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夏鼎基爵士（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港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令香港掀起一陣不小的風波。 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港英時代的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1979年9月，夏鼎基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了著名的演說︰《過渡中的香港經濟》，首次提到了這個詞彙，並以此總結了70年代到80年代港英政府的經濟政策。其後一次演講中夏鼎基更指出，政府在進行經濟規劃的時候，會積極的「研判利害所在」、「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再決定政府是否出手進行干預。 在當時香港的特定情況下，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英文涵義相反的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一次思想交鋒，雖然兩者的中文翻譯都是「新自由主義」。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出台，是以一種委婉的方式宣佈－－港英政府放棄從1960年代郭伯偉開始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New liberalism是對自由主義進行批判和修正的思潮，認為市場並不是絕對完美，政府有權在適當時候進行干預，也稱社會自由主義最準確﹔Neo -liberalism則是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並承繼發展那種自由放任態度的思潮（為行文方便，下面Neo-liberalism翻譯為新自由主義，而 New liberalism翻譯為社會自由主義）。 自由放任政策是什麼都不管，積極不干預則不相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理念由社會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和凱恩斯主義（Keynesian economics）發展而來，承認市場並非絕對完美，認為政府有責任對市場進行控制。強調社會責任論中「在自由的同時，也必須負責任」的觀點。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夏鼎基在《過渡中的香港經濟》中說到︰「必須承認有時候干預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經濟穩定。」又表示了不要過份相信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並列舉了一些市場的缺陷，認為政府需要干預以糾正。這些邏輯並不出自古典自由主義，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背後的意思，只有用社會自由主義加以解釋才能夠順理成章。 干預（intervention）的負面意義，僅僅是政府破壞市場「自我完善功能」的行為，並不是任何市場的管理都是「干預」（不...

北京後海酒吧街 梁詠琪2006年的主打歌《北京之夏》，有這麼一段：「若你會出現，願意花一晚陪同後海醉掉嗎？」 對喜歡「泡吧」朋友來說，北京有兩個地方不得不去，一個是工人體育館附近的三里屯，另外一個就是後海的酒吧街。後海是什剎海的一部份，整個什剎海由三個湖泊組成，分別是前海（也稱什剎海）、後海和西海，源頭來自玉泉山，和中海、南海與北海相通。 元朝的時候，什剎海是一個重要的港口，是南北大運河的起點，南方來的糧船在這裡停泊，年代久遠，附近有不少很有歷史價值的胡同。後來口岸東移，這裡逐漸變成人們消暑遊玩的場所，前國家副主席宋慶齡也曾經在這裡住過。 沿著整個前、後海一圈都是酒吧，聯綿不斷，附近的大小胡同內，更加是潮流樂隊、創作人的集中地。 現在後海比前海還要熱鬧，可惜不少香港旅遊書還沒標注後海，多數在介紹什剎海的時候輕輕帶過，更有書將兩者混為一談。也難怪，因為兩個湖確實很難分，全靠銀錠橋來做分界線。現在前後海的酒吧聯成一線，更加分不清楚。一些旅遊書還將後海評價為「歷史文化風景區」，幸好看見後海這麼熱鬧就知道——會玩的人早就發現這裡了。 什剎海風景區的總面積達54萬平方米，湖泊佔了34萬平方米，湖邊上可以容納很多酒吧，也因為這樣，後海有很多不同主題的酒吧和餐廳。價錢也相差很大，從50元一杯啤酒到20元任飲的雞尾酒都有，需要小心選擇。想優雅一點，也可以花180元包船在湖面蕩漾，加多100元，還可以請琴師小姐在船上演奏，滿足不同人士的遊玩需要。 和三里屯不同，後海多了一份隨意的感覺，不少北京人下班之後，就到後海喝上一杯或者隨便逛逛，不時看見情侶或者三五知己在酒吧閑聊，穿的很隨便，就像「落街吃D野」的樣子。因為後海胡同多的關係，不少三輪車夫在此攬生意，帶人遊覽老北京的胡同。什剎海前的荷花市場也有不少北京人跳交際舞，氣氛就是出奇的隨和。而相比之下，三里屯就顯得有點「人多擠逼」，缺乏生活氣息了。

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在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上演講（網絡圖片）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在3月21日的「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香港的角色」論壇上，提出香港邊緣化的問題。許司長說：「面對珠三角城市這些基礎建設的發展，它們又在位置上較接近貨物的源頭，我們必須正視香港被邊緣化的問題。」這個說法是很深刻的。 可惜的是，這個重要的議題，正如香港的一切重要議題，在喋喋不休一段時間後，就被人淡忘了。最近，中國銀行在香港上市，邊緣化問題被重新炒熱，認為香港不會邊緣化的聲音日趨高漲。不少人覺得，香港股市已經成為中國的「主版」，可以為中國的發展進行融資和技術上的資源，並認為香港的法制環境、規範化和國際規模短期不會被內地城市取代。 不應曲解邊緣化原意 這兩種說法其實是兩條沒有交叉的平行線，「十一五」規劃將香港定為於「金融、商貿、航運」三個「中心」。可想而知，許司長在談論邊緣化問題的時候，主要是針對物流業，而中行上市，則是金融業的範疇。 物流必須有「物」才可以「流」，內地物流的基礎建設發展起來後，確實看不到廣東的企業有任何理由輾轉到香港去出口海外。那麼，三個中心之中，至少「航運中心」的地位就值得擔憂了。而中行上市，只是一個「輸血工程」，和允許內地企業到港上市、實施CEPA、人民幣流通、開放內地居民來港旅遊等性質相同。被輸血自然沒有什麼不好，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果香港長期都處於要中央輸血的角色，根本就沒有可能成為領導潮流的「亞洲國際都會」。 軟件優勢僅能保持十年 撇開對許司長擔憂的曲解不談，否認香港存在邊緣化問題的意見，多數都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人才、政治制度和法律，這些優勢在數十年內不會被內地取代，他們將這些優勢稱之為「軟件」，並認為軟件比硬件（基礎建設）還要難學。 當然，內地要提昇金融方面的國際公信力還需要一定時間，不過十年之後呢？眾所週知，現在內地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主要面對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競爭。去年廣東的GDP達到了21701.28億元，按現行匯率折算為2648.44億美元。廣東省長黃華華更加表示，希望在「十一五」規劃結束前，將廣東省的GDP超越台灣。僅僅在2000年，廣東的GDP才剛剛超過1萬億元，六年翻了一倍，這種飛速增長，不得不說是令人羨慕的。 相信在二十年前，大家都不會相信內地的硬件可以超越香港。十年後，國內城市在軟件上也會建設起來，如果沒有很好的規劃，到時我們又怎麼...

作者方蘭生教授 自由與自律是新聞學中經久不衰的議題。自由主義新聞學（Libertarian Theory）主張，人是理性的動物，報紙是「意見自由市場」，無論資訊真偽，只要確保充分流通，公眾自能辨別真相，這奠定了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石。相對地，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則借助心理學研究指出，「人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1]，媒體的影響力客觀存在且不容忽視，若無邊界約束，可能帶來負面效應，為政府介入媒體提供了正當性依據。 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方蘭生教授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出版於1984年3月，同年10月，著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遭國民黨買兇殺害，這一事件與當時的白色恐怖氛圍相呼應，也為該書蒙上一層時代陰影，成為理解當時新聞學論述的特殊文本。 全書分為「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兩大章，共十節。其中，新聞自由部分論述較為系統，條理分明；新聞自律部分則顯得零散，多以報導式介紹為主，缺乏深度分析。部分內容重複出現，甚至完整收錄新聞評議會的組織章程，略顯冗餘。這或許反映了作者在威權體制下的某種無奈與妥協。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此書存在很多不足，無法不帶著批判眼光審視。但作為白色恐怖時期新聞學教材的範本，此書卻極有參考價值，因為作者幾乎窮盡了威權統治下對新聞管制的各種論據，成為研究當時媒體環境的珍貴史料。 一、新聞自由不容雙重標準 在「新聞自由」章節中，方蘭生對其重要性僅輕描淡寫，卻花費不少篇幅批評稍有鬆動的媒體環境。例如，他認為「政府開放辦報……反而使新聞專業精神失落」，並指出「左傾風氣蔓延，新聞自由反成為危害國家的利器」[2]。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對新聞自由的定義：「只有性善者得以享有，性惡者則不得享有。」[3]恐怕也很難被現在的讀者接受。 在論及「新聞自由概況」時，作者不僅未批判白色恐怖，反而稱讚「三民主義」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是「達成報業的積極功能……崇高的理想與完美的設計」[4]。他舉出的破壞新聞自由案例，也僅限於國民黨的政敵，如袁世凱與汪精衛，卻對執政當局的作為隻字不提。這使得他在論述「新聞自由必須有限度」[5]時，顯得論證蒼白，缺乏說服力。 方蘭生在書中寫道：「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最堅強的堡壘」[6]，與馬克思的名言「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7]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若承認新聞自由本身是一種...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名畫《誹謗》 國際上，毀損名譽的行為統稱為誹謗（defamation）。英國的《誹謗法》歷史悠久，香港法律繼承自英國，同樣將毀損名譽的行為稱為誹謗。香港法律第21章的《誹謗條例》及其相關判例，共同構成了香港的誹謗法。[1] 在香港，言論爭議通常屬於民事案件，只有在嚴重影響公眾安全的情況下才會涉及刑事責任。這意味著，法院不會主動審查傳媒機構是否誹謗他人，而是由當事人對傳媒機構提起訴訟。 《誹謗條例》對誹謗的定義是：「一個人登載有關另一個人的事物，而使後者被社會上有識之士，對其敬而遠之，或對之憎恨或厭惡或取笑；或使其生意或事業受到損害。」 因此，任何毀損他人名譽的言論都可視為誹謗。簡單來說，原告只需證明：一、言論已經發表；二、言論針對自己；三、言論損害了自己的聲譽，法院即應受理起訴。 值得注意的是，誹謗訴訟與言論的真實性無關。 幸而，普通法採用抗辯式（Adversarial System）審訊制度，即「控辯雙方各自提出對己方有利的證供和論據，由法官作為一個第三者進行裁決。」[2] 根據英美誹謗法的原則，真實性（justification，或稱有理可據）、特許權（privilege）和公正評論（fair comment）這三項全面抗辯理由，被視為在誹謗案中保護新聞自由的「三大保障」。[3] 1、真實性：由於新聞發布的主動權在於傳媒機構，香港法律規定，新聞的真實性應由被告（傳媒機構）證明，符合「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 2、特許權：指為了公眾利益或保護個人合法權益，可以發表誹謗性言論而不承擔法律責任。根據香港誹謗法，傳媒機構的特許權有三項原則：一是公正、準確；二是所報導的事項應與公益有關；三是不具有惡意（Malice）。[4] 3、公正評論：又稱「誠實評論」（honest comment），其前提是承認公眾有權自由評論社會的公共事務、公眾人物，以及一切進入公共領域的事物，如文化藝術作品、科學成果和各類消費品等。 新聞學強調平衡報導，即給予當事人回應的機會，讓公眾自行判斷是非。這不僅是法律和道德的要求，也是新聞專業的核心觀念。[5] 然而，網絡媒體的興起為誹謗法帶來新挑戰，例如匿名網絡言論與跨境傳播的法律管轄等問題，對回應機會及公眾判斷帶來挑戰。未來，香港可加強對網絡平台誹謗行為的規範，明確中介平台的責任，確保法律與時俱進...

假新聞聯署網站（網絡圖片） 最近一個關於「聯合國將於二零零八年廢除繁體字」的新聞引起了不少轟動，幾天後甚至有網友自發組織「反對聯合國廢止繁體中文」的聯署[1]，瞬即就有十萬多網友簽了名，一時間鬧的沸沸揚揚，可笑的是，這個消息本身不是真的。 網上資料引發誤解 事源中國原國家語委常務副主任陳章太，在一個會議中引用了一個叫做「二零零五年世界主要語種、分布和應用力調查報告」的網絡資料[2]，陳章太指該份文件出自聯合國，並引用該報告的資料說：「聯合國將不再同時發行簡繁兩種漢字文本，只保留簡體文本」，據後來聯合報的消息，陳教授自己表示此份報告並不在聯合國的官方網站上。但經過各大論壇和博客們的渲染，就成為了聯合國要「廢除」繁體字。 事實上，自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後，聯合國就已經開始全面使用簡體字了，根本沒有在聯合國停止使用繁體字這個問題，更何況聯合國怎麼會有權力廢除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常用文字？這些都屬於基本常識性的問題，只要簡單思索一下就可以辨別真偽，不過互聯網的威力如此之大，令不少人都將這個假議題變成了真議題。 網絡影響大於主流媒體 網絡已經成為不少年輕人獲取資訊的主要平台，根據內地學者謝新洲和王宇所做的調查，互聯網已經超越報紙和電視，成為年輕人最多接觸的平台，在一千三百多名受訪的大學生中，有四百八十多人最常使用互聯網獲得資訊。而互聯網的使用者當中，又有八成的人將論壇作為「僅有或者主要」的信息渠道[3]。也就是說，很多人現在只看論壇而不看報紙和電視。 雖然互聯網的興起對於人們獲得多元化資訊有正面幫助，但是網絡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無須任何審查就可以發佈資訊，撰稿人就是編輯和發行人。這樣一來，非專業人士自願或非自願的取代了專業的記者，雖然寫作者未必有意散佈不實消息，不過論壇上普遍存在轉載他人消息的習慣，以訛傳訛的情況下，失真是難以避免的。 媒體顛覆公眾安全的歷史 記得在「非典」疫情爆發期間，有一個「香港宣佈成為疫埠」的假消息就引起過公眾恐慌，一個少年冒充《明報》製作了假消息，指香港成為疫埠後，將停止所有活動，並指政府呼籲市民準備糧食和食水。通過互聯網，這個假消息也是一傳十，十傳百，一度引起本港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同樣，根據世衛組織所頒布的「國際衛生條例」，「疫埠」這個詞彙只有在霍亂、瘟疫（即黑死病）和黃熱病時才會使用，並不適用於「非典」。 歷史上有兩次因為濫...

《真實的謊言》封面 數字能幫助我們理解宏觀概念，作出理性的規劃或選擇。比方說「《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很大」，這句話提供的信息量極為有限，必須借助具體數字來說明其地位。 根據世界報業協會的數據，《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在中國排名第一，但若放在全球範圍內，卻只能排到第八[1]。 這一數據反映了，雖然《參考消息》發行量確實很高，但以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來說，中國報業尚有不少發展空間。而世界發行量頭五位的報紙都在日本，也可以引發對日本報紙成功因素的思考。 由此可見，數字十分重要。然而，當數字被操縱時，用以作出理性決策的基礎便變得岌岌可危。 對民調的總體批判 《真實的謊言：揭開民調與統計的黑盒子》（Tainted Truth: The Manipulation of Fact In America）出版於1994年，曾榮獲當年《彭博商業雜誌》（BusinessWeek）的十大商業書籍。作者辛西雅．克羅森（Cynthia Crossen）1983年加入美國《華爾街日報》，是報導金融市場和社會趨勢的資深記者，對「媒體騙術」有深刻的洞察。 全書共分八章，從民意調查的方法談起（〈民意調查的遊戲規則〉），探討其與商業利益之間的糾葛（〈操縱家口袋裏的民意指標〉），接著分析具體案例，例如醫藥、食品和廣告行業（〈揭開醫藥研究黑盒子〉、〈食物的真相〉、〈廣告騙術〉），最後討論民調對公共政策和司法的影響（〈公共政策〉、〈訴訟調查挑戰法庭正義〉），並在〈向不實調查說「不！」〉一章中作出總結。全書論述層層遞進，結構緊湊。 作者認為，數字之所以變得不可信，根源在於商業元素的日益加重。她尖銳地指出：「在資訊產業中，真相只屬於出錢的人」[2]。以美國蓋洛普公司為例，每個調查問題的定價為1500美元[3]，價格極為昂貴。 這帶來了兩個問題：首先，個人幾乎無法負擔獨立驗證的費用；其次，民調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商業或政治利益的驅動。這構成了民調的基本局限。 現代傳播挑戰理性 理性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前提假設是「人是理性的動物」，有能力分辨是非、不盲從權威，從而實現民主。然而，作者在〈公共政策〉一章中提到，資訊爆炸和現代傳媒的手法削弱了理性：一、在各種資訊的「疲勞轟炸」之下，人們無法分辨資訊的真實性；二、隨著傳播學的進步，各種傳媒騙術也在不斷進步，往往修改若干詞...

根據二零零四年的香港《年報》，全年訪港的旅客有兩千一百八十一萬人次，而內地的遊客已經佔一千兩百二十四萬人次，超過五成六。雖然本港遊客數字每年上升，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結構問題。 一向以來香港都是一個「購物天堂」，以信譽、品質和多樣化的商品取勝，旅遊的焦點集中在購物，可以稱之為「購物旅遊」。但隨著內地的發展，香港有的東西內地大城市也差不多都有了，購物旅遊的模式還能玩多久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吸引力勢必衰微 根據入世時的協定，中國將由二零零六年起對更多的產品開放，無疑會進一步打擊本港的購物旅遊模式。 近來，已有不少內地網友開始抱怨香港物價比大陸貴、水貨多、不能夠提供全國聯保，更有人對香港媒體負面報道內地遊客的新聞非常反感，看過那些報導之後「免費遊香港我也不去了」。導遊為了抽取佣金而強制旅客購物，亦是長期為人垢病的問題。或者在部份高檔消費品價錢上，香港可能比內地稍微便宜一點，不過內地遊客也沒有必要特意到香港購物。 而且，對於內地的高消費社群來說，到香港購物已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因為他們可以直接去歐洲消費。 開發文化旅遊 如果購物旅遊的方式必然衰落，香港應該怎麼辦？這幾年香港在旅遊方面給筆者的感覺，是不斷模仿別人而失去自己的定位。純粹依靠銷售別人品牌的消費模式在將來必然式微，沒有自己獨特的旅遊文化，旅遊業很難繼續發展。 知道自己的優勢何在，才能吸引更多的遊客訪港。香港過去有很多大排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中西交匯的文化（絲襪奶茶、西多士和鴛鴦都是大排檔特色），但是近來特區政府清除了舊有的大排檔，以西式露天咖啡廳取代，不但沒有香港的特色文化，更有東施效顰的味道。西方遊客不會稱讚香港的露天咖啡廳模仿得很像，內地遊客也不可能為了感受西方文化而來香港。 發展有創意的文化旅遊項目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一說到韓國，人們自然聯想到泡菜；一說到日本，自然聯想到壽司。但香港呢？似乎沒有鮮明的個性。其實香港的郊野公園非常出名，西貢的高爾夫球場、南丫島的海鮮和各式消閑旅遊的資源很多，政府何不包裝推廣這些項目？ 李炘 2006年4月10日

美國著名的博客搜尋網站Technorati 美國著名的博客搜尋網站Technorati，在8月的統計顯示，全球每天有高達10萬個博客網站誕生，而瀏覽量最高的35個美國網站中，竟然有11個是博客網站，部份博客的點擊數超過了路透社、今日美國（USA Today）、和MTV等傳統大型新聞或者娛樂媒體。 雖然博客早在香港流行了幾年，香港本地卻沒有專門提供博客服務的網站，香港網友的博客大多存放在國外或者台灣的入門網頁之中。今個8月，香港新浪網推出了100MB的免費博客供給網友申請，雖然還是測試版，卻已在香港的博客界引起一陣歡呼。 互聯網的出現解決了資訊流通的問題，可當資訊匯湧成浩瀚的汪洋大海時，人們又有了更進一步的訴求︰希望經過個人分析萃取後，將資訊分類管理，及時將日常思想精華記錄、發佈，與人共享，個人化目錄式的博客應運而生。 博客是什麼？ 博客是英文Blog的音譯，這個名稱在香港和內地比較常見，在台灣則通常叫做「網絡日誌」（網誌）或者「部格」、 「部落客」， 而Blogger指寫博客的人。 Blog是Web log的簡寫，也就是「網上的航海日誌」，1997年由Jorn Barger提出，最早用以彙集一些相同觀點的文章，網友相互點評文章，形成了一個網上的虛擬社區。1999年，Peter Merholz首次使用縮略詞「blog」，成為今天常用的術語。1999年8月，第一個免費的博客公司blogger.com出現了，由於它提供了一個很方便的文章編輯系統給網友存放文章。對於一眾希望發表文章，但是沒有渠道的網友是一大福音，博客文化也就開始流行起來了。當然，如果懂得電腦語言，也可以自己編寫博客程式，在自己的空間上存放博客。 博客可以理解為一個網上的雜誌，它本身是個載體，而它的記者、編輯、排版和評論員，通常都是同一個人，因此玩博客可以說是一個自己向世界吶喊的途徑。《聖何塞水星報》的專欄作家Dan Gillmor對於博客給出了一個很形像的比喻，他認為博客代表著「新聞媒體3.0」︰從傳統媒體（old media，指報紙、雜誌）到新媒體（new media，數碼媒體），再進一步到自媒體（we media，也就是自己的媒體︰博客）。 數碼的優勢在於文字、聲音、照片或者電影都可以共冶一爐，因此也有不少網友利用博客存放自己拍攝的照片，甚至是自己錄制的音樂。例如木子美可以在博客上寫性愛日記；「芙...

民主派在回歸紀念日遊行 十二月四號的遊行，香港人又以和平的遊行獲得了各界的讚賞。這次遊行的人數綜合港大學者與警方的統計數字，有六萬多人，不能算少。表面上是民主派一次成功的政治動員，但是如果解剖這只「麻雀」的話，就可以清楚地看見民主派內部各種力量的角力。作為民主派「龍頭大哥」的民主黨在這次遊行中並未獲得太多的政治利益，民主派的權力天平漸漸轉移到新生的力量之中。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究竟這次遊行對誰有利？對誰無利呢？ 政府什麼都沒輸 曾特首上台後，特區政府已一洗過去弱勢政府的形象，民主派幾乎是不可能通過遊行去撼動特區政府。曾特首在遊行後及時表示，遊行市民的意見已經聽到，並不計較遊行人數，搶去了民主派不少的風頭，更獲得不少中間派的掌聲。因此遊行對於政府來說，無論實際上還是民意戰都沒有輸，算是小勝。 陳太借勢而上 在沒說輸家之前先說贏家，這次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A45）和陳方安生都搶佔先機，不少媒體用陳方安生「騎劫」遊行成果為標題，A45的宣佈組黨也吸引了媒體的注意。A45的一班大律師組黨，以執政黨為目標，選在遊行前夕宣佈組黨，是一個計算精準的政治公關。 陳方安生則以突然出現在遊行隊伍中的方式，再次贏得了部份市民的掌聲。和組織遊行的民陣、全力動員的民主黨、大力宣傳的《蘋果日報》，以及宣佈不惜提早退休的陳日君主教相比，陳太的表態實在是一筆穩賺不賠的生意。已經退休的陳太輸了沒有損失，最多徹底退出政壇，贏了卻有機會問鼎特首。選擇在民主派動員能力不足的時候借勢而上，這次的大贏家必屬陳太無疑。 民陣形象受損 這次遊行是人數統計差異最大的一次遊行，遊行統籌單位「民間人權陣線」自行宣佈遊行人數為二十五萬人，而警方的統計是六萬三千人，港大學者統計是六萬一千人，差距之大令人詫異。先不論誰對誰錯，被指報大數的只是民陣，火頭沒有燒到其他民主派身上。 左派媒體在遊行後就不斷炮轟民陣「報大數」，並且直接質疑民陣的誠信。這次左派引用的數據多數來自學界，具獨立性和科學性。雖然說遊行是民主派集體搞的，而被人懷疑誠信的責任卻無可避免地落在主辦機構頭上，「民陣」變成多做多錯。 民主黨失主導權 一般來說，反對派的道德立場比政府高，因為反對派沒有執政權，責難政府比較容易。不過，反對派整合意見的能力也相對比較弱。在多次遊行中，這個現象已經表露無疑。不難發現，由二零零三年的「七一」遊行開始，民主黨在民主派的...

台大附近書店很多，很多小書店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 近年香港二樓書店盛行，不過還是不及台北那樣各具鮮明風格。看書，也看書店，或者會有更多啟發？ 誠品書店（網絡圖片） 誠品書店的美麗誤會 說到台灣的書店，很多人都會想到誠品。原來全台灣有200多間誠品書店，是類似香港商務或三聯的連鎖店集團。不但如此，西門町的誠品書店更加是一間百貨公司，衣褲鞋襪統統有。 台大誠品書店樓高四層，附設咖啡廳，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看書，環境非常高雅。有時，誠品更在書店內舉辦一些有關文化的研討會。因此，誠品不但是一個書店，還逐步創造了一套閱讀的文化。 台灣出版的書籍，無論印刷和排版都十分精美，品質甚為有名。本想到誠品瘋狂購書，可是看看價錢，咋舌之後還是放下了。 朋友告訴我，其實台灣本土的大學生很少在誠品買書，他自己大多在一些小書店買書，因為誠品是台大校區內極少數沒有折扣的書店。 和很多香港學生一樣，台灣的學生也對小書店特別鍾愛。其中唐山書店和問津堂就是台灣學子經常光顧的兩家。 誠品書店台大店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8號 網址：http://www.eslitebooks.com/ 唐山書店（網絡圖片） 唐山書店的地下風格 唐山書店是一間地下書店，「地下」不僅是指開在地下室，台灣解嚴前，它還真是一間售賣禁書的地下書店。 70年代初，台灣政治還是很「嚴肅」的時期，台大人類學系畢業的陳隆昊開設了「唐山出版社」和「唐山書店」，在唐山書店的官方網站上，唐山說這是「在面臨時代大變革的動盪時期，承載著知識青年對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範疇深入探求的強烈渴望」這段沉重的介紹，可以感受到創立者的使命感。 巧合的很，雖然這些年來唐山書店搬了不少次家，但是都是在地下室。現在唐山書店落戶在台灣大學對面的羅斯福路，因為社會科學的書籍比較齊全，吸引不少學子到此流連，人氣很旺。 唐山書店給人印象殘舊，磨壞的木地板、發黃的電風扇、油漆剝落的書櫃，卻乾淨得出奇。雖然是冷門書店，唐山可以做到遠近馳名。文學、歷史、哲學是唐山書店的強項。同時，唐山也是台灣少數幾個結合出版和門市的書店之一，這裡有不少唐山自家出版的學術論文。據香港《讀書人》雜誌說，它收齊了香港牛津出版的文史哲書，在本港的書店也未必買的齊全。 現在唐山的「地下」味還很重，經常可以看見一些在主流書店不常見的書籍，這些書籍未必有市場，卻吸引了很多台灣的知識青年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