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炘博客

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在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上演講（網絡圖片）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在3月21日的「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香港的角色」論壇上，提出香港邊緣化的問題。許司長說：「面對珠三角城市這些基礎建設的發展，它們又在位置上較接近貨物的源頭，我們必須正視香港被邊緣化的問題。」這個說法是很深刻的。 可惜的是，這個重要的議題，正如香港的一切重要議題，在喋喋不休一段時間後，就被人淡忘了。最近，中國銀行在香港上市，邊緣化問題被重新炒熱，認為香港不會邊緣化的聲音日趨高漲。不少人覺得，香港股市已經成為中國的「主版」，可以為中國的發展進行融資和技術上的資源，並認為香港的法制環境、規範化和國際規模短期不會被內地城市取代。 不應曲解邊緣化原意 這兩種說法其實是兩條沒有交叉的平行線，「十一五」規劃將香港定為於「金融、商貿、航運」三個「中心」。可想而知，許司長在談論邊緣化問題的時候，主要是針對物流業，而中行上市，則是金融業的範疇。 物流必須有「物」才可以「流」，內地物流的基礎建設發展起來後，確實看不到廣東的企業有任何理由輾轉到香港去出口海外。那麼，三個中心之中，至少「航運中心」的地位就值得擔憂了。而中行上市，只是一個「輸血工程」，和允許內地企業到港上市、實施CEPA、人民幣流通、開放內地居民來港旅遊等性質相同。被輸血自然沒有什麼不好，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果香港長期都處於要中央輸血的角色，根本就沒有可能成為領導潮流的「亞洲國際都會」。 軟件優勢僅能保持十年 撇開對許司長擔憂的曲解不談，否認香港存在邊緣化問題的意見，多數都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人才、政治制度和法律，這些優勢在數十年內不會被內地取代，他們將這些優勢稱之為「軟件」，並認為軟件比硬件（基礎建設）還要難學。 當然，內地要提昇金融方面的國際公信力還需要一定時間，不過十年之後呢？眾所週知，現在內地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主要面對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競爭。去年廣東的GDP達到了21701.28億元，按現行匯率折算為2648.44億美元。廣東省長黃華華更加表示，希望在「十一五」規劃結束前，將廣東省的GDP超越台灣。僅僅在2000年，廣東的GDP才剛剛超過1萬億元，六年翻了一倍，這種飛速增長，不得不說是令人羨慕的。 相信在二十年前，大家都不會相信內地的硬件可以超越香港。十年後，國內城市在軟件上也會建設起來，如果沒有很好的規劃，到時我們又怎麼...

作者方蘭生教授 自由與自律是新聞學中經久不衰的議題。自由主義新聞學（Libertarian Theory）主張，人是理性的動物，報紙是「意見自由市場」，無論資訊真偽，只要確保充分流通，公眾自能辨別真相，這奠定了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石。相對地，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則借助心理學研究指出，「人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1]，媒體的影響力客觀存在且不容忽視，若無邊界約束，可能帶來負面效應，為政府介入媒體提供了正當性依據。 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方蘭生教授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出版於1984年3月，同年10月，著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遭國民黨買兇殺害，這一事件與當時的白色恐怖氛圍相呼應，也為該書蒙上一層時代陰影，成為理解當時新聞學論述的特殊文本。 全書分為「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兩大章，共十節。其中，新聞自由部分論述較為系統，條理分明；新聞自律部分則顯得零散，多以報導式介紹為主，缺乏深度分析。部分內容重複出現，甚至完整收錄新聞評議會的組織章程，略顯冗餘。這或許反映了作者在威權體制下的某種無奈與妥協。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此書存在很多不足，無法不帶著批判眼光審視。但作為白色恐怖時期新聞學教材的範本，此書卻極有參考價值，因為作者幾乎窮盡了威權統治下對新聞管制的各種論據，成為研究當時媒體環境的珍貴史料。 一、新聞自由不容雙重標準 在「新聞自由」章節中，方蘭生對其重要性僅輕描淡寫，卻花費不少篇幅批評稍有鬆動的媒體環境。例如，他認為「政府開放辦報……反而使新聞專業精神失落」，並指出「左傾風氣蔓延，新聞自由反成為危害國家的利器」[2]。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對新聞自由的定義：「只有性善者得以享有，性惡者則不得享有。」[3]恐怕也很難被現在的讀者接受。 在論及「新聞自由概況」時，作者不僅未批判白色恐怖，反而稱讚「三民主義」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是「達成報業的積極功能……崇高的理想與完美的設計」[4]。他舉出的破壞新聞自由案例，也僅限於國民黨的政敵，如袁世凱與汪精衛，卻對執政當局的作為隻字不提。這使得他在論述「新聞自由必須有限度」[5]時，顯得論證蒼白，缺乏說服力。 方蘭生在書中寫道：「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最堅強的堡壘」[6]，與馬克思的名言「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7]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若承認新聞自由本身是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