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牛頭角順嫂的街板後面是民主派區議員的海報 五號報告書公布之後，民主派的宣傳攻勢一浪接一浪，先是78歲阿伯看不見普選，後來又玩牛頭角順嫂打多少圈麻雀來比喻普選時間表，表面上是市民意見，實際上則是幕後操盤，鼓動民意。報紙廣告被懷疑是涂謹申之作，牛頭角順嫂的街板後面也發現都是民主派區議員的海報，旁敲側擊，但是就是沒能將問題說清楚。 寧願政制原地踏步 如果這次政改方案不通過，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恢復800人選舉團制度。理論上，這應該是民主派最不滿的制度，在2003年的七一遊行中，民主派就經常批評 800人選舉團是小圈子選舉。但是現在要求回到800人選舉團的，竟然又是民主派，早前部分民主派議員在許仕仁到訪區議會時聲稱，寧願要800人選舉團也不要五號報告書，真是「神又係佢鬼又係佢」，不得不叫人懷疑民主派的立場和動機。 民主的意義在於由公民選舉出執政者，保障政府的施政會按照民意而行；普選的意義則在於保障公民有選舉政治領袖的相同權力。因此，無論是全面直選還是間接選舉，只要保障公民有相同的選舉權力就已經增加了民主/普選成分，換言之也增加了特首的認受性。 民主派可推候選人 五號政改報告書的建議之所以說是向民主邁出一大步，乃在於由過去市民無法選擇特首，到可以通過間接的方式選擇特首，如果間接選舉成分增加，政府施政也必須按照民意執行。或者這種間接選舉還沒有達到民主派的要求，但是卻只是民主成分多少的問題，而不是有或者沒有的問題。如果特區政府真的那麼不得人心，市民大可以將票投給那427個直選議員，何必變相支持「小圈子選舉」？ 現在全港區議會有529個議員，委任議員只有102人，委任區議員只佔全體區議員的19%。固然如湯家驊所說，委任議員已經足夠推舉一個候選人出來，但同時通過區議會內民主派的票數，民主派也將獲得參選特首的門票，增加在市民面前宣傳政策理念的途徑，此舉可以鍛煉民主派整合民意的能力，以便全面普選後對於具體政策的策劃能力不再受到質疑，不再僅僅是一個「永遠反對派」。 無名阿伯大玩煽情 玩政治，如果能夠情理兼備自然是最好，但是民主派現在一味玩「情」，而絲毫不顧「理」，確實是令人感到失望的。78歲阿伯和牛頭角順嫂無論多麼煽情，如果不能提出具體建議，都只會給人空叫口號之感。更加重要的是假裝市民，隱藏身份，涉及了很大的政治誠信問題，莫非這次民主派底氣不足，連自己的觀點都不敢公開宣示？ 時間表...

香港特首曾蔭權（網絡圖片） 曾特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薄的一份施政報告，但是薄並不代表沒有分量。筆者認為這篇施政報告，已經勾劃出將來特區某些施政方面的要點，可以說是回歸八年以來最務實、而且是實踐可能性最強的施政報告。 言出必行始固本 坊間對此份報告的評論不一，有論者認為這份施政報告內容四平八穩，並無新意，更有評論指該份報告欠缺長遠目光。但是值得留意的是，曾特首餘下的任期不足兩年，如果可以在任期內完成施政報告上的發展前景，可以說是特區政府一個相當好的先例，避免過去施政報告被評為「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狀況。 回顧過往各份施政報告，長遠的問題談的多，眼前的問題談的少，雖然作為一個政府，長遠的計劃是必需的，可是眼前的種種問題都不能處理，則難以說服市民跟著特區政府開創將來。在沒有實踐遠景前就失去市民信任的前車之鑑，新政府不可不防。 這些年來，施政報告因宏願常不能兌現，其權威性已經受到動搖，甚至有民主派論者將施政報告譏笑為「廉價科幻小說」，對於香港政治這麼重要的施政報告，實在沒有能力經受這種輕蔑的批評了，如果今次報告確實是如曾特首所說的「言出必行」的話，有助於杜絕各種非議，提升施政報告的權威性。 智庫治港新方向 這次施政報告中相當矚目的一點，是作為特首智囊的中央政策組功能將會強化，首先是中央政策組將會增加七人，吸納各界精英；其次是策略發展委員會會進一步擴大，成立三個專題小組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筆者認為此舉相當富有戰略意義。 前特首董建華在施政過程上阻力相當大，一向給人弱勢政府的感覺，很多政策雖然有良好意圖，但是卻不能順利施展。個人認為責任不能完全算在董先生頭上，因為再好的規劃，如果沒有機制推行，最後也會導致政策流產。因此香港需要一個強勢政府才能順利推行政策，也只有一個強勢政府才可以做到行政主導。 問題是，在立法權和司法權都不能削弱的情況下，如何才能保持行政主導？ 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若然特首有方法直接了解民意，深入地「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直接領導一個智庫組織，在政策出台前真切地了解民意走向，可以減少政策出台後受到的阻力，相信屆時立法會議員也會根據民意作出判斷，行政主導也就順利實現。 當特區政府代表的是民意方向時，如果民主派再要做「永遠的反對派」，只會喪失民意基礎，被邊緣化成為一個異見團體。 李炘 《成報》，成報開咪，2005...

網絡遊戲《巨商》宣傳海報（網絡圖片） 孔子說過，治大國如烹小鮮。那麼治理一個社會會否如同玩online game？ 相信很多人都玩過online game（網上遊戲），大部分的online game都以打怪物練功為主，練功就是增加自己的等級，當人物的角色等級高的話，其它諸如攻擊力、防御力、生命值、法力值等等的數值都會提升，增加等級本身就是游戲的目的。 一般來說，online game主要的職業是分戰士和法師，戰士的生命力頑強，依靠近距離的肉搏戰；而法師有補血的魔法，智力高（魔法數值），但生命力低，不能給怪物靠近自己。雖然平時角色都是獨立練功，但如果想打一些高等級的怪物，一個人打不來，需要組織隊伍一起打。戰士在前面做肉盾，不讓怪物傷害法師；法師則負責補血，提供源源不絕的生命力（血）給戰士，兩者相輔相成。沒有法師，戰士的生命值不足以打敗怪物；沒有戰士的保護，法師也會給怪物「秒殺」（一秒鐘內被殺）。筆者自己的經驗就是，以五人戰隊為例──最好有兩個角色負責補血，另外三個角色負責打怪。 看到這裡，大家會想這種空想的小兒科，這和我們的社會有什麼關系？ 兩者其實還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我們將第三產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視為法師，第二產業視為戰士，故事就會清楚的多。 第三產業分流通和服務兩部分，流通包括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業等等；服務包括金融、保險、房地產、咨詢資訊服務和各類技術服務等業。[1]也是香港現在的發展方向。香港特區政府的報告顯示：「工商業支援服務已發展成為香港經濟的主體。貿易服務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從一九八零年的兩成左右，急升至去年接近四成，佔香港外來收入總額的七成以上。」[2]而報告著重的地方也是集中在積極促進金融、工商業支援服務、物流和旅遊等行業的發展和壯大上。這種論述是符合現在香港狀況的，因為根據2003年12月的政府統計數字，製造業僱用168 300 名工人，只佔私人機構總就業人數的7.6%。[3] 戰士好比是工廠，負責在前線打怪（也就是生產）；金融服務業就好比是補血法師，負責幫助企業的進行融資，提供源源不絕的生命力給戰士。如果一個地方的經濟是以服務性行業為主的話，效果就好像一隊人全部都是法師。 我的想法很簡單：怪總要有人打才會死，法師補來補去，如果沒有戰士打怪，無論法師補血能力多麼高強，最後還是被「秒殺」。 整個第三產業只能作為生產業的補充，...

香港特首曾蔭權（網絡圖片） 曾蔭權在其施政綱領中的一句「強政勵治」，令行政主導又成為了熱門話題。有論者認為行政主導由於不符合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學說，因此疑慮特區政府將不再符合民主原則，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 首先，三權分立不是民主的唯一形態。三權分立的學說由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提出，他認為只有在三權分立，互相監督的情況下，才能防止政府權力過大，避免獨裁者的產生。但是縱觀西方政治體制，發現可以真正做到三權分立的國家並不常見。 西方的民主政制主要分兩種，分別是美國式的總統制和英國式的議會制。客觀的說，兩者都不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系。 立法權在操作層面上的體現就是議會，議會主導國家以英國為最典型的例子，英國的政府是由議會內多數派系組織內閣。擁有立法、決定徵稅、批准預算、監督政府和決定王位繼承等項權力。這些權力主要由下院行使。上院的職權主要有擱置否決權。1688年「光榮革命」後，確立了「議會至上」和「議會主權」原則，國王權力（或者說政府權力）轉到議會，議會遂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因此，英國可以說是一個「權力合一」的國家，下議院多數黨派兼具行政權力，但也沒有人可以批評他是不民主的制度。 行政權的具體體現就是政府主導一個國家的國策，美國是較為重視三權分立的國家，但是在實際操作上，三權也未必見得十分獨立。雖然在憲法上，美國的國會是美國最高立法機關，有對外宣戰權、修改憲法權等，但由美國最近的兩次對外戰爭來看，議題都是由政府提出，參議院的工作僅僅是「諮詢和同意」而已。因此，如果我們對比香港政府在「高官問責制」和廢除市政局的過程上，實在找不到和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有重大不同的地方。 再者，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行政主導是在三權分立的形態下才得以實現，如果三權不分，行政主導也就無從談起。行政主導的實際內涵就是在政府決策的過程中，由政府主動提出議案，並爭取立法會通過而已。 香港的行政主導方式乃是行政長官任命各政策局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負責研究、推銷和制定政策。如果我們承認英國和美國都是民主國家的話，就可以說明，只要民主機制運行暢順，行政主導或者立法主導都不影響政府的民主性。 民主的原則在於保障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力，通過直接或者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政府。現在香港有公平、公正、公...

美萊村大屠殺（網絡圖片） 深度報導，顧名思義就是有深度的報導，意義在於提供事實，展現背景和意義。西方新聞學者給出的定義就是「以今日的事態核對昨日的背景，從而說出明日的意義。」這種新聞報導的手法可以是述評性新聞、分析性特稿、調查報告、預測性報導等等。 發稿的形式比較靈活，有長達數年的跟蹤報導，如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1972年發生），也有單篇的報導，如越南戰爭中美軍屠殺越南美萊村（My Lai，1968年發生）村民的新聞〈在美萊村，我們瘋了！〉。 深度報導（In-depth Reporting）的主觀空間這一課題，可以由三方面進行探討：一、深度報導是否存在主觀空間；二、深度報導應否有主觀空間；三、深度報導的主觀空間可以有多大。 是否存在主觀空間 深度報導需要大量的資源（如人手、時間等），不可能任何新聞都做深度報導，所以深度報導必然是針對大眾所關心的公共議題進行選題。而深度報導經常帶有是批判性質的，如美軍在越南屠殺無辜的美萊村村民的深度報導，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而不是純粹報導事件。 只有在議題被設定之後，才可能展開一系列的求證和報導，編輯或者採訪主任需要假定某一議題會引起大眾的關注，或者認為某些新聞線索未被關心但有公眾討論的價值，才可能安排人手跟進。既然在選題的時候就已經有主觀意願，很難以避免整個架構的主觀成份，如果記者希望（或試圖）通過深度報導的形式引起社會關注，並改變公共輿論的話，報導就更有導向性。 然後，我們可以由新聞的六個重要元素討論深度報導的主觀空間： 何時（when），由於深度報導也是新聞，所以必須由現在的公共議題開始，回顧過去，以推測將來，在推測的過程中不可能沒有主觀成份。如〈賴昌星90%會被遣返〉的深度報導中，記者就分析了中加兩國的外交歷史，以推測賴昌星會被遣返。 何地（where），深度報導要掌握現場情況，也要注意到發生地點延伸的地方，同時探討事件的性質，因此也是主觀的探索。如〈在死亡列車上〉的深度報導，記者跨越了很多國家，和偷渡者一起生活，發現了偷渡者背後的很多感人故事。這幾乎不可能客觀。 何人（who），了解新聞事件的當事人，也需要採訪相關的人物，對於當事人和相關人物的取捨都是以主觀為考慮的。如〈戴安娜：最後的答案〉中，記者對戴安娜和他死後的很多相關人物進行資料的收集。 何事（what），既交代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主動...

《媒體操控》封面 日本漫畫家坂口尚在《石之花》中寫道：「世上的正義多如天上的流星」。現實中，每個政府皆為其政策尋求合理性。無論是二戰時的納粹德國，還是現代的阿富汗神學士政權（塔利班），都宣稱自身行為符合正義。美國作為普世價值的推廣者，似乎也不能免俗。 筆者最初知道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台譯杭士基）源於他的反戰立場。喬姆斯基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成為反戰學生的「新聖經」。他與薩伊德（Edward Said）、桑塔格（Susan Sontag）三位並稱左翼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旗手。 《媒體操控》（Media Control）於2002年12月出版，中文版由台灣麥田出版社於2003年2月推出。此書被譽為喬姆斯基最易入門的作品[1]，全書僅117頁，通讀不需一小時，但其觀點深刻，難以三言兩語概括。 該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媒體操控——宣傳的驚人成就」（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共10章，論述宣傳並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在標榜新聞自由的美國，宣傳反而更為隱蔽且無孔不入，還實現了集體洗腦；第二部分「火星來的記者——反恐戰爭應該如何報導」（The Journalist from Mars; How the ‘War on Terror’ Should Be Reported），以虛構的第三者（火星記者）視角，剖析美國媒體的操作手法。 下品文章動之以情，中品文章曉之以理，上品文章情理兼備，此書堪稱情理兼備的上品。他從威爾遜談到老布殊，羅列大量事實，證明戰前或戰時宣傳常作為轉移國內矛盾的障眼法。喬姆斯基直言：「你得嚇老百姓，恐嚇他們，威脅他們……然後就可以對這些毫無抵抗能力的第三世界軍隊來一場漂亮的大勝仗。」[2]他對美國的批判一針見血。 Noam Chomsky （一）宣傳vs.新聞 喬姆斯基論及兩種民主，雖未明言，但可以推論：其一是具哲學色彩的理想民主，其二是基於政治現實的操縱式民主。後者認為民眾無法準確判斷公共利益，需由政府或知識份子推動時代進程[3]，這與列寧主義的精英政黨（先鋒黨）理論不謀而合。 喬姆斯基雖未使用學術術語，但「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與「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等概念頻頻出現。他所謂的「媒體操控」包含雙重含義：媒體操...

《媒介分析方法》封面 引言 《媒介分析方法》是一本入門級教材，作者為美國知名學者 Arthur Asa Berger。該書英文原版《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於 1982 年出版，是 Berger 在傳播學領域的首部專著。中文版由黃新生翻譯，1994 年由遠流出版，隸屬「傳播學名著譯叢」系列，至 1997 年已出至第 3 版。 叢書主編陳世敏教授在序言中指出，本書並非專注於方法論、媒介調查或內容分析等技術性課題的專業著作，而是一本入門讀物（陳世敏，1994，p. 7）。筆者認同此定位：雖然書中涉及方法論、媒介調查與內容分析等主題，但探討深度有限，且部分定義與主流學術共識存在偏差。因此，本書更適合作為激發讀者興趣的引導性讀物，而非技術性專著。 Berger 開創性地將媒介分析分為四種方法：「記號學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精神分析的批評方法」與「社會學分析方法」。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界定篇」介紹四種方法的基礎理論，第二部分「應用篇」則通過案例展示四種方法的實際應用。 作為知名學者的早期作品，本書既有獨到見解，亦有明顯不足。以下從學術視角出發，聚焦其理論界定與應用實踐的問題，進行批判性分析。 一、界定篇的優缺點 1.1 社會學分析方法的模糊性 在「社會學分析方法」章節中，Berger 列舉了「疏離感」（Alienation）、「脫序」（Anomie）與「階級」（Class）等概念（Berger，1994，p. 86）。這些概念源自不同社會學流派，卻被整合於同一分析方法中，不能形成邏輯連貫的框架。 現代社會學主要分為三大流派：衝突學派（Conflict Theory）、功能學派（Functionalism）與符號互動學派（Symbolic Interactionism）。各流派對社會現象的關注焦點與解釋路徑迥異，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更加是南轅北轍。例如衝突學派強調階級鬥爭，功能學派聚焦社會功能，而符號互動學派關注符號間的互動。然而，Berger沒有明確區分三大流派，也未指明其採用的具體社會學流派，更未解釋如何整合三大流派的視角形成統一的「社會學分析方法」。 社會學包含了馬克思主義（衝突學派深受馬克思影響），但馬克思主義不等於社會學（至少還有功能學派與符號互動學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