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陳方安生贏了，不過充其量只是慘勝。以陳太的超高人氣，反對派的全力動員，加上區議會選舉失利的刺激，依然只比葉劉淑儀多38,000票，我是反對派的話，一定笑不出來。 其實，只要看看反對派的記者招待會和報紙上的評論，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立法會補選當中，陳方安生這種「皇牌」都只能是慘勝，而且正逐漸喪失中間選民的心。 區議會選舉失利之後，反對派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分析原因。民主黨說對手的鐵票太強、公民黨說反對派資源不足、民協則歸咎新移民不投他們票，明顯這三個理由都不成立。 如果親建制派的鐵票如此強而有力的話，那麼2004年的區議會選舉，親建制派根本不可能失敗。至於資源方面，反對派這次有協調機制，資源整合力度只會比 2004年的時候更加強。內部討論的結果不得而知，但是由公開的言論來看，前兩個分析都只能說明反對派不能掌握民意的方向，缺乏橫向和縱向分析的能力。 歸咎新移民不投他們票，則是政治人物最要不得的政治自殺。新移民的數量在這幾年內並沒有大幅增加的迹象，不去爭取選民的票，而去侮辱選民不理解(或者不能理解)自己的政策，這還會有人投你的票？政治人物要推行自己的主張，只能是耐心說服，哪裏有「選民負我」這一說？ 說回整體的戰略，反對派的策略很清楚，就是拉闊政治光譜，建立一個囊括任何政治議題的政治集團。社民聯吸引基層票，公民黨吸引中產票，政治分工比以前民主黨、職工盟細緻得多。強無可強，不可再強。這些政治連帶平時各自行動，但是到了關鍵時刻，還是協同作戰，綑綁推翻政改五號報告書就是最好例子。在論及區議會失利的問題時，有反對派論者認為是光譜拉得還不夠闊，卻忽略了本質的問題。 傳播學是變化最快的科目，因為民意不斷變化，而且會識破公關技巧。過去的成功要素，正好就是今天的票房毒藥。反對派的敗局不在於戰術，而在於這種當香港市民是傻子的傲慢心態。拉闊政治光譜，只會導致反對派政治面貌越來越模糊，沒有統一的政治綱領，只是東騙騙、西騙騙，根本不可能吸引選民支持。 反對派的傲慢心態不是偶然現象，而是非常普遍。一連幾日，反對派論者賴來賴去，說的都是蛇宴、荔枝團這種被譏諷為「噓寒問暖、挑水劈柴」的小惠，並責罵選民見利忘義。說白了，就是低估選民智慧，真的以為香港人都不看報紙？況且，到地區走走就知道，反對派照樣有荔枝團，有些價錢比建制派還要便宜。 不尊重選民如何贏得選舉？如果一個政...

根據2005年的統計數據，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每年約「人道毀滅」12,000隻狗和5,000隻貓。然而，近年公布的數字顯示，這一數字已攀升至每年約20,000隻流浪貓狗，相當於每天有40至50隻動物失去生命。漁護署的獸醫坦言，被遺棄的動物大多「九死一生」。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後，是無數生命的消逝。 被「人道毀滅」的動物中，不乏雪橇犬、金毛尋回犬和拉布拉多犬等名貴品種。遺棄原因難以盡數，專家推測，除了飼主對寵物失去興趣外，部分動物因不再「流行」而乏人問津，淪為街頭流浪者。更令人不安的說法指出，有些人為維持寵物市場價格，故意減少其數量。與此同時，香港每年仍進口約4,500隻寵物貓狗。一邊無情殺戮，一邊持續交易，這種矛盾令人唏噓。 單靠捕殺無法解決問題 然而，現實不容忽視：香港的都市環境無法承載大量流浪貓狗，否則將嚴重威脅公共衛生。以南丫島為例，這座僅13.55平方公里的小島居住著約700隻流浪貓。若不加以控制，其數量將呈倍數增長。一旦超過環境承載極限，貓群間可能因爭奪資源而打鬥，或因生活條件惡化而疾病叢生。這種「自然淘汰」對動物而言同樣殘酷，因此控制數量勢在必行。 不過，依靠捕殺控制流浪動物數量的方式未必有效，動物的繁殖與食物供給和生存空間息息相關：充足的營養加速性發育，縮短繁殖週期；大量捕殺後形成的「動物真空區」，反而吸引其他地區的貓狗「遷入」。結果，流浪動物數量不僅未減，甚至可能不降反升，問題根源依然未解。 更人道、更有效的替代方案 自2000年起，關注動物權益人士開始推廣以絕育取代人道毀滅。這一方法源於國際實踐。例如，美國洛杉磯在1971年有110,000隻流浪狗被殺，推行絕育後，至1986年數字減半。加拿大溫哥華的成效更顯著：1976年至1984年間，被殺狗隻數從80,000銳減至9,000，流浪狗數量得到顯著控制。 在香港，較知名的「捕捉、結紮、放回原處」（CNR）計劃包括貓隻領域護理計劃（CCCP），獲得漁護署及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支持。其中，南丫島的試驗頗具代表性。當地南丫島動物保護組織的義工每日為貓群提供食物和水，逐一捕捉進行絕育手術後放回原地。對於友善或年幼的貓隻，則盡力尋找領養家庭。絕育後的貓無法生育，數量得以穩定並逐漸下降，同時減少了爭地盤、隨地小便及發情期叫聲對居民的干擾。多年實踐證明，這一計劃成效顯著。 絕育的科學與人性化設計 接受絕育的貓隻會在手...

中大學生閱讀民主牆上的《中大學生報》（網絡圖片） 因為稿期剛過，這篇文章出街的時候，大概社會上對《中大學生報》的情色風波的討論已經很成熟了。未免給人「抽水」的感覺，不得不做一些「懶學術」的討論。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在5月16日寫了一篇名為《衝破禁忌重建道德》的聲明，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不追問封建體制就沒有資本主義，也就沒有今天的商學院；不追問教廷權威就沒有科學發展，也就沒有今天的理學院；不追問種種文化典範社會規範就沒有人文學科，也就沒有今天的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 禁忌有其道理 如果禁忌是出於愚昧，我們去挑戰他，自然有利於產生更加合理的制度。不過今天，主流社會對於亂倫、人獸交和在公眾場合做愛的禁忌是完全出於愚昧嗎？ 魔鬼總是藏在細節里面，這些貌似擲地有聲的主張，其實卻是偷換概念。以上羅列的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價值，確實由顛覆「禁忌」而來。不過，值得說明的則是，上面種種的「追問」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通過「追問」這種哲學思辨來建設更加合理的社會制度。那麼，試圖打破亂倫、人獸交和在公眾場合做愛禁忌的同學們究竟想建立什麼呢？ 現代文明之所以是現代文明，正因為經歷上面所說的種種革命，而令愚昧消失，產生了文明、理性和共識。禁忌，泛指一些在一定文化圈里面不可以做的事情，有些源自宗教，也有些純粹是習慣。不排除今天還有些禁忌依然是愚昧的，不過經過時間考驗的這些禁忌，同時有著整合社會國民根本意志（organic will）的功能，並非全無道理。如果只是抱著「為反對而反對」的心態挑戰禁忌，不思考這些禁忌打破之後的世界，難以被贊譽成為有開拓性的知識份子。 自由應有底線 筆者向來認為，「為反對而反對」的那種拿來主義是很不要得的東西，其惡不在於沒有建設性，而在於沒有評定是非對錯的標準，今天我需要反對A，就拿B的理論來用用，明天要反對B了，又拿A的文章抄抄。其結果就是，失去自己的立場，除了可以「搏出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反對什麼。 說到自由，且不論西方自由主義本來就存在穆勒（John Mill）所主張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也就是多數人覺得不可以的事情，就不可以去做）。就算是尊重個體，中大學生報的同學們，似乎也不理解人的自由以不影響別人的自由作為底線，在公眾場合做愛已經影響他人，更別說人獸交了。自由是個體和個體出於自愿形式的一種交換。擴...

2007行政長官選舉辯論會（網絡圖片） 梁家傑雖然落選行政長官，但是他獲得了789位選舉委員中的123票，相信公民黨成為香港民主派的頭號政黨已經成為事實，就算做不了特首，他們在立法會的影響力也必然增加。因此，公民黨和梁家傑的政治理念就非常值得大家注意了，因為他們的主張，很可能影響香港未來的政策變化。 這次選舉以後，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改變，辯論式的選舉模式已經建立，此門一開，相信以後的特首選舉都少不了一場辯論。對於市民來說，辯論確實有助於提高對市民的候選人政策的理解程度，這對政府來說是一種挑戰，不過對民主派來說，何嘗又不是一種挑戰？ 引入「政府干預」 這次特首選舉的論壇上，梁家傑多番被指「計錯數」，公民黨公共行政的能力備受懷疑，對於整個民主派形象的打擊都是不小的，不過關鍵還不在這裡，治港理念的問題才是更加值得關注的焦點。 一向來說，公民黨的政策是很明確的，他們要求訂立公平競爭法、最低工資（雖然沒有提最高工時）、就業保障等等。但是在第一次選舉辯論上，梁家傑在辯論的時候又認為，不需要通過政府來維繫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並指尋找商機是商家自己的事情雲雲，這和曾蔭權的理念相反。 1974年，主張自由放任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主張政府應該干預（凱恩斯主義）的繆達爾（Gunnar Myrdal）一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標誌著西方世界兩種經濟學思潮理論成形。資本主義世界治理地方的理念，基本上離不開這兩種學派。 一般來說，主張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的人，認為政府不應該用行政的手段刺激經濟，亞當．斯密在他著名的《國富論》中，就主張過「絕對不需要國家為經濟制定計劃」，這是因為政府不會比商人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麼。也就是梁家傑主張的「尋找商機是商家自己的事情」的理論根源。 這樣問題就來了，因為訂立最低工資是政府直接干預勞動市場的行為，任何主張自由放任的支持者，都不會同意限制勞動市場薪酬自由調節的政策。新自由主義的大師米爾頓．佛利民，就罵過那些要求政府訂立最低工資的人背離自由主義理想。他說「在打著福利和平等的旗號下，20世紀的自由主義竟然開始支持國家的干預和專制作風」。 那麼梁家傑的觀點屬於凱恩斯主義嗎﹖遺憾的很，也不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社會福利主義）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前面說的繆達爾的觀點接近這派，他們認為政府可以通過增加需求...

候選人「落區」爭取市民支持自然不過，但是候選人也有義務說明要別人支持你甚麼，這是最起碼的政治道德。很簡單，是支持你做特首呢﹖還是支持你搞局﹖意義完全不同，特別是特首選舉這種大事。因為你的動機，是直接影響我是否支持你的重要考慮。 梁家傑在《亞洲週刊》上說，民主派準備搞一次遊行，目的是「給想投票而無法投票」的街坊表達心情。那麼，一切的謎都已經解開。參選是假，遊行是真，所謂的支持梁家傑，就是在梁生落選後，鼓動支持他的市民參與遊行。整個選舉拉票的過程是一個幌子，目的就是複製2003年的遊行。 如今經濟好轉，民主派遊行的參加人數已經一年不如一年，站在民主派的角度來說，確實有必要找出新的增長點，但通過參與選舉來進行遊行動員，是一個非常令人反感的舉措，不但政治誠信有問題，也為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作出極端錯誤的示範。 到現在還有不少民主派的支持者希望梁生能夠當選特首，利用他們對於梁失敗後的失望心情來動員遊行，難度比沒有議題的動員來的容易，不過這可是純粹的權術主義，根本就不是民主派所宣稱的信任人民，而是當人民是任意擺布的棋子，既不民主也不道德。現在梁的民意支持度並不很高，多個民意調查都顯示其支持程度不超過20個百分點，那麼還打著市民支持的旗幟就很成問題。 不難想像，梁家傑會在失敗後，在將自己的落選歸咎於「小圈子」選舉，但因他事實上得不到廣大市民支持，參與遊行的，相信只是民主派的「鐵票」，難以尋求新的增長點，這樣也就會自己局限自己。而當一般市民無法理解民主派舉措的時候，整個香港的民主派就會陷入「自我感覺良好」的小圈子裡面。 《am730》，2007年3月2日

手上有一份公民黨創黨時的宣傳小冊子，其中說︰「我們支持《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與中央政府保持良好溝通。中央政府及公民黨的政策理念同樣是為香港好，我們深信彼此有很大的溝通空間。」又指公民黨要有建設性和「非為反對而反對」的思維處理問題，說得讓人熱淚盈眶。 本以為香港終於有一個務實的民主派出現，這個民主派不會像民主黨那樣意氣用事，也不會像親台人士那般專關心一些市民大眾不關心的意識形態。公民黨這番話揭示了過去民主派不溝通、沒建設性和為反對而反對的毛病，而這些公民黨都不會再犯，應該才是公民黨的價值所在。 但眼看梁家傑的第七份政綱《我們所要的民主政府》，和公民黨在特首選舉這段時間殺氣騰騰的表現，心由「灰」到「傷」。梁家傑聲稱要「挑戰得到中央祝福的候選人」，要求修改《基本法》以取消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等言論，有多少能夠回應立黨之初的理念？原來，公民黨依然是那種對抗思維，怎樣能叫人不失望？ 民主黨失敗的地方，就是長期抱着「民主抗共」的意識形態，實踐已經說明此路不通。即便是2003年的「七一遊行」有50萬人參加，民主黨的黨員人數也沒有大幅增加，充分說明： 就算對於特區政府存在不滿，普遍市民也不支持對抗思維。 有前車可鑑，公民黨又何苦朝着這個方向繼續前進？何況沒有民主黨這樣龐大的地區網絡，公民黨搞對抗，也不可能比民主黨更加出色。更加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他們創黨時已經知道問題所在，還要朝着這個方向走，不得不叫人懷疑他們已經改變初衷。 梁家傑先生，香港有一個民主黨已經夠了，不需要多一個公民黨來玩對抗，民主黨做不到的，應該由公民黨來承擔，你們沒有必要重複扮演民主黨的角色，請再想想吧。 《都市日報》，2007年2月22日

在香港的政治活動當中，有兩個概念是經常混淆的，就是普選和直選。 普選（Universal suffrage，普及選舉權）的含義，是指一個社會上的成年公民都擁有選舉的權力，不因為他/她的性別、社會狀況或者信仰而喪失了這種權力。普選權僅僅是選舉的權力，而並不涉及選舉的方式。基本法所提到的，就是這個普選。 而直選（Direct election，直接選舉）才是一種選舉的方式，指政府機關的首長由民眾直接通過選舉產生。直選的相對概念是間選（Indirect election，間接選舉），間選指先選出一些代表，再由代表選出政府首長。 因此，普選和直選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一個指權力，而另外一個指選舉的方式。一人一票的概念，就是出自普選而不是直選。事實上，既可以有普選而沒直選，也可以有直選而沒普選。 美國就是有普選而沒直選的典型例子，美國以選舉人票的方式間接選出總統，民主黨的戈爾（Albert Arnold Gore Jr.）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當中取得的總票數比共和黨的小布殊（George Walker Bush）多，但是因為選舉人票不夠而落選。中國人大的逐級選舉制度，也是有普選而沒直選的例子。因為普選只是選舉權，和選舉的制度沒有關係，因此選舉人票和人大逐級選舉的制度，和普選的原則並無抵觸。 有直選而沒普選看起來不可能，但是在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女性曾經普遍的沒有選舉權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國在19世紀中期（1885年）已經通過憲章運動，提倡無論男性的種族、階級都有參政選舉的權利，但女性的選舉權力，則要等到20世紀初（1928年）才有。順便一提，18歲以下市民的普選權力，到現在都是被限制的。 說回香港，確實是沒有普選的，因為香港的行政長官不是由公民普及的選舉產生。但是整天要求普選的民主派，卻事實上否定了普選。政府在2005年提出的五號報告書，其實就是增加了普選的成份。如果區議員可以進入選委會，那麼就可以成為一種變相的間選和變相的普選，先有了這個基礎，再循序漸進減少委任議席，比一步到位的普選容易的多。 《星島日報》，時事Blog評，2007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