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戈爾巴喬夫與特朗普握手 2024年11月，俄羅斯反對派傳媒人 Mikhail Zygar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評論，將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為蘇聯末代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認為二者都只會誇誇其談，「削弱了支撐國家的核心機構，留下的只有混亂」。比較一下特朗普3月5日的國會演說和1986年戈爾巴喬夫的蘇共27大報告，可以發現兩種迥異體制的改革路線確實有一些有趣的「歷史對稱性」。 在官僚體系改革這個核心議題上，兩位領導人展現出驚人的一致。特朗普痛斥聯邦官僚體系不斷膨脹，「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阻礙了美國潛力的發揮」，誓言進行「大膽而深刻的改革」；而戈爾巴喬夫早在40年前就指摘官僚主義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在手段上，特朗普通過「政府效率部」將聯邦內部諸多問題暴露在公眾面前，獲得民意授權來推進機構裁員，恰似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政策」破除官僚黑箱的現代翻版。 年輕人在這兩場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也很雷同。特朗普將「政府效率部」的年輕人奉為改革先鋒，戈爾巴喬夫則要求黨政機關配合共青團，把優秀青年提拔到領導職位。兩人重用年輕人，都是希望找尋一種對既有利益集團迂回突破的路徑。 經濟振興方面，特朗普在希望「製造業回流」的同時強調「先進製造業」，與戈爾巴喬夫試圖用嶄新工藝的「機器製造業」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策略殊途同歸。 國際週期處分散化階段 甚至在和盟友的關係方面，特朗普的說法是和歐洲「平起平坐」，戈爾巴喬夫的說法則是同所有共產黨「同志式地交換意見」。實質都是放棄領導角色，要求盟友或衛星國負擔更多責任。 因為蘇聯解體的緣故，戈爾巴喬夫的個人形象十分糟糕，不少論者都指責他的改革過於急速，但對他來說，債務問題和勞動生產率不足都迫在眉睫。同樣的問題又困擾着今天的美國。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曾做過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為美國和蘇聯的「總體輪廓」是相似的，只是因為意識形態差異，導致一些說法和做法存在差別。說明了超級大國在發展過程中，總會遭遇相似的治理困境。 要進一步理解特朗普和戈爾巴喬夫的戰略，不妨借用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他將國際體系視為由全球性大國主導的週期，由於週期長達100年，普通人難以憑經驗觀察，不免會有人認為其理論過於陰謀論，科技的進步也會令週期的長度發生變化，其框架卻依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莫德爾斯基將國...

前蘇聯KGB特工貝茲梅諾夫（Yuri Bezmenov） 馬斯克領導的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後續影響持續發酵。近日，世界各地陸續傳出一些NGO和媒體關閉或裁員的消息。 內地網友對此紛紛叫好，美國國內也有不少人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馬斯克此舉無異於 自毀長城 。未來，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外宣機構，可能也會面臨裁員或關停的情況。 在美國開發署的 官方網站 上，該機構明確表示：「美國的對外援助始終具有雙重目的：既促進美國的利益，也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此外，該機構還能為「美國創造市場和貿易夥伴，並培養國外的友好關係」。 美蘇策略趨同進化 換言之，USAID是為美國獲得當地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小布殊時期的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德魯·納西奧斯（Andrew Natsios）在2月4日接受 Politico採訪 時，為美國國際開發署進行了辯護。他指出，USAID僅佔聯邦預算的1%，但其建立的善意、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影響力不可忽視，對於贏得與中國的競爭至關重要。總結起來有三個重點： 1、專業招聘：USAID招聘各個領域的專家，以項目制形式將工作分發到當地大型承包商和項目負責人手中，同時對項目進行評估和總體管控。因為項目複雜，只能長期僱傭大型承包商，比如涵蓋90個國家的疾病資料收集系統就是例證。 2、獨立運作：USAID獨立於美國的公務員系統，避免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納西奧斯強調，建立永續發展的機構至少需要15到20年的時間，而國務院的時間範圍僅為6個月到兩年，國內政治因素如果干預了USAID的運作，就會導致項目時開時停，無法持續。 3、在地化議題：納西奧斯認為，要介入當地政治，必須以當地人關心的議題作為切入點，運用當地的話語體系，逐步引導當地人向USAID關心的議題靠攏。因此，這些議題往往表面上和美國國內的政治無關。納西奧斯舉例稱，如果直接在非洲打出 LGBTQ 旗幟，非洲人會非常不滿，因此「需要找到一種不同的方式來談論這些問題」。 復旦大學 沈逸教授 認為：「如果不是像安德魯·納西奧斯這樣的人出來現身說法，一般情況下，相關材料即使是公開材料，也很少會把話講到這個地步。」 以上種種，不禁令人聯想到叛逃美國的蘇聯KGB特工貝茲梅諾夫（Yuri Bezmenov）的理論，在他1984年出版的一系列書籍中，介紹了蘇聯的意識形態作戰。他估計，...

最近一段時間，一本名為《英氣》的傳記成為暢銷書，蟬聯《亞洲周刊》書籍榜長達9周。書中談及傳記主角石中英曾在70年代和《十月評論》的過百人進行論戰。這是香港毛派和托派較為大規模的論戰，表面上討論的都是歷史問題，除了對左派理論問題很感興趣的讀者外，似乎難在當時社會引起廣泛關注，但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這次論戰很可能意外改變了香港政治勢力的格局，值得仔細研究。 當時香港不乏論戰，但這次論戰有兩個特殊之處。一、石中英文章是發表在屬於大眾刊物的《新晚報》，而不是《盤古》或者《香港工人》等理論刊物；二、石中英由1974年寫到1977年，雖然只有10篇文章，但時間跨度長達3年。以致一些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對此次論戰都會略有耳聞。 托派是指「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派）在香港的支部，領軍人物是向青，文章主要發表在他們的機關刊物《十月評論》。托派與石中英的論戰，其後更集結成小冊子《他們如何反對托派──石中英先生的反面教材》，共收錄四篇石中英文章和一篇署名「學史」的文章，以及托派寫作組的九篇反駁文章。托派之所以用「他們」來形容石中英，原因在於當時的托派們相信石中英是新華社內的一個寫作班子，並且認為石中英的文章是「較有一點點內容的」，故此視之為批判的焦點。當時他們並不知道，石中英只是20多歲的年輕人，相關知識純屬自學。文章之所以能在《新晚報》發表，也只是因為石中英曾在《新晚報》的《學生樂園》做過編輯，在周日副刊《風華》「批托」時，只是個英文書院的數學教師而已。 《英氣》作者陶傑在一訪問中認為，這段歷史並不重要，是個「偽命題」。其理由是托派人數很少，不足以影響香港的政治局勢。暗示毛派在六七暴動之後，不敢直面港英，只敢挑軟柿子捏，這種說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實是事後諸葛亮。回顧當時背景，左派剛剛經歷六七暴動，原本的工運和學運力量都大為衰減（可以想像一下今天民主黨在香港的境遇）。當時的托派乘勢崛起，托派這種既有馬克思主義浪漫情節，又沒有任何現實負面包袱的主義，有充分條件迅速吸引大量吸引香港的進步青年到他們的組織當中。在工聯會元氣大傷，加上港英政治部嚴密監視下，托派冒起本身，就是對於工聯會重的大挑戰。 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 托派指責毛派為官僚主義，「與世界金融資本，當地的殖民統治者保持密切關係」；而石中英則批評托派「日益猖獗狂搞分裂、破壞」，「出賣工人利益」。托派領袖向青在另外一篇文章寫到：「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