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引發國際社會廣泛爭議。綜觀近25年來的美國大戰略，可以發現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政策核心始終圍繞「維持美國霸權」展開，兩黨差異僅在於手段和話語體系。 如果說奧巴馬時代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客觀效果在於制約發展中國家；那麼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本質上也在固化世界格局，確保美國的主導地位。 按照 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 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於2000年左右進入「分散化階段」，其標誌包括中國快速崛起、歐盟經濟整合，以及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在此25年間，美國具備大戰略層級的政策僅有兩項：其一是歐巴馬的碳排放限制機制，其二即為川普的對等關稅。 碳排放 隱性的霸權維持工具 奧巴馬將氣候治理作為工具，主導一系列碳排放的框架，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圍繞美國設定的議程行動。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購買碳排放指標的機制，客觀上也會限制後者的工業化進程。 中國科學院丁仲禮院士2010接受柴靜訪問時直言，「 碳排放權即發展權 」，並警告如果按照美國的方案，二氧化碳排放權將成為稀缺商品。鑑於發達國家歷史累積排放量遠高於發展中國家，此機制其實極不公平。進一步推論，美國可以透過碳排放議題將世界格局固定下來，使任何國家均無法挑戰其霸權地位。 然而，隨著中國憑藉製造業優勢成為全球最大再生能源設備出口國（據 佳能全球研究所2025年3月7日報告，中國占全球太陽能與風能市場45% ），並在電動車領域取得主導權，碳排放的制約效果大幅削弱。拜登上台後試圖重拾氣候牌，但已難以遏制中國的產業升級。 特朗普政府乾脆放棄清潔能源戰略，其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公開稱淨 零排放「邪惡」 ，反映出美國策略的轉向，不能只用兩黨分歧加以解釋。 對等關稅 低成本的霸權工具 相較於奧巴馬的迂迴策略，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更為直接且成本低廉，既無需承擔多邊框架下的協調責任，亦不必補貼發展中國家。 近期案例可見，越南領導人向特朗普求和，提出雙邊零關稅，卻遭白宮貿易顧問 納瓦羅（Peter Navarro）嘲諷 ，稱此舉「毫無意義」，無法消除1230億美元貿易逆差。 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9日發布的《 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 》白皮書指出，若綜合考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企業本...

戈爾巴喬夫與特朗普 2024年11月，俄羅斯反對派傳媒人 Mikhail Zygar 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評論，將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為蘇聯末代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認為二者都只會誇誇其談，「削弱了支撐國家的核心機構，留下的只有混亂」。比較一下特朗普3月5日的國會演說和1986年戈爾巴喬夫的蘇共27大報告，可以發現兩種迥異體制的改革路線確實有一些有趣的「歷史對稱性」。 在官僚體系改革這個核心議題上，兩位領導人展現出驚人的一致。特朗普痛斥聯邦官僚體系不斷膨脹，「 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阻礙了美國潛力的發揮 」，誓言進行「大膽而深刻的改革」；而戈爾巴喬夫早在40年前就指摘官僚主義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在手段上，特朗普通過「政府效率部」將聯邦內部諸多問題暴露在公眾面前，獲得民意授權來推進機構裁員，恰似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政策」破除官僚黑箱的現代翻版。 年輕人在這兩場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也很雷同。特朗普將「政府效率部」的年輕人奉為改革先鋒，戈爾巴喬夫則要求黨政機關配合共青團，把優秀青年提拔到領導職位。兩人重用年輕人，都是希望找尋一種對既有利益集團迂回突破的路徑。 經濟振興方面，特朗普在希望「製造業回流」的同時強調「先進製造業」，與戈爾巴喬夫試圖用嶄新工藝的「機器製造業」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策略殊途同歸。 國際週期處分散化階段 甚至在和盟友的關係方面，特朗普的說法是和歐洲「平起平坐」，戈爾巴喬夫的說法則是同所有共產黨「同志式地交換意見」。實質都是放棄領導角色，要求盟友或衛星國負擔更多責任。 因為蘇聯解體的緣故，戈爾巴喬夫的個人形象十分糟糕，不少論者都指責他的改革過於急速，但對他來說，債務問題和勞動生產率不足都迫在眉睫。同樣的問題又困擾着今天的美國。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 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曾做過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為美國和蘇聯的「總體輪廓」是相似的，只是因為意識形態差異，導致一些說法和做法存在差別。說明了超級大國在發展過程中，總會遭遇相似的治理困境。 要進一步理解特朗普和戈爾巴喬夫的戰略，不妨借用 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 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他將國際體系視為由全球性大國主導的週期，由於週期長達100年，普通人難以憑經驗觀察，不免會有人認為其理論過於陰謀論，科技的進步也會令週期的長度發生變化，其框架卻依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莫德...

今年年初，DeepSeek 模型的發布在中國乃至全球 AI 界掀起熱潮。作為 LifeSync Robotics 的創始人，劉方對這一技術突破有著獨到見解。《香港輕新聞》與劉方深入探討了 DeepSeek 模型的創新之處、AI 技術的應用場景，以及在 AI 時代人類應具備的關鍵技能。 記者：感謝您抽空接受我們的採訪，能否請您談談 DeepSeek 模型的創新之處是什麼？ 劉方：很高興能跟大家分享。DeepSeek 模型的發布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突破。長期以來，西方國家的大數據模型在技術上佔據主導，但由於種種限制，這些模型無法在香港或中國大陸廣泛應用。DeepSeek 的問世改變了這一局面，它不僅代表中國在 AI 領域的重大進步，還讓普通民眾有了接觸大數據模型的機會。 DeepSeek 的核心創新在於它的訓練方法。傳統大語言模型，比如 OpenAI 的 ChatGPT，通常需要人類提供反饋，告訴模型哪些答案正確、哪些需要調整，甚至給出標準答案來引導學習。這種方式雖然有效，但耗時費力。而 DeepSeek 採用了純粹的強化學習，完全不需要人類干預。模型能自己尋找結果並自我評估，這大大縮短了訓練時間，也降低了對算力的需求。 根據官方數據，訓練 DeepSeek 的成本僅為 550 萬美元，相比 Meta 或 OpenAI 的模型，這只是它們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這意味著開發大數據模型不再是大公司或富裕國家的專利，發展中國家和中小企業也能參與進來。這種技術普及將推動社會生產力提升，讓更多人受益。 AI的應用場景 記者：除了大語言模型本身，AI 技術還有什麼值得關注的應用場景？ 劉方：AI 的應用範圍遠超想像。除了語言理解與生成，AI 還包括視覺處理，比如影像與視頻分析；聲音與語音處理；動作訊息處理，像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技術；以及數據模型分析，比如統計與預測等領域。 以大語言模型為例，它在日常生活中展現了驚人潛力。我能想到的一些例子包括： 法律賬單核對 ：律師給的賬單往往需要逐項核對是否合理，可能涉及大量郵件和通話記錄。把這些資料和賬單輸入 AI，它能快速比對每項收費是否真實，省時省力。 市場營銷文稿撰寫 ：AI 可以模仿指定風格生成宣傳文稿。只要給它參考樣本，比如公司過往文稿或競爭對手的案例，它就能迅速寫出初稿，稍微修改就能用，效率非常高。 報告撰寫 ：報告通常有固定結構，像...

2月2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會面成為全球焦點。這場會晤不僅展現了雙方的立場分歧，也因其激烈爭論而廣受矚目。雖然完整對話已公開，但大多數觀眾僅通過幾分鐘的剪輯了解事件。無論澤連斯基是否使用俄語粗話「蘇卡不列」（意為「婊子養的」）、是否對特朗普表示感謝（而不是僅僅對美國政府），或萬斯（JD Vance）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是否足夠成熟，這些細節都無關宏旨。事件的核心始終圍繞「外交手段」一詞展開，屬美烏之間的根本分歧，很難調和。 特朗普的立場：放下仇恨才能談判 特朗普明確表示，不可能一邊說普京的壞話，一邊和俄羅斯達成協議。他要求澤連斯基放下對普京的仇恨，稱：「我很難在這種仇恨下達成協議。」他進一步強調，單純展現強硬無助於解決問題：「你想讓我強硬起來嗎？我可能比你見過的任何人都強硬。我會非常強硬，但你永遠無法通過這種方式達成交易。所以事情就是這樣。」 萬斯借機批評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我們有一位總統在新聞發布會上談論普京，隨後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摧毀了烏克蘭的大部分地區。」他認為，通往和平與繁榮的道路應通過外交實現，而非持續衝突。 澤連斯基的反駁：外交無用論 澤連斯基則回應（也在為拜登辯護），他已多次嘗試與普京對話，但普京違背了協議：「我在2019年作為新總統與他簽署了協議，我與他、馬克龍和默克爾簽署了停火協議。」又對萬斯說：「你說的是哪種外交？你是什麼意思？」 這無疑激怒了萬斯：「是能夠結束你國家毀滅的外交。」萬斯還批評澤連斯基在美國媒體前質問美國政策是不尊重的，並指出烏克蘭人力短缺，已無力再戰。 根本分歧：外交還是繼續給錢 對美國而言，選擇顯而易見：要麼通過「外交手段」談判，要麼繼續提供資金支持烏克蘭作戰，這是二選一的問題。澤連斯基堅稱外交無用，暗示美國只能選擇持續資助。他的強硬表態在全球觀眾面前將話「聊死」，幾乎不留迴旋餘地。 隨後，澤連斯基低聲說了一句「蘇卡不列」，並威脅特朗普：「你們有一片美麗的海洋，雖然現在感覺不到，但將來你會感覺到。」事已至此，特朗普只能被迫出來維護萬斯，指責澤連斯基「在拿第三次世界大戰做賭注」，又指烏克蘭沒有談判籌碼。 澤連斯基的核心訴求是獲得其渴望已久的安全保障，他多次表達加入北約的意願，主要目的也是取得安全保障。礦產協議第十條「美國政府支持烏克蘭為獲得建立持久和平所需的安全保障所做的努力」顯然不足以滿足澤連斯基的要求。 ...

前蘇聯KGB特工貝茲梅諾夫（Yuri Bezmenov） 馬斯克領導的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後續影響持續發酵。近日，世界各地陸續傳出一些NGO和媒體關閉或裁員的消息。 內地網友對此紛紛叫好，美國國內也有不少人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和馬斯克此舉無異於 自毀長城 。未來，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外宣機構，可能也會面臨裁員或關停的情況。 在美國開發署的 官方網站 上，該機構明確表示：「美國的對外援助始終具有雙重目的：既促進美國的利益，也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此外，該機構還能為「美國創造市場和貿易夥伴，並培養國外的友好關係」。 美蘇策略趨同進化 換言之，USAID是為美國獲得當地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小布殊時期的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德魯·納西奧斯（Andrew Natsios）在2月4日接受 Politico採訪 時，為美國國際開發署進行了辯護。他指出，USAID僅佔聯邦預算的1%，但其建立的善意、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影響力不可忽視，對於贏得與中國的競爭至關重要。總結起來有三個重點： 1、專業招聘：USAID招聘各個領域的專家，以項目制形式將工作分發到當地大型承包商和項目負責人手中，同時對項目進行評估和總體管控。因為項目複雜，只能長期僱傭大型承包商，比如涵蓋90個國家的疾病資料收集系統就是例證。 2、獨立運作：USAID獨立於美國的公務員系統，避免受到政黨輪替的影響。納西奧斯強調，建立永續發展的機構至少需要15到20年的時間，而國務院的時間範圍僅為6個月到兩年，國內政治因素如果干預了USAID的運作，就會導致項目時開時停，無法持續。 3、在地化議題：納西奧斯認為，要介入當地政治，必須以當地人關心的議題作為切入點，運用當地的話語體系，逐步引導當地人向USAID關心的議題靠攏。因此，這些議題往往表面上和美國國內的政治無關。納西奧斯舉例稱，如果直接在非洲打出 LGBTQ 旗幟，非洲人會非常不滿，因此「需要找到一種不同的方式來談論這些問題」。 復旦大學 沈逸教授 認為：「如果不是像安德魯·納西奧斯這樣的人出來現身說法，一般情況下，相關材料即使是公開材料，也很少會把話講到這個地步。」 以上種種，不禁令人聯想到叛逃美國的蘇聯KGB特工貝茲梅諾夫（Yuri Bezmenov）的理論，在他1984年出版的一系列書籍中，介紹了蘇聯的意識形態作戰。他估計，...

最近一段時間，一本名為《英氣》的傳記成為暢銷書，蟬聯《亞洲周刊》書籍榜長達9周。書中談及傳記主角石中英曾在70年代和《十月評論》的過百人進行論戰。這是香港毛派和托派較為大規模的論戰，表面上討論的都是歷史問題，除了對左派理論問題很感興趣的讀者外，似乎難在當時社會引起廣泛關注，但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這次論戰很可能意外改變了香港政治勢力的格局，值得仔細研究。 當時香港不乏論戰，但這次論戰有兩個特殊之處。一、石中英文章是發表在屬於大眾刊物的《新晚報》，而不是《盤古》或者《香港工人》等理論刊物；二、石中英由1974年寫到1977年，雖然只有10篇文章，但時間跨度長達3年。以致一些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對此次論戰都會略有耳聞。 托派是指「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派）在香港的支部，領軍人物是向青，文章主要發表在他們的機關刊物《十月評論》。托派與石中英的論戰，其後更集結成小冊子《他們如何反對托派──石中英先生的反面教材》，共收錄四篇石中英文章和一篇署名「學史」的文章，以及托派寫作組的九篇反駁文章。托派之所以用「他們」來形容石中英，原因在於當時的托派們相信石中英是新華社內的一個寫作班子，並且認為石中英的文章是「較有一點點內容的」，故此視之為批判的焦點。當時他們並不知道，石中英只是20多歲的年輕人，相關知識純屬自學。文章之所以能在《新晚報》發表，也只是因為石中英曾在《新晚報》的《學生樂園》做過編輯，在周日副刊《風華》「批托」時，只是個英文書院的數學教師而已。 《英氣》作者陶傑在一訪問中認為，這段歷史並不重要，是個「偽命題」。其理由是托派人數很少，不足以影響香港的政治局勢。暗示毛派在六七暴動之後，不敢直面港英，只敢挑軟柿子捏，這種說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實是事後諸葛亮。回顧當時背景，左派剛剛經歷六七暴動，原本的工運和學運力量都大為衰減（可以想像一下今天民主黨在香港的境遇）。當時的托派乘勢崛起，托派這種既有馬克思主義浪漫情節，又沒有任何現實負面包袱的主義，有充分條件迅速吸引大量吸引香港的進步青年到他們的組織當中。在工聯會元氣大傷，加上港英政治部嚴密監視下，托派冒起本身，就是對於工聯會重的大挑戰。 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 托派指責毛派為官僚主義，「與世界金融資本，當地的殖民統治者保持密切關係」；而石中英則批評托派「日益猖獗狂搞分裂、破壞」，「出賣工人利益」。托派領袖向青在另外一篇文章寫到：「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