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托邦的牧羊人

2011年，中國人在看什麼書？

2012-02-11T16:15:00.001+08:00

朱鎔基講話實錄

2011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各種紀念活動多不勝數，相關書籍自然引起不少讀者關注，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的《帝制的終結》和另一研究員馬勇的《1911 年中國大革命》均受到一定好評；台灣歷史學家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也於今年在內地出版。

建黨研究頗受歡迎

與建黨九十周年相關的書籍，獲得很好的銷售成績，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二卷去年發行一百八十八萬套，此書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編寫歷時十六年，是官方版本最權威的黨史著作；《歷史的軌迹：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是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的新書，發行三十萬冊，以半官方的角度，解釋共產黨的革命和建設為何能於過去九十年取得成功。

要知道書籍的暢銷程度，北京圖書訂貨會是很好的參考，這個每年1 月在北京舉辦的訂貨會，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書籍交易平台，期間發布的「年度暢銷書榜」，則是最權威的暢銷榜。

在虛構圖書（小說）方面，郭敬明成為大贏家，在五大暢銷小說當中佔去三席，其餘兩本分別是韓寒的小說和馬奎斯名作《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在非虛構圖書類別當中，前四位均由9 月份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至四卷佔據，其他銷量不俗的書籍包括去年初出版的《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和去年10 月出版的《史蒂夫．喬布斯傳》。

《朱鎔基講話實錄》收錄了朱鎔基1991年至2003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總理期間三百多篇重要講話、談話、文章、信件和批語，共分四冊，論及金融改革、社會保障體制、住房、通脹等問題。跟別的領導人不同，這本書沒有用上《文選》之類的書名。書中透露朱鎔基卸任前，曾經提醒下屆政府要員注意房地產過熱，以及發展私人汽車工業可能帶來的交通堵塞問題。

暢銷書作者宋鴻兵的《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把視角從前兩本書的歐洲和美國拉回亞洲，以金融的角度解釋亞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宋鴻兵從鴉片戰爭談起，到民國時期的金融改革，再談到新中國在貨幣和金融方面遇到的危機和挑戰，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宏觀的視角。不過，中國新聞社的報道說：「他的書提供了一個大的背景和脈絡，一般人看看也未必有害，只要在見解上保持警惕即可」。

暢銷不一定完全代表影響力，媒體機構做的「好書排名」是不錯的參考，跟往年一樣，很多媒體都會在年末時候評選好書，北京《光明日報》的「光明書榜」、《新京報》的「年度圖書（總榜）」和深圳報業集團的「十大好書評選」均有一定影響力。鳳凰衛視的網站《鳳凰網》、門戶網站網易讀書的「公民閱讀」和新浪網的「好書榜」，也在知識分子心目中佔有一定地位。

各種好書媒體推介

其中劉易斯（Anthony Lewis）的《批評官員的尺度》（Make No Law: The Su 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成為大贏家，同時獲得《新京報》、鳳凰網、網易和新浪推薦。這本書講述1960 年美國發生的一宗誹謗案件，警察局長沙利文控告《紐約時報》的廣告帶有誹謗性質，並要求巨額賠償；在兩審失利後，《紐約時報》面對更多官員相續提出誹謗索償，幾乎破產。

最後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公共事務的討論不受抑制為定案，維護了媒體批評官員的自由。作者劉易斯兩度獲得普立茲獎，他以大量史料，系統地回顧這個關於新聞自由里程碑式的案件。

《羊城晚報》評論文章認為，這本書雖然寫的是半世紀前的案件，但「呼應着中國目前的現實」，因此能夠獲得中國讀者關注。

另外一本較為受到關注的是《資中筠自選集》，作者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該書共有五卷，大部分寫於作者正式退休之後，是一本散文隨筆的結集。在銷售榜人氣高企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也獲得不少媒體推薦。

兩大書籍官員熱捧

去年深圳《晶報》做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調查——深圳的局長級幹部都在讀什麼書。從11 月下旬開始，《晶報》用了二十天時間，回收八十份有效問卷，覆蓋了市級的部、委、辦和區委區政府的局級（正、副局級）幹部，還包括市人大、政協、紀委等機構，大部分問卷均標注實名。

在購書的清單中發現，《朱鎔基講話實錄》、《史蒂夫．喬布斯傳》屬兩大熱門；《批判官員的尺度》、《苦難輝煌》、《民主的細節》、《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與政治》、《新加坡為什麼能》、《經濟大棋局，我們怎麼辦》也受到局級幹部的青睞。

該報訪問了市委新經濟和新社會組織工作委員會副書記王蔭琦，他的工作是對非公經濟（私營企業）進行管理和引導，他選擇了一些社科、經濟類書籍：「你讀這些書，就可以了解社會在關注什麼——這些書，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全球的某個熱點問題。」

李炘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幹事
※香港《信報》，中國圍睹，2012年2月11日

何志平：應相信中美兩國的智慧

2012-01-20T02:49:00.000+08:00

何志平認為，中美兩國在能源安全問題上並非「零和遊戲」。

隨着中國崛起，中美兩國可能發生的衝突逐漸成為關注焦點，美國智庫機構蘭德公司去年11月出版了題為《與中國衝突的前景、後果和威懾戰略》的研究報告，引起不少中國學者的擔憂。這次研討會主辦方，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的秘書長何志平在閉幕演講中，以文化角度闡述了中國文化的和諧相處之道，也呼籲中美兩國需要共同面對將來的機遇和挑戰。

何志平由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說起，指20世紀最後的十年和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充滿挑戰，伊拉克戰爭可以解釋為一種「文明衝突」，但石油因素也不容忽略。美國總統奧巴馬早前提出「重回亞洲」的戰略，部分觀察家認為此種表態是對中國崛起的一種回應，當中也包含對美國衰落的恐懼。何志平引述數據指：「中國的軍費支出95億美元僅佔GDP的1.4%，而美國的軍費卻高達6,500億美元，佔GDP的4.6%……中國依然有很長的時間才能擁有和美國相同的軍事實力。」同時，他強調，即使中國軍事實力能夠和美國抗衡，中華文化也沒有窮兵黷武的傳統。

何志平進一步解釋說：「中華文明曾經有超過兩個時代，擁有足夠的資金和條件來進行殖民統治，但是中國並沒有做出這樣的嘗試」。他引用羅馬執政官凱撒的名言：「我來、我見、我征服」，指如果是鄭和，可能會換成「我來、我見，我交個朋友，我回家」。全場響起掌聲。

在談及能源需求時，何志平表示，如果全世界60億人都以美國的標準生活，那麼可能需要4個地球的資源才能滿足，改變生活方式無可避免。因此，評價一個政府是否成功，應該取決於哪國政府「能夠以最低的能源需求，來維持最多人的需要」。

在談及中美兩國關係時，何志平主張發揮中國的和諧精神，中美兩國不應玩「零和遊戲」，雖然在可見的將來，依然會由美國來維持世界的秩序，但「單一國家可以主宰世界命運的時代已經過去」，在世界格局逐漸多元化的情況下，各方都需要最大限度的減少衝突，謀求合作。他相信中美兩國有智慧和勇氣面對將來的挑戰，並對這次會議中，中美雙方表現出的明顯善意感到鼓舞。

文：李炘
※香港《明報》，文化人間，2012年1月20日

呼喚與回應——徐小斌的童年呼喚與創作道路

2011-10-29T17:03:00.000+08:00

徐小斌近照（受訪者提供）

■李炘（本刊編輯）
□徐小斌（著名作家、編劇）

編按：蘇童和徐小斌是中國當代文壇的重要人物，星期日（10月30日）他們將會在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兩場講座，這次講座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和亞洲協會主辦，晚上他們兩位還會出席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與香港作家聯會合辦的文學交流講座，本刊在講座之前，訪問了講者，內容談及文化復興和創作道路等諸多話題。以下是徐小斌的訪問記。

■：您這次演講的題目叫做「呼喚與回應」，請問有什麼特別含義嗎？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有句名言：「寫作是一種使命，它是對一種呼喚的回答，而這個呼喚通常是在一個人小的時候就已經聽到」。這個說法也許聽起來有點神秘，但是很真實。因為童年經驗對於一個作家、特別是純文學作家來講，非常重要。自然，並不是人人都能聽到這種呼喚。或者，只有真正的作家才能體會吧。

我是悲觀主義者

■：這個觀點很有趣，您童年的呼喚是什麼？現在又作出了怎麼的回應？

□：我的寫作一般都是有一個表層的故事和一個深層的內核，我希望讀者喜歡我的故事，但更希望他們了解我故事中深層的含義。

我的童年由「金碧輝煌」和「暗淡破碎」組成，在學校，我學習成績好，因此很受重視，幾乎得過一個人少年時代所能得到的所有的榮譽。但在家裏卻受到母親的漠視，這令我時時感到壓抑和痛苦。小時候，我常會有各種匪夷所思的想像，譬如在夜晚，我會將窗簾縫隙看見的向日葵想像為戴着草帽的人，而他總是陰險地通過窗子窺視進來。我對成人世界充滿恐懼，常有格格不入的感覺，而這又令我內心閉鎖，始終注視着內部世界，以至外部世界的記憶變得支離破碎——遇到現實中的醜惡，我經常會產生逃離的想法。

但無論如何，我選擇了寫作，我曾說過：「寫作是置身於地獄，卻夢寐以求着天國的一種行當。」寫作是我童年呼喚的回應，也是我從小的生存方式，事實上，我認為寫作不是記錄生活，而是對生命的觀照。

■：因此您的作品才會流露出一種淡淡的憂愁吧？

□：不是淡淡的憂愁，而是一種徹底的悲觀主義。對，我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我覺得只有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才能樂觀地活着，如同維納所說：「人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是要死的，但不能因為這個就不活了。」不但活，還要活得有價值。

拒絕媚權作文

■：您提到西蒙．波娃，她是著名的女性主義者，《第二性》更被譽為經典，她對您有影響嗎？

□：讀過她的《第二性》，也了解到她和薩特之間的真實情况，但如此而已。我的寫作幾乎沒有和任何作家產生互文本關係，如果說影響，那麼只有一本書對我產生過重大的影響，那就是《紅樓夢》。我九歲時第一次讀它，後來讀過無數遍，可以說這本書對我的寫作和人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請問什麼是真正的作家？

□：我想說的是，不是每個寫作的人都是真正的作家，還有寫手，寫手是沒有內心靈魂和原則的人，什麼都可以寫；但作家、特別是純文學作家，他知道什麼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他拒絕命題作文，特別是這種命題作文是媚權的、違背他的做人準則、傷害他的靈魂的，那麼即使是給他一座金山，他也會拒絕——這是真正的作家。

■：回到您的作品，有人說，您很擅長營造出一個場景，並由場景和主角的互動來帶出整個故事，您同意這種評價嗎？

□：我有時會用這種方法，可能跟我從小畫畫有關係，我在寫作的時候經常眼前會出現一些畫面，所以有讀者說我善於營造小說的氛圍，我覺得人物融入這種氛圍會感覺更真實。

■：您曾經表示中國文學缺乏想像力，這是導致您努力營造場景的原因嗎？

□：沒有必然聯繫。中國文學的想像力愈來愈匱乏，跟整個的文學環境有關。題目太大了，恕我在此無法展開。

■：談到想像力，您還說過文學是一種模糊的思維，可以再解釋一下嗎？

□：這是維納（Norbert Wiener）說的，我在思想上受他影響很深，他是控制論的鼻祖。早在上世紀初他就說過，在未來的時代，電腦幾乎可以在一切方面代替人腦，唯獨在文學藝術方面無法替代，因為電腦需要的是明確的指令，而文學藝術是模糊的思維。

這是因為，模糊的思維才是最高級的思維，因為它具有原創力。當代中國還沒有完全認識到原創力的價值，這也是導致中國的創意產業在世界上無法立足的原因之一。有兩件事一直令我無法釋懷，一是美國用中國故事花木蘭拍成電影，結果成功佔領中國市場，我們的創意產業在幹什麼？幾乎等於零！還有一個數據，中國 500間最好的出版社的年收入總和，竟然不及德國貝塔斯曼一家。是什麼導致這樣的結果呢？值得我們深思。

用生命在寫作

■：到目前為止，您最喜歡自己哪一部作品？

□：作品是自己的孩子，個個都喜歡（笑）。但是付出最多的是《羽蛇》，寫了整整三年，為它放棄了一切，幾乎付出了我所有的心力，並且影響到了我的健康。還好很多讀者喜歡這部書，我認為這是對我最大的獎賞——在美國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 Inc.）出版英文版後，有讀者在我的門戶網站留言說：「能感覺這位作家是用生命在寫作，她寫這部書沒有寫死已經很不錯了。」這個話讓我很感動，我覺得他讀懂了。

■：這是您第幾次來香港？對香港的印象怎麼樣？

□：這是第五次來香港。對香港印象真的很好，香港人守規則，樂於助人。我在1999年第一次來港，一天下着雨，我問一個年輕人，地鐵在哪裏，他不但告訴我，還打着傘把我送到地鐵口，讓我對香港市民留下良好印象。我還參加過香港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那次時間比較長，大概有一個月。過去總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在那一個月內，我發現香港學界要比大陸嚴肅得多也乾淨得多。

■：書籍、影視和互聯網都能看到您的作品，您好像還開了博客，您怎麼評價這些平台？

□：我的博客早就關了，現在新浪和騰迅不斷地催促我建微博，我一直沒有答應。我覺得自己沒有這個精力，還是書籍寫作對我是最重要的。當然，在這個讀圖時代，影視也很重要，何况我從小就是電影迷。這次完成的三十集電視劇《虎符傳奇》就是香港美亞投資，他們同時還投了一部我的電影《敦煌遺夢》，這次這部小說也由西蒙發行了全球英文版，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這次講座活動由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和亞洲協會（Asia Society）主辦，焦點放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新興亞洲國家，您對這次的活動有什麼感想嗎？

□：這正好很符合我的《敦煌遺夢》的主題，敦煌遺夢中探討了佛教，佛教是印度傳來的，而藏傳密宗與中原佛教的教義有如此大的不同，這是很有趣的事，我在美國的代理通知我，讓我就這個問題和一位印度女作家對話。中國印度是兩大古老文明的發源地，與印度的交流肯定少不了文化的交流，中國文化的復興是迫在眉睫之事，這次的活動很有意義。

※《明報》，文化人間，2011年10月28日

蘇童答問

2011-10-28T17:08:00.000+08:00

■李炘（本刊編輯）
□蘇童（著名作家）

早前，蘇童接受本刊電話訪問，茲將摘錄如下﹕

■：在您開微博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些媒體會稱您為傳統作家，您對這個稱呼怎麼看？

□：我對「作家」前面那個名詞或形容詞並不是太在意，傳統也好，先鋒也好，寫出好作品才是好作家。當一個好作家，這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

■：早前，《百年孤獨》在內地出版，文學評論家朱大可認為您的《1934年的逃亡》受了此書的影響，是這樣的嗎？

□：朱大可先生的判斷應該是準確的。我寫《1934年的逃亡》時，正是馬爾克斯風靡中國文壇，受年輕作者膜拜的時候，他的敘述方法，甚至詞語的使用，都對一大批年輕作家產生了影響，我也一樣。不過我想強調馬爾克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一陣大風吹過樹林，樹木免不了鞠躬致意，所以，向一個偉大的作家鞠躬致意不是什麼羞恥，而是必要的文明禮貌。當然，擺脫大師的陰影，是每一個作家成長過程中的另一個環節，也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到目前為止，您最喜歡自己哪一部作品？

□：短篇有很多篇，長篇最喜歡的是《河岸》。

■：有一些評論認為，您的小說特別注重描寫人物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男女關係，內在的邏輯是什麼？

□：讀者有權利以自己的方式來解讀一個作家的作品，作為我的寫作主旨，一直關注的是「人」的世界，人與人的關係，包括男女關係，是這個世界中最重要的組合脈絡，是有溫度的，有色彩的，有非常神秘複雜的肌理，其中充滿了愛，也充滿了痛，當然還有虛無和迷惘。沒有一部作品可以終結這個主題，自然也沒有誰有權宣告他昭示了「邏輯」，所有嚴肅的作家只是在試圖勾勒這「邏輯」的線條，一根兩根，線條而已。

■：在您眼中，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城市？

□：幾乎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喜歡香港。我覺得香港不需要大變化了，需要的是安寧。

■：現在文學的表達方式不僅通過書籍，也可以通過互聯網，和另一位講者徐小斌女士一樣，您也有博客。

□：我還是偏傳統，最喜歡的是別人手裏有我的書。

■：您對這次的活動有什麼感想嗎？

□：印度作家大多用英文寫作，中國作家絕大多數用中文寫作，在一起正好探討亞洲作家的創作境遇，至少反映一個側面。

李炘
※《明報》，文化人間，2011年10月28日

第九屆研究生會卸任感言

2011-06-13T19:36:00.004+08:00

在研究生會就職典禮上發表卸任演說

陳校長、李副部長、陳議員、各位老師，各位來賓：

大家好！我很高興地宣布：第九屆研究生會任期順利結束，本會即將迎來第十屆的執行委員會及顧問委員會。在此，我僅代表第九屆研究生會，向幫助過我們的研究院、學生事務處、校牧處、各位老師、校內外的各個團體及政府有關部門表示感謝。

我在研究生會服務了兩屆，第八屆是秘書長，第九屆時當選會長，研究生會伴隨了我的校園生活，令人感到非常充實。

在我的任期當中，浸會大學可謂是變動的一年，吳校長榮休、陳校長就任，加上校慶等諸多事宜，令本屆工作異常忙碌，但很多工作始終尚未完成，後續的工作，有賴孫會長和第十屆研究生會。藹雯，辛苦你們了！

記得和陳校長第一次見面，就是主持研究生會舉辦的講座。當時陳校長尚未上任，同學、校友和社會各界都十分關心陳校長的政策，研究生會當仁不讓，承擔起橋樑的工作。講座解答了同學、校友的很多問題，也被不少媒體報導，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在任期內，我們還舉辦或協辦了幾次較為大型的講座，例如在今年2月，我們和合作單位邀請了前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及著名新左派學者胡鞍鋼在我校舉辦了全天的講座；在去年6月，政改方案通過前夕，我們也邀請了著名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先生，對香港政治走勢做出了及時的分析，皆獲得同學好評。

在學術交流方面，去年11月，我代表研究生會參與了南山學術論壇，這是兩岸四地高等院校的一次學術交流活動，會議主辦方是北京及台灣的清華大學研究生會，也有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澳門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會參與。這是我會第一次參與兩岸四地的學術活動，我們和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代表了香港的高等院校，展示了風采。

而參觀考察方面，今年的台灣交流團步入第二屆，我們在4月組織的台灣交流活動，本來只有20人的名額，但是卻有超過100位同學報名。在活動期間，不少同學希望研究生會能夠舉辦更多的活動，豐富校園生活，但基於人手和財力的限制，未能如願，這不得不說是一大的遺憾。除了陸委會和國民黨以外，今年我們也首次拜訪民進黨、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和文化大學，帶給同學們十分寶貴的經驗。

此外，我們還受中聯辦青年部邀請，協助組織同學參觀解放軍軍營，增加同學們對於國情的感性認識；而每年9月的傳統活動——迎新晚會也圓滿結束，節目全由我校同學演出，大學禮拜堂座無虛席。縱觀過往，我們組織的活動，每次報名人數都超過原本預期，這是同學們對我們工作的一種肯定，一種鼓勵。當然，也不免有點遺憾。

除了學術活動和交流活動以外，在校政方面，本屆研究生會也沒有放鬆，除了內閣成員當選教務議會，通過正式渠道反映同學意見外，本屆幹事會也抓住各種機會，直接向校方發表我們的意見。

總體而言，本屆研究生會能夠完成其使命，全賴一班同甘共苦，不問回報，只管付出的幹事，感謝你們。

說到感想，自然不能不提為什麼要參加研究生會這一題目。

經常有人問我，研究生會的工作量大，擔子又重，更未必有掌聲，為什麼要參與研究生會呢？又有人說，大學生參與學生會活動還可以令CV好看點，研究生很多要上班，組織活動又何必呢？

在參與研究生會之前，我其實也難免會有這種想法。最早參加研究生會，是受到前會長余鵬飛同學的邀請，他不辭勞苦，只管付出，不問回報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動，激勵着我們一班的幹事，不斷為同學謀求福利。其實，很多事情，並沒有什麼為什麼。

我想用楊絳的小說《洗澡》來作為結束：「假如說，人是有靈性、有良知的動物，那麼，人生一世，無非是認識自己，洗煉自己，自覺自願地改造自己。」參與研究生會的工作也是一種認識自己、鍛煉自己、改造自己的過程。希望來屆幹事一同分享，一同體會。希望研究生會的精神，可以薪火相傳。

謝謝大家！

李炘
香港浸會大學研究生會第九屆執行委員會會長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在第十屆香港浸會大學研究生會就職典禮上的發言

文化不行不能成大國——白先勇談中國文化的傳承

2011-02-25T11:48:00.008+08:00

左起：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梁元生、白先勇先生、
中文大學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聖華、文化人間特邀主編潘耀明

編按：白先勇先生於本月14 日出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六十周年誌慶的訪問學人，並舉行一系列演講活動。期間接受「文化人間」的優先訪問，談及他正在撰寫的《白崇禧傳記》、對中國文化的見解和推廣崑曲藝術的趣事，本刊在上周五刊出主要談及《白崇禧傳記》的上篇，今天刊出談論中國文化和崑曲藝術的下篇。白先生以他獨特的視角，分析中西文化，認為應對傳統文化重新評估，在學校教育中加強傳統文化的教育，頗有見地。

■：潘耀明、金聖華、李炘、鍾宏志
□：白先勇

■：我有一種印象，就是您很少談及政治，但看到梁元生教授在上兩期《文化人間》（編按：該文刊於2011 年2 月11 日《明報．文化人間》）上說時常和您談論「政事」，是我的印象有錯誤嗎？

□ ：那是60、70 年代，我和梁院長（崇基學院院長）在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那個時候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今天這麼巨大的變化，當時中國正值文革，我們都對前途非常憂慮，我在看一些外國記者拍過的鏡頭，一些紅衛兵把寺廟裏面上千年的佛像一個榔錘打掉，眼睜睜看着我們幾千年的文化在眼前毀掉了，那時覺得是文化大浩劫，所以特別憂心。

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國家的前途總是憂心忡忡，今天還是，總是希望整個中國復興起來，希望中國不要走錯了路，這種情懷我想不管在海外、香港、內地和台灣都是。

■：我記得白先生在《明報月刊》上寫，應該再來一次五四運動，來恢復中國的傳統文化，現在中國在推廣國學，您之前的論斷很有遠見。

□：二十世紀，好像整個中國民族有些失魂落魄，不僅政治、軍事上的，整個民族在心靈上都有些躁動漂浮。而為什麽會這麼動盪，和傳統文化的解體很有關係。我也一直在思考，二十一世紀是對我們整個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大考驗，這個世紀還能不能復興，重振大漢天聲，還能不能恢復我們漢唐文化的輝煌，文化是最關鍵的。

■：五四運動是在中國被打敗後產生的，當時要去尋找物質方面的解藥，西方文明就是解藥。但現在的中國崛起也是依照西方的模式，那麼，國學的復興對於現在的中國有沒有意義？

□：五四運動有他正面的東西，但是他的後遺症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五四時代向西方學習有他的歷史背景，就是救亡圖存，當時中國無論軍事、政治、文化方面都是一邊倒的被西方和日本壓倒，中國知識分子第一要務就是救國，那時沒有時間、機會給你長期的考慮和計劃。我們當時是要以最短時間趕上西方，所以看看我們大學的教育史，在某方面就是追趕西方科技教育的奮鬥史，延續到今天為止還是如此。

所以對文化，例如中國傳統藝術、音樂、戲曲等，一直受到忽略、邊緣化，從前文人傳統都放棄了，這對我們整個文化認同、意識有多大的損害和影響，影響到今天我們的教育制度，我們自己把我們的傳統文化從教育系統剔除出去。

■：日本在政治體制是學西方的，但是傳統文化還是很好保存下來。

□：是，到日本的京都看看，那些木造建築，都保留的很好。日本學西方可以學得很快，還可以超過，他們的豐田汽車還把美國的車子打垮，Sony 的電視可以把西方的科技拿來更進一層、精緻化，那是因為日本自己的東西沒有丟掉，他把自己精緻的文化放在科技上面。

西方的文化成就了不得，當然要學習、了解，但是有些東西是不能複製、克隆和模仿的，去巴黎羅浮宮走一趟，就知道那個傳統是學不來的，是多少年的累積沉澱。從羅浮宮過來再到奧賽（奧賽博物館，法國巴黎的近代藝術博物館），要把奧賽一起學下來嗎？怎麼學？沒有辦法複製，只能受他的靈感啟發，徐悲鴻到法國受到啓發然後創作自己的畫，這是有可能的。

我們從小學、中學、大學一直都是畫蘋果、畫香蕉，畫維納斯頭的石膏像。中國如此了不起的中國水墨畫、山水畫，我們的老師也不會了，都是西化了（笑）。我在想如果要法國人都畫我們的山水畫，這不是很可笑嗎。我覺得在我們藝術教育上很荒謬，一代一代的教育部長都是這樣，沒有人問一下為什麽，為什麽藝術、音樂、戲劇都要全盤學西方？學不學的過來？

到意大利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去看《維納斯的誕生》，你就不敢畫維納斯了。我覺得這些東西要歸結到教育體制，百年樹人，中國就缺乏蔡元培這樣的教育部長，如果我們一向有10 個、20 個蔡元培這樣的教育部長，那麼中國的教育和文化就不一樣了，這是根本問題。

■：中國畫很大寫意的成份，沒有客觀評價這個東西好或者不好的標準，會不會因為這個原因導致中國文化無法生存？

□：我想當初不是因為這個，而是崇洋，西畫的抽象畫更加抽象，中國畫如工筆畫也是很寫實的。基本原因還是因為全盤西方。當時可能有個認知，中國要現代化、跟上歐美，以為文化也要跟他們一樣。我認為這是很錯誤的一個觀念，畫山水畫、聽崑曲不代表不會電腦，沒有科學證明我們學自己的美術就不能學科學！

我們在倫敦演出的時候，支持我們的趨勢科技這個跨國公司，趁在倫敦開會，一些來自北歐、西班牙的高層都去看《牡丹亭》的演出，100 多個搞電腦的高層，對於崑曲也是喜歡的不得了。

現在的學校都鬧窮，我們現在在北大、蘇大、台大設立崑曲課，都是自己找來錢，北大有可口可樂支持，台大有趨勢科技支持，蘇大有一位美國石化企業家支持。我們現在推廣崑曲，也是在救亡運動，救亡圖存，再不救就來不及了，眼看着崑曲就沒了，沒了就沒了。我們的元雜劇已經不會演了，這麼了不得的戲劇就沒了，多麼大的損失！京劇也非常危險，崑曲一度氣若遊絲，現在危機仍方興未艾。

■：白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崑曲這個小眾的文化推廣到大眾、年輕化，這是大突破。怎麼想到把崑劇搬上大舞台？

□：搬上大舞台是必然的，從前崑曲的演出方式是在蘇州的拙政園、忠王府的小舞台。後來崑劇沒落了，只有靠一些文人、曲友來維持，張充和有一本書《曲人鴻爪》非常好，那就是最典型的文人雅士——俞平伯、吳梅那一群人維持住中國的文人傳統。現在客觀條件改了，都是大型的歌劇院，因此崑劇表現的方式也改了，不改的話就趕不上這個時代而被淘汰。傳統、傳統，不傳就沒有傳統，不傳就沒有了？！

我想，延續的方法有兩種：要麼還是小場地，觀眾一兩百人或者幾十人，演折子戲維持原汁原味，那是博物館陳列式的延續的方法；另外一種要普及大眾，我覺得學生觀眾很要緊，沒有知識青年的參與，崑曲延續不下去。我們去北大演出了一輪十二場，北大的講堂是2,000 多人的，一輪三場就是6,600 個座位，天天滿，場場滿，2006 年，我們演了兩輪，兩輪就是六場，就是12,000 個座位。第二場是給傳媒大學的，我們故意免費給這些將來的記者看，先給他們「洗腦」，1,000 多個學生、40 幾部巴士，每天拖到北大來看得興高采烈。我最感動的是這些學生晚上11 點都不走，在那裏照相，臉上都在發光。

■：你怎麼知道大眾會接受呢？

□：我的靈感是從香港開始的，2002年香港康文署要我來演講，一排就排了四場崑曲演講。一場在港大，給港大的學生這很正常，中間兩場給香港的中學生，40幾家中學生，1,500 個人在沙田的文化中心，我想糟糕了，全都是講廣東話的，沒有字幕的演講，怎麼讓他們兩個小時不打手機、不打瞌睡、不講話？我教了29 年的大學生，從來沒有教過中學生，這是我的教學生涯最大的挑戰（笑）。我說怎麼辦去引起他們的興趣呢？只有當場請演員來示範，找幾個年輕的美女俊男來，我選的全是演戀愛的生旦戲。崑曲有個特點，戀愛的戲特別多，所謂「十部傳奇九相思」，和京戲不一樣，京戲講的大都是忠孝節義。

正好當時選中了蘇州崑劇院的小蘭花這一班，蘇州人長的好！女孩子長的水靈靈的，男孩子也很有書生氣，剛好也演了《牡丹亭》的「驚夢」和《西廂記》的「佳期」，這些東西小孩子一看興高采烈，電話不打了，也不打瞌睡了，還問我為什麽古代人戀愛這麼大膽，我說，對啊，明朝的時候比你們還大膽。這麼一來給我靈感，中學生都可以看，崑曲可以走進校園。

崑曲老師傅都慢慢的老去，我們也希望訓練年輕演員接班，給年輕人看。《青春版牡丹亭》是一部愛情神話，談戀愛談要9 個小時，很長，但戀愛總是美的，總是能吸引人的。這也是我認為崑曲可以復興的原因之一。

■：中華文化傳播、傳承下去，對教育制度具體有什麽建議？

□：對我們傳統文化重新評估的時候到了，不能延續二十世紀對傳統文化的看法，現在那麼多的出土文物和新的東西，也不必救亡圖存了，可以很客觀的評估我們的傳統文化，從小學、中學紮根，加強傳統文化的教育，如美術、音樂、戲曲等等。現在我們把毛筆丟掉了，這是很大的損失，我們的文化就是來自毛筆，羅素（Richard Russell）講過一句話，「只要中國有毛筆存在，中國文化就不會消失掉。」我們現在毛筆不在了，這不是很危險嗎？我們書畫就是這麼來的，整套美學、線條就是這麼來的。而現在小孩子上美術課，塗鴉用水彩筆、蠟筆，其實拿毛筆也是一樣呀，為什麽要畫維納斯的頭像，畫畫山水、人物、花鳥不是一樣嗎？我們自己的牡丹畫的多好！

現在我們有喘息的機會了，二十世紀內憂外患，中日戰爭、文化大革命，怎麼建設文化？不管經濟怎麼發達，軍事政治怎麼強，文化上不行就不可能變成一個大國，何況我們也應該回頭看看我們那麼輝煌的過去了，怎麼能不回頭看呢？（金：人家的垃圾就撿回來，自己的就丟出去。）就是，中國人就是不愛惜自己的文化，與法國比較，他們亡國幾次，但是他不怕，法國人對文化的優越感永遠不會動搖，國家弱不是理由。希特勒走過凱旋門的時候，他不敢去毀掉法國的文化，那麼一個魔王在法國的文化之前他有了一種尊敬，他不敢放火去燒羅浮宮，而我們自己反而一個榔錘打下去。

※《明報》，文化人間，2011年2月25日

他這一步踏出去就進入了民國史——專訪白先勇談白崇禧史蹟

2011-02-18T17:34:00.009+08:00

白先勇教授將會出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六十周年誌慶的訪問學人。

編按：白先勇教授2 月14 日訪港，出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六十周年誌慶的訪問學人，並舉行一系列演講活動。「文化人間」在白先生到香港的翌日採訪了他，歷時兩個多小時，內容廣泛，涉及他正在撰寫的《白崇禧傳記》、崑曲和對中國文化見解，談笑風生，不乏真知灼見。值茲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本期刊出的上篇，白先勇主要談及他父親在辛亥革命扮演重要的角色和他在北伐、抗戰時期的史蹟，不乏第一手資料。

■：潘耀明、金聖華、李炘、鍾宏志
□：白先勇

■：聽說您一直在寫您父親的傳記——《白崇禧傳記》，為什麼呢？有什麼特別珍貴的事情可以和讀者分享的嗎？

□：中國大陸以前對國民史沒有很好的記錄，這可以理解，但現在也開始恢復。可惜的是，現在台灣很多年輕人都對民國初年的歷史沒有興趣了。我在想，不知道過去，怎麼能對現在有個清晰的歷史定位，沒有歷史關照是很危險的，方向很容易錯誤。

父親的傳記還沒有這麼快出來，最近我在做的是我父親的畫傳，這個畫傳有幾張照片，我覺得非常珍貴，是歷史的見證。其中一張在北伐戰爭時期拍攝，北伐中我父親白崇禧將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國民革命軍副參謀長，也是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這場戰爭可以說是我父親軍事生涯第一個高峰。

他跟蔣介石從廣州一路打到江浙一帶，再一直打到當時叫北平的北京，那時候他才三十出頭。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軍隊可以從兩廣發兵打到北京的，當年太平天國差一點，只打到了天津附近。

■：北伐時期的白崇禧將軍居功厥偉，可以談談嗎？

□：最後完成北伐的是我父親，在唐山。之後張學良易幟，中國統一。我父親回來的時候，在唐山的火車站，歡迎他們的隊伍拉了一個很長的旗子，上面寫 「歡迎最後完成北伐的白總指揮」。這張照片是當時一位姓張的隨軍記者拍攝的，他拍了幾百張照片，但是現在只剩了30 張，很多都散失了。他拿了這張最後完成北伐的照片來給我父親。北伐是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統一國家的最關鍵的一次，這張照片最寶貴。

■：台兒莊大戰也是關鍵的一役，全國軍民士氣大振，白崇禧功不可沒。

□：有一張是關於台兒莊大戰的照片，1937 年，日本人在南京陷落後屠城，那個時候整個國家的氣氛低迷，日本人一路打下來簡直勢如破竹，八一三淞滬會戰國軍損失20 多萬精英，不能想像整個國家怎麼打成這個樣子，覺得中國的軍隊就要完了。日本誇口3 個月解決中國，而台兒莊一戰給了日本人迎頭痛擊，全國好像觸了電一樣振奮起來，全世界各國祝賀電報雪片飛來，那個時候首都由南京遷到武漢，武漢市民舉行大遊行，10 萬人上街頭慶賀。那張照片在台兒莊大戰的前夕拍攝，蔣介石跟我父親飛到徐州，蔣介石站在中間，李宗仁、我父親站在左右，那個時候蔣介石要我父親留下來和李宗仁一起指揮，然後蔣介石離開了。

台兒莊大戰非常慘烈，日本死了1 萬多人，日本和中國的士氣都扭轉了，當時周恩來也打電報來祝賀，說是台兒莊一役，影響全國，影響世界，可見此仗非常重要。那張照片是整個國家生死攸關的時候留下來的。

■：歷史照片是歷史時刻最好的見證，還有什麼珍貴照片？

□：前面說的都是轟轟烈烈的照片，還有一張在南寧，是1949 年。當時美國參議員諾蘭（William Knowland）和我父親的合照，我看我父親的一生，從北伐時代開始打，從南打到北；國共那一戰，從北一直退到南，和共產黨打到最後的也是我父親。南寧的那張照片是南寧失守的前兩天，諾蘭飛到南寧，要援助國民黨，那時候國軍一部分撤到海南島去了，父親就跟諾蘭講，把美援拿去援助海南島的國軍，我父親要諾蘭馬上離開，他一飛走兩天，我父親也走了，那張照片是我父親在大陸最後一張。

■：這似乎和過去的印象有點不同，您怎麼看待現在對白崇禧的評價。

□：父親和民國的關係千絲萬縷，他參加了辛亥革命，從18 歲的時候就參加學生軍敢死隊，從廣西步行到武漢，不知道走了多久。他和我說，他們不能洗澡，身上生滿了蝨子，學生敢死隊一共有一百多個人，各個年輕敢死。那個時候家裏不願意他去，因為這都是有去無回的，祖母在城門口叫我父親的哥哥，我二伯守着不讓他去，我父親就從另一個門出去，他這一步踏出去就進入了民國史，參加了辛亥革命，見了孫中山。

■：過去有不少人把白崇禧劃入軍閥稱謂，您有什麼看法？

□：大陸及台灣有人會稱我父親做「桂系軍閥」，我對「軍閥」兩個字要抗議，我覺得軍閥的定義是：地方、區域那些軍事頭目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掌握軍權，而我父親參加辛亥革命、抗日、北伐，這都是民族大業，怎能叫做軍閥呢？大陸如此我能理解，台灣也亂講、是非不明，只能怪國民黨自己，自己的歷史都寫不好。

父親參加抗日戰爭獲得很多勳章，像「青天白日勳章」，那是國民政府發給他的最高的獎章；還有美國兩個勳章，一個是陸軍總部，一個是羅斯福總統頒發的，英國政府也有、法國政府也有的，美國英國法國頒獎都是因為他抗戰有功嘉獎，我把照片統統找出來，有些照片下面本身還有注解，當年為什麼頒這個獎。現在手頭上有幾百張照片，有的沒有圖片說明，我還在寫，還要整理。

今年剛好民國100 年，這本書也打算趕在今年出版。目前已經敲定會有大陸簡體版和台灣繁體版。

■：您對父親的印象是怎麼樣的？他是一個怎麼樣的父親呢？

□：我父親他們是念過四書五經的，他的記憶非常好，他年紀非常大的時候可以隨口背古文。他很重視教育，給我們幾兄弟找老師講解古文，在大陸和到台灣以後都是這樣，當時我們煩的不得了，但是還是要背。所以他給我一個印象，他對古文很重視，我們也學了一些。我們讀中學的時候，台灣的古文老師也要我們背書的，考試的時候要默寫史記，現在我覺得那是一種很好的語文基礎訓練。（待續）

※《明報》，文化人間，2011年2月18日

劉火子詩集《紋身的牆》出版

2011-02-11T17:18:00.006+08:00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躲避日本侵華戰火的北方文人紛紛南下，掀起香港新文學的一場盛宴。香港本土文學青年劉火子，在北方文人主導的香港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與北方文人融合成一片，親身參與這場文學盛宴的製作，取得不菲的成果。

此書收錄了劉火子46 首具代表性的詩歌，以及翔實細緻的創作經歷，反映當時香港進步青年在國難當頭時的所思所想所為。並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黃康顯教授、香港教育學院陳智德及許定銘先生撰文導讀，分析劉火子詩歌顯著的個人特點，對了解香港文學史有重要參考價值。（天地圖書出版，定價港幣70 元）

※《明報》，文化人間，2011年2月11日

《紋身的墻——劉火子詩歌賞評》

2011-01-06T14:40:00.007+08:00

《紋身的墻——劉火子詩歌賞評》

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呈現出一個繽紛活潑的新氣象。躲避日本侵華戰火的北方文人紛紛南下，集聚香港，掀起香港新文學的一場盛宴。

有一位香港本土的文學青年，與北方南下文人融成一片，在北方文人主導的香港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積極組織及響應新文學活動，親身參與這場文學盛宴的製作，幷取得不菲的成果。他就是劉火子，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却完全融入時代洪流的激情滿溢的文學青年。

本書經過編者十餘年的辛勤尋覓和考證，從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四地多家圖書館查閱整理而成的劉火子文學創作資料，相當扎實和豐富細緻。通過對劉火子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幾十首詩歌作品的分析欣賞，和對他一生文學生涯活動的深入瞭解，以點帶面，可以窺見香港本地文學青年的成長的踪迹，也可以從這個點，鏈接到北方南下文人的頻繁活動的軌迹。

能够從容而又緊密結合著北方南下文人和香港本地文學青年兩個方面的人，劉火子是罕見的例子，也是香港文學青年在文學新浪潮中成長幷逐漸顯露出個性的絕佳例子。更難能可貴的是，劉火子在戰火紛飛的日子，身兼戰地記者，對親眼所見的前綫感人事迹所創作的詩歌，情緒飽滿，生動流暢，頗有個人風格。

《紋身的墻——劉火子詩歌賞評》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32開本 302頁中文繁體
出版公司：天地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29日

定價港幣70元
各大書局有售

※《豆瓣》，豆瓣讀書，2011年1月6日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908844/

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經驗：精確定義貪污

2010-12-02T17:29:00.006+08:00

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被捕，轟動一時。

廉政公署無疑是香港的標誌之一，它的廣告詞：「香港勝在有ICAC」，也可謂膾炙人口，深入人心。根據國際反貪污組織「透明國際」的評估，2010年香港的清廉指數為8.4分，排名全球13位，是全球最清廉的政府之一。

肩負著香港反貪污任務的廉政公署，只有1200個職員，相對於香港15.6萬公務員和3.2萬警察來說，這是一個很低的比例。這個機構的英文名稱ICAC(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直譯為反貪污獨立委員會，其職員差不多都以合約形式受聘，和傳統意義「鐵飯碗」的公務員也不相同。在公務員事務局的網站上面，更特別註明：法官、司法人員和廉政公署的人員，不計算在公務員的編制之內。

廉政公署成立的背景

廉政公署的成立，和三個人的名字分不開，一個是首任的廉政專員姬達(Jack Cater)，另外一個是全力支持廉政公署的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最後一個則是成就廉政公署威信的反面角色——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

先有行賄還是先有貪污，或許永遠無法說清楚。在20世紀6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了供應和需求的不平衡，不少市民為了擠進廉價公屋或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往往會使用賄賂的途徑。這是因為，當時大部分市民的文化程度不高，政府文件又一律使用英文，看不懂，不會填，給一點錢行賄換取利益，已經成為社會普遍風氣。

到了70年代，香港已經變得無官不貪。一些老警員回憶，當時警員收取黑道白道的賄賂是公開的秘密，每個警員上班時都可能在抽屜裡發現放有來歷不明的錢，當差的都心知肚明，不便過問。收了錢，自己人;不收錢，同袍反而認為你是異己，提防你，排擠你，在警隊也就呆不下去了，不少警員被迫妥協，同流合污。香港的警察在當時也被譏笑為「有牌爛仔」，即合法的黑社會，無人乾淨。

英雄的成名需要壞蛋的襯托，廉政公署的威信，也由打擊貪污巨犯而來。 1973年，當時的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被警察的反貪污部發現擁有財產437萬元，而他1952年加入警隊到1973年的正常工資僅為89萬港元，如此巨款，完全無法解釋，無疑是非法所得。

當然，作為反面人物的葛柏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曾經獲得過殖民地警察服務獎章及英女皇警察服務勳章，一度是警隊的驕傲。正當律政司要求他解釋之時，葛柏竟然利用自己是高級警官的身份順利逃離香港，返回英國躲藏。這令積聚已久的民怨頓時沸騰，大規模遊行，要求「反貪污、捉葛柏」。

在當時，香港反貪污的任務由警察的反貪部門執行，歷史悠久但成效不大。同時，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的威望還不能和廉政公署成立之後相比，市民對6年前發生的「反英抗暴」鬥爭尚記憶猶新，一點星火也有燎原的可能。這令總督麥理浩下定決心整治貪污，他採用了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的報告，建立完全獨立的「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該份報告認為，警隊貪污情況嚴重，不能由警察去反貪，必須要有獨立的機構負責。根據這份報告，廉政公署在1974年2月15日正式成立，並於1975年引渡葛柏回港判刑。

廉政公署的架構

香港廉政公署的組織架構分為三個部分：執行處、社區關係處和防止貪污處。執行處是香港廉政公署最大的部門，負責調查公營和私營機構的貪污及相關罪行。社區關係處主要職責是教育公眾認識貪污的禍害，支持肅貪倡廉的工作。

一般說起來，前兩者最為人熟悉，但技術含量最高的，莫過於防止貪污處，在人性本惡的哲學影響下，增加賄賂難度也是防止貪污的主要手段。防止貪污處人數最少，不足百人，由經驗豐富的資深專業人員組成，包括前政府人員、工程師、測量師、會計師、核數師和信息科技專業人員等，他們會審查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常規及程序，並建議機構修訂容易導致貪污的工作方法及程序，以大幅增加賄賂的難度，將貪污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例如，過去考車牌是定點定師傅，容易發生考生賄賂師傅輕易獲取合格的情況。廉政公署設計了考車牌的流程，每天師傅上班時抽籤決定當日到全港十幾個考場中的某一個擔任考官，這樣，考生即使事前認識某個考牌師傅，未必能夠如願在其手下考試，有效地減少了考牌師傅貪污的機會。

至於香港的銀行、證券、賽馬等等，更是廉政公署關注的焦點，時常留意各種工作流程，防微杜漸，防止貪污的各種可能。

廉政公署如何定義貪污？

要在一個貪污橫行的地區推廣廉政，其難度可想而知，在廉政公署成立3年後，就爆發了警察和廉政公署的衝突。截至1977年11月，被廉政公署帶走的警方人員已經多達260人。令警方人心惶惶，也造成警方對廉政公署的怨恨，在1977年的10月28日，這種怨恨集體爆發。數千警員和家屬發起遊行，到警察總部舉行聚會，其間一部分較為激進的警員更衝進廉政公署執行處搗亂，造成5人受傷。

因為當時貪污十分普遍，有些警員更是被迫貪污，其行可惡，卻也「其情可憫」。港督只好發出特赦令，穩定警隊的軍心，宣布不檢控1977年以前的貪污罪行，同時也增加警務人員的工資和福利，並優化人手和結構。這政策日後被稱為高薪養廉。

高薪養廉是個相對的概念，十萬元是高薪，百萬元也是高薪，甚至千萬元也是高薪，相對於賄賂而言，高薪的概念並非是個絕對數。據一些廉署的公開資料，基本有兩條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是如果僱員的權力和其薪金差距太大，這就存在貪污的動機;第二是當僱員的收入不能維持他的生活，也會造成貪污的風險。

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說一個公司接受別的公司的標書，由門衛負責傳遞，傳遞工作本身非常簡單，但是標書遞交的遲或早，其實很影響中標的結果，如果門衛的薪金太低，和他肩負的責任不符合，這就會造成貪污的風險。如果他的薪金不能負擔生活開支，這樣貪污的風險則會更大。

在公務員方面，如果因為公職關係收到禮物，會被視為送給政府機構而不是個人，因此應該將有關的禮物提交部門處理。而如果有利益交換則會被視為濫用職權而絕對禁止。在私營機構方面，最大的原則是需要得到上司的批准，才可以收受禮品。

防止貪污處的工作，會製作包括工程顧問、採購、製造業、旅遊、保安和學校等等私營機構的「防貪錦囊」協助各單位降低貪污的風險。也接受企業的申請，到公司主動講解防止貪污的知識。

香港廉政公署認為，貪污是罪行，與貪污金額多少無關。在香港廉政公署的歷史上，成功檢控的案例中，最低的貪污金額是10元。

過去香港的醫院有「阿嬸」擔當為病人打熱水，輔助病人如廁之類的工作。病人大多會支付「阿嬸」10元錢的勞務費。而不願支付10元的病人，就有得不到熱水之類的服務。廉政公署認為，這符合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索取利益的貪污定義，已經構成貪污的罪行。

又有一例是郵遞員，時值中國農曆新年，負責山頂豪宅區投遞的郵遞員，得到一包10元的利是封。廉政公署認為，郵遞員是公務人員，負責投遞是本職工作，拿紅包屬於利用職務之便獲得額外利益，也是造成不公平的貪污行為。

10元數額雖小，但性質是貪污就是貪污，至於量刑多少則是律政司的工作。

權力的邊界及爭議

要破解各種利益關係千絲萬縷的關係網，沒有一個相對大的權力是不可能辦到的，廉政公署在一開始就獲得麥理浩的全力支持，只向港督一人負責，而在回歸後，廉政公署也只向特首一人負責。

同時，廉政公署也可以無需手令而調查犯罪嫌疑人和他被拘捕所在的地方，並可以扣留48小時。同時，在調查過程中，如果揭發其他人有犯罪行為，也可以加以逮捕。

不過調查手法在現代社會中，也有時會遭到質疑，廉政公署也試過高調拘捕一些人，但是最後卻沒有實際的證據可以加以檢控，最為轟動的，莫過於林炳昌案。 2004年，他遭到廉政公署拘捕，但是最後上訴到終審法院，結果撤銷全部控罪。

藝人陳奕迅的父親是房屋署工程師陳裘大，在2001年被廉政公署調查，也引來不少爭議，雖然最後陳裘大確有犯罪，並成為了香港歷史上的第二大貪官。但是廉政公署在其辦公室內安裝偷聽器及攝錄機的行為，也讓部分市民覺得侵害人權。

總體來說，從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至今，30多年來，每年貪污舉報案件都在3000件左右，其中政府部門從成立初期的2000多件下降到2008年不足1000件。而私人機構的貪污舉報則從成立初期的三四百件上升為2000多件，可見，人們覺悟已經提高，對貪污行為警覺已經擴展到私人機構。

李炘
作者係星島新聞集團編輯

※《時代周報》，第107期，2010年12月2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2-02/100721570712_2.shtml

吳清輝校長榮休感言

2010-06-11T17:53:00.002+08:00

校長吳清輝教授榮休在即，千頭萬緒，感觸良多。我代表研究生會，向他多年來的付出表達感謝。

雖然吳校長即將成為浸大的「前校長」，但我們在吳校長帶領浸大的時候度過校園生活，這種緣份難以加上「前」字。浸會大學兩年的學習生涯，我都有幸參與了研究生會的工作，和校長接觸的機會比較多。雖然每次都是匆匆幾句，但校長坦率的為人和積極的作風，卻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校去年首次參加《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排名，名列亞洲排名第七十三位。校長主動為研究生解釋排名的方式，坦言排名並不理想，這種勇於面對、坦坦蕩蕩的為人，委實令人敬佩。

而今年，我校的排名已經由七十三位上升到四十五位，能夠取得這種可喜的成績，也和吳校長的努力密不可分，在最後一年的工作中，吳校長也積極為浸會大學爭取榮譽，這種負責到底的作風，更是值得學習。

相信每一個浸大人都會感謝這九年來吳校長為浸大，為我們做出的努力。

李炘
香港浸會大學研究生會會長

※《敦學崇德圖強惟新》，吳清輝校長榮休晚宴特刊，2010年6月11日

第九屆研究生會就職演說

2010-05-19T14:26:00.008+08:00

尊敬的吳清輝校長、李兆銓副校長、蔡亞從副校長、各位校方領導、李薊貽副部長、張學理處長、吳秋北博士、彭長緯先生、黃英豪先生，以及學生會、校友會、各友校研究生會、各青年團體代表、各位同學：

大家好！

記得不久前，吳校長鼓勵我們成為服務型領袖，我們將會銘記在心。施比受更有福，這是我們團隊的共同信念，也是我們今天站在這裡的唯一理由。在這裡，我想首先感謝各位研究生同學的信任，給機會我們的團隊，讓我們可以服務大家，我們將會謹守我們的誓言和競選承諾，為各位同學服務。也感謝沒有投我們票的同學，這將會成為我們不斷進步的動力。

浸會大學研究生會代表的，是我校三千多名研究生的共同利益。無論本港同學、內地同學，其他地方同學；無論全職的同學，還是兼職的同學；無論有交會費的同學，還是沒有交會費的同學，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因為我們是浸大人，我們擁有共同的身份，分享相同的榮譽。不能分割，也無分彼此。

我們的政綱已經刊印在場刊上，歡迎大家一同見證。我們將會以最大的誠意和耐心，做好這些工作。我們的承諾，有些已經兌現了。例如我們團隊的包雯婧同學，已經當選校務議會的代表，在昨天，她在教務會議上，向校方提出研究生同學面對的困難，包括宿位、實習等等問題，相信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而早前，在黃福榮追思會的活動上，我們和其他院校的研究生會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今天到場的包括了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和中文大學的會長，以及香港大
學研究生會的代表，也感謝他們。

浸會大學的研究生，有很多是兼職學生，而且我們通常在校只有一至兩年，提升同學對於學校的歸宿感，一向都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不過，正所謂，「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在歷屆研究生會會長的努力下，這個問題已經逐步改善，本屆執委會也將傳承歷屆研究生會的精神，迎接挑戰。

我們的誓言，其中一條是關心社會，我們在政綱當中，也列明了這點。我們也將傳承研究生會的傳統，和學術及工商界領袖進行交流和合作，通過多樣化的講座及職業培訓，拓展研究生的學術視野，加強學術修養，並且增強其就業競爭力。同時，也將使用會章允許的方式，鼓勵同學積極關心社會，並在社會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眾所周知，吳清輝校長榮修在即，研究生會成立十一年，吳校長為浸會大學服務九年，可以說吳校長看著研究生會成長。也在這裡，對吳校長長期以來對研究生會的關心和幫助，表達我們最深的感謝。

我想說的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李炘
香港浸會大學研究生會會長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

※在第九屆香港浸會大學研究生會就職典禮上的發言

傾偈香港（二）：旁觀香港「80後」社運

2010-02-16T15:57:00.006+08:00

敖焙理（「80後」香港人，供職傳媒）
聞弦（《讀品》特約撰稿人）

聞：請問你覺得香港「80後」作為一個群體，有何共性？

敖：我覺得共性就是「80後」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深刻的精神危機。比較起前代的香港人，80後見證的是香港由盛轉衰，再到邊緣化的一個過程。

97年以前工資年年漲，工資加不夠就可以跳槽走人。那時我們覺得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紐約倫敦東京也不稀罕。我們相信只要好好讀書，上大學，畢業工作以後就每年都可以獲得好報酬，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這不僅僅是父母教育的結果，也是我們從新聞和父母實際生活當中理解到的一套價值觀。回歸後的一大災難是樓價大跌。香港人視房子為財產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基金股票保險都不如房子重要。 97年以前，香港人還有一個迷思，覺得樓價即使下跌也會很快恢復。

我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我父母是專業人士，香港回歸以前房價連連攀升，所以一直沒有置業，回歸後董建華出手抑制樓價，香港樓價微跌，那時我父母覺得時機到了，傾盡家產買房，買房之後便遇上亞洲金融風暴，三個月後房價便蝕了100萬，直到現在，房價才在賬面上回到當初買房時的水平，這還不計利息和通脹因素。即使是那些躲過了98年金融危機的香港人，到了03年「非典」襲來之時也都在劫難逃。

這些災難打擊的不單是財富，更是香港人的自信心，80後的特點是沒有見過香港起飛前的樣子，從小香港就是很繁榮的，不知道其它可能性的我們，對這種打擊更感到絕望。此前香港人流行「四仔主義」，就是買架車仔、追個女仔、供間屋仔，生個BB仔，買房升值是香港人一生頭等大事。但「四仔主義」至此破滅，新出路在哪裡？不知道。社會學有所謂「失序」一說，指的是舊價值觀業已破壞，新價值觀尚未建立的社會狀態。我們這些香港「80後」就是在這樣的失序狀態下度過青春期成長起來的。

聞：就你本人而言，這樣的成長經歷有何影響？

敖：對我本人的影響就是促使自己去反思香港，意識到香港的成功主要是拜歷史機遇所賜，是享受了中國百年苦難的紅利。也就是說香港的繁華是由於中國不開放，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香港的優勢就漸漸消失。正如舊日揚州的繁華有賴漕運，漕運改則揚州衰。香港的經濟衰退不是暫時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事實上這也是很多人的共識。

聞：這是否正是現在很多人擔憂香港邊緣化、支持興建高鐵的原因所在？

敖：是。雖然關於香港邊緣化的討論看似影響不大，但危機其實已經深深刻在每一個香港人心中。擔憂香港邊緣化的人士認為香港一定要加入中國的崛起當中，中國好則香港好，香港要謀求成為珠三角乃至南中國發展的主導力量，因此他們認為必須要建高鐵，重建發展平台。持這種觀點的人絕對不在少數，包括「80後」。這些「80後」認為，興建高鐵的成本由現在工作繳稅的上幾代人支付，下一代欣然接受，何樂而不為呢？

聞：但那些從事社運的香港「80後」的立場有所不同。

敖：其實我在2003年「80後」社運剛剛起來的時候就曾經涉足過這個圈子，和許多社運人士都比較熟悉，了解他們的想法。他們部份人的立場也是對香港邊緣化的回應，認為香港比發展比不上內地，但可以比價值。不過有時候不顧真實歷史的複雜脈絡，盡找一些香港和內地不一樣的地方加以誇大擴張，比如強調香港人很文明、很法制、很多元等等。他們就是要標榜自己跟內地不一樣，只有當我跟你不一樣，我才能顯示優越性，自我陶醉一番。這也是最極端地反對高鐵的那些人的觀點。當然，反高鐵很複雜，不能一概而論。

聞：你能否具體說說「80後」社運反高鐵的主要理由？

敖：此次反高鐵主要是兩股力量，一是菜園村關注組，一是「107動力」。這兩股力量背後其實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平時根本合不攏，但在這次事件中合流。菜園村關注組所主張的是發展不能以犧牲人的生活為代價，因此要求不遷不拆。但這個主張其實蠻弔詭的，因為8成菜園村村民認為拆遷可以接受。其實關注組是在藉這個話題發揮他們的整套理論議題，包括梁文道，他不能算是社運中人，但和社運人士關係很好，他說不能犧牲別人成就自己。這些人是很固執地在一個鄉愁式的語境中拒絕任何改變和變化，這是左派應有的思維嗎？真正的左派像馬克思等人同情弱勢但並非拒絕發展，真正的左派恰恰沒有那種小農式的「廉價的同情心」。我還想強調一下，這些號稱關注菜園村、要保留菜園村生活方式的社運青年，本身並非以這種方式生活。既然他們自己並不過這樣的生活，為何要別人過呢？當8成村民都接受拆遷的時候，他們的道德高地又在哪裡呢？

聞：另一股力量「107動力」情況如何？

敖：「107動力」背後是獅子山學會，這個學會是香港的一個民間智庫，信奉自由放任主義，他們沒有直接上街衝擊立法會，但是提供了很多理論支持。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正在削弱香港人的自由，香港人必須保住「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之一」的特殊地位。他們反高鐵的理由是認為政府花669億建高鐵太多了，是浪費公帑。這次反高鐵的很多「80後」其實是出於這種觀點，而非關注菜園村生活方式。

聞：就是反凱恩斯主義。

敖：香港很多人反凱恩斯主義，持傳統自由放任主義立場。張五常的《賣桔者言》被香港中學生當作「聖經」，幾代人都是讀他的書長大的，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而且，無論今天看來自由放任主義多麼不合理，畢竟當年香港的經濟起飛是自由放任主義創造的。當時港英政府的財政司司長郭伯偉甚至不收集經濟數據，一切由市場決定。即便08年金融風暴之后凱恩斯主義在國際上又回來了，但很多香港人的觀念是守舊的，漠視新的證據，他們還是認為經濟危機時政府不應擴張開支，應該節省開支。像「O靚模」周秀娜，她是「80後」，沒上過大學，估計也沒學過經濟學，但可以嫻熟地質問，「現在經濟危機還沒有過去，為何要花669億賭這一局？」可見這種思維方式根深蒂固。其實興建高鐵也不單純是凱恩斯主義刺激經濟，是要和內地的發展接軌。

聞：據我觀察，這次反高鐵除了你剛才提到的兩種思維以外，還有一種非常極端的思維，是由陳景輝闡述的。他認為興建高鐵將會使成員流動不僅限於香港的「地方共同體」內部，而是流動於「區域層次的大珠三角」，會因此瓦解「香港的邊界本身」。

敖：陳景輝這套思維背後其實是以陳雲根（筆名陳雲）為代表的一派觀點。陳雲根主張「不建高鐵，自為核心」，理由是——下面是他的原話——「當中共的人民幣被迫成為自由的國際貨幣，人民幣不再依附美元，美國逼迫中國當大哥，不能再認弟弟，中共以金融勢力形成亞洲權力圈而美國完成經濟整固的時候，中美就會有大衝突。以中共的知識能力和處理危機的能力，到時便會焦頭爛額。香港要自保，香港的民主進程、國際化進程、反共的中華化進程，其實就是要維護香港的政治特區地位，在國際衝突中令大家對此地留有一手，令香港倖免於難。」且不說這種說法毫無常識，把夢想寄託在美國身上，本身就是最愚蠢的。像陳景輝喜歡標榜「我們香港人不明白愛國主義」，根本是以無知為榮。就像美國右派宣稱的，不管別人怎麼說，我都有權保持我的偏見。

聞：你認為他形左實右？

敖：是形左實右。有一本書，Wilhelm Reich的《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很值得一看。法西斯主義就是效仿左派方式的右翼排外的群眾運動，強調浪漫主義的鄉愁、土地、家園等等。香港這麼小的地方，根本搞不了法西斯主義，聊以自慰而已。但陳景輝並不能代表「80後」社運，目前對「80後」社運思潮還不能做出完整的評價，它包含了多種觀點、多種因素，並非單一立場所能概括，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聞：有一件事我很好奇，像陳景輝這樣的專職社運搞手，他們的日常收入從何而來呢？

敖：事實上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保證了一部分人可以專職從事社運。和內地由政府壟斷社會資源不同，香港是小政府大市場，很多社會福利交給社會運作，有多種民間機構。從事社運的人士可以在這類機構裡找到出路，甚至必須在社運中表現不凡才能進這類機構。在這類機構工作其實收入不錯，比如站在社運最前方的「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它的編輯月薪13000元，高於很多媒體的薪資水平，香港幾大報社的普通編輯、記者的月薪也就是9000到10000元之間。

聞：原來如此。

敖：還有一點，香港自從港英時代起就有「行政吸納政治」的傳統，政府主動邀請社會上的異見人士進入建制。這一傳統誠然有很多優點，但其惡果是導致很多香港人靠搞事謀取上位，要做官就靠受招安。而且香港人有一種觀點，認為會搞事就是能力的體現。連事都不會搞，怎麼知道你行不行？所以總有一些老人家，像前面提到的陳雲根、梁文道，向年輕人提供理論資源，灌輸概念，教他們搞事。這些老人家喜歡扮演神。

但反過來說，一些建制派的政治人物，像曾鈺成（現任立法會主席）、曾德成（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兄弟這些人，年輕時都是左派出身，都是反對港英政府的「六七暴動」的搞手，我想他們會覺得「80後」社運無非是做他們年輕時做過的事情。最保守的老人都是由最激進的年輕人變化而來的，他們不會把年輕人的激進真當回事，因為他們自己年輕時也曾經激進過。

聞：「80後」社運是否也會被香港政府「行政吸納政治」、迅速招安呢？

敖：我覺得不會，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一向反應很慢。另外這次社運和以往的香港社運有顯著不同，因為「80後」是在互聯網環境下長大的第一代人。上一代的社運搞手，像施永青，三十歲以後就轉型找一份體面工作，進入主流社會。但互聯網創造了新的工作方式，比如網絡銷售、網站編輯等等，這樣一個人就可以長期「宅」下去，不需要穿西裝上班面對社會，這樣他們就可以繼續混淆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固化既定的思維方式。

而且互聯網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和傳統的報紙等媒介有很大不同，報紙一般會平衡各種觀點，但網站一般就只有一種聲音。而且現在的社運動員主要是在Facebook上建立主群，將自己的觀點貼上去，每一個主群都只有支持者才會加入。這樣每一個小圈子都是只有自己人看，只有自己人關心，只使用自己人的語言，循環論證，只有自己人才是對的。所以有學者說互聯網減少了不同觀點之間協商的機會，令社會分化，民主難以達成。還有，在網上想要吸引別人關注，就要做得更加出位，所以作風最出位的陳巧文會成為新一代領袖。

聞：也就是說，互聯網時代的社運要比以往的社運激進許多。

敖：可能老一代的社運搞手最早也是憤青，但玩一段時間以後就形成慣例，和警方有默契。像長毛（梁國雄）示威，細節都是事先和警方溝通好的，一路推撞下來連頭髮都不會亂，極具表演性。但「80後」社運的特點是根本不認為應當和建制發生關係。建制錯，我們對，為何要溝通？溝通本身就是錯的。我想這裡存在反對派和反建制派之別。反對派是在野政治勢力，是打算執政的；反建制派則認為反對派也是建制的一部分，也要打倒。現在「80後」社運就是反建制派。

聞：那麼社民連這種靠社運起家的政黨能否駕馭他們呢？

敖：社民連其實沒有搞多少社運就進入立法會了，這和台灣的民進黨很不一樣。黃毓民（社民連主席）是媒體起家，在大學裡教傳播學，很會玩媒體，他花了很多時間研究互聯網。可以說在香港所有政黨里社民連的文宣是最好的，在網上更是所向披靡，別的政黨望塵莫及。但通過這次元旦遊行的陳巧文襲警事件就知道社民連駕馭不了陳巧文。在意識形態的根源上，陳巧文就不同意社民連。社民連雖然喜歡作秀，但還是要和建制溝通的，做事講策略，黃毓民在立法會裡擲香蕉都是精心策劃好的，從來沒打算真的擲到人身上。但陳巧文做事不溝通，不講策略，真敢把警察弄傷，只關心搶占道德高地。

聞：如果連社民連也駕馭不了陳巧文，那麼你覺得下一步會怎樣發展呢？

敖：我覺得泛民主派會輸得很快，就像當年日本「東大事件」之後共產黨、社會黨迅速瓦解。這是成熟資本主義社會的天性使然。因為市民不理解激進行為，反而會親政府。如果我是「80後」社運的一員，我會很擔心以後會不會得到市民的支持。

聞：你是說「80後」社運將會自我邊緣化？

敖：一開始就是。「80後」社運人士早就自稱「社運界」，一個具有自我認同和自我評分標準的「界」，可以和別的各種各樣的「界」不發生關係。回顧歷史，托派做了那麼多年毫無成果，現在這些社運人士自以為很激進的事情，其實歷史上早就有人做過，只是他們不知道而已。今天再做，結果可知。他們越激進則社會越保守，美國右翼新保守主義的興起是嬉皮士運動和反戰運動刺激下的產物，尼克松也是靠「沉默的大多數」上台的。這是有規律可循的。

聞：有位香港文化界的名人曾經援引毛主席的話，稱香港「80後」社運青年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請問你對這個說法有何評價？

敖：我相信他也是出於好意才這樣說。但我家有一句祖訓：沒有那麼大的頭，就不要戴那麼大的帽子。我覺得香港「80後」作為一個群體應該省悟，如果我們沒有做好準備，沒有完整策略，沒想清楚未來社會怎樣發展，那麼我們這一代人可能很快變得無足輕重。因為我們理論修養不及「70後」，道德包袱又多於「90後」，我們在夾縫中生存，唯有提高自身的水平，才能活出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意義。

※上海《讀品》雜誌，第94期，2010年2月16日

從法國大革命看愛國主義

2009-12-22T15:29:00.009+08:00

法國浪漫主義畫家歐仁·德拉克羅瓦，
為紀念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而畫的作品
《自由引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建國六十周年，引發坊間和輿論不少對愛國主義的討論。有論者認為，愛國是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不涉及政權；更有人質疑閱兵、奧運和經濟發展等「強國符號」何以與國慶有關云云。

為眾多論者所忽略的是，「國家」這個概念本來就是源自西方。中國雖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但都只有忠君思想，並無愛國主義；就算開明一點的文人，也只有社稷（土地和糧食）概念，並無國家主權意識。今年恰巧也是法國大革命220周年，除為自由、平等和人權提供了理論基礎外，法國大革命也和愛國主義（Patriotism）息息相關。筆者認為，既然討論的是一個西方概念，不妨由西方的角度做一下追本溯源的功夫。

愛國對象是政權

西方學術界，多將愛國主義思潮的興起和法國大革命加以聯系。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推翻了法王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並將他斬首，成立了共和政體。路易十六的統治雖然令人民無可忍受，但在當時，「君權神授」依然大有影響，起義的民眾急需一套新理論解釋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就為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社會契約論認為，國家是人民和國王訂立的契約；而人民主權論認為「主權在民」，不在君主，當人民極度不滿國王時，有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盧梭闡述時說：「（人民主權）本質上就存在於共同體的全體成員之中。」

不過，當時也有保皇和革命兩種不同的主張，與其說人民的主權是「全體成員」的共識，到不如說是為了保衛的新生的政權而設。革命需要人民參與，革命的成功，就被視為是新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無可爭辯的證明。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著名演講稿《路易必須死，因為祖國必須生》中一語道破：「勝利和人民决定了只有他（路易十六）是叛亂者」，其背後的根源更因為「共和國並未死亡」——存在就是合理。

從此以後，愛國主義和保衛新生政權畫上了等號。「祖國萬歲」這句著名口號，指的是新生的共和國，而不是歷史上的法蘭西王國。英文有三個和國家相關的詞匯，Country，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national，指民族；而State，指政權。要說愛國，就必須指出是那個政權，因為保皇黨和革命派在Country和national上並無分別，但支持的State卻完全相反。

愛國等於愛憲法

和愛國主義相關的另一個重要觀念是憲法精神。憲法除了諸多條文規範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大部分憲法的序言都說明為何要建立這個國家，這種說明，也就是人民主權化為文字的表達方式。

每個國家有自己的立國精神。法國憲法遵從《人權宣言》作為立國之本；美國憲法表明規定了聯邦制，保障追求自由的幸福；日本的和平憲法除了尊重基本人權和主權在民等原則外，還有放棄戰爭，諸如此類。談愛國，除了必須清楚講明效忠的哪個政權，也必須認同該國憲法，作為對立國本意的支持。如入籍美國，便需要宣誓放棄對別國主權的擁護，改為支持和護衛美國憲法。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勝選演說強調，美國不分「黑人還是白人，拉丁裔、亞裔還是美國本土人……我們從來不分紅色之州和藍色之州，我們永遠都是美利堅合眾國。」實際上就是回歸憲法的基本精神，任何人效忠美國憲法，就是美國的愛國者，並不源自什麼特定的民族，也和土地沒有關係，奧巴馬對愛國主義的理解可謂相當準確。

立國本意包含強國意識

回看中國，中國憲法在序言部分，花了四段回溯中國在1804年之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並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放在人民追求富強的宏大敘事當中，至於今後的根本任務更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因此，慶祝國家強大，本來就是中國愛國主義的組成部分，閱兵也可以理解為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後，「站起來了」的實際表現。諸如經濟的強大、奧運的成功和神舟飛船上天等建設成就，更加合情合理，皆因立國本意就是如此。

在香港談愛國，有時比較尷尬，因為「一國兩制」本來就是為不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而設計的，在登記選民時，也沒有要求必須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但是，認為國家不夠民主和法制，希望促其改善；與否認政權的合法性，稱國慶為「國觴」，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思維。在邏輯上，不認同立國精神，為何自稱愛國？

本文只提供愛國主義的淵源供讀者參考，大多是常識，完全無意越俎代庖為愛國主義下什麼定義。只談淵源，不談變化，固然流於空談。但是不談淵源，沙上筑城，似乎也沒有什麼價值。

李炘
※《研究院通訊》，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院，Volum31，2009年12月

香港現代性的缺失

2009-10-19T05:30:00.004+08:00

Hong Kong -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一書封面
（資料圖片）

有說香港在回歸之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雖未做過調查，但身邊不少朋友都贊同此論。有趣的是，「借來論」本身也是借來的，這句話源自「鬼佬」 Richard Hughes在一九六八年寫的一本書《Hong Kong -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書的封面是一幀照片：兩個洋人在打板球，背景則是貼滿紅旗和毛語錄的舊中銀大廈。

「難民」心態但求安身

板球源自英格蘭，在英屬殖民地特別流行，是典型英國文化的代表；而毛語錄在當時給英國人的感覺，是民族主義更勝於共產革命。放在今天，或者可以被詮釋為「很香港」(陳冠中用以形容香港的混雜性)，但當時正值火紅年代，英國人當然不會有這種浪漫，在他們眼中，這幅照片的解讀是——即使多年殖民，香港畢竟還是「借來的」，始終要還。

英國人的借來感，還真的有一張借據；華人對此論的認同，多少顯得有點不合邏輯。如果對本地華人來說香港是借來的，向誰借？甚麼時候還？實情是英國人還了香港後，可以回英倫三島的老家，香港人卻既「無權借」，更「還不起」。

當然，某種理念多人認同，無論多不合邏輯，也有一定基礎。「借來論」與其說是一種移情作用，倒不如說是但求安身的「難民心態」作怪。除了「逐水草而居」和沒有長期打算外，難民也常常擔心現在得過且過的生活是否能保，因此拒絕任何變化，龜縮在自己熟習環境當中。談借來論時，港人沒有英人的那種哀愁和反思，有的只是不想改變現況，表象一樣，關心的卻是另外一件事。

無獨有偶，近年很多貌似深刻的後現代外衣，裏面還是前現代的難民心態。常常可以聽到一些貌似最本土左翼的「公共知識分子」，在論及「告別革命」時非但沒有內地人的那種對現代國族的深刻反思，更令人詫異地表現出一副「我們香港人不明白愛國主義」的嘴臉，彷彿無知是一種美德。內地人要說明自己的想法時，又被動輒謾罵為被洗壞了腦。自己不知，別人又無知，巧妙地形成了循環，永遠樂此不疲。歸根究柢還是難民式的龜縮，不是真的在討論後現代。

不是真的討論後現代

近年香港經濟轉差，物質上已經被內地追過，難民心態就更熱切希望由精神和細節上找到獨一無二的地方。論及香港成功模式時，難民們不顧任何客觀的歷史機遇，不斷地在一些香港人很文明、很法制、很勤勞、很多元等不能驗證的價值觀裏面虛耗時間。既不能分析出香港的成功之道，也未抓住實質。

香港已經浪費了太多時間，無論找多麼漂亮的理由，也不能掩蓋前現代難民心態的「土氣」。社會需要發展，不是靠龜縮回前現代的難民心態，更不能依靠偶發善心式的小農意識。青年，再出發吧。

敖焙理
傳媒工作者

※《星島日報》，青年再出發，2009年10月19日

笑之大學：日式宿命觀的啟示

2009-08-20T12:23:00.007+08:00

《笑之大學》海報

《笑之大學》是日本劇作家三谷幸喜在1996年創作的劇本，描寫二戰時，日本警方為了管制社會風氣（也為了煽動戰爭），設立了審查制度來檢查民間劇團的劇本。全劇只有兩個演員，一個場景，主要內容都是由「笑之大學」劇團作家椿一和審查官向板的對話組成，場景則是審查劇本的辦公室。

這是首次有香港劇團以中文演出此劇，「糊塗戲班」的藝術總監陳文剛飾演椿一，導演鄧偉傑飾演向板，通過兩個人對話，就能帶出完整的故事，演繹功力可謂不俗。而中日兩國文化背景迴異，1小時45分內卻全無冷場，「糊塗戲班」對於劇本的掌握也可謂相當到家。其中很多細膩的情節處理十分恰當，全劇在演出方面出接近完美。

劇中，劇作家椿一寫的劇本《惡搞喜劇：朱麗葉與羅密歐》，毫無批評政府的意思，卻因為時局根本容不得喜劇上演，而遭到審查官向板的諸多責難。向希望通過嚴苛的條件令椿一知難而退，每次都對劇本提出政治要求，並要椿一按照要求重寫，不料此舉卻激發了椿一的創作小宇宙，每次重寫都令劇本變得更加荒誕好笑。向板雖然明白椿一的「別有用心」，卻很欣賞椿一的毅力，在達到要求後未有繼續刁難。椿一也對向板產生好感，認為向板的要求反而令劇本更加深刻、好笑，盛讚向板有喜劇作家的天份。到了中段，椿一和向板已經成為朋友，共同研究劇本的細節。

正當劇本即將通過之際，椿一卻發表了一番反對審查制度的感言，並認為向板會明白他的立場。可惜此舉沒有給向板「下台階」，向板只能惡狠狠的回覆「我也是建制的一部份」，並說「低估人也要有限度」，意指他不會因為個人的喜惡而混淆了角色，而給出了最後的修改要求：寫一個沒有笑點的喜劇劇本。

最後一幕，則是椿一完成了沒有笑點的劇本，但同時也收到入伍通知書，隨後就要當兵「為天皇犧牲了」。在生離死別之際，向板也透露心聲，認為劇本已達完美境界，並叮囑椿一要活到戰爭結束，並在有機會的時候上演這個劇。

和中國「非忠即奸」、「大是大非」的道德觀不同，日本的文學創作常常流露出一種特有的「宿命觀」，此劇沒有對審查官的角色進行負面處理，劇中反映的，更多是作家和審查官兩人，明明惺惺相惜，卻因為立場不同而產生的無力感。這並不表示《笑之大學》不反戰，只是在處理上面，是非只是配角，輕輕帶過罷了。

在這種世界觀下，看似對立的雙方，其實又不是完全對立的。既然「宿命決對」不可避免，剩下的問題就是——通過自己努力而贏得對手認可。戲中多次刻意反映向板的智商之高和觀察力之強，他並非沒有看穿椿一如何偷換他的要求，而出於欣賞的角度，選擇了「隻眼開，隻眼閉」。若不是椿一「多餘的話」，演出更早已蒙混過關，獲得批準了。向板不批準的理由，只因職責所在，「低估人也要有限度」這句話，顯得份外無奈，縱使這句話實際上應該是「高估人也要有限度」。

要獲得認同，實力是關鍵。取名《笑之大學》，固然因為椿一的劇團名為「笑之大學」，但是通過整套劇，也討論了到底什麼是「好笑」這一命題。審查辦公室本身，就可以稱為是一個「笑」的「大學」。雖然作者沒有刻意強調，但是還是可以從劇中的若干細節當中表現出來。椿一的《惡搞喜劇：朱麗葉與羅密歐》，本來只是一個玩弄Cult片式穿崩鏡頭的低俗惡搞劇，但是通過兩人的反復角力，卻逐步提升到了黑色幽默的境界。

例如，向為了增強國民好戰的意識，要求將哈姆雷特放在劇中，結果令劇本變成了《朱麗葉與哈姆雷特》，更顯荒唐；為了號召全民「七生報國」，要求在劇中出現三次「天皇陛下萬歲」，結果在椿一筆下，「天皇」、「陛下」和「萬歲」則成為三匹馬的名字來。可以想像，如果真的演出，當哈姆雷特高呼：「天皇、陛下、萬歲，出發！」心領神會的觀眾會是如何反應。

劇中的椿一，是一個兩面不討好的角色，其中一幕，借了向板的口來透露椿一曾被戲班的人毆打。當時很多「有骨氣」的作家，要麼冒著被拉的危險上演不被批準的戲，要麼就是封筆不寫。椿一堅持創作，並甘願修改劇本，在他們看來十分沒有骨氣。由「大是大非」的角度來說，和建制溝通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有骨氣」雖然悲壯，但結果就是人民再無戲劇可看。實質上，椿一並不是沒有骨氣，一心媚上的角色。椿一有自己的抗爭，只是方法和地點不同，罷寫是一種抗爭，在辦公室和審查官周旋也是一種抗爭。否則他不會去寫喜劇，而是乾脆轉行為「大東亞聖戰」唱讚歌了。椿一的終極關懷，只是要人們有喜劇可看，為了笑這個更崇高的目標，自己的劇本變成怎樣則無足輕重。這種沒有掌聲的沉痛，雖無「引頸成一快」式的悲壯，卻也令人感到深刻。

同樣的題材，如果放在兩岸三地，估計完全會是另外一個面貌，筆者無意批評任何一種觀點，但在越來越「大是大非無得討論」的香港社會，此劇反映的價值觀，是否更值得深思？

李炘
※《網上藝評》，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2009年8月13日

從學生驗毒看社會的錯

2009-08-18T09:39:00.015+08:00

成龍大哥在博鰲論壇上說：「我慢慢覺得，原來中國人是需要被管的」。雖然被罵得厲害，卻很有普遍意義，很多人嘴上罵罵，內心深處還是同意此番見解。

吸煙是要被管的，因此吸煙區愈來愈少；小販是要被管的，因此幾個擦鞋匠的牌照也成了公共話題。沒人管，不少人還主動跑出來要求管：o靚模在書展搞宣傳，網友覺得太亂了，開facebook組群要求書展大會「管一管」。最近社會上正熱議校園驗毒計畫，同樣，很多人都認為不管不行。

應該由誰來管

「管」不是問題，問題是誰來管。在上述的討論中，對象都是政府。背後的邏輯，都主張個人的過失不是「個人的錯」，而是「社會的錯」，是「社會」令「個人」出現了問題。既然根源是「社會」，就要修正社會制度來解決，最社會化的解決方案，自然就是樂此不疲地要求政府「出手」，甚至立法。

「管」的出發點是好的，如果管的責任只是「阿媽教仔」，不會有人非議，但政治是「眾人的事」，政府一管，涉及的必然是「眾人」而非「個人」。責任伴隨權力而來，當政府的責任愈來愈大時，權力也會愈來愈大。西諺有云：「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提醒我們立法是嚴肅事情，不應輕易立法。反過來看，立法本身也會令社會的道德標準愈提愈高，自由也隨之愈收愈緊。為了個案要求立法，卻要整個社會買單，成本之高，不容許我們不當一回事。這就需要提高討論標準，在將責任推給政府和社會前，謹慎，謹慎，再謹慎了。

誠然，人生活在社會當中，社會對人的影響巨大，從社會着手，找出結構性的問題，也是正確的方法。但具體問題卻應具體分析，個案是否可以折射出社會結構性問題，本來就是一個需要認真討論的話題。這是因為，任何負面的信息集中在一起，必然產生負面的結論；而任何正面的信息集中在一起，必然得出正面的結論。

現在的風氣，動輒將一切失序行為都說成是社會的錯，卻鮮有顧及這些問題是否由社會結構造成。當下的社會結構，只會比過去更加完善，吸毒問題反而愈來愈嚴重，多少說明問題的焦點不在於此。

心態比管制更重要

撇開上面的問題不說，大家想政府怎麼管？強制驗毒涉及人權、隱私等諸多問題；自願驗毒則不能秋後算帳。就算阻嚇也需要人手，政府哪裏比得上家長和學校？既然知道結果不會好到哪裏去，倒不如反諸求己，看看到底哪些責任屬於自己，哪些屬於社會。

心理學發現人天生就有推諉的傾向，不斷把個人的缺點推諉於其他理由，以減低自己罪惡感，這點可由心理防衛機制(Self- defenseMechanism)理論得到依據。伊索寓言的《狐貍與葡萄》，則是合理化過失的典型，狐貍因為能力不足而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防衛機制之惡，乃是「治標不治本」。心理上舒服了，問題卻未解決，有學者更認為長期依賴這種防衛機制，會令人不能學習更加成熟的行為———無論將葡萄說的多麼酸，最後還是吃不到。這想必不是我們喜聞樂見的心態。

在目前的語境下，將責任推卸給社會和政府是最低成本的選擇。不斷地將社會問題說成是社會的錯，其危險是令「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行為合理化。如果一切都是社會的錯，家長和學校豈不是毋須肩負社教化責任？既然吸毒是社會的錯，學生又怎麼說服自己不吸毒？

要解決近期香港社會的眾多失序事件，並不是不假思索的將任何的問題都推給政府。沒有K仔有白粉，問題永遠存在。自己吃不到葡萄就說是社會的錯，看似輕鬆愉快，卻不曉得無論將社會說的多壞，最後還是發展不出抗拒毒禍的健全心智。關鍵的關鍵，是樹立起負責的心態，自己的問題，就應該自己負責，甚麼事情都說是社會問題，只會造成更多的問題。

李炘(傳媒人)
※《星島日報》，每日雜誌，2009年8月18日

誰有權向吸煙者丟石頭？

2009-06-24T19:15:00.014+08:00

近年來，吸煙者受到的歧視越來越厲害。自慚形穢，以致曾俊華將煙稅增加至50%，也沒出現很大的反對聲音。考察一下這段時期政府做的傳播工作，確實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一場「溫水煮蛙」的現代活劇正在上演。

只是不久前，吸煙者和非吸煙者還是和諧的。而現在，在吸煙區吸煙也不時會受到異樣的目光，身為一個煙民，感覺確實不很好受。這種對立，始於2005年香港大學一份名為《吸煙引致香港經濟損失年逾50億港元》的報告，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副主席林大慶在這份報告上，七拼八湊地將成人住院、額外求診開支和二手煙等等數據混在一起計算，得出了50億這個數字；更稱1998年因二手煙死亡的人數，達到了1324人。

按理說，這種最核心的數字，應該有大量的證據來闡述，不過除了大家都知道的50億和1324人，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和港大有關的網站上，都沒有進一步的詳細解釋。筆者不是讀醫出身，不知道數字的真確性究竟如何。但筆者是讀傳理的，深知要群眾覺得害怕，只可以有一個印象。沒人深究，沒人討論，本來值得懷疑的數字就可以變得和定律一樣到處宣揚。

對立源於政府煽動

香港的戒煙廣告習慣用群眾壓力來迫使人戒煙，相比之下，外國反吸煙廣告重視吸煙對自身的危害，則顯得無力很多。早期的反煙廣告，打的旗號就是1324人這個數字，更加很巧妙地將港大報告中，「1998年因二手煙而死的1324人」，偷換成「每年吸煙死亡的數字都有1324人」。這頂帽子一扣，已經令很多煙民嚇得不敢出聲了，令非吸煙者覺得自己的利益直接受到了吸煙者的損害，也令吸煙者覺得對社會有虧欠，將吸煙者與非吸煙者置於對立位置。

在2006年社會討論禁煙立法時，主要經費來自政府的「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甚至推出廣告，以楚楚可憐的小女孩在立法會外說著「吸煙會殺人」，來要求議員「為民請命」，支持禁煙立法，可謂開創以公帑賣廣告企圖影響立法的先河。廣告不再以說服吸煙者戒煙為主題，而是以其他人的權利和福祉出發。

後來「戒煙一定贏」的廣告則給煙民一個穿拖鞋、背心，不修邊幅的刻板印象，又將戒煙之後的境況描繪的如田園詩一般，財神會送錢給你，聖誕老人則會給你健康的小孩；現在電視正熱播的廣告，更為好男人取下定義，那就是不管你做了甚麼好事情，不戒煙就不是好男人──真可謂「半是謗文，半是恫嚇」了。如此將「戒煙」與「好」等同，不禁令人想起奧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1984》中的新話──以新的話語替代舊的話語，以便讓民眾忘記過去，這可是思想控制的終極境界呢。

公益不應成為歧視藉口

在這些充滿煽動性的廣告下，迫人戒煙變得越來越政治正確。其內在邏輯是，吸煙損害公益（Common good），二手煙對不吸煙者不公平。聖經中有丟石頭的故事，群眾要殺死一個妓女，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結果救了妓女一命。

如果當時耶穌說的是「誰不是妓女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恐怕妓女立刻就一命嗚呼了。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罪，公益也是同理：吸煙會損害公益，喝酒也會，甚至開車也會排廢氣、賣鹹魚也會令人致癌。任何人活在世界上都難免多少損害公益，問題只是通過什麼方式，有多少程度而已。

同理，要找不吸煙的人丟石頭，這很容易；但是要找不損害公益的人，恐怕不這麼容易了。正如很多論者已經質疑過，喝酒對公益的損害不下吸煙，但政府卻加煙稅減酒稅，未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據，就已開動各種手段排斥及污名化吸煙者。

關鍵是「誰」來定義「哪些」行為對公益有損，讓「全知全能者」界定什麼是公益，再運用政府資源去煽動對吸煙者的仇恨，怎麼說都是一件值得令人擔心的事情。

李炘
※《研究院通訊》，香港浸會大學研究院，Volum29，2009年6月，整理後發表於書籍《我吸煙100個為什麼》，序言八

「左翼論壇」的半搞笑壇主

2008-11-23T16:22:00.006+08:00

在香港政治生態下，即使是知識分子，往往亦難逃被歸邊的命運。被標籤為來自愛國陣營的青年知識分子，一直較少在「星期日生活」出現，其實他們和這裏曾介紹的其他朋友一樣，也在尋找個體見解和集體理念之間的位置。吳秋北和李若浮都是箇中例子﹕前者被工聯會寄予厚望，後者努力擔任獨立愛國思考者角色。他們都和套版形象大有距離，都希望突破二元對立的醬缸，都在示範如何在標籤下拓展獨立空間。

問：沈旭暉 / 訪問助理：甘文鋒@Roundtable
答：李若浮（傳媒工作者，《左翼論壇》網站發起人，於浸會大學修讀社會科學碩士，自言「曾被誤會是熱血青年」）

首次接觸李若浮的名字，是因為博士論文。當年筆者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對美國的回應，曾遇到一份中國學者聯署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簽名信，署名506人，牽頭的是新左派巨頭王紹光、文壇領袖北島等。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對此大幅報道，以證明中國反美。在聯署部分，發現了一個叫李若浮的香港人，那時以為是錯漏了一個香港新左派領袖。原來，他那時只是中學生，卻已通過網上論壇和內地左翼知識分子「串連」，也曾以不同名字在《星島日報》、《成報》、《商報》等發表政論文章。他的「左翼論壇」，一度被人當作聯繫內地和香港新左派的橋樑。

反伊拉克戰爭聯署與新左派

「最初說伊拉克有大殺傷武器，又說生化武器，沒有證據他又打。你會覺得這件事很荒謬，毫無誠信可言。認同那份宣言所寫的東西，所以就簽了，沒有任何組織團體在背後。網上簽名對我們和對大陸的人分別很大，在大陸可能是一件大事，對我們來說，我們認同它的說法，不理它後面有什麼，也就簽了。」所謂「它後面有什麼」，指的大概是宣言捲入了內地新左派vs自由主義的論爭，因為九一一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集體聯署了《今夜我們是美國人》公開信，以示支持美國反恐，伊拉克戰爭就成了對立陣營還擊的契機。當香港習慣了圖騰式的二元對立，內地學界二元對立的理論體系顯得紮實得多。對上述論爭了解的香港青年，恐怕很少﹔捲入其中的，更少。這也許與他小四來香港的新移民背景有關﹕「一開始有人笑我廣東話講唔正，但因為我媽是香港人，自己覺得溝通上並沒有太大問題。」

左翼論壇

新一代新左青年今天有網上論壇「獨立媒體」，上周訪問的陳景輝就是核心分子。李若浮的「左翼論壇」出現得更早，2003到2007，生存了五年。「論壇高峰時期每天都有1000人觀看，但是活躍的會員很少，大概只有30個，我們的網聚叫做吹水會。」不過他認為，以純政治論述的論壇來說，還是可以收貨。「我覺得最大的意義是，參與的網友有得着。他們對很多概念都清楚了很多，例如有些網友本來不知道左派是什麼，或者不知道社會主義是說什麼。其實我們沒有嘗試在香港推行社會主義，完全沒想過……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香港沒有社會性大生產，因此無產階級難以由階級自在（class in itself）變成階級自為（class for itself），也就是不會產生革命覺悟，因此不妨將水平降低，只是左一點就好。」

組織恐懼症

與後來又再「左一點」的網上論壇相比，李若浮的左翼論壇沒有想過把論述深化到社運層次﹕「世貿會議在香港舉行時，有一群網友很激動，提議上街，加入他們的活動。最後我們也有人去，但沒有用組織名義。我們很多網友都不夠18歲，如果你動員他們上場……安全還是其次，最大問題是，好像欺騙了他們。」他自言這論壇連職位也不具備，「除了我掛了一個半搞笑的壇主」。他承認，有一點組織恐懼症。他也曾在現實社會參加一些被標籤為愛國陣營的組織，但不能習慣組織生活，或說，有一定期許落差。「我最大的樂趣依然在於想通一個問題，因此有講座就聽，喜歡就聊兩句。之後就離開。」

標籤：他者再現

新左派、左翼、愛國、新移民……這些標籤，他明白，不喜歡，但也不在乎。「我自己是讀傳播的，從傳播學上來說，未寫或未講之前，本身是沒有邏輯可言的。所以我們有pre-code的講法，標籤是最方便、最節省溝通成本的方法。」他的立場跟傳統愛國陣營，也曾出現不同﹕「有一兩次，和他們討論行政主導的問題。他們認為行政主導是香港現實，但我認為在香港行政主導做不到。但是當你討論問題到細節時，即不是討論意識形態、是非黑白的問題，大家不會有太大衝突。」他閱讀的左翼理論，和吳秋北一樣，和泛民左翼一樣，都是大同小異。剩下來的，還是愛國﹕「我覺得愛國沒有問題。愛國代表什麼？愛國代表老套？要是明知這東西不能代表你個人是怎樣，還介意人們如何看待你、介意別人一些幼稚的行為，那樣其實沒有意思。」

「要證明愛國陣營也有獨立思考」

問題是，愛國在歷史上，根據套版形象，往往被人認為是缺乏獨立思考、聽候組織動員的人。「其實，這是一種他者再現，是一個刻板印象。要打破一個刻板印象，要多些愛國人士有獨立思考能力，去發表意見。這是打破所有刻板印象的唯一方法。」他明白，很多愛國人士寫出來的文章，實際上都有組織的參與。「所以我沒有參加組織。因為有組織，所以才會有人事、架構、金錢上的問題。我就不需要面對這些問題。」然而今天的香港生態，是否容得下獨立思考的愛國青年超然於組織綱領寫文章？不少編輯約稿，都是有了預設前提，讓不同陣營的人填滿版面﹔假如填了留給某陣營的版面、而沒有顧及組織利益，則裏外不是人。這潛規則，李若浮自然懂，因為他現在全職投身傳媒，獨立寫作的空間愈來愈小﹔左翼論壇也因為經濟原因，在去年結束了。「我比較喜歡新聞工作，但我覺得公共知識分子很難做到新聞工作。公共知識分子需要有立場，但我現在做編輯不能有自己的立場，不能有自己觀點。」可以想像的，他不認為自己是公共知識分子﹔問他認為誰是，他隨口說「梁文道囉，你囉」。連忙更正，我也是要退居幕後的人。那是說，你會為新聞從業員，放棄疑似公共知識分子生涯？「或許……有朝一日會重出江湖吧，哈哈。」

後記：等待果陀

李若浮經常為媒體訪問別人，這是他首次接受訪問，看他答問題的神情，真的，很可愛。我們也認識了數年，偶有通信，多少明白他的想法，和氣餒，也偶爾給他打打氣，他也偶爾參加Roundtable的活動。似乎，他覺得今天還被「誤會」為熱血青年，很難為情，所以才有「重出江湖」之說。他等待的「有朝一日」，是明天，還是果陀？

※《明報》，青年公共知識份子，2008年11月23日

歪理得掌聲令人擔心

2008-07-05T10:17:00.014+08:00

范美忠接受訪問，誇誇其談，粉絲眾多。
（互聯網圖片）

范美忠是一個教師，在四川大地震的時候，自己先逃跑了。之後在網絡上發表文章，說自己沒有愧疚感，強調他「從來不是一個勇於獻身的人，只關心自己的生命」。

逃跑是人的本能，沒問題。在網上說自己沒有愧疚感，畢竟也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但這種歪理竟然獲得掌聲，不得不令人警惕。

人需要經過社會化

細細說來，范的支持者有三個主要觀點：「職業和道德無關」，「他也是人」和「沒有經歷過地震，就不能批評范老師」。

第三點最無聊。我們能夠按照這個模式批量生產「你沒有做過飯，怎能批評食物味道不好？」「你沒做過官，怎知貪污不好？」之類的句子。你經歷了地震也可以說你不是老師、不是北大畢業或者不姓范等等，總之條件由他們開，最後推演到你不是范美忠就沒有資格，那麼這個世間的一切學問都不必談了。而前面兩點，則顛覆一般的常識，也不禁令人稱奇。

范美忠出席電視辯論會，並理直氣壯地表示，自己認為教師不神聖，也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更加不是士兵，因此沒有人有權利要求他先救孩子。

這番話，令我聯想起最近香港發生的一件事，在天水圍，有一對小姐弟由高樓的窗台向下爬，結果父母被指摘為疏忽照顧。在亞洲最自由的香港社會來看，父母幾乎是毫無疑問地應該受到譴責。按照范美忠的邏輯，天水圍的父母，是否也可以說沒有人有權利要求他們管教孩子呢？

眾所周知，人要在社會上生存，就需要經過社會化（social-ization），人學習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念，才能形成社會。一般來說，社會化有四個環節，家庭、學校、朋輩和媒體，越年輕的人，對於前兩個環節的依賴就越嚴重，一個人最基本的道德倫理，在求學時期就會形成。

因此，父母疏忽照顧兒童會受到懲罰，媒體上不可以播放色情暴力的信息，朋友不可以教唆犯罪。難道說，對於社會化環節最重要的學校，反而可以沒有責任？

本來人類的社會，就是大家都放棄了部分的天然自由，並將這種權利轉讓給集體，才能令人類得到平等的契約自由。這是盧梭在將近兩個半世紀前的概念，至今被視為相當重要的概念之一。

不應宣揚「先跑有理」

逃跑是一種自由選擇，在街上隨便殺人也是一種自由選擇。社會之所以將人分為成年和未成年，就是因為未成年人學習還不夠充分，未能做出理性的選擇。而老師之所以被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就是因為老師不單教授知識，也需要教授學生分辨什麼自由需要捍衛，什麼自由必須放棄。否則，每個人都放任自己的自由（例如日本秋葉原屠夫那種隨便殺人），就不能稱為一個社會。

范美忠作為一個老師，「言傳身教」地告訴孩子應該先跑，別說沒有盡責，根本就是灌輸錯誤的意識給孩子。誠然，我也不同意「老師教什麼，學生學什麼」的填鴨式教育，但是卻無法否認，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教師在人的認知過程中的重要性，更加不能希望老師說什麼，學生不聽什麼。無視原意，在「教師也是人」上做文章，純粹是偷換概念。

殺人這個例子比較極端，畢竟范只是不救人，並沒有殺人。但是，如果一個教師去宣揚老師沒有救人的責任，還宣稱自己是中國最好的老師，甚至將自己宣揚的歪理包上「思想烈士」的稱號。一旦這種理論被認可，社會上充斥著「先跑有理」的氛圍，「率獸食人」也就不遠了。

道德譴責整合國民意志

在任何社會，標榜的都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范美忠文章劈頭第一句是「我曾經為自己沒有出生在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國家而痛不欲生！」莫非他以為如果在美國，他逃跑的行為就會得到掌聲？

戴維斯（Kingsley Davis）和默爾（Wilbert E. Moore）是美國社會學兩位大師，他們主張的功能學派也是美國社會科學的顯學，此派終極關懷就是秩序和穩定（Order and Stability），本文前部分對於教師功能的論述，也出自此派觀點。或者是對於學習雷鋒的逆反心理，導致「只關心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被讚美。但是他們無法理解，或者不想去理解的是，在最自由的社會當中，同樣強調公益。

香港在SARS期間，有醫生護士為了阻止疫病的蔓延而犧牲。而台灣有部分醫務人員逃離醫院，被全民譴責，事後受到懲罰。道德譴責和讚美一樣，從來都有整合國民意志的作用，讚美就意味著鼓勵人們向此發展，譴責則阻絕他人有此念頭。因此，洋洋得意地表示自己沒有道德負疚感的真小人，比逃跑而不出聲的偽君子還可惡。

偽善，至少還知道什麼是善。但是讚美惡，並被涂上誠實、人性，甚至是殉道士的光環，怎能叫人不擔心？

李炘
※《香港商報》，商報論壇，2008年7月5日

莎朗史東鬼扯蛋

2008-05-27T02:06:00.009+08:00

影星莎朗史東在康城說，四川地震很「有趣」，因為早前中國對達賴不友善，後來中國就遭遇地震，是報應（Karma）。一邊說，一邊還笑得很燦爛。

真是鬼扯！這種話沒有人性，不屬於人，只屬於鬼。又因邏輯謬誤，因此連鬼話也談不上，只能是鬼扯。

中國鎮壓西藏，因此四川地震？莎朗史東小姐，你知道這次地震的地方是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嗎？區內52.3%的居民屬於藏族，只有26.6%屬於漢族。早幾個月，藏人鬧得最厲害的其中一個地方就是阿壩，真善忘呀。

神要懲罰人，應該不會打錯隔壁。這次地震在藏區，按照鬼邏輯，我是不是也可以說是早前的藏獨暴動觸怒孫中山在天之靈，因此才降罪於阿壩。如何？聽了都心寒吧？

人有不忍之心，聽到受苦，第一時間的反應應該是傷心才對。可是四川死這麼多人，莎朗小姐有的只是幸災樂禍，對於流亡藏人希望去救災反而感動到哭。只能說，她不愛人，她只愛自己。

不是我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而是她通篇講話都是這個腔調。我這個、我那個，自我中心到了極點，第一次聽還以為天災是她降下的。特別是最後一段：「有時你得學會低下頭幫助別人，即使是對那些對你不友善的人。」呵，好一個小故事大道理，死這麼多平民百姓，就是為了叫你高貴的莎朗小姐理解這個呀？！

在香港，也有李怡的「天譴論」，可見鬼扯的人也有市場。歸根結底，某些人在靈魂深處，沒有把自己當人，還以為自己在人類之上。主張地震是「天譴」、「報應」，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普通人的性命根本不算什麼，為了懲罰中國政府，不但可以死老百姓，而且「死得其所」。

說到底，其實「人道主義」這個概念之所以提出，就是為了抗擊「神道主義」，只有將人的幸福放在核心價值來考慮，否定神可以隨便殺人，才能有無差別的「人道」出現。這點，鬼，大概是不明白的。

Jeremy Lee
2008年5月27日

※《我們的博客城2008》，星島出版，2008年7月

達賴喇嘛追求自治還是獨立？

2008-04-03T10:11:00.009+08:00

自從丹增嘉措(第14世達賴喇嘛)聲稱放棄藏獨之後，一種他稱為「一國兩制」的政治綱領被達賴集團大力推銷。吊詭的是，這樣被傳媒廣泛報道的政治主張，不但沒有寫入任何的憲制文件當中，也鮮有系統化的闡述。

不難理解，「一國兩制」和民族自治區並不是程度的分別，而是本質的分別。民族自治區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特別行政區」，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31條，會「按照具體的情況決定制度」。

「政教合一」特首是靈童？

雖然丹增嘉措並沒有道出他心目中的「西藏特別行政區」是甚麼樣子，但根據達賴集團官方對於「政教合一」的說法，可以推斷，丹增嘉措所主張的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因為在「流亡政府」憲制性文件：《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的總則已經明文規定，西藏是一個「政教結合」的「民眾國家」。由此，他們所主張的「一國兩制」大概也不會放棄這個原則。「政教結合」意味着，作為政治和宗教領袖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擁有任命西藏地區各級官員的權利。

作為宗教傳統，無論何種傳承制度都應該被尊重，但政治制度涉及「眾人之事」，當然不是同一概念。如果，西藏特首產生辦法和宗教領袖一樣，是先在水裏面看見異像，找出某時段、某地域出生的小孩，再由小孩子認出前一世達賴的用品，來選定「靈童轉世」成為特首，這種制度能否被其民主盟友接受也相當存疑。

「憲章」法源來自達賴

當然，丹增嘉措也說過，將來的西藏制度可以由西藏人自己決定，不會出現一個喇嘛政權，但是這樣一來，就和他們的一貫主張的「政教合一」相違背。同時，就算丹增嘉措真的懷着天真的心，但是達賴集團可未必有同一想法，很多事情沒有可能按照人的主觀意志去發展，法源和制度問題，可不是說說而已的東西。

直到目前為止，達賴所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依然沒有放棄獨立的主張，在《西藏流亡藏人憲章》中，不但沒有「一國兩制」這幾個字，而且很清楚的表明了要建立政教合一的世俗政權。

這份「憲章」的法源來自達賴喇嘛，開宗明義說是「在神聖的達賴喇嘛所指引」下所產生的政權，同時又是以「政教合一」為基礎，就表明了達賴喇嘛是最高的政治領袖。既然法源都在達賴，很難令人相信這種體制存在制衡或者分權。

甚至在公民權這個部分，該「憲章」還認為無論何處出生的藏族同胞都可以是他們的公民，而現在有別的國籍的藏人，都還可以用精神上效忠「西藏國」的方式保留西藏的國籍。

「一國兩制」沒有實際內涵，憲章上面又寫明追求獨立，丹增嘉措所追求的，真是自治而不是獨立嗎？

李炘
※《星島日報》，每日雜誌，2008年4月3日

影評：《異度見鬼》

2008-03-19T17:06:00.008+08:00

要給爛片下一個定義很難，每部爛片都有不同的爛法。但大多的爛片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一部電影里面包含了多部電影的元素，風格變來變去，結果看的人一頭霧水。

例如本來是鬼片的《異度見鬼》，在見鬼之後，男女主角忽然大膽，變成了《X檔案》到墨西哥查案；女主角再度失明後，又忽然變成了福音電影，講起了人生的大道理。這怎麼叫人吃得消？

電影畢竟是只有2小時的東西，能夠做好一個主題已經不錯了，稍微的加上其他片種的元素完全可以，卻最忌喧賓奪主。正如凍檸茶，只容許酸甜兩種味道，如果硬是要將美極鮮醬油和辣椒仔都加在里面，只能是畫蛇添足，難以下咽。

或許是編劇罷工的關系，荷里活最近拍的電影實在乏善可陳。《異》這是續《無間道風云》後，第二部由荷里活翻拍的港片。故事的原型是6年前彭順、彭發兄弟的《見鬼》。整個故事基本上沒有改過，也是講女主角移植眼角膜之後可以見鬼，在找尋的捐獻者過程中發現背後的故事，不過是將場地由香港到泰國，變成美國到墨西哥。題材並不新鮮，本來就難以在這種故事里面加上什麼大道理，硬加上去，顯得十分粗糙。

可幸，主角謝茜嘉艾芭（Jessica Alba）表現值得一贊，無論是扮盲人，做回正常和剛做完手術的懵懂樣，都能應付自如。全套電影都由女角擔大梁，醫生男角色性格平平、外形一般，怎麼看也只能算是配角，劇中也不見有什麼發揮機會。

平心而論，看女主角在一個不怎樣的劇本中發揮也是樂趣，加上幾個場景做的尚算震撼，如果能做到「能聽故不駁故」，一看倒也無妨。

2008年3月19日

影評：《潛水鐘與蝴蝶》

2008-03-08T17:10:00.009+08:00

對香港的觀眾來說，「潛水鐘」這個名詞太陌生了。單看名字可能未必知道作者想表達什麼，甚至看電影也可能誤會那只是一件潛水衣，不能表達出那種絕望的無力感。

潛水鐘（Diving Bell）是十六世紀發明的潛水用具，因為早期通常都是一個鐘形的金屬容器而得名，密封之後放在水裡面慢慢下沉，改良後，成為電影中衣服的形狀。與潛艇不同，潛水鐘沒有動力，全靠水面上的船隻控制升降。

那種在深海中吶喊卻沒有人聽到，壓抑、緊促和由別人控制自己生死的無力感，大概只有對潛水鐘這個詞匯有認識的觀眾才能深切體會。戲中主角的一隻眼睛被縫合，無法表達心中極端的恐懼和不願意，用潛水鐘來形容，包含很多暗喻和聯想，作者的文學修養確實不俗。

《潛水鐘與蝴蝶》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改編自法國著名時裝雜誌《ELLE》總編輯Jean-Dominique Bauby的同名傳記，本來的生活多姿多彩，受人尊敬，一下子因中風而癱瘓，只剩下眼皮能夠活動，Bauby不能說話，但是思維依然清晰，醫院的醫生抓住這個機會，設計了一套用眨眼來拼出法語字母的方法給Bauby。在這種情況下，寫作就成為他唯一的精神寄託，也就是自由飛翔的蝴蝶。書名用「與」，意味著潛水鐘沒有變為蝴蝶，而是並存，作者亦在書籍出版之後去世。

中風的人不少，好作家也不少，但是中風的好作家，而且能夠維持自己思維的人真的不算多。《潛》的故事由一個看上去如同活死人的病人角度來觀察世界，屬於可遇不可求的那種故事，很多細節，如想看電視卻不能開的這種無奈，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描述得這麼生動。

其中一幕令人印象深刻，Bauby的長子為他擦掉流出的口水，然後不禁抱著母親痛哭，而比他年紀小的妹妹則在另一邊玩耍，整個場景沒有特寫，沒有對白，甚至只有兩秒的畫面，卻簡明有力。另外一個場景是Bauby的父親來電，有點語無倫次的對白，也真實感人。

事前，我很擔心這部電影被拍成廉價的罐頭心靈雞湯，幸好片子並不煽情，值得一讚，Bauby沒有因為生病而改變信念和態度（而且還很有幽默感和好色）。而一開始Bauby半昏迷的主觀鏡頭，據聞是將乳膠塗在鏡頭上拍攝而成，也見巧思。

誠然，這是一部很感人的電影，不過一般觀眾未必了解其具深度的內容，120分鐘的長度也是一般觀眾所能接受的極限。不過看完這套電影，不難理解它為何可以擊敗《色戒》而拿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獎。

李炘
※《試影室》，香港影評人協會，2008年3月8日

教狗心理學

2008-02-27T12:45:00.003+08:00

很多人喜歡買小狗回家飼養，對幼犬來說，父母不在身邊，可以依靠的自然是飼主，教育的責任也自然落在飼主身上。尤其香港這種地少人多的地方，狗和人接觸的機會比鄉村多，狗隻的教育更顯重要。

心理學有一個詞匯叫「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通俗一點的名字叫做條件反射。這種理論發現：如果兩個事情同時發生，大腦對一件事的記憶會附帶上同時發生的事。最早證明這點的是俄國科學家巴甫洛夫（Ivan Pavlov），他搖鈴之後才給狗吃食物，多次之後，只搖鈴不給食物，狗也照樣流口水。

打狗去防止他們做某些事情，屬於古典制約。很多人認為體罰是最迅速的訓練方法，但是這種方法缺點很多，道理很簡單，因為你不能控制到底狗隻將什麼東西聯系在一起記住了，這就會造成心理陰影。

狗是相當聰明的動物，而且記性非常好，如果只是用體罰，會令狗對人產生不信任的感覺，而且訓練的時候也會令牠們無所適從，長遠來說，對人和狗隻的相處是不利的。因此，筆者為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養狗的規則，這些規則不一定適合全部的狗隻，實際情況還請大家隨機應變。

首先，要建立統一的「家規」，例如不準狗隻睡在床上等，應該全家一起去執行，不能有些人允許，另些人不允許。這樣才能令狗隻明白，有些行為「本身」是不被許可的，而不是有些「人」不允許狗隻這樣做，這樣就不會令狗隻對人產生反感。同時，因人而異的指令也會造成狗隻的困擾，對日後再學習其他的新指令產生困難。

其次，所有的指令都是應該是清晰而且明確的，一個指令只有一個意思，甚至嚴格到只代表一個動作。例如要求狗坐下，就不能有些時候使用「sit」，有些時候用「坐下」。對於剛成為家庭成員的小狗來說，在訓斥他們的時候，盡量使用統一的詞匯（如「NO」、「不可以」等），不要直呼他們姓名，這樣做就不會令名字和被罵聯想在一起。也不應該在狗隻作為一個指令之前就給出另外一個指令，特別是剛開始教育的時候，要耐心等待狗隻將你的指令完成，才去下達另外一個指令。否則都只會令狗隻混淆，令牠們很容易就會忘記所學過的東西。

最後，建立賞罰制度也是重要的一環，賞罰必須分明，需要預留一些平時不給的獎勵，例如雞肉干、牛肉干或者是狗仔朱古力等等。但是這些獎勵必須是牠達到你的要求才能給，因為獎勵的意義不在於食物本身，而在於樹立狗隻的榮譽感，將獎勵和做的對聯系在一起。做錯了會被罵，做對了也應該有「和平時不一樣」的獎賞，如果平時也給這些小食，就會失去獎勵的意義。

好的飼主，會給狗足夠的尊重，這樣才能訓練出和人類關系良好的狗隻出來，打牠們是絕對做不到的。

李炘
※頭條網，2008年2月27日

淫照給危機管理上了一課

2008-02-23T14:33:00.010+08:00

陳冠希承認拍攝淫照，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媒體刊登這些照片屬於侵犯版權。此舉可以阻止照片在主流媒體上出現，卻無法淡化事件，因為人們關心的早就不是照片本身了。

發展到這種地步，意料之外，卻也是情理之中。英皇聲明和報警內容不一致，早已埋下伏筆，聲明寫的是移花接木，報警時的說法卻是發佈淫褻照片。就算今天承認照片不是移花接木，也不至陷入報假案的困局，一早就能思考到這個地步，相信是律師團的傑作。

版權為事件添懸疑

法律上沒有問題，卻難塞住公眾的嘴巴。或許他們以為報警就有阻嚇作用，但是事情卻恰恰因為報警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翻看和這個事件有關的新聞，不難發現，真正關於淫照的比例不多，人們更關心的是警權、偽善和言論自由。新聞最重要的是素材，沒有素材，單靠記者憑空去挖，很難有甚麼好新聞。遊行、記者招待會都擺明車馬是素材，而淫照引起的一次遊行和數次記者招待會，無一不是報警所致。單靠幾張淫照，絕對沒有可能令記者們追這個新聞追足半個多月。

難道不是？鄧竟成的藏有也可能犯法、黃福全的朋友傳閱不犯法，都是故意擴大事件的做法，前者搞得人人自危，後者則引發「警字兩個口」的信用危機。我深信，報警才是將娛樂新聞變成社會新聞的元凶。

陳冠希坦然承認拍攝淫照值得讚賞，不過隨後又由律師提出版權的問題，為本來已經奇怪的事件又添了一層懸疑的元素，進一步迫使這個議題成為社會議題：這麼極力的阻止照片流出，到底背後想保護的是甚麼？

沒有承認前，如果僅僅是發佈淫褻照片，媒體只需要打了馬賽克就可以發。現在說有版權，也就是無論照片是不是淫褻，都不可以刊登。總有人會天真地認為，阻止淫照直接在媒體上發佈，就可以減輕影響。卻不知道，此話說的太遲，當大家都在關注一個事件的時候，想的也會比較多，照片本身已經沒有衍生出來的問題重要了。

要知道，陳冠希此舉不但犧牲自己前途（退出娛樂圈而不是演藝事業，意味不會成立經理人公司），而且也會犧牲很多女星的形象。畢竟，公眾認為這些照片是真的，和有人出來肯定還是不同，明星都是演藝人公司花錢堆出來的，涉及不少人的利益。

說謊只會弄糟事情

姑且不說已經退出演藝圈的陳文媛、陳育嬬、陳思慧和顏穎思，鍾欣桐的英皇娛樂及張柏芝的環球唱片都是行內首屈一指的品牌。不知道這些公司有沒有和陳冠希協商過，否則單方面承認這些照片是真的，就等於損害了其他女星的形象，特別是損害一些還當紅的女星，會直接損害經理人公司的利益，責任估計不是陳冠希能負擔的。

不過如果陳冠希記招是經過協商的，問題則更加大了！這麼多公司一起付出代價來阻止照片流傳，更加令人有興趣，到底剩下的照片有甚麼秘密？

說謊是樁虧本生意，為了掩蓋一個謊，總是需要說更多的謊。希望事情早點過去的最好做法，不是說謊或者誤導公眾，而是將事情原原本本的告知公眾。一邊說謊一邊報警，總是會將事情弄得越來越糟糕。

敖焙理
※《蘋果日報》，探針，2008年2月23日

危機意識比省錢更重要

2008-02-02T14:45:00.007+08:00

此刻，筆者正身處香港飛往上海的飛機上。經過焦躁混亂的幾小時苦候，終於登上飛機，但飛機卻又趴在香港機場上乾等。廣播說，上海機場只有一條跑道開通，而大量航班延誤，要排隊才能在上海降落。人困在飛機上，感覺比滯留機場更差。當然，比起上百萬滯留在廣州火車站數日的民工，已屬幸運。

這次雪災主要在南方，以上海為例，一連下了7天大雪，屋頂、路面都積起了厚雪，一些五、六十歲的上海人說，從來沒有看過上海下這麼大的雪——1963年上海下過雪，不過3天而已。沒人能預測天災，準備不足也在情理之中，可是這次雪災暴露出來的問題，卻顯示了有關方面在意識上的準備不足。

溫家寶總理在廣州，提到鐵路本身沒問題，問題出在電網上，並表示將會調派內燃機車趕赴南方。此番講話，正顯示了問題根源所在。

南方電纜與北方規格並不一致，南方電纜在設計時沒有計算雪荷載，安全系數較低，造價也更為便宜。平時南方不下雪，節省成本無可厚非，但南方下雪，卻比北方下雪的後果更嚴重，由於濕度及氣壓等關系，南方雪裏包含大量水分，容易結冰，對建築物的損害只會比北方更嚴重。

要「調派」內燃機車，是因為南方早已淘汰內燃機車了。北方年年大雪，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內燃機車運行。誠然，電力機車比內燃機更快速、節能，也低污染，可是一旦遇到電力故障，電力機車就毫無辦法開動。

現在全國區域性分工日趨精細化，區域和區域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也越來越高。有些農村現在只產經濟作物，日常口糧要靠其他地方運送過來，這次雪災持續曠久，交通癱瘓，首尾不能呼應，是災害的影響巨大的主因。區域性分工有利經濟發展，避免資源重復，但過於精細化，相互依賴的程度太高，則同樣對於國家的整體發展沒有好處。

節省本身當然是好事，隱藏風險卻不得不顧。香港的建築物，風險系數都比較高，一些內地友人對此提出過質疑，既然香港歷史上從未發生地震，按照地震的規格去建造樓宇沒有必要。這次大雪則顯示，香港硬性規定建築超高標準，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過去中國沒有錢，節省應該成為原則，現在則不同，適當的提高國家標準的安全系數，才能夠為將來中國的發展提供平台。縱使現在不是毛時代「積極備戰」的時代，但「好天收埋落雨柴」，居安思危總不是壞事。

2008年2月2日

不尊重選民勢難贏

2007-12-08T05:37:00.000+08:00

陳方安生慶祝勝選，但僅是慘勝。（資料圖片）

陳方安生贏了，不過充其量只是慘勝。以陳太的超高人氣，反對派的全力動員，加上區議會選舉失利的刺激，依然只比葉劉淑儀多38000票，我是反對派的話，一定笑不出來。

其實，只要看看反對派的記者招待會和報紙上的評論，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立法會補選當中，陳方安生這種「皇牌」都只能是慘勝，而且正逐漸喪失中間選民的心。

區議會選舉失利之後，反對派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分析原因。民主黨說對手的鐵票太強、公民黨說反對派資源不足、民協則歸咎新移民不投他們票，明顯這三個理由都不成立。

如果親建制派的鐵票如此強而有力的話，那麼2004年的區議會選舉，親建制派根本不可能失敗。至於資源方面，反對派這次有協調機制，資源整合力度只會比 2004年的時候更加強。內部討論的結果不得而知，但是由公開的言論來看，前兩個分析都只能說明反對派不能掌握民意的方向，缺乏橫向和縱向分析的能力。

歸咎新移民不投他們票，則是政治人物最要不得的政治自殺。新移民的數量在這幾年內並沒有大幅增加的迹象，不去爭取選民的票，而去侮辱選民不理解(或者不能理解)自己的政策，這還會有人投你的票？政治人物要推行自己的主張，只能是耐心說服，哪裏有「選民負我」這一說？

說回整體的戰略，反對派的策略很清楚，就是拉闊政治光譜，建立一個囊括任何政治議題的政治集團。社民聯吸引基層票，公民黨吸引中產票，政治分工比以前民主黨、職工盟細緻得多。強無可強，不可再強。這些政治連帶平時各自行動，但是到了關鍵時刻，還是協同作戰，綑綁推翻政改五號報告書就是最好例子。在論及區議會失利的問題時，有反對派論者認為是光譜拉得還不夠闊，卻忽略了本質的問題。

傳播學是變化最快的科目，因為民意不斷變化，而且會識破公關技巧。過去的成功要素，正好就是今天的票房毒藥。反對派的敗局不在於戰術，而在於這種當香港市民是傻子的傲慢心態。拉闊政治光譜，只會導致反對派政治面貌越來越模糊，沒有統一的政治綱領，只是東騙騙、西騙騙，根本不可能吸引選民支持。

反對派的傲慢心態不是偶然現象，而是非常普遍。一連幾日，反對派論者賴來賴去，說的都是蛇宴、荔枝團這種被譏諷為「噓寒問暖、挑水劈柴」的小惠，並責罵選民見利忘義。說白了，就是低估選民智慧，真的以為香港人都不看報紙？況且，到地區走走就知道，反對派照樣有荔枝團，有些價錢比建制派還要便宜。

不尊重選民如何贏得選舉？如果一個政黨，不能抓住選民的心，甚至根本不知道選民想要什麼，反而罵選民不跟隨他們，就說明這個政黨的歷史使命結束了。老兵不死，卻會慢慢凋謝。

李若浮
※《香港商報》，商報論壇，2007年12月8日

對《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回應

2007-08-31T16:05:00.013+08:00

西方著名政治學者拉斯威爾（H. Lasswell）在其著作《政治學》的副標題上寫上了：「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1香港的政治制度發展，其實也就是香港的管治權由什麼人得到，在什麼時候得到（時間表）和通過什麼方式得到（路線圖）的問題。

綠皮書明確的指出了，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也向特區政府負責2。同時，綠皮書對於有關的「最大機會落實普選」的部分，提出了三點包括，需要符合《基本法》，得到多數市民支持，三分二的立法會議員支持和獲得中央接納3。這些說法都相當現實、理性。

就上述的問題，綠皮書對社會各界的有關意見都進行了毫不迴避的收集，相關的論點也整理的十分完整，值得肯定。筆者想就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和行政主導等原則性問題表達一些個人意見。

關於循序漸進

在《特區政治體制的設計原則》部分，綠皮書羅列了4點重要原則（P.9:2.10）：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及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4

對於循序漸進，綠皮書的解釋是：「遵循著一定的步驟，有次序、有秩序的前進。」而其目的，是「以保持繁榮穩定」。這點筆者深感認同，香港是一個發達社會，根據2006年的蘋果日報報導：「聯合國最新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香港人均擁有淨財富202,189美元（折合約157.7萬港元）」5。對一個發達社會來說，保持現在的生活習慣和水平，理應是香港大部分市民的長期願望。

參照亞洲各國（或地區）的民主發展道路，我們可以發現，反對派擁有的是社會動員的能力，這些社會動員能力經常可以變為選舉時期的動員能力。因為反對派沒有執政權，很容易就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責政府。而在心態上他們也認為自己的天職就是監督政府，並無執政的打算。

既然香港會實現「普及」和「平等」的選舉，就不可能在40年甚至更多的年份當中，不出現反對派執政。理論上人民不會選擇有損自己利益的政府，但是大眾心理學的研究則發現，人的理性受制於很多因素，更加何況在現在政治公關工程下，政治家和政客，在選舉行為上幾乎無法被大眾分辨。6如果任由一個沒有行政經驗的政府上台，只能出現如台灣地區民粹式的「選舉動物」、「童子兵治國」。對經濟發展，甚至保持繁榮都是負面的，這是政治制度的設計者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本人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來鍛煉反對派和親政府派系的資源整合、游說能力，令反對派整合出一套完整的治港理念7。並逐步的擴大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來達到「循序漸進」的目標。

提名委員會和均衡參與

本人對取消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方案有很大保留，本人擔心，一旦實行由候選人直接向選民拉票，而不需要通過提名委員會的方式（如P.19:註釋8所提出的方案），就無法保障均衡參與。8

因為立法會和區議會的選區劃分，都是按照地區，而不是行業來進行的。但是香港是一個產業結構相當不平均的地區，根據2005年的《香港年報》，製造業佔總就業人數的5.3%，服務業則佔86%9。這樣一來，就難以避免候選人的立場傾向於某些階層，甚至只向某些階層的選民拉票，而不顧及均衡參與的原則。

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邏輯作為自由主義的原則和理論基礎。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對此列舉了一個著名但極端的例子︰「如果在12個人的社會裡面，10個虐待狂對其餘兩人的酷刑當中得到巨大的快樂，那麼功利主義的原則就表明另外兩人應該受到虐待。」

撇開政治理論不說，現實的情況也無可避免的會導致某些多數意見壓倒少數意見，造成某一個行業或階級主導了本港的政治發展，這都是可以想像的。特別對專業界、宗教界等明顯人數較少，但對繁榮穩定也是相當重要的界別來說。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筆者反對取消界別分組，但是也認為應該增加提名委員會的民主成份，比較傾向於第三類方案中的3.18:(iv)項，也就是「提名委員會由1600人組成，參照目前800人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再加入全體區議員、在港的全國政協委員，及一些目前未被納入選舉委員會的界別人士。」10這樣一來就可以通過區議員將代表地區的民意整合，代表無法在界別分組中投票的市民（特別是非勞動人口），以保障特首「得到多數市民支持」的原則。

而普選（Universal suffrage）指的是選舉的權力，直選（Direct election）或者間選（Indirect election）則是選舉方式。無論通過何種選舉方式，只要保障社會上的成年公民都擁有選舉權力，而不因為性別、社會地位或者宗教信仰而失去權力，都屬於普選。

作為一個篩選機制，提名委員會應該和間選的第二候選人的概念相接近，都是由民眾投票產生一些代表，再由代表投票產生領袖。第二候選人概念的產生，是因為第二候選人社會經驗比較豐富，不容易受到煽動，在投票的時候可以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來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候選人。

這就需要給予提名委員會充份的時間，來思考最終投票給哪一個候選人，本人建議在提名委員會產生後一段時間，才開始特首選舉的工作。這樣也可以給候選人充份的時間去做政策包裝和推銷的工作，也可以鍛煉候選人的實際政治能力。

關於如何體現行政主導

在《基本法》如何體現行政主導的部分，綠皮書羅列了很多要點，都在P.47的注釋當中。筆者認為，實際操作上來說，只有(f)：「特首在立法程序中處於重要地位，包括簽署及公布法案與及其他有關條文」和(g)：「立法會議員若提出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11，兩點涉及行政和立法的關係。不過這兩點在實際操作上又不能夠解決「府院之爭」，也就是在政府和立法會發生矛盾時，無法體現出行政主導的效用。

政治這個詞匯，本身就包含兩個含義，一個是「政」，可以對應在西方政治學當中的政治決策（executive）。而「治」則對應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行政管理的權力，是香港的公務員隊伍，這個是隊伍可以是中立的。但是政治決策的權力，則明顯在特首和問責局長手中，這個權力，不可能是政治中立的，必然涉及利益分配的問題。

一般民主社會的議會，都難免分成幾派，如法國的左派和右派；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又或者台灣的泛藍和泛綠。這些派系可能是出於共同的理念，也可能是出於某種共同的利益。香港的政治環境，雖然因為沒有《政黨法》而欠缺實際意義上的政黨，但是不同理念和利益的集團無疑是存在的。

這種派系，或明或暗，總會在一定的關鍵時候顯露出來，並加入政治決策的利益分配之中。由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推出《香港政制發展第五號報告書》在立法會進行表決的時候，支持的有34票，反對有24票，棄權有1票，因議案得不到全體三分二議員支持而被否決。反對派使用的，是被稱為捆綁式（投支持票的議員會被視為民主叛徒）的反對方法。說明反對派客觀存在，而且相當有歸屬感和服從性。綠皮書希望反對派求同存異的良好願望12，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同時，這也說明了，行政主導似乎只能在反對派議員低於三分一的情況下發生，否則，政府的重要議案，都會被否決，這將嚴重打擊政府的威信。不過按照現在的立法會勢力分布，任何一個派系都難以拿到三分二議席。

反對派議員經常鼓吹，普選可以解決特首行政主導的問題，實際上是絕無可能的事情，因為即便他們上台執政，也不可能回避因「得不到三分二議員支持」而被否定議案的政治現實。而任何民主社會，必然出現不同意見，也難以存在某派系議員長期占據三分二議席的情況。如果府院長期對立，政府議案長期得不到通過，則對於保持繁榮穩定相當不利。

綠皮書3.12段寫到，「根據《基本法》，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制衡。」13西方的民主政體，除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做法，也有英國的議會民主制（Parliamentary system），這種制度將權力合而為一，可以確保行政和立法之間的關係不會過於緊張。

其實，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應該直接向中央政府負責，權力不應該分散。當然，如果立法會和政府「相互制衡」的關係，也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唯一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由三分二議員支持改為「簡單多數」，以削弱議會的權力，確保行政主導。

李炘
※立法會CB(2)2673/06-07(52)號文件，200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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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斯威爾（2006），《政治學》，北京：商務
2 政制發展綠皮書（2007），政制及內地事務局，P.31:3.41
3 政制發展綠皮書（2007），政制及內地事務局，P.15，2.31
4 政制發展綠皮書（2007），政制及內地事務局，P.9:2.10
5 蘋果日報，〈港人均擁157萬元全球最富〉，2006年12月8日，http: //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61208&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6599992
6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推薦：勒龐（2005），《烏合之眾》，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Gustave Le Bon: The Crowd）
7 筆者認為公民黨，要求制訂公平競爭法和反對「干預主義」的兩套邏輯自相矛盾，說明該黨並無明確的治港理念。
8 政制發展綠皮書（2007），政制及內地事務局，P.20:3.12:(iii)
9 香港年報（2005），〈第五章　工商業〉，政府統計處，http://www.yearbook.gov.hk/2005/tc/05_04.htm
10 政制發展綠皮書（2007），政制及內地事務局，P.23，3.18(iv)
11 政制發展綠皮書（2007），政制及內地事務局，P.47，注釋55
12 政制發展綠皮書（2007），政制及內地事務局，P.42，5.12
13 政制發展綠皮書（2007），政制及內地事務局，P.20，3.12(ii)

中大學生報衝破的是什麼禁忌？

2007-06-20T03:13:00.007+08:00

因為稿期剛過，這篇文章出街的時候，大概社會上對《中大學生報》的情色風波的討論已經很成熟了。未免給人「抽水」的感覺，不得不做一些「懶學術」的討論。

《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在5月16日寫了一篇名為《衝破禁忌重建道德》的聲明，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不追問封建體制就沒有資本主義，也就沒有今天的商學院；不追問教廷權威就沒有科學發展，也就沒有今天的理學院；不追問種種文化典範社會規範就沒有人文學科，也就沒有今天的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

禁忌有其道理

魔鬼總是藏在細節里面，這些貌似擲地有聲的主張，其實卻是偷換概念。以上羅列的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價值，確實由顛覆「禁忌」而來。不過，值得說明的則是，上面種種的「追問」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通過「追問」這種哲學思辨來建設更加合理的社會制度。那麼，試圖打破亂倫、人獸交和在公眾場合做愛禁忌的同學們究竟想建立什麼呢？

同時，如果禁忌是出於愚昧，我們去挑戰他，自然有利於產生更加合理的制度。不過今天，主流社會對於亂倫、人獸交和在公眾場合做愛的禁忌是完全出於愚昧嗎？似乎故事又不是這麼簡單。

現代文明之所以是現代文明，正因為經歷上面所說的種種革命，而令愚昧消失，產生了文明、理性和共識。禁忌，泛指一些在一定文化圈里面不可以做的事情，有些源自宗教，也有些純粹是習慣。不排除今天還有些禁忌依然是愚昧的，不過經過時間考驗的這些禁忌，同時有著整合社會國民根本意志（organic will）的功能，並非全無道理。如果只是抱著「為反對而反對」的心態挑戰禁忌，不思考這些禁忌打破之後的世界，難以被贊譽成為有開拓性的知識份子。

自由應有底線

筆者向來認為，「為反對而反對」的那種拿來主義是很不要得的東西，其惡不在於沒有建設性，而在於沒有評定是非對錯的標準，今天我需要反對A，就拿B的理論來用用，明天要反對B了，又拿A的文章抄抄。其結果就是，失去自己的立場，除了可以「搏出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反對什麼。

說到自由，且不論西方自由主義本來就存在穆勒（John Mill）所主張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也就是多數人覺得不可以的事情，就不可以去做）。就算是尊重個體，中大學生報的同學們，似乎也不理解人的自由以不影響別人的自由作為底線，在公眾場合做愛已經影響他人，更別說人獸交了。自由是個體和個體出於自愿形式的一種交換。擴大一點說，獸並不能表達自己是否同意和人性交的意愿，那麼人獸交本身，不是拿人類的主觀意愿，去破壞獸的自由嗎？

不應合理化禁忌

《聲明》字里行間總流露一種，《學生報》的內容並不比坊間的報紙風月版更加觸犯禁忌的態度。筆者就讀新聞及傳播系，過去恰好做過一點報紙資料收集，雖然公眾場合做愛和亂倫確實出現過在風月版，但是為數極少，對於獸交，更加是本港報紙風月版也不會鼓吹的重要禁忌。

對此，《學生報》問卷的處理就顯得異常吊詭了，他們的問卷，幾乎全部都是預設前提式的，是否專業，已經有人討論過，不再多說。筆者關心的是，在應否做都尚在討論的社會中，他們提出如何做的命題，由此營造社會並非反對的假象。

例如採用「你最想同咩動物做愛？」而不用「你是否想過和動物做愛」；「你最想係中大邊度做愛？」而不是「有沒有想過在中大做愛」，就已經大大顛覆了應否的概念，將討論帶到如何去做、和誰做的階段，可見有故意將這個問題「正常化」的傾向。如果說這還是一種因為不了解本港風俗而導致的無心之失，實在難以想像他們生活在何種環境當中。

學生違法也是違法

順便一提，根據本港法律200章118L「任何人與動物作出違反自然性交，即屬犯獸交的罪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0及監禁10年。」常說「法律是最低的道德」，不知道中大的同學對此有無感想。

一個殉道者，就要有殉道者的覺悟，學校報紙觸犯法律，一樣也是觸犯法律。如果這個刊物被公眾認為是不雅，而大學刊物是可以隨隨便便給18歲以下人士拿到的話，編輯不可能沒有責任。

李炘
※《珠海新聞》，評論版，新八期，2007年6月20日

公民黨往何處去﹖

2007-04-10T03:11:00.005+08:00

梁家傑雖然落選行政長官，但是他獲得了789位選舉委員中的123票，相信公民黨成為香港民主派的頭號政黨已經成為事實，就算做不了特首，他們在立法會的影響力也必然增加。因此，公民黨和梁家傑的政治理念就非常值得大家注意了，因為他們的主張，很可能影響香港未來的政策變化。

這次選舉以後，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改變，辯論式的選舉模式已經建立，此門一開，相信以後的特首選舉都少不了一場辯論。對於市民來說，辯論確實有助於提高對市民的候選人政策的理解程度，這對政府來說是一種挑戰，不過對民主派來說，何嘗又不是一種挑戰﹖

引入「政府干預」

這次特首選舉的論壇上，梁家傑多番被指「計錯數」，公民黨公共行政的能力備受懷疑，對於整個民主派形象的打擊都是不小的，不過關鍵還不在這裡，治港理念的問題才是更加值得關注的焦點。

一向來說，公民黨的政策是很明確的，他們要求訂立公平競爭法、最低工資（雖然沒有提最高工時）、就業保障等等。但是在第一次選舉辯論上，梁家傑在辯論的時候又認為，不需要通過政府來維繫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並指尋找商機是商家自己的事情雲雲，這和曾蔭權的理念相反。

1974年，主張自由放任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主張政府應該干預（凱恩斯主義）的繆達爾（Gunnar Myrdal）一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標誌著西方世界兩種經濟學思潮理論成形。資本主義世界治理地方的理念，基本上離不開這兩種學派。

一般來說，主張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的人，認為政府不應該用行政的手段刺激經濟，亞當．斯密在他著名的《國富論》中，就主張過「絕對不需要國家為經濟制定計劃」，這是因為政府不會比商人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麼。也就是梁家傑主張的「尋找商機是商家自己的事情」的理論根源。

這樣問題就來了，因為訂立最低工資是政府直接干預勞動市場的行為，任何主張自由放任的支持者，都不會同意限制勞動市場薪酬自由調節的政策。新自由主義的大師米爾頓．佛利民，就罵過那些要求政府訂立最低工資的人背離自由主義理想。他說「在打著福利和平等的旗號下，20世紀的自由主義竟然開始支持國家的干預和專制作風」。

那麼梁家傑的觀點屬於凱恩斯主義嗎﹖遺憾的很，也不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社會福利主義）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前面說的繆達爾的觀點接近這派，他們認為政府可以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一旦工人的收入得到保障，就可以刺激經濟，有利提高社會整體的消費水平。後面的部份（保障工人）看上去和公民黨的政策類似，但前面（通過政府來刺激經濟）的部份又相反，人家的邏輯可是一脈相承，要後面不要前面，難免給人斷章取意的感覺。

別搞「瀨尿牛丸」

更加能說明問題的是，回看梁家傑的在去年9月香港政府宣佈不以「積極不干預政策」作為經濟發展藍圖時，余若薇和梁家傑撰寫的文章，他們均擔心政府的宣佈會導致「新的干預主義」干預出現，可是他們忘記了公民黨的〈制訂公平競爭法報告書〉提倡的正是他們口中「干預主義」。

如果說，積極不干預的討論還可以解釋為是梁家傑個人的觀點，那麼這次作為公民黨的候選人來參加選舉，則無疑應該被視為是公民黨的政策。那麼我們就可以斷言，公民黨自己內部對於應該實行那種政策，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考慮。很多時候，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兩種學派的理論和邏輯推演都是嚴密的，很難混在一起搞「瀨尿牛丸」。

俗話說理直氣壯，如果政黨的主張是自相矛盾的，氣確實很難壯。建議公民黨還是應該認真的研究一下他們的公共政策，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來。

李炘
※《珠海新聞》，評論版，新六期，2007年4月10日

支持梁家傑甚麼﹖

2007-03-02T17:18:00.004+08:00

候選人「落區」爭取市民支持自然不過，但是候選人也有義務說明要別人支持你甚麼，這是最起碼的政治道德。很簡單，是支持你做特首呢﹖還是支持你搞局﹖意義完全不同，特別是特首選舉這種大事。因為你的動機，是直接影響我是否支持你的重要考慮。

梁家傑在《亞洲週刊》上說，民主派準備搞一次遊行，目的是「給想投票而無法投票」的街坊表達心情。那麼，一切的謎都已經解開。參選是假，遊行是真，所謂的支持梁家傑，就是在梁生落選後，鼓動支持他的市民參與遊行。整個選舉拉票的過程是一個幌子，目的就是複製2003年的遊行。經濟好轉，民主派遊行的參加人數已經一年不如一年，站在民主派的角度來說，確實有必要找出新的增長點，但通過參與選舉來進行遊行動員，是一個非常令人反感的舉措，不但政治誠信有問題，也為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作出極端錯誤的示範。

到現在還有不少民主派的支持者希望梁生能夠當選特首，利用他們對於梁失敗後的失望心情來動員遊行，難度比沒有議題的動員來的容易，不過這可是純粹的權術主義，根本就不是民主派所宣稱的信任人民，而是當人民是任意擺布的棋子，既不民主也不道德。現在梁的民意支持度並不很高，多個民意調查都顯示其支持程度不超過20個百分點，那麼還打著市民支持的旗幟就很成問題。

不難想像，梁家傑會在失敗後，在將自己的落選歸咎於「小圈子」選舉，但因他事實上得不到廣大市民支持，參與遊行的，相信只是民主派的「鐵票」，難以尋求新的增長點，這樣也就會自己局限自己。而當一般市民無法理解民主派舉措的時候，整個香港的民主派就會陷入「自我感覺良好」的小圈子裡面。

※《am730》，2007年3月2日

梁家傑不應放棄建黨理念

2007-02-22T17:22:00.004+08:00

手上有一份公民黨創黨時的宣傳小冊子，其中說︰「我們支持《基本法》及『一國兩制』，與中央政府保持良好溝通。中央政府及公民黨的政策理念同樣是為香港好，我們深信彼此有很大的溝通空間。」又指公民黨要有建設性和「非為反對而反對」的思維處理問題，說得讓人熱淚盈眶。

本以為香港終於有一個務實的民主派出現，這個民主派不會像民主黨那樣意氣用事，也不會像親台人士那般專關心一些市民大眾不關心的意識形態。公民黨這番話揭示了過去民主派不溝通、沒建設性和為反對而反對的毛病，而這些公民黨都不會再犯，應該才是公民黨的價值所在。

但眼看梁家傑的第七份政綱《我們所要的民主政府》，和公民黨在特首選舉這段時間殺氣騰騰的表現，心由「灰」到「傷」。梁家傑聲稱要「挑戰得到中央祝福的候選人」，要求修改《基本法》以取消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等言論，有多少能夠回應立黨之初的理念？原來，公民黨依然是那種對抗思維，怎樣能叫人不失望？

民主黨失敗的地方，就是長期抱着「民主抗共」的意識形態，實踐已經說明此路不通。即便是2003年的「七一遊行」有50萬人參加，民主黨的黨員人數也沒有大幅增加，充分說明：就算對於特區政府存在不滿，普遍市民也不支持對抗思維。

有前車可鑑，公民黨又何苦朝着這個方向繼續前進？何況沒有民主黨這樣龐大的地區網絡，公民黨搞對抗，也不可能比民主黨更加出色。更加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他們創黨時已經知道問題所在，還要朝着這個方向走，不得不叫人懷疑他們已經改變初衷。

梁家傑先生，香港有一個民主黨已經夠了，不需要多一個公民黨來玩對抗，民主黨做不到的，應該由公民黨來承擔，你們沒有必要重複扮演民主黨的角色，請再想想吧。

※《都市日報》，2007年2月22日

普選和直選的分別

2007-02-10T17:26:00.004+08:00

在香港的政治活動當中，有兩個概念是經常混淆的，就是普選和直選。

普選（Universal suffrage，普及選舉權）的含義，是指一個社會上的成年公民都擁有選舉的權力，不因為他/她的性別、社會狀況或者信仰而喪失了這種權力。普選權僅僅是選舉的權力，而並不涉及選舉的方式。基本法所提到的，就是這個普選。

而直選（Direct election，直接選舉）才是一種選舉的方式，指政府機關的首長由民眾直接通過選舉產生。直選的相對概念是間選（Indirect election，間接選舉），間選指先選出一些代表，再由代表選出政府首長。

因此，普選和直選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一個指權力，而另外一個指選舉的方式。一人一票的概念，就是出自普選而不是直選。事實上，既可以有普選而沒直選，也可以有直選而沒普選。

美國就是有普選而沒直選的典型例子，美國以選舉人票的方式間接選出總統，民主黨的戈爾（Albert Arnold Gore Jr.）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當中取得的總票數比共和黨的小布殊（George Walker Bush）多，但是因為選舉人票不夠而落選。中國人大的逐級選舉制度，也是有普選而沒直選的例子。因為普選只是選舉權，和選舉的制度沒有關係，因此選舉人票和人大逐級選舉的制度，和普選的原則並無抵觸。

有直選而沒普選看起來不可能，但是在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女性曾經普遍的沒有選舉權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國在19世紀中期（1885年）已經通過憲章運動，提倡無論男性的種族、階級都有參政選舉的權利，但女性的選舉權力，則要等到20世紀初（1928年）才有。順便一提，18歲以下市民的普選權力，到現在都是被限制的。

說回香港，確實是沒有普選的，因為香港的行政長官不是由公民普及的選舉產生。但是整天要求普選的民主派，卻事實上否定了普選。政府在2005年提出的五號報告書，其實就是增加了普選的成份。如果區議員可以進入選委會，那麼就可以成為一種變相的間選和變相的普選，先有了這個基礎，再循序漸進減少委任議席，比一步到位的普選容易的多。

民主派這點很叫人看不過去，他們整天義氣用事，務虛不務實，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實際的政治利益更重要。捆綁泛民反對五號報告書是漂亮一仗，害死的卻是他們自己。

※《星島日報》，時事Blog評，2007年2月10日

積極不干預中「積極」的淵源

2006-11-13T04:05:00.005+08:00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港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令香港掀起一陣不小的風波。

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港英時代的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1979年9月，夏鼎基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了著名的演說︰《過渡中的香港經濟》，首次提到了這個詞彙，並以此總結了70年代到80年代港英政府的經濟政策。其後一次演講中夏鼎基更指出，政府在進行經濟規劃的時候，會積極的「研判利害所在」、「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再決定政府是否出手進行干預。

在當時香港的特定情況下，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是英文涵義相反的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一次思想交鋒，雖然兩者的中文翻譯都是「新自由主義」。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出台，是以一種委婉的方式宣佈－－港英政府放棄從1960年代郭伯偉開始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New liberalism是對自由主義進行批判和修正的思潮，認為市場並不是絕對完美，政府有權在適當時候進行干預，也稱社會自由主義最準確﹔Neo -liberalism則是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並承繼發展那種自由放任態度的思潮（為行文方便，下面Neo-liberalism翻譯為新自由主義，而 New liberalism翻譯為社會自由主義）。

自由放任政策是什麼都不管，積極不干預則不相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理念由社會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和凱恩斯主義（Keynesian economics）發展而來，承認市場並非絕對完美，認為政府有責任對市場進行控制。強調社會責任論中「在自由的同時，也必須負責任」的觀點。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夏鼎基在《過渡中的香港經濟》中說到︰「必須承認有時候干預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經濟穩定。」又表示了不要過份相信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並列舉了一些市場的缺陷，認為政府需要干預以糾正。這些邏輯並不出自古典自由主義，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背後的意思，只有用社會自由主義加以解釋才能夠順理成章。

干預（intervention）的負面意義，僅僅是政府破壞市場「自我完善功能」的行為，並不是任何市場的管理都是「干預」（不良干預），如果政策促進了市場的發展∕消除了阻礙市場發展的因素，那麼就不算「干預」了，例如警察、廉政公署和商業罪案的防止，就被視為維護市場的秩序。

這也為當年香港政府諸如玫瑰園計劃、公共房屋計劃等政府的經濟發展計劃提供了合理性，因為這些政策並沒有破壞市場的發展，而是促進了市場的發展。同樣地，CEPA和自由行等政策也是促進了市場的發展，和積極不干預的原則並沒有違背。

而積極（positive）的意思，則有另外一個理論可以參考，就是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和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概念，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在1958年的一次演講中，將兩種自由作出了劃分，他認為積極自由是人主動去做什麼的自由，也就是（liberty to），這種理論認為自由本身是脆弱的，但是政府可以積極的保障自由﹔而消極自由的自由則是「免於強制和干涉」的自由（liberty from），也就是說認為政府只要不干涉，自由就自然存在。

積極自由的理論背景是社會自由主義，消極自由則是出自新自由主義或者古典自由。積極不干預與積極自由，兩者在理論上似有相同之處，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也就是認為市場本身是脆弱的，在某些市場不能自我完善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出面積極的保障市場的運作。

積極不干預政策討論，對於香港日後的發展政策，有相當正面作用，因為這涉及了香港管治方面很多的具體措施，也是香港日後如何發展的一次辯論，值得更多論者從理念和背景的源頭進行澄清。

李炘
※香港《經濟導報》，經論，第2995期，2006年11月13日

勿輕視邊緣化危機

2006-06-10T03:02:00.010+08:00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在3月21日的「中國十一．五規劃研討會：香港的角色」論壇上，提出香港邊緣化的問題。許司長說︰「面對珠三角城市這些基礎建設的發展，它們又在位置上較接近貨物的源頭，我們必須正視香港被邊緣化的問題。」這個說法是很深刻的。

可惜的是，這個重要的議題，正如香港的一切重要議題，在喋喋不休一段時間後，就被人淡忘了。最近，中國銀行在香港上市，邊緣化問題被重新炒熱，認為香港不會邊緣化的聲音日趨高漲。不少人覺得，香港股市已經成為中國的「主版」，可以為中國的發展進行融資和技術上的資源，並認為香港的法制環境、規範化和國際規模短期不會被內地城市取代。

不應曲解邊緣化原意

這兩種說法其實是兩條沒有交叉的平行線，「十一五」規劃將香港定為於「金融、商貿、航運」三個「中心」。可想而知，許司長在談論邊緣化問題的時候，主要是針對物流業，而中行上市，則是金融業的範疇。

物流必須有「物」才可以「流」，內地物流的基礎建設發展起來後，確實看不到廣東的企業有任何理由輾轉到香港去出口海外。那麼，三個中心之中，至少「航運中心」的地位就值得擔憂了。而中行上市，只是一個「輸血工程」，和允許內地企業到港上市、實施CEPA、人民幣流通、開放內地居民來港旅遊等性質相同。被輸血自然沒有什麼不好，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果香港長期都處於要中央輸血的角色，根本就沒有可能成為領導潮流的「亞洲國際都會」。

軟件優勢僅能保持十年

撇開對許司長擔憂的曲解不談，否認香港存在邊緣化問題的意見，多數都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人才、政治制度和法律，這些優勢在數十年內不會被內地取代，他們將這些優勢稱之為「軟件」，並認為軟件比硬件（基礎建設）還要難學。

當然，內地要提昇金融方面的國際公信力還需要一定時間，不過十年之後呢？眾所週知，現在內地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主要面對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競爭。去年廣東的GDP達到了21701.28億元，按現行匯率折算為2648.44億美元。廣東省長黃華華更加表示，希望在「十一五」規劃結束前，將廣東省的GDP超越台灣。僅僅在2000年，廣東的GDP才剛剛超過1萬億元，六年翻了一倍，這種飛速增長，不得不說是令人羨慕的。

相信在二十年前，大家都不會相信內地的硬件可以超越香港。十年後，國內城市在軟件上也會建設起來，如果沒有很好的規劃，到時我們又怎麼辦？

是否還需要提供服務？

鮑曼（Zygmunt Bauman）、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在論及全球化時，曾經提出，資本主義的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資本主義不會「再忠於它的出身地」，這句話很有啟發。八十年代開始，香港製造業的工業家就紛紛北移，分三階段進行了去工業化的進程。根據香港政府年報，工業佔本地生產總值已經由1983年31.8%下降到2003年的 11.4%。整個九十年代，香港都是由地產支撐起來的泡沫經濟。

這是香港的「死穴」，現在香港的「三大中心」都屬於服務業，服務業也叫做第三產業，其重點不是取決於香港自身的技術條件，而是中國是否還需要這種服務。隨著中國加入WTO之後，內地為了和世界接軌，必然會完善其自身的制度，那麼香港在服務業的地位也必然下降。

其實這個觀點早就有人提過，不過1997年前香港經濟很好，沒有人當回事；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社會又將注意力放在「倒董」上，到現在才談論這個話題，浪費了將近十年，不得不說是太遲了點。

早在1999年，香港工業家劉永齡就以廣告的形式在《信報》上刊登廣告，討論香港前途，那篇文章叫做〈香港能否恢復昔日繁榮〉。其中對於香港經濟結構有一個比較悲觀，卻無法反駁的觀點。

香港衰落屬於結構性

劉永齡認為，中國歷史上繁榮大城市由於特殊背景產生，也因特殊背景消失而衰落。香港過去繁榮的條件，是因為內地不開放，現在內地開放了，香港的角色也出現變化。他更加以清末的揚州作為例子，指出由於漕運改海運及鹽的專賣權取消，揚州由當時繁榮大城市急劇的衰落，成為一個小城市。這種現象和香港何其相似？

經濟衰落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暫時性的，另外一種是結構性的，暫時性是指一時的經濟不好，基礎沒有破壞，一旦不利的因素消失，經濟又可以回復蓬勃；如果過去繁華的因素不復存在，那麼這種衰落就是結構性的。

至於邊緣化的成因不外乎兩個︰一個是別人跑的太快，另外一個是自己跑（轉型）的太慢。要求別人停下來等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只能看看怎麼令自己跑的快點，香港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向上的空間不大，穩住金融方面的舊優勢非常必要，也必須找到新的增長點。

如何保持香港的優勢

工業是已經被香港人所忽略的一個重要產業，同樣是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和新加坡，因為工業基礎打的好，復原的非常快。以南韓為例子，在2004年其各產業GDP 比重分別是︰農業3.2%、工業40.4%、服務業56.3%﹔台灣的工業GDP比重也有30.9%。相對的香港的工業GDP比重只有11.3%，而服務業則有88.6%，可以看出經濟發展的失衡。

工業是一個經濟體系中重要的一環，特別是高科技的工業生產，香港還是有一定優勢的。各位不應忘記，在一國兩制的體系下，香港是一個高度自治的經濟體系。雖然關稅已經取消，但是畢竟有邊境的存在，香港不可能像內地這樣簡單直接的列入經濟規劃中。

在港英時代，香港對工業沒有什麼具體的規劃，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新自由主義深入民心。經濟沒有問題的時候，不管自然最好，但經濟出現結構性問題的時候，沒有個人能夠解決，為將來的發展做好準備還是政府的責任。

經濟的發展，不可能依照人的主觀願望來發展。服務性行業固然是非常重要，不過世界上比較重要的大城市，幾乎都是涵蓋幾個不同產業範疇的。香港在2005年的人均GDP全球排行第五，成功超越日本，如果能夠把握好這個勢頭，投資在各種不同的範疇上，或者是香港另外一次經濟騰飛的機遇。

洋紫荊是香港的市花，生性特別，會開花而不會結果。希望香港的經濟不會如此。

李炘
※《珠海新聞》，評論版，新三期，2006年6月10日

誹謗相關條例

2006-05-23T23:18:00.001+08:00

國際上把毀損名譽的行為統稱為誹謗（defamation），英國的《誹謗法》歷史悠久，香港法律上承英國，同樣將毀損名譽的行為稱為誹謗。香港法律第21章的《誹謗條例》連同各種判例，構成了香港的誹謗法。[1]

在香港，一般言論的爭議屬於民事案件（比較嚴重，影響公眾安全的才是刑事），也就是說，法院不會主動檢查新聞是否有誹謗他人，而是由當事人對新聞媒體發出檢控。

《誹謗條例》對誹謗的定義是：「就是一個人登載有關另一個人的事物，而使後者被社會上有識之士，對其敬而遠之，或對之憎恨或厭惡或取笑；或使其生意或事業受到損害。」因此，一切毀損他人名譽的言論都可以視為誹謗，簡單而言，原告人只須証明：一、新聞已經發表；二、針對自己；三、有損害自己聲譽的內容，法院即應受理起訴。

值得注意的是，誹謗的起訴和新聞真實與否並無關係。

幸而，普通法也講求採抗辯式（Adversarial System）的審訊制度，也就是說「控辯雙方各自提出對己方有利的證供和論據，由法官作為一個第三者進行裁決。」[2]按照英美誹謗法的原則，真實性（justification，或作有理可據）、特許權（privilege）和公正評論（fair comment）三項全面抗辯理由被稱為在誹謗案中保護新聞傳播的「三大保障」[3]。

真實性：由於新聞發布的主動權在於傳媒機構，按照香港的法律，新聞真實應由被告（傳媒機構）証明，有「誰主張、誰舉証」的說法。

特許權：是指為了公眾利益或為保護個人合法權益，可以作誹謗性的陳述而不需承擔法律責任。按香港誹謗法，新聞媒介的有限特許權有三項原則，一是公正、准確，二是所報道事項應與公益有關，三是不具有惡意。[4]

公正評論：又稱「誠實評論」（honest comment），其前提是承認公眾對於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眾人物」，對於一切進入公共領域的事物，包括文化藝術作品、科學成果以及形形色色的消費品等，應有自由評論的權利。

新聞學講求平衡報導－－給予當事人回應的機會，以便公眾自己判斷是非，也可以作為法律和道德以外的一個附加觀念。[5]

李炘
2006年5月23日

[1] 律政司網站：http://www.info.gov.hk/justice/new/chi/depart/index.htm
[2] 香港法律網：http://www.hk-laws.net/hklaw/a01.htm
[3] Hoolsinger & Dilts:Media Law . McGraw-Hill，Inc ，New York，1994 ，P.108
[4] 梁偉賢、陳文敏主編：《傳播法新論》，商務印書館（香港）1995年版，第309頁，第332頁。
[5] 李茂政：《當代新聞學》，正中書局（台灣）第431頁

網絡資訊不宜盡信

2006-05-10T16:00:00.008+08:00

最近一個關於「聯合國將於二零零八年廢除繁體字」的新聞引起了不少轟動，幾天後甚至有網友自發組織「反對聯合國廢止繁體中文」的聯署[1]，瞬即就有十萬多網友簽了名，一時間鬧的沸沸揚揚，可笑的是，這個消息本身不是真的。

網上資料引發誤解

事源中國原國家語委常務副主任陳章太，在一個會議中引用了一個叫做「二零零五年世界主要語種、分布和應用力調查報告」的網絡資料[2]，陳章太指該份文件出自聯合國，並引用該報告的資料說︰「聯合國將不再同時發行簡繁兩種漢字文本，只保留簡體文本」，據後來聯合報的消息，陳教授自己表示此份報告並不在聯合國的官方網站上。但經過各大論壇和博客們的渲染，就成為了聯合國要「廢除」繁體字。

事實上，自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後，聯合國就已經開始全面使用簡體字了，根本沒有在聯合國停止使用繁體字這個問題，更何況聯合國怎麼會有權力廢除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常用文字﹖這些都屬於基本常識性的問題，只要簡單思索一下就可以辨別真偽，不過互聯網的威力如此之大，令不少人都將這個假議題變成了真議題。

網絡影響大於主流媒體

網絡已經成為不少年輕人獲取資訊的主要平台，根據內地學者謝新洲和王宇所做的調查，互聯網已經超越報紙和電視，成為年輕人最多接觸的平台，在一千三百多名受訪的大學生中，有四百八十多人最常使用互聯網獲得資訊。而互聯網的使用者當中，又有八成的人將論壇作為「僅有或者主要」的信息渠道[3]。也就是說，很多人現在只看論壇而不看報紙和電視。

雖然互聯網的興起對於人們獲得多元化資訊有正面幫助，但是網絡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無須任何審查就可以發佈資訊，撰稿人就是編輯和發行人。這樣一來，非專業人士自願或非自願的取代了專業的記者，雖然寫作者未必有意散佈不實消息，不過論壇上普遍存在轉載他人消息的習慣，以訛傳訛的情況下，失真是難以避免的。

媒體顛覆公眾安全的歷史

記得在「非典」疫情爆發期間，有一個「香港宣佈成為疫埠」的假消息就引起過公眾恐慌，一個少年冒充《明報》製作了假消息，指香港成為疫埠後，將停止所有活動，並指政府呼籲市民準備糧食和食水。通過互聯網，這個假消息也是一傳十，十傳百，一度引起本港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同樣，根據世衛組織所頒布的「國際衛生條例」，「疫埠」這個詞彙只有在霍亂、瘟疫（即黑死病）和黃熱病時才會使用，並不適用於「非典」。

歷史上有兩次因為濫用新聞自由而導致國家安全嚴重受損的事件，兩次都由美國《新聞報》（New York World）導致，一次是報紙製造輿論而導致1898年4月的「美西戰爭」，另一次是因為該報老總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報紙上的社論上呼籲暗殺總統，而導致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於1901年被暗殺。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報紙和公眾利益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衡，報紙多有編輯來做守門人，阻擋錯誤的信息。可是互聯網在沒有管治的情況下，任何人都可以發佈評論，個人自由和公眾利益如何平衡﹖

網絡輿論缺乏公德

自由主義新聞學有一個觀點叫「意見的自由市場」，這種觀點認為假消息不會長久存在，因為新的消息必然會蓋過假的消息[4]。可是，互聯網的存在大大顛覆了這個概念，因為其傳播速度之快，令真的消息根本反應不過來。同時，面對浩瀚如海的互聯網資訊，一般人也沒有時間去消化內容，更不要說分辨真偽了。

如果加上審查機制，互聯網的意義就蕩然無存，不能成為一個自由開放的平台。但是沒有限制，又對社會穩定造成不良影響。在繁簡字風波中，有一些網友為自己行為辯護，認為自己錯只是受人誤導而已，絲毫沒有反思自己，說明網絡的公民意識依然十分差劣。

目前能做的，只有教育公眾明白網絡信息並不全然可信，並呼籲報紙電視不要盡信網絡消息，防止虛假消息的進一步傳播。更加適當的做法，就是通過傳統媒體所屬的網站發佈真確資訊，令不實消息有渠道澄清。

李炘
※《珠海新聞》，評論版，新二期，2006年5月10日；整理後發表於書籍《興挑者言》，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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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署網站：http://www.gopetition.com/region/237/8314.html
2 陳章太（2006年4月7日），〈我國當代語言規劃史上的兩件大事〉，光明日報http://www.gmw.cn/content/2006-04/07/content_396323.htm
3 謝新洲、王宇（2003年08月19日），〈「沉默的螺旋」假說在互聯網環境下的實證研究〉，新華社（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3-08/19/content_1033425.htm
4 胡興榮（2004年11月30日），〈新聞哲學觀念論之自由主義傳播〉，中國新聞研究中心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7526

歪曲民調結果得不償失

2006-05-07T17:32:00.009+08:00

政圈中人利用民意調查（民調）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雖說「民調」的本意為獲知人民的意見；但同時，民調本身也是製造民意的工具。

在西方社會，利用民意調查來提高認受性（Legitimacy）的例子司空見慣。一旦政治人物的民調分數高，就會產生沉默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的效應，本來有抱怨的人，會因為沒有人抱怨而不敢抱怨。相反，當民調分數低時，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也可以成為必須下台的理由。

不過話說回來，利用民調也有可以接受與不可接受之分，近日《明報》社論批評政府不能「只公佈有利政府施政的民調結果」，則令人覺得矯枉過正。事實上，政府只公佈有利政府施政的民調結果，可以說是一種「必要之惡」。不止香港這麼做，全世界都在這樣做。華爾街日報編輯Cynthia Crossen在《真實的謊言》（Tainted Truth; The Manipulation of Fact in America）一書中，提出了很多類似的例子和方法－－在美國，只要調查不符合委託人利益就不公佈，直到有一個數字符合委託人利益時才公佈，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真正不妥的地方，乃在於特首曾蔭權引用結果的時候，撇除了調查中回答「部分接受部分不接受」、「無意見」和「不知道」的意見，簡單計算支持與反對的比例為63%比37%，這樣就和中大公布49.9%比28.9%有明顯出入了。

「隱惡揚善」無可避免，但歪曲報告則非常不妥。如果是一份民意調查不被政府引用，在現代社會，要傳播出去也並不是困難的事情。但如果政府歪曲了調查的數據，後果則是動搖政府的公信力。

新的信息很快可以掩蓋舊有的信息，主持民調的陳健民教授，在事後指特首斷章取義，就直接影響了特首的誠信，進而破壞特區政府的公信力，實在得不償失。

李炘
2006年5月7日

購物天堂居安思危

2006-04-10T03:57:00.005+08:00

根據二零零四年的香港《年報》，全年訪港的旅客有兩千一百八十一萬人次，而內地的遊客已經佔一千兩百二十四萬人次，超過五成六。雖然本港遊客數字每年上升，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結構問題。

一向以來香港都是一個「購物天堂」，以信譽、品質和多樣化的商品取勝，旅遊的焦點集中在購物，可以稱之為「購物旅遊」。但隨著內地的發展，香港有的東西內地大城市也差不多都有了，購物旅遊的模式還能玩多久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吸引力勢必衰微

根據入世時的協定，中國將由二零零六年起對更多的產品開放，無疑會進一步打擊本港的購物旅遊模式。

近來，已有不少內地網友開始抱怨香港物價比大陸貴、水貨多、不能夠提供全國聯保，更有人對香港媒體負面報道內地遊客的新聞非常反感，看過那些報導之後「免費遊香港我也不去了」。導遊為了抽取佣金而強制旅客購物，亦是長期為人垢病的問題。或者在部份高檔消費品價錢上，香港可能比內地稍微便宜一點，不過內地遊客也沒有必要特意到香港購物。

而且，對於內地的高消費社群來說，到香港購物已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因為他們可以直接去歐洲消費。

開發文化旅遊

如果購物旅遊的方式必然衰落，香港應該怎麼辦﹖

這幾年香港在旅遊方面給筆者的感覺，是不斷模仿別人而失去自己的定位。純粹依靠銷售別人品牌的消費模式在將來必然式微，沒有自己獨特的旅遊文化，旅遊業很難繼續發展。

知道自己的優勢何在，才能吸引更多的遊客訪港。香港過去有很多大排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中西交匯的文化（絲襪奶茶、西多士和鴛鴦都是大排檔特色），但是近來特區政府清除了舊有的大排檔，以西式露天咖啡廳取代，不但沒有香港的特色文化，更有東施效顰的味道。西方遊客不會稱讚香港的露天咖啡廳模仿得很像，內地遊客也不可能為了感受西方文化而來香港。

發展有創意的文化旅遊項目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一說到韓國，人們自然聯想到泡菜﹔一說到日本，自然聯想到神社。但香港呢﹖似乎沒有鮮明的個性。其實香港的郊野公園非常出名，西貢的高爾夫球場、南丫島的海鮮和各式消閑旅遊的資源很多，政府何不包裝推廣這些項目﹖

李炘
※《珠海新聞》，評論版，新一期，2006年4月10日

社論：認同自己才可獲別人認同

2006-01-01T02:13:00.006+08:00

香港現在已經進入一個知識型經濟為主導的時代了，技術密集型經濟取代了勞力密集型經濟，服務業取代了傳統的工業，知識在現代社會更顯得重要。這意味著，我們將要面對越來越複雜多變的環境，僅僅是依靠一門知識或者手藝，已經不足以處理各種複合的問題，「全才」、「通才」成為時代對大學生基本的要求。

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女士這次來我校演講，談的正是這個問題。她與同學們分享的那一句話就是關鍵所在︰「機會永遠是為有準備的人而設的」。有準備，就能應付各種挑戰；有實力，才能順勢而上。而提昇我們競爭能力的關鍵取決於今天在校的學習態度，以及投入社會的工作態度。

學校就是社會的縮影，是人生銜接社會的重要一環。在學校裡面，不但要學好知識，也應該學習如何與人相處，亦即做人應有的態度。雖然當今世界已經步入全球化時代，但畢竟我們身處的是華人社會，有固有的中國傳統美德，它是地球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將之傳承并發揚光大，正是大學生主要的社會責任之一。現在香港教育提倡批判文化，要求學生用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社會現象，能夠有批判精神固然可貴，但是如果只有批判精神，卻沒有理論基礎，到頭來也會被社會淘汰。因此，謙虛謹慎，尊重民族文化傳統並不斷裝備自己的人，才有望於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脫穎而出。

這次羅太來珠海學院，又重申了兩文三語的重要性。香港作為國際都市，英語是不可或缺的交際工具，但是目前香港的語文環境不樂觀，學生語文能力普遍欠佳，本校學生的兩文三語亦然。因此，羅太的「舊話重提」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提升語文能力，除了校方的責任外，最重要的是學生的自信心。羅太提出「名牌學生打造名牌大學」的觀點，對我們是一種鼓勵，也是一種鞭策。

今日我校的社會影響及地位，部份原因來自傑出校友對社會的貢獻。事實上，珠海學院經多年的經營，已經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校友，在社會上發揮不少影響力，校友的傑出貢獻已經為學校打下良好基礎。

因此無論珠海學院何時升格大學，珠海的競爭力都不會被削弱。同學們應該努力做好自己，期望將來貢獻社會。我們日後的努力將更加為母校加分。

相反，如果我們抱著一種自己都不認同自己的態度，怎麼能希望將來有好的前途呢？

※《珠海新聞》，社論，2006年1月1日

民主黨正在邊緣化

2006-01-01T02:10:00.005+08:00

十二月四號的遊行，香港人又以和平的遊行獲得了各界的讚賞。這次遊行的人數綜合港大學者與警方的統計數字，有六萬多人，不能算少。表面上是民主派一次成功的政治動員，但是如果解剖這只「麻雀」的話，就可以清楚地看見民主派內部各種力量的角力。作為民主派「龍頭大哥」的民主黨在這次遊行中並未獲得太多的政治利益，民主派的權力天平漸漸轉移到新生的力量之中。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究竟這次遊行對誰有利？對誰無利呢？

政府什麼都沒輸

曾特首上台後，特區政府已一洗過去弱勢政府的形象，民主派幾乎是不可能通過遊行去撼動特區政府。曾特首在遊行後及時表示，遊行市民的意見已經聽到，並不計較遊行人數，搶去了民主派不少的風頭，更獲得不少中間派的掌聲。因此遊行對於政府來說，無論實際上還是民意戰都沒有輸，算是小勝。

陳太借勢而上

在沒說輸家之前先說贏家，這次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A45）和陳方安生都搶佔先機，不少媒體用陳方安生「騎劫」遊行成果為標題，A45的宣佈組黨也吸引了媒體的注意。A45的一班大律師組黨，以執政黨為目標，選在遊行前夕宣佈組黨，是一個計算精準的政治公關。

陳方安生則以突然出現在遊行隊伍中的方式，再次贏得了部份市民的掌聲。和組織遊行的民陣、全力動員的民主黨、大力宣傳的《蘋果日報》，以及宣佈不惜提早退休的陳日君主教相比，陳太的表態實在是一筆穩賺不賠的生意。已經退休的陳太輸了沒有損失，最多徹底退出政壇，贏了卻有機會問鼎特首。選擇在民主派動員能力不足的時候借勢而上，這次的大贏家必屬陳太無疑。

民陣形象受損

這次遊行是人數統計差異最大的一次遊行，遊行統籌單位「民間人權陣線」自行宣佈遊行人數為二十五萬人，而警方的統計是六萬三千人，港大學者統計是六萬一千人，差距之大令人詫異。先不論誰對誰錯，被指報大數的只是民陣，火頭沒有燒到其他民主派身上。

左派媒體在遊行後就不斷炮轟民陣「報大數」，並且直接質疑民陣的誠信。這次左派引用的數據多數來自學界，具獨立性和科學性。雖然說遊行是民主派集體搞的，而被人懷疑誠信的責任卻無可避免地落在主辦機構頭上，「民陣」變成多做多錯。

民主黨失主導權

一般來說，反對派的道德立場比政府高，因為反對派沒有執政權，責難政府比較容易。不過，反對派整合意見的能力也相對比較弱。在多次遊行中，這個現象已經表露無疑。不難發現，由二零零三年的「七一」遊行開始，民主黨在民主派的影響力就已經開始一步步被邊緣化了，遊行造就了一大批的政治新星，像陳主教、長毛、鄭大班和最近宣佈組黨的A45。

越來越多的民主派出現，固然為民主派帶來不少新血，但是民主黨的黨員人數卻沒有因為歷次的「民主運動」而增加，一定程度反映了新一代民主派對於民主黨的失望和不信任。

越多民主派新星的出現，實際上就是越大程度地破壞民主黨的選民基礎，不認同民主黨的民主派選民現在就多了不少選擇，必然令民主黨不能繼續成為民主派的主導力量。筆者認為，民主黨是這次遊行的大輸家。因為民主黨宣稱要做一個「永遠反對派」，相對打算成為執政黨的A45來說，民主黨的吸引力已經大大失分。如果民主黨不放棄那種對抗性思維，繼續扮演一個「永遠反對派」的角色，越多的遊行，就越會導致民主黨的邊緣化。

李炘
※《珠海新聞》，評論版，2006年1月1日

民主派究竟有沒有誠意談普選﹖

2005-12-01T02:08:00.006+08:00

五號報告書公布之後，民主派的宣傳攻勢一浪接一浪，先是78歲阿伯看不見普選，後來又玩牛頭角順嫂打多少圈麻雀來比喻普選時間表，表面上是市民意見，實際上則是幕後操盤，鼓動民意。報紙廣告被懷疑是涂謹申之作，牛頭角順嫂的街板後面也發現都是民主派區議員的海報，旁敲側擊，但是就是沒能將問題說清楚。

寧願政制原地踏步

如果這次政改方案不通過，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恢復800人選舉團制度。理論上，這應該是民主派最不滿的制度，在2003年的七一遊行中，民主派就經常批評 800人選舉團是小圈子選舉。但是現在要求回到800人選舉團的，竟然又是民主派，早前部分民主派議員在許仕仁到訪區議會時聲稱，寧願要800人選舉團也不要五號報告書，真是「神又係佢鬼又係佢」，不得不叫人懷疑民主派的立場和動機。

民主的意義在於由公民選舉出執政者，保障政府的施政會按照民意而行；普選的意義則在於保障公民有選舉政治領袖的相同權力。因此，無論是全面直選還是間接選舉，只要保障公民有相同的選舉權力就已經增加了民主/普選成分，換言之也增加了特首的認受性。

民主派可推候選人

五號政改報告書的建議之所以說是向民主邁出一大步，乃在於由過去市民無法選擇特首，到可以通過間接的方式選擇特首，如果間接選舉成分增加，政府施政也必須按照民意執行。或者這種間接選舉還沒有達到民主派的要求，但是卻只是民主成分多少的問題，而不是有或者沒有的問題。如果特區政府真的那麼不得人心，市民大可以將票投給那427個直選議員，何必變相支持「小圈子選舉」？

現在全港區議會有529個議員，委任議員只有102人，委任區議員只佔全體區議員的19%。固然如湯家驊所說，委任議員已經足夠推舉一個候選人出來，但同時通過區議會內民主派的票數，民主派也將獲得參選特首的門票，增加在市民面前宣傳政策理念的途徑，此舉可以鍛煉民主派整合民意的能力，以便全面普選後對於具體政策的策劃能力不再受到質疑，不再僅僅是一個「永遠反對派」。

無名阿伯大玩煽情

玩政治，如果能夠情理兼備自然是最好，但是民主派現在一味玩「情」，而絲毫不顧「理」，確實是令人感到失望的。78歲阿伯和牛頭角順嫂無論多麼煽情，如果不能提出具體建議，都只會給人空叫口號之感。更加重要的是假裝市民，隱藏身份，涉及了很大的政治誠信問題，莫非這次民主派底氣不足，連自己的觀點都不敢公開宣示？

時間表和路線圖固然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動輒反對，又不提自己要甚麼，沒有辦法叫人信服他們有誠意談普選，五號報告書是一個很好的途徑鍛煉治港人才，如果連這個機會也匆匆放過，委實叫人可惜。

李炘
※《成報》，成報開咪，2005年12月01日

曾施政報告為行政主導開航

2005-10-26T02:03:00.006+08:00

曾特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薄的一份施政報告，但是薄並不代表沒有分量。筆者認為這篇施政報告，已經勾劃出將來特區某些施政方面的要點，可以說是回歸八年以來最務實、而且是實踐可能性最強的施政報告。

言出必行始固本

坊間對此份報告的評論不一，有論者認為這份施政報告內容四平八穩，並無新意，更有評論指該份報告欠缺長遠目光。但是值得留意的是，曾特首餘下的任期不足兩年，如果可以在任期內完成施政報告上的發展前景，可以說是特區政府一個相當好的先例，避免過去施政報告被評為「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狀況。

回顧過往各份施政報告，長遠的問題談的多，眼前的問題談的少，雖然作為一個政府，長遠的計劃是必需的，可是眼前的種種問題都不能處理，則難以說服市民跟著特區政府開創將來。在沒有實踐遠景前就失去市民信任的前車之鑑，新政府不可不防。

這些年來，施政報告因宏願常不能兌現，其權威性已經受到動搖，甚至有民主派論者將施政報告譏笑為「廉價科幻小說」，對於香港政治這麼重要的施政報告，實在沒有能力經受這種輕蔑的批評了，如果今次報告確實是如曾特首所說的「言出必行」的話，有助於杜絕各種非議，提升施政報告的權威性。

智庫治港新方向

這次施政報告中相當矚目的一點，是作為特首智囊的中央政策組功能將會強化，首先是中央政策組將會增加七人，吸納各界精英；其次是策略發展委員會會進一步擴大，成立三個專題小組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筆者認為此舉相當富有戰略意義。

前特首董建華在施政過程上阻力相當大，一向給人弱勢政府的感覺，很多政策雖然有良好意圖，但是卻不能順利施展。個人認為責任不能完全算在董先生頭上，因為再好的規劃，如果沒有機制推行，最後也會導致政策流產。因此香港需要一個強勢政府才能順利推行政策，也只有一個強勢政府才可以做到行政主導。

問題是，在立法權和司法權都不能削弱的情況下，如何才能保持行政主導？

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若然特首有方法直接了解民意，深入地「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直接領導一個智庫組織，在政策出台前真切地了解民意走向，可以減少政策出台後受到的阻力，相信屆時立法會議員也會根據民意作出判斷，行政主導也就順利實現。

當特區政府代表的是民意方向時，如果民主派再要做「永遠的反對派」，只會喪失民意基礎，被邊緣化成為一個異見團體。

李炘
※《成報》，成報開咪，2005年10月26日

社論：善用歷史資源　擴闊國際視野

2005-10-17T00:56:00.006+08:00

珠海學院在本月和台灣輔仁大學簽訂的合作意向書，雖然具體細節有待落實，但卻是一個值得鼓舞的事情。跨入21世紀，兩岸四地的交流日益頻繁，因此這次我校和輔仁大學的合作就顯得格外重要。

珠海學院的歷史優勢十分明顯，我校於1947年在廣州建立，1949年遷移香港，不單與台灣有長期友好的關係，而且近年與內地學術交流日漸頻繁。兩岸都廣結善緣，令我校的歷史資源明顯優於其他院校。我校不單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專院校，更是最早開辦新聞系的專上院校。

自遷港以來，珠海學院一貫秉承自主辦學、人文主導的教學原則，避免外來的過份干涉。因此私立學校在選擇教授、編製課程上都有很大的靈活性，教學風格比較靈活，而且更可堅持學校本身的教學理念及原則。例如通識教育及四年制的教學課程就是學院多年來所堅持的原則。雖然學院當年為教學原則而放棄了併入中文大學的機會及失去經濟上的援助，但堅持原則的正確性終在近年香港政府的教育改革中得到證明。儘管現在學校面對客觀環境所限，但隨著學院通過學術評審以及申請為非牟利辦學團體的成功，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足以重新成為兩岸三地學術交流的橋樑。

隨著全球化進程以及中國的經濟發展，培養大中華的視野對於現在的學生來說非常重要。我們的視野不能再局限於一城一地，而是要面向全球，當中猶以大中華視野為要。正如張忠柟校長所說，珠海學院不但和輔仁大學交流，同時也和上海的復旦大學，甚至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韓國壇國大學等地的高等院校有交流活動，這無疑提昇了學校的國際學術氣氛。不過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給與學生一個開闊視野、增強競爭力的機會。

加強知識交流的最好方法，就是通過兩岸三地的專上院校來進行學術交流。現在每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都會委派教授來珠海學院授課，無疑給予學生進一步了解內地媒體生態的機會，增加同學們對內地國情的了解。

孔子提倡「有教無類」的精神，珠海學院也對於所有有志於專上學習的學子敞開大門，但「易入嚴出」亦是珠海學院一貫以來的宗旨。面對新的機遇，同學們切勿妄自菲薄，應該珍惜交流學習機會，自我增值以期將來貢獻社會。

※《珠海新聞》，社論，2005年11月28日

假如我們的社會是一個online game？

2005-09-01T02:05:00.007+08:00

孔子說過，治大國如烹小鮮。那麼治理一個社會會否如同玩online game？

相信很多人都玩過online game（網上遊戲），大部分的online game都以打怪物練功為主，練功就是增加自己的等級，當人物的角色等級高的話，其它諸如攻擊力、防御力、生命值、法力值等等的數值都會提升，增加等級本身就是游戲的目的。

一般來說，online game主要的職業是分戰士和法師，戰士的生命力頑強，依靠近距離的肉搏戰；而法師有補血的魔法，智力高（魔法數值），但生命力低，不能給怪物靠近自己。雖然平時角色都是獨立練功，但如果想打一些高等級的怪物，一個人打不來，需要組織隊伍一起打。戰士在前面做肉盾，不讓怪物傷害法師；法師則負責補血，提供源源不絕的生命力（血）給戰士，兩者相輔相成。沒有法師，戰士的生命值不足以打敗怪物；沒有戰士的保護，法師也會給怪物「秒殺」（一秒鐘內被殺）。筆者自己的經驗就是，以五人戰隊為例──最好有兩個角色負責補血，另外三個角色負責打怪。

看到這裡，大家會想這種空想的小兒科，這和我們的社會有什麼關系？

兩者其實還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我們將第三產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視為法師，第二產業視為戰士，故事就會清楚的多。

第三產業分流通和服務兩部分，流通包括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商業等等；服務包括金融、保險、房地產、咨詢資訊服務和各類技術服務等業。[1]也是香港現在的發展方向。香港特區政府的報告顯示：「工商業支援服務已發展成為香港經濟的主體。貿易服務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從一九八零年的兩成左右，急升至去年接近四成，佔香港外來收入總額的七成以上。」[2]而報告著重的地方也是集中在積極促進金融、工商業支援服務、物流和旅遊等行業的發展和壯大上。這種論述是符合現在香港狀況的，因為根據2003年12月的政府統計數字，製造業僱用168 300 名工人，只佔私人機構總就業人數的7.6%。[3]

戰士好比是工廠，負責在前線打怪（也就是生產）；金融服務業就好比是補血法師，負責幫助企業的進行融資，提供源源不絕的生命力給戰士。如果一個地方的經濟是以服務性行業為主的話，效果就好像一隊人全部都是法師。

我的想法很簡單：怪總要有人打才會死，法師補來補去，如果沒有戰士打怪，無論法師補血能力多麼高強，最後還是被「秒殺」。

整個第三產業只能作為生產業的補充，其本身不是一種生產。好比說物流業，無論其體系多麼完善，也是一種不涉及生產過程的產業，這個產業只是用科學的方法，將貨物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以避免浪費，但如果沒有貨物，物流業再發達也沒有用。轉口貿易不在香港搞，可以到珠海、深圳搞，但是本地區的生產，卻是實實在在的控制在自己手上的。

並不是說希望香港回復制造業就是好，我想說的是單靠某一種產業是不健康的。著重發展制造業，忽視金融服務業的苦頭，瑞士就吃過，有文章就指出：「過去兩年半瑞士投資衰退的原因是，在投資繁榮期過度擴張生產能力，出口表現不佳，金融服務業規模削減，贏利減少。」 [4]和香港的情況可能正好相反。

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平衡各項產業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玩online game如此，一個社會也是如此。

李炘
※書籍《What if 108》，香港︰CUP出版，2005年9月

－－－－－－－－－－
1 中國大百科全書：產業
2 行政長官2005年施政報告：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05/chi/p7.htm
3 參考自香港特區政府2003年年報：http://www.info.gov.hk/yearbook/2003/
4 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瑞士經濟：http://ch.mofcom.gov.cn/article/200404/20040400213305_1.xml

行政主導和民主政治並非對立

2005-07-12T00:52:00.006+08:00

曾蔭權在其施政綱領中的一句「強政勵治」，令行政主導又成為了熱門話題。有論者認為行政主導由於不符合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學說，因此疑慮特區政府將不再符合民主原則，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

首先，三權分立不是民主的唯一形態。三權分立的學說由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提出，他認為只有在三權分立，互相監督的情況下，才能防止政府權力過大，避免獨裁者的產生。但是縱觀西方政治體制，發現可以真正做到三權分立的國家並不常見。

西方的民主政制主要分兩種，分別是美國式的總統制和英國式的議會制。客觀的說，兩者都不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系。

立法權在操作層面上的體現就是議會，議會主導國家以英國為最典型的例子，英國的政府是由議會內多數派系組織內閣。擁有立法、決定徵稅、批准預算、監督政府和決定王位繼承等項權力。這些權力主要由下院行使。上院的職權主要有擱置否決權。1688年「光榮革命」後，確立了「議會至上」和「議會主權」原則，國王權力（或者說政府權力）轉到議會，議會遂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因此，英國可以說是一個「權力合一」的國家，下議院多數黨派兼具行政權力，但也沒有人可以批評他是不民主的制度。

行政權的具體體現就是政府主導一個國家的國策，美國是較為重視三權分立的國家，但是在實際操作上，三權也未必見得十分獨立。雖然在憲法上，美國的國會是美國最高立法機關，有對外宣戰權、修改憲法權等，但由美國最近的兩次對外戰爭來看，議題都是由政府提出，參議院的工作僅僅是「諮詢和同意」而已。因此，如果我們對比香港政府在「高官問責制」和廢除市政局的過程上，實在找不到和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有重大不同的地方。

再者，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行政主導是在三權分立的形態下才得以實現，如果三權不分，行政主導也就無從談起。行政主導的實際內涵就是在政府決策的過程中，由政府主動提出議案，並爭取立法會通過而已。

香港的行政主導方式乃是行政長官任命各政策局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負責研究、推銷和制定政策。如果我們承認英國和美國都是民主國家的話，就可以說明，只要民主機制運行暢順，行政主導或者立法主導都不影響政府的民主性。

民主的原則在於保障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力，通過直接或者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政府。現在香港有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制度產生行政長官，絕對不是沒有民主，而是不夠民主，縱使現在的特區政府並非由普選產生，但是在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的條件下，香港還是可以有普遍民意的管治機構。

李炘
※《文匯報》，文匯論壇，2005年7月13日

長毛是馬克思主義者嗎？

2004-10-15T00:46:00.012+08:00

梁國雄

但是，這個綱領既沒談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也沒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綱領的政治要求除了陳舊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義的廢話，如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力，人民軍隊等等之外，沒有任何其它內容。這純粹是資產階級的人民黨，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聲。所有這些要求凡不屬於空想的，都已經實現了。不過實現了這些要求的國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國境內，而是在瑞士，美國等等。這類「未來的國家」就是現代的國家，雖然它是存在於德意志帝國的「範圍」以外。

馬克思（Karl Marx）：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5月）[1]

梁國雄，人稱「長毛」，是香港著名的「街頭斗士」，在「火紅年代」是毛派、後來參加「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成為了托派，而在當選議員後，在一些大學的演講中，則表明他「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新信念。

看「長毛」的網頁，他依舊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任何人也可以大論馬克思主義、公民抗命、市民社會這些超乎一般人認識以外的東西，不過一旦細細解讀，可以發現剩下的東西不多。

長毛議員：一個沖突的產物

每個人討論問題都有自己的立場，否則就是雞和鴨子對話，這種立場也可以稱為世界觀，也就是支撐他信念的核心價值（如民主派的核心價值是普選，民建聯的核心價值是穩定等）。僅僅批判別人，而不明確表達自己政治立場的人，我認為是最難展開討論的，因為難以估計他想要什麼。對於梁國雄為什麼搞街頭運動，街頭抗爭有什麼用（功能），梁國雄只是籠統的說是為了窮人的利益和要求我們推己及人等，委實令人覺得可惜。

梁國雄是在一個民怨沸騰的時候當選議員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經濟良好，相信香港市民對他的觀感也只會停留在「搞事份子」的層面上。時代造就了「長毛」，但「長毛」能否回應時代，真的尚待觀察。

梁國雄實踐的，是一種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理論，而「公民抗命是透過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故意觸犯一些不合理的法例，藉此引起公眾的注意，喚醒人性中的良知，最後達致社會法例制度的改變。公民抗命者雖然犯法，但他們的手段和目的都是道德的。」[2]其要點是不認同革命，不推翻建制，僅僅就法律中自己或者該團體認為不合理的部分進行改良。就這個觀點來看，「長毛」的實踐接近於社會改良，而不屬於馬克思主義，換個名詞就是「修正主義者」。

必須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雖然反建制，但並不是說反建制就是馬克思主義。道理很簡單，法西斯主義當年也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思潮，也是利用了工人階級的各種運動，但其結果卻是建立了極右的集權統治。因此，不但要觀察行為，還要知道動機。

理論和實踐：什麼理論？如何實踐？

文前引述了馬克思的原文，同樣，「長毛」的「革命實踐」中凡不屬於空想的，都已經實現了（如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力）。不過實現了這些要求的國家不是在中國國境內，而是在中歐（法國、德國）、在北歐（瑞士、瑞典），甚至在美國。

根據喬姆斯基教授（Noam Chomsy）的看法，凡是越空泛的口號，越容易獲得大眾的認同[3]，如果我們將之套用在「長毛」身上，同樣可行，例如「反對惡法」（預設前提），誰能夠反對這個口號呢？誰又能明白這口號「當中」和「背後」的意義呢？

我想，這也就是為什麼梁議員沒有在選舉中表達自己政治立場的原因[4]（在選舉時，沒有出現任何有關馬克思的宣傳字眼，模糊自己的政治面貌，以換取激進民主派支持者的選票）。不過，手段和目的是分不開的，是辨證的思維，歷史告訴我們，手段如果太下流，怎麼高尚的目的也無補於事。

通過隱瞞馬克思主義者身份的方式，有助於「長毛」進入建制，梁議員自己也承認沒有可能在建制內反對建制，但同時又沒有正面回應進入議會能夠做到什麼，只是含糊的說進入議會是提高自己站的地方，難道說在議會內反對和在議會外反對有具體的分別嗎？

長毛輕視選民的態度，是令筆者覺得相當不安的重要一環。梁國雄聲稱，他的選民都是有正義感的，不是怕事的小市民階層，這句話本身已經帶有兩重意思，其一是為自己樹碑立傳，成為基層的「天然代表」，另外一層意思在於否定投票給民建聯和自由黨的市民，並帶有強烈的污辱成份，這點頗令人反感。

雖然香港的立法會並沒有太多的行政權力，但依然是有威望的一種建制，而且這種建制也獲得市民的普遍認同，直選的立法會議員畢竟也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意代表，這種論述難免給人以不尊重別人自由選擇、「輸打贏要」的感覺。雖然我個人對民建聯和自由黨的很多政治主張都不感贊同，但我不會污辱投票給這兩個政黨的選民，只要是自由意志下的選擇，都應該尊重。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同樣是資產階級政黨，同樣是反對「最低工資、最高工時」議案，「長毛」只批判所謂的「保皇黨」，而沒有批判民主黨[5]，他真的在為民請命嗎？

梁國雄真是馬克思主義者嗎？

「長毛」說要「結束一黨專政」，那用什麼去代替呢？中歐的民主？北歐的民主？還是美國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的一個基礎，「階級」更加是社會學沖突學派的基本分析方法。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說到：「只有不僅承認階級鬥爭，而且還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可以不認同共產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或者通過「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6]的方式優先發展經濟，但不能又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又說要結束一黨專政，否則就純屬詭辯。

如果是真誠地為廣大的基層群眾服務的人，當然可以稱得上尊貴的。但這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領導者必須明白自己在說什麼，在幹什麼，不能夠含糊其辭。「群眾」不是遮羞布，不能以為說說維護基層群眾的利益等空話，就可以不受別人的質詢。既然梁國雄是以普羅大眾的名義當選議員的，我們就更加有權力監督他！

李炘
2004年10月15日

－－－－－－－－－－
[1] 馬克思：《哥達綱領的批判》單行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人民出版社，（1999）
[2] 中大崇基神學組副講師江大惠：「公民抗命」，《思》，（1/1998），4-6頁。
[3] 喬姆斯基：《媒體控制》，台灣麥田出版，（2003）
[4] 參見梁國雄競選網站：www.longhair.hk
[5] 民主黨和自由黨在最低工資議案投反對票，而民建聯棄權，參考自立法會投票紀錄：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counmtg/voting/v1705002.jpg
[6] 鄧小平：《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1992）

香港左派的困局

2002-12-05T01:41:00.009+08:00

和朋友閒談中無意談到了這個話題。有些朋友歸咎於左派的老人黨作風落伍、另一些朋友則認為是包裝形象不如民主派；而我的看法是，香港左派正面對一個嚴重的道德危機。

香港的左派，泛泛而言是民建聯和工聯會，前者現在已經發展成一個以愛國主義為號召的資產階級政黨，而後者雖然是一個為工人階級服務的工會，但也因為回歸以後減少活動而被職工盟和街工搶盡了風頭。

毫無疑問，溫和理性、穩定發展也是一種很好的核心價值，在中國當前的發展形勢下，可能也是唯一的發展途徑。但畢竟香港已經是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模式不能不加思索地套用在香港人身上。更為重要的是，不能完全放棄左派的批判性。批判從來都是左派的特色，無論學術上的衝突學派（Conflict Theory）也好，還是社會上的各種工會組織也好，左派扮演的角色就是一種對社會上不公平、不合理制度的批判者。

穩定前提局限左派工會發展

香港的工會發展有其特殊性，在反英抗暴期間，工聯會是一個批評建制最激烈的工會。這種批評性直接導致了殖民地當局改變統治手法，在香港引入了更多的勞工保障；而現在的工會會員和工會幹部也多是那個時期培養出來的。但左派工會在回歸祖國之後，這些懷有理論基礎和強烈民族情感的工會會員，不但實際上沒有分得利益，更因為要維護「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和社會穩定的大前提，被逼接受回歸前大為不滿的殖民地政治體系和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

關乎到整條「愛國統一戰線」的政治穩定性，工會由「批判者」變成「維護者」，引致了強烈的角色混亂。叫一些無論在理論上還是行動上都是反建制的人，忽然變成建制的維護者，不出現「理不直氣不壯」的現象才是咄咄怪事。

所以儘管現在的香港左派還扮演一個服務社會、服務大眾的角色，不過在愛國主義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倒過來限制了左派工會爭取勞工權益的空間。況且從一個政治現實的角度來說，沒有嚴謹的、清晰的政治綱領就沒有辦法吸引群眾。

內部矛盾可能激化

據我個人交流的經驗得知，部分工聯會會員其實已經和工會領導層貌合神離。很難想象這些工會會員還可以忍耐多久，最壞的結果就是工會因為老化而慢慢凋謝，這樣對香港的工人保障是非常不利的，更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2002年8月14日，特首董建華先生在工聯會訪問時，曾遭遇工聯會基層會員的質詢，這就是最好的注腳[1]。

比較工聯會影響力最大的60、70年代，現在的工聯會不但不進行街頭運動（只有數十人的遊行，與當年聲勢浩大的工會運動相去甚遠），而且很多時候為了愛國主義這個大前提，犧牲工人利益也是一種難免的事。相信大家都同意，如果PCCW（電訊盈科）日前一次過裁員529人的事情 [2]在70年代發生，工聯會必然是第一個走上街頭抗議的團體。但現在，由於為了顧及社會穩定與和諧，工聯會主動讓出陣地，職工盟順利地接管了以前工聯會的工作，工人階級不滿左派工會態度軟化也是合理的情緒。

左派的出路在什麼地方

左派工會是香港最有組織和動員力量的團隊，要復興工人運動，有效保障公民社會的空間，還是必須要依靠左派工會的力量。

只有完備的理論才能夠應對各種不同的問題，這樣形象樹立也就容易的多。要重新塑造香港左派的形象，近期來說就是要在社會議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該說什麼就說什麼，做好工會的本職。長遠來說，就是要在整個社會上取回左派的道德制高點，堅定立場、清晰目標。

與其讓右翼掌握社會資源，到不如左派自己來做。相當明顯，因為工會的社會動員能力要比純粹的政治議題來的現實的多。一旦右翼掌握了本來屬於左翼的話語權，動輒借社會議題挑戰政府，對日後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將更加不利。

李炘（Knightship#0443）
※寫於2002年12月5日，未有發表。後刊於Roundtable《E-Journal》，No.046B，200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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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文豪（2002年8月15日），〈工人紛向董建華直陳困境〉，《大公報》[Online]. Available: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002-8-15/GW-42948.htm
[2]鄭雷（2002年11月21日），〈電盈再裁員529人，3000人轉職減薪〉，《大公報》[Online]. Available: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002-11-21/GW-76255.htm

自我介紹

2000-01-01T11:59:00.028+08:00

所謂的「自我介紹」，不過是在網絡上建構一個「自己」。傳播學者說「在進行言說與書寫之前，並不存在一個秩序井然、意義清晰的現實世界」。

自己都不知道，又怎麼告訴你？

如果一堆符號能滿足要求，我不介意告訴大家：我是第四代香港人，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碩士，任職傳媒，編輯。自稱思想左傾，有時會寫點東西發發牢騷，其實真正的嗜好是睡覺。

開博客，只為收集現階段的一些想法，不承諾這些觀點何時改變。要彈要讚，無任歡迎。博客的簽名已經說了：「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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