引發誤解 事源中國原國家語委常務副主任陳章太，在一個會議中引用了一個叫做「二零零五年世界主要語種、分布和應用力調查報告」的網絡資料[2]，陳章太指該份文件出自聯合國，並引用該報告的資料說：「聯合國將不再同時發行簡繁兩種漢字文本，只保留簡體文本」，據後來聯合報的消息，陳教授自己表示此份報告並不在聯合國的官方網站上。但經過各大論壇和博客們的渲染，就成為了聯合國要「廢除」繁體字。 事實上，自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後，聯合國就已經開始全面使用簡體字了，根本沒有在聯合國停止使用繁體字這個問題，更何況聯合國怎麼會有權力廢除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常用文字？這些都屬於基本常識性的問題，只要簡單思索一下就可以辨別真偽，不過互聯網的威力如此之大，令不少人都將這個假議題變成了真議題。 網絡影響大於主流媒體 網絡已經成為不少年輕人獲取資訊的主要平台，根據內地學者謝新洲和王宇所做的調查，互聯網已經超越報紙和電視，成為年輕人最多接觸的平台，在一千三百多名受訪的大學生中，有四百八十多人最常使用互聯網獲得資訊。而互聯網的使用者當中，又有八成的人將論壇作為「僅有或者主要」的信息渠道[3]。也就是說，很多人現在只看論壇而不看報紙和電視。 雖然互聯網的興起對於人們獲得多元化資訊有正面幫助，但是網絡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無須任何審查就可以發佈資訊，撰稿人就是編輯和發行人。這樣一來，非專業人士自願或非自願的取代了專業的記者，雖然寫作者未必有意散佈不實消息，不過論壇上普遍存在轉載他人消息的習慣，以訛傳訛的情況下，失真是難以避免的。 媒體顛覆公眾安全的歷史 記得在「非典」疫情爆發期間，有一個「香港宣佈成為疫埠」的假消息就引起過公眾恐慌，一個少年冒充《明報》製作了假消息，指香港成為疫埠後，將停止所有活動，並指政府呼籲市民準備糧食和食水。通過互聯網，這個假消息也是一傳十，十傳百，一度引起本港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同樣，根據世衛組織所頒布的「國際衛生條例」，「疫埠」這個詞彙只有在霍亂、瘟疫（即黑死病）和黃熱病時才會使用，並不適用於「非典」。 歷史上有兩次因為濫...

《真實的謊言》封面 數字能幫助我們理解宏觀概念，作出理性的規劃或選擇。比方說「《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很大」，這句話提供的信息量極為有限，必須借助具體數字來說明其地位。 根據世界報業協會的數據，《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在中國排名第一，但若放在全球範圍內，卻只能排到第八[1]。 這一數據反映了，雖然《參考消息》發行量確實很高，但以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來說，中國報業尚有不少發展空間。而世界發行量頭五位的報紙都在日本，也可以引發對日本報紙成功因素的思考。 由此可見，數字十分重要。然而，當數字被操縱時，用以作出理性決策的基礎便變得岌岌可危。 對民調的總體批判 《真實的謊言：揭開民調與統計的黑盒子》（Tainted Truth: The Manipulation of Fact In America）出版於1994年，曾榮獲當年《彭博商業雜誌》（BusinessWeek）的十大商業書籍。作者辛西雅．克羅森（Cynthia Crossen）1983年加入美國《華爾街日報》，是報導金融市場和社會趨勢的資深記者，對「媒體騙術」有深刻的洞察。 全書共分八章，從民意調查的方法談起（〈民意調查的遊戲規則〉），探討其與商業利益之間的糾葛（〈操縱家口袋裏的民意指標〉），接著分析具體案例，例如醫藥、食品和廣告行業（〈揭開醫藥研究黑盒子〉、〈食物的真相〉、〈廣告騙術〉），最後討論民調對公共政策和司法的影響（〈公共政策〉、〈訴訟調查挑戰法庭正義〉），並在〈向不實調查說「不！」〉一章中作出總結。全書論述層層遞進，結構緊湊。 作者認為，數字之所以變得不可信，根源在於商業元素的日益加重。她尖銳地指出：「在資訊產業中，真相只屬於出錢的人」[2]。以美國蓋洛普公司為例，每個調查問題的定價為1500美元[3]，價格極為昂貴。 這帶來了兩個問題：首先，個人幾乎無法負擔獨立驗證的費用；其次，民調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商業或政治利益的驅動。這構成了民調的基本局限。 現代傳播挑戰理性 理性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前提假設是「人是理性的動物」，有能力分辨是非、不盲從權威，從而實現民主。然而，作者在〈公共政策〉一章中提到，資訊爆炸和現代傳媒的手法削弱了理性：一、在各種資訊的「疲勞轟炸」之下，人們無法分辨資訊的真實性；二、隨著傳播學的進步，各種傳媒騙術也在不斷進步，往往修改若干詞...

根據二零零四年的香港《年報》，全年訪港的旅客有兩千一百八十一萬人次，而內地的遊客已經佔一千兩百二十四萬人次，超過五成六。雖然本港遊客數字每年上升，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結構問題。 一向以來香港都是一個「購物天堂」，以信譽、品質和多樣化的商品取勝，旅遊的焦點集中在購物，可以稱之為「購物旅遊」。但隨著內地的發展，香港有的東西內地大城市也差不多都有了，購物旅遊的模式還能玩多久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吸引力勢必衰微 根據入世時的協定，中國將由二零零六年起對更多的產品開放，無疑會進一步打擊本港的購物旅遊模式。 近來，已有不少內地網友開始抱怨香港物價比大陸貴、水貨多、不能夠提供全國聯保，更有人對香港媒體負面報道內地遊客的新聞非常反感，看過那些報導之後「免費遊香港我也不去了」。導遊為了抽取佣金而強制旅客購物，亦是長期為人垢病的問題。或者在部份高檔消費品價錢上，香港可能比內地稍微便宜一點，不過內地遊客也沒有必要特意到香港購物。 而且，對於內地的高消費社群來說，到香港購物已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因為他們可以直接去歐洲消費。 開發文化旅遊 如果購物旅遊的方式必然衰落，香港應該怎麼辦？這幾年香港在旅遊方面給筆者的感覺，是不斷模仿別人而失去自己的定位。純粹依靠銷售別人品牌的消費模式在將來必然式微，沒有自己獨特的旅遊文化，旅遊業很難繼續發展。 知道自己的優勢何在，才能吸引更多的遊客訪港。香港過去有很多大排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中西交匯的文化（絲襪奶茶、西多士和鴛鴦都是大排檔特色），但是近來特區政府清除了舊有的大排檔，以西式露天咖啡廳取代，不但沒有香港的特色文化，更有東施效顰的味道。西方遊客不會稱讚香港的露天咖啡廳模仿得很像，內地遊客也不可能為了感受西方文化而來香港。 發展有創意的文化旅遊項目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一說到韓國，人們自然聯想到泡菜；一說到日本，自然聯想到壽司。但香港呢？似乎沒有鮮明的個性。其實香港的郊野公園非常出名，西貢的高爾夫球場、南丫島的海鮮和各式消閑旅遊的資源很多，政府何不包裝推廣這些項目？ 李炘 2006年4月10日

美國著名的博客搜尋網站Technorati 美國著名的博客搜尋網站Technorati，在8月的統計顯示，全球每天有高達10萬個博客網站誕生，而瀏覽量最高的35個美國網站中，竟然有11個是博客網站，部份博客的點擊數超過了路透社、今日美國（USA Today）、和MTV等傳統大型新聞或者娛樂媒體。 雖然博客早在香港流行了幾年，香港本地卻沒有專門提供博客服務的網站，香港網友的博客大多存放在國外或者台灣的入門網頁之中。今個8月，香港新浪網推出了100MB的免費博客供給網友申請，雖然還是測試版，卻已在香港的博客界引起一陣歡呼。 互聯網的出現解決了資訊流通的問題，可當資訊匯湧成浩瀚的汪洋大海時，人們又有了更進一步的訴求︰希望經過個人分析萃取後，將資訊分類管理，及時將日常思想精華記錄、發佈，與人共享，個人化目錄式的博客應運而生。 博客是什麼？ 博客是英文Blog的音譯，這個名稱在香港和內地比較常見，在台灣則通常叫做「網絡日誌」（網誌）或者「部格」、 「部落客」， 而Blogger指寫博客的人。 Blog是Web log的簡寫，也就是「網上的航海日誌」，1997年由Jorn Barger提出，最早用以彙集一些相同觀點的文章，網友相互點評文章，形成了一個網上的虛擬社區。1999年，Peter Merholz首次使用縮略詞「blog」，成為今天常用的術語。1999年8月，第一個免費的博客公司blogger.com出現了，由於它提供了一個很方便的文章編輯系統給網友存放文章。對於一眾希望發表文章，但是沒有渠道的網友是一大福音，博客文化也就開始流行起來了。當然，如果懂得電腦語言，也可以自己編寫博客程式，在自己的空間上存放博客。 博客可以理解為一個網上的雜誌，它本身是個載體，而它的記者、編輯、排版和評論員，通常都是同一個人，因此玩博客可以說是一個自己向世界吶喊的途徑。《聖何塞水星報》的專欄作家Dan Gillmor對於博客給出了一個很形像的比喻，他認為博客代表著「新聞媒體3.0」︰從傳統媒體（old media，指報紙、雜誌）到新媒體（new media，數碼媒體），再進一步到自媒體（we media，也就是自己的媒體︰博客）。 數碼的優勢在於文字、聲音、照片或者電影都可以共冶一爐，因此也有不少網友利用博客存放自己拍攝的照片，甚至是自己錄制的音樂。例如木子美可以在博客上寫性愛日記；「芙...

民主派在回歸紀念日遊行 十二月四號的遊行，香港人又以和平的遊行獲得了各界的讚賞。這次遊行的人數綜合港大學者與警方的統計數字，有六萬多人，不能算少。表面上是民主派一次成功的政治動員，但是如果解剖這只「麻雀」的話，就可以清楚地看見民主派內部各種力量的角力。作為民主派「龍頭大哥」的民主黨在這次遊行中並未獲得太多的政治利益，民主派的權力天平漸漸轉移到新生的力量之中。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究竟這次遊行對誰有利？對誰無利呢？ 政府什麼都沒輸 曾特首上台後，特區政府已一洗過去弱勢政府的形象，民主派幾乎是不可能通過遊行去撼動特區政府。曾特首在遊行後及時表示，遊行市民的意見已經聽到，並不計較遊行人數，搶去了民主派不少的風頭，更獲得不少中間派的掌聲。因此遊行對於政府來說，無論實際上還是民意戰都沒有輸，算是小勝。 陳太借勢而上 在沒說輸家之前先說贏家，這次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A45）和陳方安生都搶佔先機，不少媒體用陳方安生「騎劫」遊行成果為標題，A45的宣佈組黨也吸引了媒體的注意。A45的一班大律師組黨，以執政黨為目標，選在遊行前夕宣佈組黨，是一個計算精準的政治公關。 陳方安生則以突然出現在遊行隊伍中的方式，再次贏得了部份市民的掌聲。和組織遊行的民陣、全力動員的民主黨、大力宣傳的《蘋果日報》，以及宣佈不惜提早退休的陳日君主教相比，陳太的表態實在是一筆穩賺不賠的生意。已經退休的陳太輸了沒有損失，最多徹底退出政壇，贏了卻有機會問鼎特首。選擇在民主派動員能力不足的時候借勢而上，這次的大贏家必屬陳太無疑。 民陣形象受損 這次遊行是人數統計差異最大的一次遊行，遊行統籌單位「民間人權陣線」自行宣佈遊行人數為二十五萬人，而警方的統計是六萬三千人，港大學者統計是六萬一千人，差距之大令人詫異。先不論誰對誰錯，被指報大數的只是民陣，火頭沒有燒到其他民主派身上。 左派媒體在遊行後就不斷炮轟民陣「報大數」，並且直接質疑民陣的誠信。這次左派引用的數據多數來自學界，具獨立性和科學性。雖然說遊行是民主派集體搞的，而被人懷疑誠信的責任卻無可避免地落在主辦機構頭上，「民陣」變成多做多錯。 民主黨失主導權 一般來說，反對派的道德立場比政府高，因為反對派沒有執政權，責難政府比較容易。不過，反對派整合意見的能力也相對比較弱。在多次遊行中，這個現象已經表露無疑。不難發現，由二零零三年的「七一」遊行開始，民主黨在民主派的...

台大附近書店很多，很多小書店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 近年香港二樓書店盛行，不過還是不及台北那樣各具鮮明風格。看書，也看書店，或者會有更多啟發？ 誠品書店（網絡圖片） 誠品書店的美麗誤會 說到台灣的書店，很多人都會想到誠品。原來全台灣有200多間誠品書店，是類似香港商務或三聯的連鎖店集團。不但如此，西門町的誠品書店更加是一間百貨公司，衣褲鞋襪統統有。 台大誠品書店樓高四層，附設咖啡廳，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看書，環境非常高雅。有時，誠品更在書店內舉辦一些有關文化的研討會。因此，誠品不但是一個書店，還逐步創造了一套閱讀的文化。 台灣出版的書籍，無論印刷和排版都十分精美，品質甚為有名。本想到誠品瘋狂購書，可是看看價錢，咋舌之後還是放下了。 朋友告訴我，其實台灣本土的大學生很少在誠品買書，他自己大多在一些小書店買書，因為誠品是台大校區內極少數沒有折扣的書店。 和很多香港學生一樣，台灣的學生也對小書店特別鍾愛。其中唐山書店和問津堂就是台灣學子經常光顧的兩家。 誠品書店台大店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8號 網址：http://www.eslitebooks.com/ 唐山書店（網絡圖片） 唐山書店的地下風格 唐山書店是一間地下書店，「地下」不僅是指開在地下室，台灣解嚴前，它還真是一間售賣禁書的地下書店。 70年代初，台灣政治還是很「嚴肅」的時期，台大人類學系畢業的陳隆昊開設了「唐山出版社」和「唐山書店」，在唐山書店的官方網站上，唐山說這是「在面臨時代大變革的動盪時期，承載著知識青年對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範疇深入探求的強烈渴望」這段沉重的介紹，可以感受到創立者的使命感。 巧合的很，雖然這些年來唐山書店搬了不少次家，但是都是在地下室。現在唐山書店落戶在台灣大學對面的羅斯福路，因為社會科學的書籍比較齊全，吸引不少學子到此流連，人氣很旺。 唐山書店給人印象殘舊，磨壞的木地板、發黃的電風扇、油漆剝落的書櫃，卻乾淨得出奇。雖然是冷門書店，唐山可以做到遠近馳名。文學、歷史、哲學是唐山書店的強項。同時，唐山也是台灣少數幾個結合出版和門市的書店之一，這裡有不少唐山自家出版的學術論文。據香港《讀書人》雜誌說，它收齊了香港牛津出版的文史哲書，在本港的書店也未必買的齊全。 現在唐山的「地下」味還很重，經常可以看見一些在主流書店不常見的書籍，這些書籍未必有市場，卻吸引了很多台灣的知識青年在那...

牛頭角順嫂的街板後面是民主派區議員的海報 五號報告書公布之後，民主派的宣傳攻勢一浪接一浪，先是78歲阿伯看不見普選，後來又玩牛頭角順嫂打多少圈麻雀來比喻普選時間表，表面上是市民意見，實際上則是幕後操盤，鼓動民意。報紙廣告被懷疑是涂謹申之作，牛頭角順嫂的街板後面也發現都是民主派區議員的海報，旁敲側擊，但是就是沒能將問題說清楚。 寧願政制原地踏步 如果這次政改方案不通過，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恢復800人選舉團制度。理論上，這應該是民主派最不滿的制度，在2003年的七一遊行中，民主派就經常批評 800人選舉團是小圈子選舉。但是現在要求回到800人選舉團的，竟然又是民主派，早前部分民主派議員在許仕仁到訪區議會時聲稱，寧願要800人選舉團也不要五號報告書，真是「神又係佢鬼又係佢」，不得不叫人懷疑民主派的立場和動機。 民主的意義在於由公民選舉出執政者，保障政府的施政會按照民意而行；普選的意義則在於保障公民有選舉政治領袖的相同權力。因此，無論是全面直選還是間接選舉，只要保障公民有相同的選舉權力就已經增加了民主/普選成分，換言之也增加了特首的認受性。 民主派可推候選人 五號政改報告書的建議之所以說是向民主邁出一大步，乃在於由過去市民無法選擇特首，到可以通過間接的方式選擇特首，如果間接選舉成分增加，政府施政也必須按照民意執行。或者這種間接選舉還沒有達到民主派的要求，但是卻只是民主成分多少的問題，而不是有或者沒有的問題。如果特區政府真的那麼不得人心，市民大可以將票投給那427個直選議員，何必變相支持「小圈子選舉」？ 現在全港區議會有529個議員，委任議員只有102人，委任區議員只佔全體區議員的19%。固然如湯家驊所說，委任議員已經足夠推舉一個候選人出來，但同時通過區議會內民主派的票數，民主派也將獲得參選特首的門票，增加在市民面前宣傳政策理念的途徑，此舉可以鍛煉民主派整合民意的能力，以便全面普選後對於具體政策的策劃能力不再受到質疑，不再僅僅是一個「永遠反對派」。 無名阿伯大玩煽情 玩政治，如果能夠情理兼備自然是最好，但是民主派現在一味玩「情」，而絲毫不顧「理」，確實是令人感到失望的。78歲阿伯和牛頭角順嫂無論多麼煽情，如果不能提出具體建議，都只會給人空叫口號之感。更加重要的是假裝市民，隱藏身份，涉及了很大的政治誠信問題，莫非這次民主派底氣不足，連自己的觀點都不敢公開宣示？ 時間表...

香港特首曾蔭權（網絡圖片） 曾特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薄的一份施政報告，但是薄並不代表沒有分量。筆者認為這篇施政報告，已經勾劃出將來特區某些施政方面的要點，可以說是回歸八年以來最務實、而且是實踐可能性最強的施政報告。 言出必行始固本 坊間對此份報告的評論不一，有論者認為這份施政報告內容四平八穩，並無新意，更有評論指該份報告欠缺長遠目光。但是值得留意的是，曾特首餘下的任期不足兩年，如果可以在任期內完成施政報告上的發展前景，可以說是特區政府一個相當好的先例，避免過去施政報告被評為「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狀況。 回顧過往各份施政報告，長遠的問題談的多，眼前的問題談的少，雖然作為一個政府，長遠的計劃是必需的，可是眼前的種種問題都不能處理，則難以說服市民跟著特區政府開創將來。在沒有實踐遠景前就失去市民信任的前車之鑑，新政府不可不防。 這些年來，施政報告因宏願常不能兌現，其權威性已經受到動搖，甚至有民主派論者將施政報告譏笑為「廉價科幻小說」，對於香港政治這麼重要的施政報告，實在沒有能力經受這種輕蔑的批評了，如果今次報告確實是如曾特首所說的「言出必行」的話，有助於杜絕各種非議，提升施政報告的權威性。 智庫治港新方向 這次施政報告中相當矚目的一點，是作為特首智囊的中央政策組功能將會強化，首先是中央政策組將會增加七人，吸納各界精英；其次是策略發展委員會會進一步擴大，成立三個專題小組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筆者認為此舉相當富有戰略意義。 前特首董建華在施政過程上阻力相當大，一向給人弱勢政府的感覺，很多政策雖然有良好意圖，但是卻不能順利施展。個人認為責任不能完全算在董先生頭上，因為再好的規劃，如果沒有機制推行，最後也會導致政策流產。因此香港需要一個強勢政府才能順利推行政策，也只有一個強勢政府才可以做到行政主導。 問題是，在立法權和司法權都不能削弱的情況下，如何才能保持行政主導？ 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若然特首有方法直接了解民意，深入地「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直接領導一個智庫組織，在政策出台前真切地了解民意走向，可以減少政策出台後受到的阻力，相信屆時立法會議員也會根據民意作出判斷，行政主導也就順利實現。 當特區政府代表的是民意方向時，如果民主派再要做「永遠的反對派」，只會喪失民意基礎，被邊緣化成為一個異見團體。 李炘 《成報》，成報開咪，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